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 | 我為何、如何研究魯迅（下）

錢理群《魯迅與當代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六）我的「魯迅面面觀」

1，個人的，民族的，人類的魯迅

在八十年代，是什麼樣的時代問題，以及我自我生命發展中的問題，激發了我的魯迅研究，由此而發現與強調怎樣一個魯迅呢？我在《心靈的探尋》「前言」里，有過這樣的說明：「在民族遭受異族侵略及外國勢力封鎖的40、50、60年代，人們自然不能不把目標集中於民族的獨立、解放和民族精神的發揚上；而在中華民族再次覺醒、崛起的70、80年代，我們民族不僅需要再度發揚民族精神，而且需要補歷史的一課：重新認識、評價、發揚自我的價值——於是，年輕一代把目光轉向魯迅的自我；我們民族再一次走出了閉關自守的絕魂。開始面對世界，以人類大家庭的一員積极參加世界文化的創造——於是，魯迅對於人類文化的潛在價值被發掘了出來，成為人們關心的中心之一。我們對魯迅的觀察視野從『民族』的單層面轉向『個人』、『民族』、『人類』統一的多層面，從根本上說，反映了民族視野的擴大，從單向思維向多向思維的發展」。

這裡說到「歷史的補課」，是一個重要背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們痛定思痛，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在追問「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專政」即發展到極度的專制主義的嚴重後果與根源時，都談到了在「黨至上，革命至上、國家至上、集體至上」的意識形態統治下，對個人慾望、利益、尊嚴與權利的全面剝奪，造成全民「馴服工具」化。因此，「歷史的補課」首先要補的就是「個人」之課；強調個人慾望、利益、尊嚴與權利的合理性、合道德性的「個人主義」就成了80年代的思想啟蒙與解放的主要任務之一。魯迅的以「個人精神自由」為中心的「立人」思想就這樣被重新發掘與發現，具有人的全部豐富性、複雜性的魯迅「個人」的心靈世界，也因此成為了包括我在內的新一代魯迅研究者關注的中心，我以《心靈的探尋》命名自己第一部獨立的魯迅著作，就是對80年代啟蒙主義時代思潮的自覺回應。

這又有了在「引言」里，談到的另一個研究關注點的轉移：在40、50、60年代，「人們普遍的不無盲目地認為，我們對於一切已經有了結論，只需要按（黨的）「既定方針』辦事，依照現成的楷模去行動便夠了，探索只是少數『偉大人物』的事。正是這種多少僵化了的社會心理、思維方式塑造了多少有些僵化的魯迅『英雄』形象。到了70、80年代，我們整個民族的社會心理發生了極大變化：現成的結論、模式，受到了懷疑，進行重新審視，開始了全民族的大探索；探索真理的權利開始回到人民（包括作家、思想家）手裡，並且變成了億萬人民的實踐活動。於是，人們對魯迅的觀察由『結果』轉向了『過程』。沒有懷疑魯迅的偉大，不否定魯迅作為民族英雄的歷史地位；但人們的興趣已經轉移到魯迅作為20世紀中國的偉大先驅者，他在探索民族變革、復興道路過程中所面臨的矛盾（外在的，更是內在的），他複雜萬端的心態與情感，他的憤激與焦躁，感傷與痛苦，以及魯迅怎樣從『內心的煉獄』中掙扎而出」，也就是說，人們追尋、發現的是一個「平凡而複雜的探索者」，並由此而找到魯迅與自我之間的心靈通道。

可以看出，對「每個人都是真理的探索者」的權利的強調，是前文談到的80年代恢復了合理性的個人主義的應有之義；同時，這也是80年代剛剛走上魯迅研究、學術研究之路的我自己內心最大的渴望，「探索真理」是自我生命與學術生命的根本追求，我也因此找到了與我的研究對象魯迅的「心靈通道」，我毫不懷疑地認定：自己的魯迅研究實質上就是兩個真理的探索者（先驅與後隨者）的自由、平等的精神對話：我的魯迅研究的基本品格也由此確立了。

