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蘇美爭霸的歷史教訓和中國的崛起道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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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比較注重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並取得一定成效，提出加大發展輕工業的力度，但仍然沒有改變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品生產的戰略。赫魯曉夫在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宣稱，蘇聯將在20年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

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共堅持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認為蘇聯能夠運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經濟上趕上和超過美國。勃列日涅夫還提出了「發達社會主義理論」，認為60年代末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社會」，開始進入向共產主義過渡階段。此時，蘇聯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新經濟體制」的改革則止步不前。

美國在艾森豪威爾時期（1953-1960年）實現了一系列經濟政策調整，為同蘇聯競爭而大力發展科技、教育和軍備。美國實行的「新面貌」安全政策，要求在對付蘇聯的威脅的同時，「避免嚴重削弱美國經濟」，以便維護美國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為此，美國削減常規軍備，優先發展核武器；削減陸海軍人數和海外駐軍，大力發展戰略空軍。

60年代的美國經歷了比較激烈的政治動蕩。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以黑人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為主流的民權運動如火如荼，約翰遜政府在師出無名的越南戰爭泥淖中越陷越深，激起國內外強烈的反戰運動，都對美國社會造成巨大衝擊。與此同時，美國出現周期性經濟危機，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美元在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中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西歐和日本的經濟發展速度超過美國，使美國的自信心遭受了沉重打擊。

整個70年代是美蘇冷戰的第三階段，即蘇聯擴張、美國收縮階段。美國在越南戰爭中遭遇嚴重挫折，而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體制相對穩定，經濟發展速度高於美國，使蘇聯對國際形勢做出了更加樂觀的估計。蘇聯在70年代初對西方做出了一系列的緩和姿態。1972-74年，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實現了蘇美首腦互訪，簽訂了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反導條約等重要文件，被普遍認為是美國對蘇聯作為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地位的承認，是蘇聯戰略的巨大成功。

但是，蘇聯沒有把國際關係的緩和及自身安全環境的改善視為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好機遇，而是認為世界進入了社會主義發動「不可逆轉的歷史性進攻的時代」，主動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力爭取得對美國的全面軍事優勢。從1965年到1977年，蘇聯軍費以每年不低於4.5%的速度增長；蘇聯軍隊（不包括邊防軍和內務部軍人）從368萬人增加到419萬人，而同期的美國軍隊數量從305萬人減少到206萬人，蘇軍人數比美軍多出一倍；蘇聯海軍艦艇的總噸位增加了一倍，接近了美國的水平。據美方統計，蘇聯的軍費開支在1980年達到1750億美元，高出美國的1150億美元。[3]在軍費急速增長的同時，蘇聯的經濟發展速度在7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由於繼續採取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的方針，而且軍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越來越高，蘇聯的輕工產品業和農產品長期嚴重短缺。

蘇聯乘同美國緩和關係的機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在亞洲、非洲和中東搶佔戰略要地，擴大勢力範圍。蘇聯還增加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駐軍，加緊對中國的戰略包圍。蘇聯在1979年底發動侵略阿富汗的戰爭，將東西方緩和逼進了死胡同。

為了從越南戰爭中脫身，美國總統尼克松在1969年提出了實行戰略收縮的「關島原則」（即「尼克松主義」），並開始了包括緩和對華關係在內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調整。尼克松主義的提出，是美國世界地位下降和對蘇戰略由攻勢轉向守勢的重要標誌。美國於1973年將軍隊全部撤出越南南方。1974年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而下台，進一步降低了美國民眾對政府和政治領導人的信任。中東石油危機引發了能源價格上漲、通貨膨脹、財政困難、失業率上升，使美國在1975年陷入了戰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

