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中國現代公民精神得力於儒家價值的接引|治學經歷|余英時

06-19

六、儒家與現代化

我研究中國史採用比較史學的觀點，注重中、西之間的異同，特別在文化價值方面。我的首要目的當然是為了客觀地求得歷史的真相，但同時我也希望藉此認識一下，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過程及其得失。西方文化的長期侵蝕早已把傳統的中國改變得面目全非，僅就語言的層次說，我們今天所用的名詞、文法、語氣等等已經徹頭徹尾地「西化」了，如果戴震、錢大昕等人忽然復活了，他們恐怕一句也讀不懂，他們最精深的訓詁、名物、字義等，在此也毫無用處。所以從實際情況看，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被迫或自願，中國早已接受了數不清的西方文化成分。這大致相當於胡適所謂「長期暴露與逐漸滲透的文化反應」，也就是說，中國接受現代西方文化最初並沒有一個整體計劃，而是西方種種觀念和事物慢慢傳播滲透的自然結果。正如胡適所指出的：「從穿皮鞋到文學革命，從口紅到推翻帝制，一切都是自動的。」皮鞋和口紅傳來也許一時看不見有多大威力，但「推翻帝制」和「文學革命」卻非同小可，其影響之大，更不必說。

事實儘管如此，中國人一直到今天還在爭論中國為了現代化是否必須吸取西方文化的問題。這是相當荒謬的問題。談這個問題的人，各種立場都有：全盤西化派、中國文化的基本教義派、中西調和派……我們不妨略舉一二例。最著名的一個早期構想便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八個字是因張之洞的提倡而流傳全國的，但最早揭示這一想法的則是馮桂芬（1809-1874）。馮擅長數學，很早便認識到數學是西方科學的基本，所以主張充分採用「西學」。他的「西學」主要是指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技術而言。但是他認為就整體政治社會秩序而言，中國仍然應該維持本有的一套名教綱常。這就是張之洞的八個字的意思，不過沒有用「體」、「用」二字而已。「體」、「用」說是非常不精確的提法，清末嚴復首先對「中體西用」論進行了嚴厲的駁斥，雖未能立刻奏效，但已在嚴肅的讀者心中留下了懷疑的種子。

另一個更著名的例子是所謂「全盤西化」。這一口號是人類學家陳序經在1930年代正式提出的，當時便得到胡適的支持，而風行一時。但「全盤西化」的語病太大，與陳、胡的本意相差很遠：第一，「全盤」如作數量解，是不可能的事；第二，「西化」不過是指英、美一系的現代文化，重點在「現代」而不在「西方」。因此胡適很快便改口，用「充分現代化」代替「全盤西化」。但「全盤西化」雖然喧騰人口，卻沒有發生一絲一毫的實際作用，這個口號一出場便遭到同時學人的駁斥，如吳景超、潘光旦、張佛泉、梁實秋等，而且都是美國留學生，他們贊成「充分現代化」，但不能接受「全盤西化」的提法。所以這四個字後來變成了一個嘲笑人的話頭，1950年代初陳寅恪和陳序經在嶺南大學共事，同游時前者便用這四個字開後者的玩笑。

但是另一種思潮，起始「五四」之後，雖不用「全盤西化」之名，卻形成了一股最強大的力量。這股思潮建立在一個假定上面，即世界所有社會，不管是哪個「民族」或「國家」，都必然循著同一道路進行。西方先走了一步或兩步，其他非西方社會，包括中國，都遠遠落在後面了。根據這一思潮的歷史判斷，西方世界已跳上了一個新階段，即從資本主義上升到社會主義而以蘇聯為最先進的代表。反之，中國則仍然沒有完全脫離「封建」時代。所以歷史必然性要求中國破除一切「封建」殘餘，以為引進新社會開闢道路；「破舊」和「立新」成為一體的兩面。換句話說，中國必須全面擁抱這一源於西方的最新體制。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全盤西化」運動，不過這個「西」已從北美與西歐轉移到東歐了。近來西方學者稱之為「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

這一思潮今天雖已在消退中，但它所造成的長期文化破壞卻不是容易恢復的。這正是為什麼現在有不少人再提出中西文化的問題，特別是：中國對西方文化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又應該怎樣看待？由於儒家一直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主流，而近五六十年來又成為激進思潮的主要攻擊對象，那麼儒家今後在中國文化體系中應占什麼樣的地位呢？這也是很多人極其關心的一大問題。對於這些大問題，我不可能在此展開討論，更不能輕易提出我個人的解答。我只能以一個歷史研究者的身份，從旁作一點歷史的觀察。

出於民族主義的情緒，現在很有些人嚮往著回到西方入侵以前的「純」中國文化中去。這在事實上已毫無任何可能性。一兩百年來，如前面所指出，中國早已成一中西「混雜」之局，即使上帝也沒有去「雜」還「純」的能力了。這一民族主義的嚮往尤其集中在「儒家」身上，讓我以儒家為具體對象，表示一下我的看法。