2，「周氏兄弟相互映照」下的魯迅，現代文學、現代知識分子傳統中的魯迅

但要真正找到自己的獨立探討之路，並不容易。這是因為我在進入魯迅研究領域時，有一個「前歷史」，即前文說到的，我在60年代初即已開始了魯迅研究的嘗試，而那時的研究完全處於毛澤東的魯迅觀的籠罩下，我在80年代要進行獨立研究時，就成了一個包袱。因此，我在讀研究生的最初階段，怎麼也擺脫不了舊有的框架。於是，就想到應該另闢途徑，找一位既與魯迅有密切關係，又別有天地的作家作為參照，或許可以打開魯迅研究的新視野、新思路。這就找到了周作人。於是就想到要從「周氏兄弟的比較研究」開始我的新的魯迅研究，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就是《20世紀中國大變革中的歷史抉擇——周作人、魯迅思想發展道路的比較》。在開始階段，對周作人的關注是策略性的，出於方法論的考慮，是服從魯迅研究的需要；但真正進入研究，就突然發現了「既和魯迅相通，又是那樣不同的啟蒙思想、知識結構、言說方式」，這是一個的獨立的周作人世界，也可以說，是另一個「啟蒙傳統」，即我在論文里概括的「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的啟蒙思想、文學傳統」，與魯迅的最終走向左翼的傳統相互補充、衝突、制約，形成一個張力結構。將魯迅置於這樣的現代思想史、文學史的結構里，與周作人相對照，也大大豐富了我們對魯迅的獨特性的認識。我後來在北大專門開設了「話說周氏兄弟」的課程，並整理成書。最後在「有意味的參照」里，講了三層意思。其一是強調周氏兄弟思想上的一致性：他們最關心的是「立人」，是「個體精神自由」。但他們又各有各自不同的關注點，不同的領域，有極大的思想互補性。其二，面對中國社會的全面危機，他們在價值取向、人格自塑、人士和文學道路上都作出了不同的選擇，代表了現代知識分子的兩種範式。其三，和屠格涅夫分析的堂吉訶德、哈姆雷特一樣，周氏兄弟這兩個典型，也「體現了人類天性中的兩個根本對立的特性，就是人類賴以旋轉的兩極」，構成了一個文化、精神、人格的共生體」。我至今仍認為，這個「周氏兄弟生命共生體」的概念，是一個極有價值的學術生長點，可惜我自己未能展開。但我已經從周氏兄弟的比較研究中獲得了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經驗。我說過，我這一輩子從事現代文學、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研究的最大成功，就是一開始就找到了魯迅，同時又找到了周作人這兩個旗鼓相當的領軍人物。抓住他們，就把整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精神史拎起來了；並且，以我的方式進入他們的世界以後，通過對他們的闡釋，我自己的思想、情感，創造力和想像力也就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學術研究就應該這樣研究大家、大師，並且最好是同時關注有鮮明的可對比性，又相互補充的兩位或兩位以上的歷史大人物，這就能夠把握與展現最亮麗、又具有足夠豐富性的時代風景，自己的研究也因此而熠熠生輝。

3，世界知識分子精神史上的魯迅，集中了20世紀中國和東方經驗的「東亞魯迅」

但如果仔細讀寫於80年代的《心靈的探尋》，仍然可以發現，我儘管提出了「個人的魯迅，民族的魯迅，世界、人類的魯迅的統一」的命題，但在書里真正展開的，卻只是「個人的魯迅」。應該說，「民族的魯迅」是有意淡化的；而「世界、人類的魯迅」卻只停留在理論上的強調（80年代我和黃子平、陳平原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就將其定義為「走向世界的文學」），但並沒有落實為具體的研究。真正進入我的研究視野，並有了實實在在的成果，是在90年代初《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一書的寫作。我多次談到，它的一個大背景，是在蘇聯和東歐的瓦解以後出現的社會主義的危機，使我關注到「共產主義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而海涅與馬克思，魯迅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關係，就引起了我的研究興趣。但我並沒有作直接的處理，而是經過幾番轉化，變成了一個世界文學史、世界知識分子精神史上的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兩個文學典型「東移」的問題，通過對魯迅內在精神氣質和堂吉訶德氣與哈姆雷特氣的複雜關係的細緻分析，以及魯迅與在「東移」中起著決定作用的德國的海涅、俄國的屠格涅夫的關係的具體考察，「把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時空里的幾位世界級藝術大師，從英國的莎士比亞，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德國的海涅，俄國的屠格涅夫，到中國的魯迅，以及他們周圍的一大群作家、知識分子連接在一起，從而反映了從17世紀到20世紀人類精神發展、世界知識分子心靈歷程的某一個側面」。

應該說《豐富的痛苦》一書，在我的魯迅研究中，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它使我從魯迅個人的主體精神特徵（即我所說的「心靈辯證法」）的關注，擴展到「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的研究，不僅第一次觸及魯迅及其同類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的關係，而且表現了對世界知識分子精神發展，人類共同的精神現象的特殊關注，從而獲得了某種「形而上」哲學意味。