這樣，70年代中期美國在世界上的實力地位降到了冷戰時期的最低點。但是尼克松等美國領導人及時收縮戰線，放棄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僵硬政策立場，增加了實力均衡和地緣政治的考慮，採取了聯合可以聯合的力量共同抵禦蘇聯擴張的新戰略。這時的蘇聯雖然軍事擴張的勢頭正盛，但其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模式日益缺乏吸引力，經濟發展後勁不足的問題開始暴露。在緩和時期，美國並不擔心同蘇聯發生直接軍事對抗，在同蘇聯的和平競賽中開始重整旗鼓。為扭轉美國戰略上的劣勢，美國全面調整了對外政策。

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後陷入外交困境，蘇美爭霸進入了「美攻蘇守」的最後階段。蘇聯侵略阿富汗是戰後蘇聯在對外關係方面所犯下的最大錯誤。阿富汗是一個經濟落後、部族矛盾複雜的國家。當時阿富汗的親蘇政權被推翻，並沒有對蘇聯的戰略利益造成重大威脅。蘇聯以維護其南部邊界的安全、「履行國際義務」為由，辯稱「應阿富汗政府請求」，派數萬軍隊入侵併佔領這個主權國家，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大大損害了蘇聯的國際形象。

1981年里根上台之後，美國政府公開宣稱緩和政策已經破產，美國必須「以實力求和平」。為增強實力，里根政府決定經濟與軍事雙管齊下。通過實施「經濟復興計劃」大力振興美國經濟。在軍事上，里根政府大幅度增加國防預算，重新奪回了在同蘇聯軍備競賽中的領先地位。里根政府清楚地看到了蘇聯經濟的弊病，有意把蘇聯引入新一輪軍備競賽以把它拖垮。美國在同蘇聯的「新冷戰」中轉守為攻，還表現為在第三世界對蘇聯發動全面反擊，並將觸角伸進波蘭等東歐國家。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蘇聯國內政治逐漸發生變化。1985年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總書記，對蘇聯內外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從理論思想上，蘇聯領導人放棄了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略目標。在實際政策上，蘇聯在80年代後期同美國簽訂了一系列消除和削減戰略武器的條約，單方面大幅度裁軍，從東歐、阿富汗、中蘇中蒙邊界撤軍，爭取西方經濟援助，改善同美國、歐洲、日本、中國的關係，並且同美國合作解決地區熱點問題，減少在第三世界的捲入。

在美國方面，1989年上台的布希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戰略」，將冷戰時期制訂的遏制蘇聯的戰略目標轉變為從根本上改變蘇聯的社會制度，然後將其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蘇美兩國相互戰略的轉變，標誌著冷戰和兩個超級大國爭霸的結束。與此同時，東歐國家在1989年先後發生了劇烈的政治動蕩，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1990年東西德實現統一。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風波之後，蘇聯於1991年底正式宣布解體。

美蘇爭霸以蘇聯的失敗、解體和美國的勝利而告結束。導致蘇聯迅速衰落和瓦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蘇聯長期積累下來的經濟模式、政治體制、意識形態、民族關係、對外政策等方面的問題，包括戈爾巴喬夫等蘇聯領導人的政策錯誤，包括國際政治氣候的重大變化，也包括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對蘇聯的長期軍事壓力、經濟封鎖和政治滲透。就美蘇爭霸這一歷史現象而言，蘇聯早在80年代之前就逐漸喪失了政治吸引力、經濟發展速度等方面的優勢，同美國爭霸的資本，幾乎只剩下同美國軍事力量的均衡。因此，當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放棄同美國的軍備競賽和軍事對抗時，蘇聯的失敗已經無可救藥了。

