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成功的比賽中，中國是如何擊敗印度的？// RoneTempest

RoneTempest：通往成功的比賽中，中國是如何擊敗印度的？(2015-12-01 10:59:38) 本帖最後由 武猛 於 2015-11-30 07:10 編輯看到中國現在全方位進步，與美爭霸勢頭日盛，真是感到無比自豪。 有時候想，中國到底因為什麼發展這麼好？因為改革開放？如果是個中小學生，當然這麼理所當然地認為。可是用成年人的思緒深究，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反其道，想，誰能回答一下，比中國開放的國家多了去了，比中國開放更早的國家也多了去了，這世界全方位開放（政治、經濟、文化全面跟西方接軌）、開放五十年一兩百年的國家非常多。比如，我們中國是78年改開，但印度從建國以來，從來就沒閉關鎖國過，人家英國、蘇聯、美國也從沒對它武器禁運過，它也比中國先加入WTO，為何它的開放給不了它取得中國一樣的成就？剛剛看到一篇文章，我想很有意義，在這也轉載一下。這是97年的文章。雖然18年了，但它講透了印度經濟永遠無法起飛的根本原因。印度47年獨立時比中國略強，兩個國家處於基本相同的起點，90年開始學中國進行經濟改革，25年後今天的結果證明了這篇文章的前瞻性。-----------洛杉磯時報: 通往成功的比賽中，中國是如何擊敗印度的（RoneTempest是《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記者。在派駐中國之前，他是該報駐印度記者，在印度呆了三年。今年8月，RoneTempest在《洛杉磯時報》上發表長文，How China Beat India in Race for Success，對比中國和印度的發展道路，並從西方的觀點就中、印兩國經過五十年「競爭」後出現的不同結果進行了仔細分析。文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觀點，特別是一些印度學者對中國發展情況的看法更引人注目。）五十年前的這個星期，印度次大陸掙脫了英國的殖民枷鎖，組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印度選擇了民主的道路。印度領導人尼赫魯在1947年8月14日獨立日前夕說：「多年以前我們的命運就註定了，現在是我們實現我們的承諾的時候了。我們今天的慶祝只是迎向等待我們的偉大勝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機會之門為我們打開了。」在此同時，毛澤東的人走到了長征的最後一程，同蔣介石國民黨人的內戰勝利在望。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印度還窮，經過多年的戰爭和佔領以後，正為生存而掙扎，他們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1949年9月30日，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說：「中國歷史的新時期開始了。四億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從此站起來了，我們國家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在那使人沉醉的日子裡，亞洲兩個受傷的大國的領導人都承諾要把他們的國家從深淵中解救出來。尼赫魯說，印度獨立的目標是結束「貧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除了1962年短暫的中、印邊境衝突外，兩個一無所有的國家的制度之間的競爭並沒有完全浮現出來。但是，當印度領導人今天在準備慶祝印度頭一個五十年的時候，卻不得不承認除了在人權和公民自由的領域外，幾乎在每一個層面，中國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窮的公民--的生計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今年稍早時印度當時的總理高達對一群商人說：「我感到無地自容」。「我們講解放講了那麼多。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共產國家卻能夠做得那麼多，而我們卻不能。這表示有些事情不對勁。」同樣的，印度的外交部長和前駐中國大使海達爾也在最近接受採訪時評論說：「毫無疑問，從直接的對比當中，中國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標都比印度更好。」這兩名資深的領導人願意那沒坦誠地批評自己的國家，這就很能夠說明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差別，當然在政治開放和表達自由方面也是如此。印度人可以公開說他們所想的，幾乎什麼都可以。而中國的言論自由很少，特別是在政治事務方面。人民大會開會很枯燥，沒有什麼公共辯論或爭議。雖然中國領導人也會不遲疑地提到中國很窮，但都是拐彎抹角地提到，不把責任扯進去。可是在印度領導人的快語背後卻是對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之間日益擴大的發展差距的巨大關注。學者、外交官和經濟學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論解釋中國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準方面對印度巨大而又日益增加的優勢。最常見的理論是印度太過於多元化，有15種語言、五種主要宗教和數不清的等級，缺少實現有效的全國教育和滅貧計劃的統一性和共同感。為了趕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印度最近開展了類似於中國的市場改革，最重要的是降低限制性關稅和獎勵外國投資。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們越來越發現中國的快速進展並不只是經濟步驟而已。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為止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的原因是部分得力於較早時更粗暴的改革，特別是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專政統治時期在槍尖下強迫實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們只主要記得毛澤東時代1960-1961年大躍進失敗之後的饑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統治和迫害。