錢理群《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在90年代，我和日本、韓國的學者有了較多的接觸，並有機會在韓國任教一年，這更擴大了我的研究視野，對魯迅與東亞知識分子的關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就有了「東亞魯迅」的概念的提出。這一概念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強調魯迅思想與20世紀東亞思想的關係中的「平行性」，即面對共同或相似的問題，不約而同地提出某種具有內通性的思想，產生具有可比性的文學；二是強調其「相互影響性」，特別是有些東亞國家的思想家、文學家，他們或者不同程度上受到魯迅影響，但又以自己的獨立創造發展、豐富了魯迅思想，或者是魯迅的研究者，面對自己時代與民族的問題，闡釋魯迅，又接著魯迅往下說，也同樣豐富與發展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因此，所謂「東亞魯迅」指的就是「魯迅和同時代的東方，特別是東亞國家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共同創造的20世紀東方思想、文化、文學遺產，它是『20世紀中國與東方經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把魯迅思想與文學視為「20世紀中國與東方經驗」的代表，並強調其引領作用，這無疑是對魯迅的意義和價值在認識上的一個重要提升，也可以看作是前文提到的我在60年代初提出的「東方風格」的一個呼應，而在90年代和21世紀初「東方經驗」的提出，則有不同的時代背景，具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這就是我在文章里指出的，90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文學界把目光集中於中國古代傳統經驗或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經驗，而恰恰忽略了20世紀中國和東方經驗，在我和我的朋友看來，這是一個重大缺陷，而且會造成嚴重後果，因此有大聲疾呼的必要。（參看《「魯迅」的「現在價值」——在「中韓魯迅研究對話」會上的講話》，收《中國現代文學史論》）。

魯迅與同時代的西方作家、思想家的關係，我最關注的，是魯迅與卡夫卡文學和精神的相通。在我看來，魯迅與卡夫卡是「最有資格代表20世紀時代」的兩位世界級的大家。「他們都生活在『社會大轉型』的時代，又同是『被排斥在人類世界之外的，無家可歸的異鄉人』，他們與時代既『在』又『不在』（不被承認也不願納入）的關係，反而成就了他們，使他們對20世紀世界圖景作出了獨特的、超前的、預言式的解讀」。儘管有這樣的認識，但我受到知識結構的限制，未能展開來研究，只對寫於1926年的魯迅的《五猖會》、《父親的病》，和寫於1919年的卡夫卡的《致父親》作了對讀，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魯迅的寫作和卡夫卡一樣，本質上是一種走出以父權為基礎的『奴隸時代』的悲壯的突圍和逃亡」；「卡夫卡說，父親的絕對統治，使『我成了一個奇想迭出、多半寒氣逼人的孩子』。我們在魯迅身上，也發現了同樣的精神氣質，而正是這樣的精神氣質決定了他們的文學風格。我們可以說，魯迅與卡夫卡的文學，是一種『奇想迭出、寒氣逼人』的文學，從而構成了20世紀世界文學的奇觀」。（參看《作為人之子與人之父的魯迅》，收《魯迅九講》）。

4，社會的，階級的，左翼知識分子的魯迅，「魯迅左翼」的傳統

到九十年代中後期，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後果逐漸顯現：在獲得經濟的高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權力向資本的轉化，形成了權貴資本；同時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以及生態環境的大破壞，和民族精神與道德的大滑坡。這樣的後果，是我們這些積极參与和推動80年代啟蒙運動的知識分子所完全沒有料到的；但就是這樣的「出乎意外」引起了我的反省與反思。我追問自己：為什麼沒有及早地發現與關注中國社會的這些變化？為什麼對嚴重的兩極分化，在很長的時間裡，自己竟然視而不見？於是，就開始對自己80年代的思考，研究，也進行了反省和反思。我發現，這一時期的著作都注重在對知識分子自身命運的思考，這當然有它的歷史必要和意義，但「普通人民的生活和命運，卻在自己的關懷範圍之外」，這就有了問題。由此而注意到，在9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自身越來貴族化，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了自戀、自憐、自娛之中，而忽略了身外廣大的世界。由此又想起魯迅在30年代對有些知識分子的批評：他們只是「咀嚼著身邊的小小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世界」。

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更為重要的，由此引發了我對自己80年代的魯迅研究的反省和反思。這裡不妨講一個小插曲：我到上海去參加一位博士生的論文答辯，他對當下的魯迅研究提出了尖銳批評，並引述了魯迅《今春的兩種感想》里的一段話：「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魯迅還說：「在中國做人，真非這樣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講個人主義，或遠而至於宇宙哲學，靈魂滅否，那是不要緊的。但一講社會問題，可就要出毛病了」，「文學上也是如此，倘寫所謂身邊小說，說苦痛啊，窮啊，我愛女人而女人不愛我啊，那是很妥當的，不會出什麼亂子，如果一談及中國社會，談及壓迫與被壓迫，那就不成。不過你如果再遠一點，說什麼巴黎倫敦，再遠些，月界，天邊，可又沒有問題」。魯迅的這段話對於我如同當頭棒喝，我立刻就想起前面引述過的我對《心靈的探尋》一書的設計：我不正是要談「極近」的「個人的魯迅」，「極遠」的「人類的魯迅」，而恰恰不談和少談「社會的魯迅」嗎？而魯迅自己最為看重的是「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他的任務就是要揭示中國社會的「壓迫與被壓迫」；魯迅早就說過，他是「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離開了魯迅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與批判，也就根本失去了魯迅。應該說，在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突顯「個人的魯迅」、「人類的魯迅」，也是對當時的時代精神的呼應，自有不可忽視與否定的價值。但就像前文所說，在「照亮」了魯迅的個人性與人類性的同時，卻「遮蔽」了魯迅的社會性，這又是必須正視的。特別是到了90年代以及21世紀初，時代提出的問題已經是「如何面對新的壓迫」的出現。這樣魯迅的社會批判性的方面，就又得到了突顯，或者說被新的時代問題和精神所照亮了。