從蘇美的力量對比和曲折的爭霸過程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首先，在整個冷戰時期，美國的綜合國力都大大地領先於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實力是很不均衡的。但是蘇聯在各個階段都嚴重地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嚴重地低估了戰略對手的力量。從戰後初期到70年代後期，蘇聯的經濟發展速度從表面數字上看一直高於美國。但是在國民生產總值和主要工業產品（特別是重工業和軍工產品）產量增加的背後，是農、輕、重比例的失調，是經濟和社會效益的低下，是人民生活質量的長期停滯不前甚至下降。蘇聯在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遠遠落後於美國的條件下，國防支出卻同美國相當，長期同美國進行軍備和科技競賽，耗費了大量物力和人力資源。雖然在某些領域的某段時間內出現了趕超美國的趨勢，但最終在綜合實力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其次，蘇共領導人對本國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認識不足，在好大喜功的浮誇作風下，對內對外都只講自己的優點、成績和有利條件，掩蓋缺點、錯誤和困難。因此，一旦同資本主義外部世界開始信息流通，蘇共的幹部、黨員和廣大公眾便對自己的信仰、實力和社會制度產生了懷疑以至幻滅感，讓西方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乘虛而入，從而導致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

四、霸權的代價

蘇美爭奪世界霸權，首先是讓整個世界為之付出巨大的代價，其次也讓自己遭受了沉重的損失，特別是蘇聯因此而解體消亡。

在美蘇對峙和爭霸的40多年裡，世界大戰和核戰爭的危險始終存在。兩國近乎瘋狂地進行核軍備和常規軍備的競賽，到了80年代分別擁有2000枚以上的核彈頭，足夠把對方摧毀幾十次。一場蘇美之間的核戰爭足以毀滅全人類。兩國都經常進行戰爭動員和戰爭威脅，兩次柏林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都有引發美蘇在第三國進行直接軍事對抗的風險。

美蘇雖然沒有直接發生軍事對抗，但它們的相互爭奪是朝鮮戰爭、美國侵略越南戰爭、蘇聯侵略阿富汗戰爭的主要背景。安哥拉內戰、柬埔寨戰爭、非洲之角的戰亂，也是美蘇爭霸的間接後果。美蘇都將某些地區衝突和內戰視為「代理人戰爭」，為相互爭奪而干涉他國內政，顛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權，造成和加劇了許多地區的動亂和民族宗教矛盾，給其他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了無可估量的損失，破壞了當地的經濟建設和現代化進程。美蘇達成默契，劃分勢力範圍，而後又把兩極格局固定下來，直接或間接地破壞了一些民族國家的領土完整，造成了德國、朝鮮、越南的民族分裂，阻礙了中國的國家統一。冷戰時期美蘇研發、製造和儲存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僅是巨大的資源浪費，也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留下了軍備控制的許多後遺症和隱患。

客觀地說，美蘇為首的兩極體系是一種穩定性較強的結構，比歷史上群雄割據、在角逐中不斷重新分化組合的局面有更強的可預測性，這就是「核恐怖」籠罩下的總體和平。兩霸在軍事上基本勢均力敵，雙方都認識到兩大陣營之間的任何直接軍事衝突都有可能觸發核大戰，而核大戰將導致本國的毀滅，不會有真正的勝利者。因此，在加強戰備和強硬言辭的背後，美蘇都有某些自我約束的意識，雙方還建立了防止意外衝突的「熱線」和危機管理機制。同時，兩國在各自陣營內部擔任「霸主」角色，也維護了兩大營壘的內部穩定。兩大意識形態和兩大軍事集團的對立，長期掩蓋了某些民族矛盾、宗教衝突和領土糾紛，於是當兩極格局解體之後，一些地區衝突很快爆發了。但是，美蘇爭霸對國際安全所帶來的破壞，遠遠大於其穩定作用。

大國維持霸權和爭奪霸權是需要自己付出成本和巨大代價的。爭奪霸權的典型思維方式，就是把雙邊互動、集團政治以至世界事務視為一種「零和對局」，即視對方之得為己方之失，視對方之失為己方之得，完全沒有「雙贏」的構想和可能。霸權國家相互猜忌，相互拆台，「一報還一報」，在消耗對方的同時也消耗了自己。美蘇軍備競賽就是如此。