但是，特別是在共產統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國卻得利於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於恢復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毛澤東時期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13.5%，從1950年至1977年增加了近40倍,僅這個數據就比印度當時6%的增長率要高的多。雖然從今天來看問題要複雜得多，但是對宗教、迷信、秘密會社、幫會和宗派的鎮壓也幫助中國打破了貧困的惡性循環。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沈(AmartyaSen)是在印度西孟加爾生長的人，他辯稱「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訂方向的結果。」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印度同中國的生活水準是相差不多的。就基礎設施--鐵路運輸和道路--和公務員制度來說，印度實際上比中國開始得更早。獨立以後兩國的進展都躊躇不前。即使是遲至1960年，兩國在減少文盲、營養不良和嬰兒死亡率方面記錄都不是很好。中國正面臨著世界最後一次大饑荒。印度1960年的人均壽命只有44歲，中國是47歲。獨立後的頭幾年，兩國都依賴外國的援助和專技知識。中國依賴的是蘇聯，印度依賴的是大英國協和西方捐助國。但是中國在1962年就突然切斷了同蘇聯的關係，而印度仍然是西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國。到1970年代末期，即使是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實施之前，中國也已經幾乎在衡量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每一個尺度上開始超越印度。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的各國人力發展指標顯示，根據識字率、平均壽命和平均收入計算，中國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亞洲國家中唯一低於印度的是寮國(寮國)和孟加拉國。美國前駐印度大使莫尼漢把印度的民主稱為「功能性無政府狀態」。雖然等級制度和普遍對婦女的歧視大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躍的民主事例卻很突出。該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官員去年報告說，在印度最窮的奧利薩邦的卡拉漢蒂至少有12人餓死。但是卡拉漢蒂有人餓死的同時，當地的政治官員卻說當地選舉的投票人數卻是破記錄的。德里大學的學者也是奧利薩本地人的莫漢提說：「有人餓死，但同時也有人真正在競選。餓肚子的人也去投票。」對莫漢提來說，這是印度的矛盾之處。貧窮與不平等同上升中的權利參與感同時存在。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共產專制國家。但是中國卻是充滿了進步和成就的國家。隨著新的千年的到來，中國即將跨入征服古老的貧窮和愚昧的門檻。住在江蘇富庶地區一個大磚房中的76歲退休養蠶工人丁海清說：「印度和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進入現代以來，開頭是差不多相等的。印度是個殖民國家，中國是個半殖民國家；印度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中國選擇了共產主義道路。」丁海清得意得看著他的院子和玫瑰花說：「我可以告訴你，中國的路選對了，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比較先進的國家。」不管怎樣，中國儘管個人自由受到限制，但卻更能夠接受改變和引進的概念。印度即使它的民主讓人印象深刻，卻幾乎落後於中國20年才開始放棄基於失敗的蘇聯模式的經濟體制。在新德里與麥肯錫顧問公司合作的一名顧問基托.波爾說：「中國是"封閉的系統、開放的心靈』，印度則往往被稱為"開放的系統、封閉的心靈』」。哈佛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沈是越來越多研究中國-印度的學者之一，他說：「中國是唯一人口與印度相當的國家，而兩國剛開始現代化的時候，窮困的程度都差不多。「 1940年的時候，兩國的情況是如此的類似，一直到1970年代兩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都極為相近。因此很自然的人們要問，從那以後，兩國的進展情況到底怎樣了。」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是更好地實現了尼赫魯所說的消滅「貧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的挑戰。例如，從1960以來，中國使公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20歲以上，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為69歲，中國婦女為71歲。印度的平均壽命雖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歲。在識字率方面，差別更大。儘管中國有十年文革的動亂，很多學校都關了，但實現了人口81%的成人識字率，而印度為52%。同時中國的青少年已接近從前認為不可能實現的普及識字率。中國只有3%的青少年男孩和8%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識字的。印度則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和幾乎一半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識字的。幾乎在所有的經濟類別上中國都一面倒地超越印度。從1990-1994年，中國的年均國內總產值增長率為12.9%，印度為3.8%。1994年的印度人均收入為320美元，只佔中國的530美元的60%。印度也喪失了它從英國統治以來在鐵公路方面佔有的優勢。