寒素詩人陶淵明

錢志熙　1960年1月26日出生於浙江樂清。1982年畢業於杭州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199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古代文體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學及相關文化領域的研究，以詩歌史為主攻方向。出版《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漢魏樂府的音樂與詩》、《活法為詩》、《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等。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曾兩度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獲寶鋼優秀教師特等獎、跨世紀人才培養計劃等學術獎勵與科研資助。按一般的情況來說，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階層，雖然官位有大小、資財有多寡，但他們在個人身份上是平等的，都被看成是「士」。但是，東晉南朝是一個門閥社會，又稱士族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士及士大夫這樣的身份，是與家族聯在一起的。只有士族出身的讀書人，才被視為純正的「士」，又稱「士大夫」、「士君子」、「衣冠」等等，而非士族出身的人，縱使知書達禮，學術與文學上取得成就，仍然很難進入士大夫的交際場，甚至難以取得「士」的身份，難以擺脫「庶人」的身份，而是被稱為「後門」，其中稍具門第的，有時被稱為「寒士」。所以，我們通常所說的「士人」，在當時的社會中，是分別由士族社會與庶人社會兩部分出身的人構成的。前者當然是主流社會，後者則不被視為士大夫階層中的人物。中國古代的文人，就是隸屬於這個士大夫階層的。所以當時的文學家，也是分別從這兩種社會階層中出來的。當然，在士族社會與庶人社會中，各自仍有等級之差別。士族社會的重要的差別，是高門士族與次門士族的差別。庶人社會中當然也有在地方上有勢力的豪家和普通老百姓這樣的差別。（以上觀點參考了史學家的諸多研究成果，尤其是陳寅恪、唐長孺、田餘慶、宮崎市定、川勝義雄、越智重明等氏的研究）那麼，陶淵明究竟是屬於哪個階層的士人呢？這個問題，縈繞我腦子很長久了。但它顯然不是僅從陶淵明這裡就能得到解釋的。要在研究東晉門閥社會的整體之後，才有可能解決這個問題。我的基本看法是，陶氏家族雖然在東晉時代曾為軍功貴族，但陶侃出身於南方未入士大夫之流的邊鄙豪族，雖然被南方士族社會的一些名士所接納，但進入中朝士族社會之後，仍被視為庶人、「小人」一族。陶侃雖因軍功獲得了世襲貴族的地位，但他本人及其子、孫，是被視為武夫之輩，不入士大夫之流的。在東晉南朝，出身門第低微的武人，是不屬於士大夫階層的。因此，我認為陶氏家族的個別成員，如侃子陶范、孫陶丹（隱士）、曾孫陶淵明（文士兼隱士），其個人身份可能具有士人的身份，淵明甚至近於名士之流。但整個家族的成份，仍然不能算是士族。按照這種情況，再根據淵明父祖的仕歷，我們認為淵明最多只能算是寒素士人，而且與庶人階層很接近。從淵明的自敘中，可以看出其對自己的寒素之士的身份是十分明確的：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蕭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與子儼等疏》）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不管其家族原本的政治地位如何，到淵明自己的身上，完全是以寒庶士人自居了，其之所以從事在一般的士族看來是小人之事的躬耕生活，也與他的這一身份認定分不開的。我們再看他的《雜詩十二首》其八：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其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孟子·萬章》：「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淵明用「代耕」來說明他為官的實質，正說明其是以「下士」、甚至「庶人」自居的。所以他以庶民的耕織為本份，正是庶人生涯。《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云：「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直接「隴畝民」自居，又《有會而作》詩序中自稱：「頗為老農，而值年災」，都是自認為是跡近庶民之流。顏延之《陶徵士誄》讚頌淵明平生行跡，有這樣一段話：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唯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顏氏「爵同下士，祿等上農」，與陶詩「代耕」之語一樣，都出自上引《孟子·萬章》。