我就是帶著這樣的時代問題，重讀30年代魯迅的雜文，就發現了一個我既熟悉（這些雜文我早就讀過）又陌生（一度被遮蔽而陌生）的魯迅。我注意到，魯迅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有了新的方向。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指向國民黨統治的「黨國」體制，他尖銳地指出，只要看看「有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就知道中國的問題在哪裡了：他要揭示的正是「黨國」聽命於「友邦」即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結構的「半殖民性」。魯迅更把批判鋒芒指向「現代都市文明」。他在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都市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壓迫和奴役，併產生了新的社會典型。在他的筆下，出現了「資本家的乏走狗」、「西崽」和「洋場惡少」。他並且向知識分子提出警示：在充當傳統的「官的幫忙和幫閑」的同時，在經濟發展的現代社會，還可能落入「商的幫忙幫閑」和「大眾的幫忙幫閑」的陷阱。最難能可貴的，是魯迅在反抗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里，也發現了「革命工頭」和「奴隸總管」，他預見了革命發生異化，出現新的壓迫與奴役的危險。魯迅毫不掩飾自己的階級立場，宣布他和他所參與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命運」。（以上分析見寫於2001年的《「真的知識階級」：魯迅的選擇》）。就這樣，在90年代以後的中國時代問題的映照下，社會的，階級的，左翼知識分子的魯迅，就被重新照亮了。

到2009年，在台灣講學時，我又提出了「魯迅左翼」的概念。這個問題，是王得後先生首先提出的，即是要把30年代的左翼傳統區分為兩條脈絡，一個是「黨的左翼」，一個是「魯迅左翼」。這兩者之間顯然有著深刻的認同，魯迅一直把左聯的共產黨人視為「戰友」，絕非偶然：他們共同反對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支持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但不可忽略的，是他們之間的差異與分歧。這涉及魯迅對政黨政治的看法、態度和關係。在1927年國共合作期間，許廣平曾有意加入國民黨；魯迅對她說，一個政黨要靠組織力量來實現它的理想，所以要強調紀律性，要求黨員絕對服從黨的決議，把黨的利益和意志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有的時候後要求犧牲個人意志。你願意犧牲就不妨加入，你如果要始終保持個人思想的自由與獨立，就別加入。這就決定了魯迅與政黨政治的關係：既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合作，甚至不同程度上接受自己認可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但又要保持自己思想的獨立和批評權利。「魯迅左翼」的最大特點，就是在任何時候，都要堅守黨派外、體制外的獨立性與主體性，這樣，才能保證作為批判知識分子的思想的自由與徹底性。

5，「真的知識階級」，「精神界戰士」的魯迅

本來，「真的知識階級」和「精神界戰士」都是左翼知識分子的核心內涵，在這裡單獨提出，是因為我是帶著自己的生命發展中的問題，發現與強化了魯迅這兩個側面的，需要作專門的討論。

到了90年代，原先共同參加80年代思想啟蒙運動的知識分子發生了分化，到了90年代中期，就出現了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我沒有參與其中，是因為我對這兩派的主張與追求，都在某些方面有所理解與同情，又在另一些方面有所保留與質疑。我思考得更多的，是我自己的選擇：面對9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的歷史性巨變，越來越尖銳與複雜的中國問題，面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化，我應該確立怎樣的基本立場，我要作一個怎樣的知識分子？坦白說，這個問題曾經一度讓我寢食難安。

我依舊到魯迅那裡求援，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啟示。當我讀到魯迅1927年發表的《關於知識階級》（收《魯迅全集》第8卷）的演講時，眼睛為之一亮：魯迅提出了「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並且作了三點界說：其一，「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並且「不顧利害」，「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其二，「他確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痛苦告訴大眾」，「因為他與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其三，他們在任何社會都不受歡迎，永遠「吃苦」，而且自己的「心身方面總是痛苦的」。真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我立即認定，這就是魯迅的自我定位，這也我所需要、追求的：永遠不滿足現狀，作永遠的批判著；永遠站在平民這一邊，弱勢群體這一邊；永遠靠邊站，處於體制的邊緣位置。這樣，我在發現魯迅的同時，也找到了自己：這四個「永遠」，照亮了我此後的人生之路，學術之路。