爭奪霸權還需要搞集團政治，即維繫聯盟體系，拉攏聯盟以外的國家，防止第三勢力倒向對方陣營。這也需要巨大的資源付出。國家之間的關係主要是一種利益交換的關係。雖然意識形態的紐帶是存在的，但從來沒有國家之間的「天然盟友」和強國對弱國的「無私援助」。美蘇構築各自的聯盟雖然也有戰略上受益的一面，但總體來說得不償失，特別是蘇聯付出的代價更大。例如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雖然有不平等交換的做法，卻並沒有得到什麼經濟實惠。蘇聯對盟國和第三世界國家提供過不少援助，但經濟援助只佔其中四分之一，而軍事援助佔到四分之三。受援國並沒有對蘇聯產生過真正的感恩戴德。

美國為遏制蘇聯而在第三世界中採取的種種政策，也遭遇了強烈抵制，損害了美國的聲譽。例如，美國一方面對它的敵國或同美國作對的政權大搞「人權外交」，鼓吹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對第三世界中許多親美政權粗暴違反人權、踐踏民主的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搞雙重標準，充分說明它的冷戰外交是以反蘇為主軸而不是以「民主」劃線的。

美蘇推行霸權擴張政策對自己造成的最大傷害，莫過於在境外採取了「為榮譽而戰」的直接軍事行動。越南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分別成為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時期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是它們各自的「滑鐵盧」。

美國在距它萬里之遙的越南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始於肯尼迪政府對「共產主義擴張」的恐懼和「多米諾骨牌理論」，而不是基於美國的長遠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力量對比的懸殊，使美國原以為消滅越南南方民族解放力量輕而易舉，未料到逐步升級的戰爭進行了12年以上，最終以美國付出慘重傷亡、從南越完全撤軍而告結束。美國侵略越南不但給越南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也使美國遭受了軍人死5萬、傷15萬，耗資2000多億美元的重大創傷，嚴重削弱了美國的內部凝聚力，給美國造成的「內傷」至今沒有痊癒。

同越南戰爭類似的是，蘇聯侵略阿富汗也不是基於對國家利益的長遠謀劃，而且在戰爭初期也以為憑藉蘇聯的強大軍事力量能夠速戰速決，消滅阿富汗境內的反叛力量，未料到陷入阿富汗長達9年之久，最終不得不完全撤軍。

蘇聯侵阿後，卡特政府立即採取了包括中止軍控談判、部分糧食禁運、停止官方交往和民間交流項目的多項制裁措施。美國和許多國家聯合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中國把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作為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之首。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向阿富汗反蘇游擊隊提供了大量援助，反對蘇聯霸權擴張的國際聯合行動從此更為協調一致，在阿富汗的非正義戰爭遭到阿富汗反政府武裝的頑強抵抗，在蘇聯國內也不得人心。蘇軍長期陷入阿富汗內戰不能自拔，損失慘重，每年在阿富汗的軍事開支高達50億盧布，給蘇聯社會帶來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侵阿戰爭成為蘇聯在同美國爭霸中走向失敗的一個轉折點。

美國侵越戰爭和蘇聯侵阿戰爭的失敗，除了它們均非「義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第一，在當地抵抗力量的背後，站著另一個超級大國，抵消了力量對比的表面懸殊。第二，一旦在國外進行的、並不涉及本國切身利益的戰爭久拖不決，在國內就會喪失政治支持。由此得出的教訓是：在大國崛起的道路上要謹防軍事冒險。只有在本國利益真正受到嚴重威脅、獲得充分的國內政治支持和國際道義支持、做好戰略謀劃的條件下，大國才能在海外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

五、結論

最後，我只想把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崛起道路，同冷戰時期蘇聯的政策和它所走過的道路做一個淺顯的對比，引出本文的一些基本結論。