陳寅恪曾指出，兩千年來儒家學說具體實現在法典方面，所以通過制度、法律而全面影響到中國人的公私生活各方面。這便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體制化的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但自1912年帝制廢除以後，整個政治、法律、社會、教育……的基本結構都不得不隨之而變，儒家學說已無法在民國體制中找到容身的空間了。儒家作為一個全面安排人間生活秩序的理論系統，今天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復原了。但是必須鄭重指出，我並不因此得出結論，說儒家已經「落後」、「過時」甚至是中國現代化的障礙。我的意思只是想呈現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即儒教的整體確是被現代的大變動打散了。然而這只是事實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即打散之後，儒家所包含的個別價值觀念卻依然健在，存活在很多現代中國人的顯意識或潛意識之中。不用說，這些價值觀念是數不盡的，其中有的已不適用於現代中國，但仍然十分有用的更不在少數。總之，它們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一大精神資源，關鍵在我們能不能做出創造性的運用。我不敢妄測儒家的現代命運，不過從歷史上觀察，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新趨向大致是退出公領域而轉移到私領域。若借用《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劃分法，修、齊是私領域，治、平則是公領域。儒家必須退出公領域的理由是很清楚的，1912年共和體製取代了帝王體制之後，「政」和「教」便正式分離了。儒家只是中國好幾個「教」之一，自不能獨佔公領域，建立一個「儒教國家」或「儒教憲法」，因為其他教的信徒是絕對不會接受的。所以民國成立後有人曾提出以孔學為「國教」的建議，但立即遭到當時知識界領袖的反對而不得不作罷論。另一方面，儒家的價值觀念對於個人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言，還是影響巨大的。所以在修、齊的層次，儒家還擁有廣大的空間可以開拓。

把治、平的公領域和修、齊的私領域分開，不自今日始，譚嗣同在清末便指出：古人認為齊家可以直接導向治國、平天下，是因為當時在封建與宗法體制下，王、侯、卿、大夫的世襲之「家」掌握了「國」的大權，但這種世襲貴族之「家」在秦統一之後已不存在；一般所謂「家」不過指「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而言，如何能從「齊家」直通「治國」？因此它的結論是：「國與家渺不相涉。家雖至齊，而國仍不治；家雖不齊，而國未嘗不可治……」後來顧頡剛的研究也完全證實了譚的說法。我相信儒家價值觀念的實際運作在帝制廢除以後從公領域移至私領域，其主要根據便在這裡。然而這並不是說，儒家在現代已與公領域之間完全沒有關係了，儒家在傳統時期的重大教育功能之一便是向初學者灌輸一種擔當政治社會責任的精神。這一擔當精神便是「五四」以來學生運動背後的真正動力所在。由此可見儒家價值仍可以通過個人的教養而影響到公領域，而且學生運動的例子也讓我們看到：現代公民精神在中國的出現是得力於儒家價值的接引的。儒家還有很多價值觀念可以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類似的接引作用，我以前已講過一些，這裡就不提了。

最後我要說一兩句關於接受某些西方現代價值的問題。前面已提到，「五四」時期正式揭出的「科學」和「民主」兩大綱領確是中國現代化所不可或缺的，而這兩大綱領首先出現在西方啟蒙時代前後。因此百餘年來我們往往將「現代化」和「西化」混為一談。其實這裡面涉及相當複雜的因素，不是一兩句簡單的話所能應付過去的。胡適一直強調中國也有「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不過沒有用在自然世界的研究，而是用在人文和經典文本的考證方面。但這一背景則使中國人接觸到西方現代科學時，大有一見如故之感。李約瑟約集多位專家，且多是華裔學者，編寫了十幾冊的《中國科技史》，其中一個主要論點是說中國自古以來便有「科學」，不過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而已。至於「民主」，孫中山在討論他的「民權主義」時，也接受了晚清學人如王韜、康有為、章炳麟等的影響，認為古代「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和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觀念已顯出「民權」，即「民主」思想早已出現於中國，不過「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罷了。此外胡適1941年在美國演講，也特別選了《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這一題目，很引起聽眾的興趣。

這樣看來，「科學」和「民主」對於中國人也不是完全陌生的，只是中國沒有正式發展出這兩個明確的概念而已。清末《國粹學報》曾提出一個有意思的說法：源出西方而為當前中國所迫切需要的學術，也應該包括在「國粹」之內。雖然如此，我卻認為「五四」運動所揭櫫的現代科學和現代民主畢竟是在西方成長起來的，我們應該把兩者當作西方文化的最新成就而虛心學習。「科學」的精義在於求真知識。「民主」的精義則在於以漸進的方式滿足大多數公民爭取最大福利的要求。更重要的，民主體制是開放而不是封閉的，一切必要的改變與革新都在和平過程中完成，可以避免傳統改朝換代所必然帶來的暴力。只有民主社會才是長期穩定的真實保證。科學和民主的普遍價值在今天已沒有懷疑的餘地。在這一意義上，科學和民主的實現是名符其實的現代化，而不是所謂「西化」。

封面余英時像：李媛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