在90年代末，我的生命又遇到了一次危機：當我被學術界、學院接受，甚至成了「著名學者」以後，我卻感到了學院體制的束縛，自我發生異化的危險。我又在魯迅「精神界戰士」的召喚里找到了出路。魯迅早在20世紀初（1907年）就在《摩羅詩力說》里大聲疾呼：「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而他所說的「精神界戰士」，其最大特點，就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在強調反抗精神的同時，更強調行動；而所說的行動主要是思想、文化戰線的批評實踐。魯迅無疑是中國現代「精神界戰士」的第一人，他終生都堅持「社會批評」與「文明（文化）批評」。在我急欲衝出學院的藩籬時，魯迅的榜樣，就給了我極大的啟發和力量：我可以走一條「學者兼精神界戰士」的道路，在堅持學院里的研究的同時，又介入思想、文化、教育改革的實踐，對社會發出自己的獨立的既有批判性、又有建設性的聲音。而這樣的介入，是以自己的學術研究，特別是魯迅研究的成果為支撐的，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把魯迅精神資源轉化為社會、教育資源的過程，向中國年輕一代傳播和普及魯迅思想的過程，這也就做到了學者與精神界戰士的統一。可以說在魯迅之光的照耀下，我終於找到了一條實現自己的理想、追求，又切實可行之路。這既是對魯迅的重新發現，更是自我生命的提升：學術研究與生命成長就這樣融為一體了。

6，具有原創性與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文學家與思想家的魯迅

我晚年參與的社會、文化、教育改革實踐，主要有兩個方面，即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與青年志願者運動。而中小學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中小學魯迅作品教育的改革，這也是我用力最多之處。除了直接參加中學魯迅作品教育的實踐，我更要面對對魯迅作品進課堂的種種責難和限制：作為研究魯迅的學者，我必須在理論上作出回應。這就促使我重新思考、認識魯迅對民族精神、文化與教育的意義和價值。於是，又有了兩個重要發現。

《錢理群中學講魯迅》，三聯書店2010年版

在一次和中學語文老師的談話里，我這樣講道：「魯迅不是一般的文學家，而是具有原創性的、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學家。這樣的原創性、源泉性作家，每一個民族都不多，比如英國有莎士比亞，俄國有托爾斯泰，德國有歌德，等等。這樣的作家在他那個國家、民族裡，是家喻戶曉的。人們從小就讀他們的作品，而且要讀一輩子，不斷地從閱讀他們的作品裡，獲得啟示，獲得靈感，獲得精神的支撐。因此他們的作品總是成為國民教育的基本教材。他們的作品的教學，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礎性工程。在中國，這樣的原創性、源泉性的作家也不多。我曾和很多專家、語文教師都討論過，應該成為國民教育基本教材，不但在必修課教材里，要佔相當的比例，而且還要開選修課進行講授的作家作品有哪些？大家意見比較一致的，認為至少應該開五門課，那就是「《論語》選讀」和「《莊子》選讀」——這是我們民族思想文化的源頭；「唐詩選讀」——這是我們民族文化的青春期；「《紅樓夢》選讀」——這是民族文化的集大成；「魯迅作品選讀」——這是現代思想文化的開創。接受了這樣的基本教育，每一個中學生精神與文化上就有了一個底，以後他們無論選擇什麼職業，做什麼工作，都有了底氣。我經常說，中學教育是給孩子的終身發展墊底的，魯迅作品教學應該在這一『精神和文化墊底』的基本工作中發揮特殊的，別的作品教學不能替代的作用」。（見《和中學老師談魯迅作品教學》，收《中學語文教材中的魯迅作品解讀》）。

7，作為現代白話文學語言的典範的魯迅，作為文體家的魯迅

在和中學語文老師的談話里，我這樣闡釋魯迅作品教學在民族文化基礎教育里的第二個方面的意義：魯迅作品不僅是精神讀本，更是文學讀本，語言讀本，「他是一位現代白話文學語言的大師，他的作品是現代白話文學的典範，因此也應該成為學生學習現代白話文的基本教材「。我強調，「魯迅的語言是以口語為基礎，有機融入了古語、外來語、方言的成分，把現代漢語抒情、表意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語文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突出母語教育的特點，正是在這一點上，魯迅作品就顯示出了特殊的重要性：「我們正是要通過魯迅作品的文學語言，來引導學生感悟現代漢語的魅力，欣賞現代漢語的語言美」。在另一篇《且作一呼》的文章里，我還提出：「現代作家中白話文寫得最好，堪稱典範的，有三大家，即魯迅、胡適、周作人。所以過去的中小學語文課本里，他們三位的文章是入選最多的。可以說，一代一代的中國年輕學子都是在他們的作品熏陶下堂堂入室，進入現代思想與文學、語言的殿堂的」，而直到現在，胡適、周作人的作品還被拒之於語文教學課堂之外，魯迅作品教學也面臨逐漸被淡化的危險，無論如何這是不正常的。