顏氏這裡雖然是以讚美的口吻說淵明保持了逸隱之志，「蔑彼名級」（《陶徵士誄》），但也客觀地記錄了淵明在當時處於「下士」與「上農」之間的社會身份。所謂「下士」，在晉宋社會，就算是「士人之末」了。《宋書·恩倖傳》稱擔任過中書通事舍人的巢尚之時說：「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可見淵明在當時雖然以隱逸得高尚之名，但實際所處的社會階層卻是士庶之間地位。當然，淵明是一位習儒修道的士人，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庶民。淵明對自身的基本體認，是一種貧士的身份，即《感士不遇賦》、《詠貧士》等作品中展現這種士流。「我實幽居士」，「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鴻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嘆息」，可見他的基本身份還是屬於衣冠士人。但在淵明看來，「士」的職志在於習詩書禮義，行道以濟世拯人。當他以這種標準來看待士的內涵時，又覺得自己實際上不夠「士」的資格。其《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自云：「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既然不能行道，甚至連「憂道」都做不到，就只能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其所憂也就不在道，而在貧。這樣的行為，當然算不上是真正的士流了。這也是他說「聊為隴畝民」的真意所在。在傳統的觀念中，「士」是不需要從事田耕等體力方面的勞動的。《勸農》云：「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弗履。若能超然，投跡高軌。敢不斂衽，敬贊德美」。這一番話，是為因習儒行道而不能躬耕的士人說的，認為只有他們可以不自食其力。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淵明自己甘心從事的農耕勞動，是在意識上自覺地從世俗理念中的那種不自食其力的「士」的身份中退下來，甘願承認自己的庶民地位。庶民中農夫是以耕種為業，並且有賦稅力役的義務，鮑照的《擬古》其六：「束薪幽篁里，刈黍寒谷陰。朔風傷我肌，號鳥為思心。歲暮井賦訖，程課相追尋。田租輸函谷，獸藁輸上林。河渭冰未開，關隴雪正深。笞擊官有罰，呵辱吏見尋。不謂乘軒意，伏櫪還至今。」這首詩寫的就是一位漢朝的庶民階級的寒士耕樵及納賦、力役的情形，其實說的就是鮑照自己的庶民之士的艱苦、缺乏尊重的寒庶生涯。可見當時出身庶民的讀書人，有一部分是直接從事農耕生活的。淵明沒有提到他自己力役納稅的情形，他的社會身份大概比鮑照要高一些，也許他還是具有士族免賦役的特權。但《桃花源詩》中說道：「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說明他至少對庶民沉重賦稅力役的負擔的情形是熟悉的。在日常的詩文中，淵明也是每每自述「貧賤」，如「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如果說「貧」指是指經濟方面，「賤」即涉及身份的性質，淵明所說的賤正是指無當世的高名顯爵，差不多淪於庶民之流的社會處境。在門閥社會的評價標準里，寒素之士與庶民被視為「小人」，含有人格歧視的意味。《世說新語·方正》：「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餚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這裡所說的「小人」，是指不具士大夫身份的人，不是指其實際的道德修養與財富地位。淵明自認為「隴畝民」，已經超越這種以身份論貴賤的門閥社會的標準的。左思《詠史》其六借詠荊軻、高漸離表達其蔑視豪右、以人格自重的情懷：「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淵明雖然沒有這樣激憤之語，但其「蔑彼名級」的觀念里，正包含這種輕視豪右，以寒庶自重的思想。為此，他尋找古代高尚道德的貧士、隱士的傳統，確立一種「固窮守節」的貧士的行為準則，並且為被一般的士流輕視的農耕勞動找到了高尚的、甚至是合道的依據：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哲人伊何，時惟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植。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這無疑是庶民階級的高尚道德宣言，其實是針對當時的士族社會蔑視庶民，貶為小人的階級歧視。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淵明在思想意識上與門閥士族有著根本的差異，其對躬耕行為和田園生活的審美行為的達到，正是植立於這種覺醒了的庶民階級的道德觀。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