中國剛剛完成了兩條鐵路，一條為北京-香港線，一條為上海-新疆線，現在的鐵路里程數與印度相當。中國的城市，即使是在最窮的省份，也都在到處蓋房子。印度的高級外交官海達爾回憶說，當他還是駐北京大使的時候，中國宣布要在十個月內修好一條環城公路和十來個立交橋。他說：「之後我看到就像他們所說的。想想當我回到德里時，連我離開時所蓋的那個立交橋都還沒蓋好，那份難過就不用說了。」許多專家說，中國成功的關鍵是掌權以後不久進行的土地改革，雖然這導致一些富人在他去世後對他的攻擊。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JonathanD.Spence發現，就在1949年共產勝利後的那幾年，中國南部和中部農業區有40%的土地從地主手中沒收，然後重新分配出去，大約有60%的農民得到了好處。目前在中國的鄉村地區正出現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侵蝕的現象。中國農民仍然不許直接擁有土地，但是許多人已經佔有大片他們經營和管理的土地，跟實際擁有沒什麼差別。安徽63歲的陳興漢，6歲的時候替地主打工，後來他參加了革命，變成基層幹部。現在他經營著省里最大的私人農場之一，大約200畝，是鳳陽地區最有錢的人之一。他還有一所制磚廠和碾米廠。他僱用了133個人，包括13個農田手。他說他應歸功於鄧小平的「致富光榮」。他說：「我是個地主，但我是為農民服務的地主。我不是資本家，我要帶農民致富。」但是，除了少數例外情況(主要是富庶的旁遮普和領導的西孟加爾邦)，印度從來就沒有過土地改革。德里大學的莫漢提說：「同中國相比，印度的發展戰略不能確保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區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的兩個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困於在外地主和佃耕這一幾近封建主義的制度。紐西蘭前駐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駐印度大使職務的尼克.布里奇說：「我認為中國佔有優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經歷了暴力革命。人把地主殺了。印度仍然還有地主，扯國家的後腿。」中國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拖到了1979年，等到鄧小平實施農村承包制之後農民才能夠耕自己的地，把收成賣到市場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時期進行的土地重新分配仍然基本沒變。中國農民一旦從集體制脫離開來後，很快地就有錢起來。制度上一些中央化的公社式結構仍然保留了下來，幫助農民組織和協調各種工作。印度一位著名的農經學家、印度「綠色革命」的建構人斯瓦民納森說：「中國在一些領域取得了進展，而我們沒有。由於可以在單一的政黨下進行社會動員，所以他們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實施蟲害管理。」他說：「中國人對農業就業和非農業就業之間的就業創造有一套綜合的辦法，這是我們國家所沒有的。結果是印度到處充斥著都市貧民窟，無地的貧民飄移到孟買、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過著最窮困的日子。」中國人口的增加和農業現代化也造成了多餘的勞動力。大約有8,000萬到1億流動人口變成了主要城市的內部移民、打工仔、建築工人和路邊n攤販。但是有好幾份研究報告指出，另有1億人口被周圍的「鄉鎮企業」吸收了，這是印度所沒有的。莫漢提說：「從經濟上說，中國比印度做得好得多的主要理由是兩國經歷了不同的革命後得出不同的政治制度。我認為中國人從一開始就被迫去面對挑戰。從1949年起，他們必須提供一些基本的經濟需要來證明他們的革命是行得通的，這當中部分的原因是他們不斷受到西方的攻擊。」「在印度，我們也有崇高的價值。但是爭取自由的結果是很大的妥協……廣大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後了。」麥肯錫顧問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1995年主編了一部大的研究報告，比較「二十一世紀的兩大巨人(中國和印度)」。他說，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無法刺激經濟增長，舉例來說，民主政府必須更多地注意通貨膨脹問題和對「強大的既有遊說勢力」作出反應。特克說：「民主制度給你所能做的設限，壓抑住經濟。但它給你穩定。印度也許不會像中國一樣一年增長12%。但會保有穩定。」 其他的觀察家卻不那麼肯定。他們說，嚴格的經濟分析沒有看到的是等級、宗教和經濟階級之間日益擴大的分野。中國得以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國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會需要。因此毛澤東的雖然嘗試達到最完美的共產境界，採行了普及教育和公共保健，並提高婦女的地位，但它也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礎。哈佛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沈說：「中國市場經濟的力量是建築在較早時發生的社會變革上的。印度是不可能不觸及教育、保健和土地改革的社會變革就也一下子進入大流的，是這些變革使致中國有今天的成就。」_________個人點評：呵呵，不破不立，印度缺的不是甘地，而是毛澤東。毛澤東才是關鍵。中華最強盛的漢、唐王朝，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秦和隋，就是它們前朝的統治者完成中國的大一統後，進行了廣泛的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經濟（及土地）改革，雖然觸動了上層階級利益得罪了利益階層，但正因此也給後世留下了巨大的政治遺產，才使得後世的休養生息、韜光養晦政策（漢是文景之治，唐是貞觀之治，現在是鄧江胡三代）的經濟發展，不會演變成古代的宋朝，或現代的印度、泰國、巴西、阿根廷這種國家一樣，國家雖富了但富而不強！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強大，政治總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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