由此而發現了又一個魯迅研究的新天地：魯迅的語言究竟有什麼特點，有什麼屬於魯迅的獨特創造？在與中學語文教師的談話里，我講到了兩點。我說，「周作人曾經說過，漢語有三大特點，即裝飾性、音樂性和遊戲性。其實這也是魯迅語言的特點」：魯迅語言的裝飾性主要體現在它的繪畫性、色彩感和鏡頭感上；魯迅語言的音樂性背後明顯地有中國傳統駢文的影響，周作人曾提倡「混合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的文章」，真正做到的是魯迅。魯迅作品是需要高聲朗讀的，在抑揚頓挫中感受其語言的音樂魅力。而魯迅語言的繪畫性、音樂性，不僅有中國傳統的影響，更是他自覺借鑒西方現代美術和音樂表現手法的結果，這或許是更加值得注意的。而魯迅文字里的遊戲筆墨，則顯示了魯迅式的幽默與機智，和當代中學生是自會有會心之處的。而魯迅語言里的色彩感、音樂感以及鏡頭感，也是最接近中學生的思維、欣賞趣味，最容易為他們所接受的。

不可忽略與迴避的，還有魯迅語言的超越性、非規範性的特點。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專門提到魯迅的一句話：「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這說明，人，特別是現代人，最複雜的情思，最幽深的體驗，是語言達不到的。而「魯迅作為一個真正的語言藝術家，偏要挑戰這不可言說，試圖用語言照亮那難以言說的世界」。於是，在他的作品裡，特別是在《野草》里，出現了大量的「違反日常思維習慣，修辭習慣和語言規範的表達」。這樣的自覺的語言試驗，甚至是語言冒險，儘管會經常遭到「語言不通」的責難，但他確實「為用漢語表達現代人難言的生命體驗開拓了新的空間，展現了現代漢語的無限廣闊的表現前景」。（參看《<野草>的文學啟示——汪衛東<扣詢「詩心」：<野草>整體研究>序》，收《魯迅與當代中國》）。這或許是魯迅對現代漢語文學與語言發展的更大貢獻。

不可忽視的，還有魯迅的文體試驗。魯迅的小說、散文、散文詩、雜文無疑都是中學生學習現代文體的最主要的典範。如何解讀選入教材的魯迅不同文體的文本，就成了中學語文教育的一大難題。這也反過來促進了我的魯迅研究：我用了很大的精力進行魯迅的「文本細讀」，由此而產生了許多饒有趣味的關於「魯迅文體」的討論與研究，如魯迅小說的「從容美學」，魯迅散文的「任心閑談」，魯迅散文詩的「獨語」，以後又提出了魯迅「雜文美學」的研究方向，等等。在我看來，這都是有極大開拓空間的，甚至有可能成為魯迅研究的新的突破口的。

可以看出，我在參與語文教育改革的實踐時，也總能抓住其中的理論問題，反過來促進對魯迅的認識與研究，達到了實踐與理論研究的結合。

8，「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

我在從事大學教育，參與中學校教育改革和青年志願者運動，對年輕一代講魯迅時，都會遇到一個問題：「魯迅和當下中國，和我們每一個人有什麼關係？」記得有一年我在北大開設「魯迅研究課」，學生中就有過一場爭論：有的學生認為，魯迅應該進入博物館，成為可尊敬，但與現實無關的歷史人物；另一些學生則認為魯迅還活在當下中國，活在自己身邊。我是支持後面一種意見的；我曾經說過，魯迅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的作家與思想家，魯迅還「活在當下中國」。這背後其實是有一個對魯迅文學，特別是對魯迅雜文的認識問題。從表面上看，魯迅的雜文都有具體的針對性，那麼，時過景遷，隨著魯迅時代的過去，他所批判的對象的消失，在完全不同於魯迅時代的當今社會，魯迅雜文也就自然失去了現實意義。看起來，這似乎言之有理，但卻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是，歷史並不是這樣一路前進的，還會出現反覆，即所謂「故鬼重來」，許多人都感到，魯迅當年批判的問題今天依然存在，甚至變本加厲。更為重要的是，魯迅的批判，不僅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而且還有超越性的思考。他的雜文因此具有了「這一個」與「這一類」的統一、「具體性」與「普遍性」的統一的特徵；而魯迅思考里的「這一類」、「普遍性」是深入到中國歷史文化的深處，中國國民性的深處，人性的深處的。因此，他的雜文的批判也就有了超前性，具有許多超越時代的未來因素，能夠跨越時空和今人對話。有人就作過這樣的試驗：將魯迅30年代批判都市文化的雜文重新發表，題目就叫「魯迅論90年代的中國思想文化」，讀者都強烈地感到，魯迅就在面對當下中國發言。