首先，中國政府對於自己的國情、國力和國家發展目標有著明確而清醒的認識。中國領導人把自己國家的發展階段定位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經濟文化落後的發展中大國」。如果說冷戰初期蘇聯的經濟總量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的話，今天中國同美國經濟實力的差距更大。按照匯率計算，現在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約1.5萬億美元）只有美國（約10萬億美元）的七分之一。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剛超過1000美元）只及美國（3.7萬美元）的三十幾分之一。在軍事上，中美兩國的國防開支、戰略核導彈數量、海空軍力量等方面的比較，美國更處於絕對優勢。

經過20多年的快速經濟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但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地、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國政府不諱言在前進道路上的巨大困難和現存體制的弊端，決心大力推進改革。中國把自己的國家發展目標定位於在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國強調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要協調發展，國防現代化要建立在經濟建設的基礎之上，不同美國或者任何國家搞軍備競賽。這些現實的估計和務實的目標，同蘇聯當年宣稱自己已經進入「發達社會主義階段」，正在建設共產主義，同時又念念不忘同美國的軍備競賽，要在經濟和軍事上趕上和超過美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其次，中國對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和國際戰略力量對比也有明確而清醒的認識。事實證明，冷戰時期蘇聯對世界發展趨勢的判斷是有嚴重錯誤的，不切實際的。根據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蘇聯共產黨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不可調和、愈演愈烈，過低估計了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全盤否定了市場經濟，否定了當時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合理因素。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自覺地融入經濟全球化洪流，在國際合作和競爭中提倡「雙贏」，參加和參與了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并力圖在其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第三，當代中國外交同冷戰時期蘇聯的對外政策有著天壤之別。蘇聯以「埋葬世界資本主義」為己任，將同西方國家和平共處當作推翻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一個階段，一種手段，而不是將和平共處視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關係的準則，以及國內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國際條件。即使在美蘇緩和時期，蘇聯也把緩和戰略當作同美國繼續進行鬥爭和對抗的一種方式，而不是要達到和平共處的目的。勃列日涅夫在1973年的一次內部會議上說，緩和政策的目的是「使蘇聯贏得時間來加強我們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以便在1985年以前使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從而使我們能夠在任何需要實現我們意願的地方實現我們的意願。」蘇聯領導人在不同的場合都強調，緩和政策是積極開展對資本主義進攻的手段。

中國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是營造一個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維護領土主權，促進國家統一。為此，中國力促國際形勢的緩和，珍惜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機遇，不需要在國際上挑頭去反對任何一個大國。對於美國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政策，特別是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政策和做法，中國進行了抵制和鬥爭。但是，同蘇聯不同的是，中國沒有搞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外交，沒有搞集團政治，沒有搞勢力範圍，沒有搞排他性的貿易同盟，沒有搞針對特定國家的安全合作組織，更沒有搞軍事同盟。

最後，中國十分注意同美國和其他大國的戰略對話、溝通和相互理解。美蘇關於對方戰略意圖的誤判，是冷戰僵局形成和發展的原因之一。90年代初期，中國領導人就像美國領導人提出了「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處理中美關係的原則。儘管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出現了若干次危機和許多麻煩，在關鍵時刻中國政府都能對戰略大局做出正確地估量，並同美國官方和民間保持密切接觸，避免了危機失控的局面。

當然，吸取蘇美爭霸的歷史教訓，並且總結中國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已經取得的經驗，還不足以防止中美在21世紀出現戰略對抗。本文旨在說明，只要中國沿著既定的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只要美國決策者不犯極為嚴重的戰略錯誤，各種國際因素就不會將中美推到爭奪霸權的戰車上。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的國力迅速增強，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與此同時，美國的惟一超級大國地位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鞏固。這個現象已經說明，中美兩國不但在經濟關係中可以雙贏，而且在全球安全和政治格局中完全不是處在一個「零和對局」之中，而是也有可能做到雙贏。

[1]肖躍、朱立群主編：《簡明國際關係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頁。

[2]李建民：《蘇美經濟對蘇聯的影響》（未刊稿），第5頁。

[3]左鳳榮：《致命的錯誤——蘇聯對外戰略的演變與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2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