錢理群選編《魯迅入門讀本：魯迅活在當下的中國》，中國長安出版社2012年版

這樣，魯迅思想就成了對中國歷史與現實都具有解釋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論資源。在我們面對現實的許多問題，感到焦慮、困惑和迷茫時，重讀魯迅著作，就會突然發現魯迅許多精彩的論述，讓你眼睛一亮，茅塞頓開，引發許多思考。我曾經作過一個《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的演講（收《魯迅與當代中國》），試圖用魯迅的相關論述來討論當下所遇到的七個問題：什麼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問題的癥結在哪裡？如何看待中國的改革？如何看待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中國的希望在哪裡？我們怎麼辦？我們應該以怎樣的精神去做事情？重溫魯迅的論述，我和我的聽眾都大受啟發，大為感動，感到魯迅在「和我們一起憂慮，觀察，思考和探索。我們甚至感覺到了他那銳利的、溫潤的，充滿期待的目光的凝視。於是，我們心裡有了一絲溫馨，一點力量」。這樣的和魯迅一起思考的閱讀體驗是十分美好的。我還作過一個《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的演講（收《魯迅與當代中國》），談到了魯迅在整個中國文化（包括現代文化）傳統、話語結構里，「始終是少數和異數」，是「另一種存在，另一種聲音，另一種思維，因而也是另一種可能性」。這樣，當你對既成教育、既成觀念深信不疑時，你不需要魯迅；而你一旦對自己聽慣了的話，習慣了的常規、常態、定論，產生不滿，有了懷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衝破幾乎命定的環境、突破自己的欲求，這時候你就需要魯迅了。而且你還可以一邊讀，一邊和他辯論，魯迅自己就在不斷的進行自我質疑，他從不試圖收編我們，而只是要促進我們獨立思考，期待和幫助我們成長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獨立創造的人：這是魯迅對我們的主要意義，我們今天需要魯迅的最重要的理由。

而且，這樣的因現實問題的激發，對魯迅的某些論述的聯想和對話，是沒有止境，隨時發生的。最近，我就有過這樣的一次聯想。2016年美國大選的結果帶來的世界局勢的變化，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我自己也一直在密切關注與緊張思考。我注意到上海《探索與爭鳴》連續兩期發表了北大哲學系教授何懷宏先生的文章《美國大選背後的價值衝突》，其中談到衝突的一個重要方面發生在「獨立自由與平等福利之間」：「贊成以獨立為核心的自由的一派，認為擺脫貧困，進而過一種『體面的生活』，乃至發財致富應當主要是自己的責任，而擴大政府的權力將損害到個人的經濟自由。所以，他們在政治上主張小政府，贊成減稅，反對在他們看來超出了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們的範圍，卻侵犯到他們的經濟自由的國家福利政策，反對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也享受本國的福利」；而「更加贊成平等福利的人們」，則「贊成向富人徵收高稅，擴大和推進國家的福利政策，包括在一段時間裡推進彌補性的對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的照顧和優待，贊成接納移民」。這裡談到的2016年前後發生的「獨立自由與平等福利」之爭，立刻使我聯想起魯迅1928年，也就是將近90年前，在《<思想·山水·人物>題記》（收《譯文序跋集》）里說的一段話：「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海涅）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並求，也不能並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我之所以能夠立即引起聯想，是因為我早已注意到這段話，卻始終不能理解。我曾經和王得後先生討論過，魯迅的有些論述是我們這些研究者一時不能理解的：除了這裡說的「自由與平等」的矛盾，還有魯迅在《關於知識階級》里說的「思想自由和生存還有衝突」，「個人的思想發達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思想就不能統一，於是命令不行，團體的力量減少，而漸趨滅亡」。現在看來，我們之所以不能理解，是因為我們心目中的「自由」、「平等」、「生存」、「統一」都是一種絕對化的狀態，既看不到它們自身的限度，更有意無意忽略或迴避它們之間的矛盾；而魯迅對一切問題都採取遠為複雜的分析態度，形成了他的思想的「既肯定又質疑」的矛盾、纏繞性。這也是魯迅的思想的超前性的一個重要表現：他的許多思考、論斷，都是同代人，甚至後幾代人所不能理解，或者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歷史的複雜性逐漸顯露以後，才能為後來人所醒悟。而這樣的「不理解」或「自以為理解卻並不真正理解」的狀況，就決定了還有很多的「魯迅之謎」有待我們不斷破解。魯迅研究的永無止境，正是它始終能夠吸引最富創造活力的研究者的魅力所在。

以上所說，大體形成了我的「魯迅面面觀」。打一個比方，研究魯迅，就好像進入一個神奇的公園，一路觀察，攝像。每走到一處，就會發現一道異樣風景，驚喜之下，連忙「咔嚓」一聲，在閃光燈照亮下，將這道風景，以及自己的瞬間感悟，全部錄下。再往前走，又有了驚喜的發現，再閃光，再錄相。這樣一路走來，公園風景的方方面面，得以逐漸呈現，給人以美不勝收之感；而風景的觀賞和攝像者也收穫了無盡的發現的喜悅。最後彙集成美輪美奐的相冊，就展現了公園風景的面面觀。在盡情欣賞之餘，又喚起了進行新的探險，發現更多的尚未看到的隱蔽風景的慾望與渴求，走上繼續探求之路。

那麼，我們今天的回顧，既是對過去的總結，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2017年5月15日-21日

附記

在我演講後，有幾位老師作了非常精彩的評議，接著應該有一個環節：由我作出回應。會議主持者陳平原先生也問我有什麼話要說，但我一時反應不過來，就沒有說話——這是我的一個毛病：現場反應能力不強，事後想想，又覺得還是有話要說。這回也是這樣，這幾天都在回味、思考在評議中提出的問題，就乾脆寫一篇「附記」，作一個遲到的回應吧。

聽了老師們的發言，我突然意識到，這篇總結性的報告，只是對自己研究過程的一個歷史回顧，因此，就有了八個方面的「魯迅面面觀」，但如果以此來概括我的魯迅研究，就可能忽略、遮蔽我的一些更根本性的追求與認識。其實，我在研究一開始的理論設計里，就已經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目標，就是要努力揭示一個「充滿著深刻矛盾」的魯迅「有機體」。揭示魯迅思想的內在矛盾，建立一個闡釋魯迅的張力結構，就成了我一以貫之的追求。我的第一部研究專著《心靈的探尋》，就是以「一切」與「無所有」、「天上」與「深淵」、「無所希望」與「得救」這些魯迅式的充滿張力的概念來揭示魯迅思維的「多疑」性；又將魯迅置於「先覺者與群眾之間」、「改革者與對手之間」、「生與死之間」的既對立又相通的複雜關係中，來展現魯迅心境的「寂寞」；然後用「冷與熱」、「愛與憎」、「沉默與開口」來描述魯迅情感的糾纏性。以後，無論在研究與闡釋「啟蒙者」的魯迅，還是「左翼魯迅」時，我的著力點都是在揭示魯迅「既堅守，又質疑」的複雜與曖昧，就像吳曉東注意到的那樣，我強調的是魯迅思想與表達的「豐饒的含混」性的特點。高遠東老師說，我描述與傾心的魯迅，主要有兩條，堅持韌性戰鬥的「精神界戰士」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有深刻的自我批判、自我懷疑」的魯迅，這是確實如此的。這樣，我的魯迅研究，不但有了自己獨特的進入魯迅的途徑（即帶著時代與自我生命的問題去不斷照亮魯迅的不同方面），自己的獨特的觀察、發現魯迅風景的角度（即在報告里提出的八個方面），自己的獨特的言說方式（主要是主體融入的方式和「接著往下講」的自覺，也就是吳曉東說的「以魯迅為中心」的與歷史、當下和未來的「對話」），而且有了自己獨特的研究追求，即揭示一個「無以概括」也「無以歸類」的，又不斷在進行自我掙扎的，魯迅思想的矛盾結構，在「這一結構集中體現了中國歷史之交的思想文化衝突」，「同時也是人性的，人類內在矛盾的展開」（參看《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一文，收《魯迅與現代中國》）。

這就說到了在討論中提出的「錢理群魯迅」（吳曉東所說的「錢式魯迅」）的問題。坦白地說，這確實是我的自覺追求：我第一次在北大開魯迅研究課，題目就是「我之魯迅觀」。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獨立、創造的學者應有的學術抱負：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領域打上個人的印記。事實上，這也是魯迅研究的傳統：不僅日本魯迅研究界有「竹內好魯迅」、「丸山升魯迅」等等，中國當代魯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魯迅」、「王得後魯迅」等等。我今天上午在陳平原學生論文答辯會上，就提出這樣的期待：不僅要堅守周氏兄弟的研究，而且要走出不同於我們這一代的新的路子，最終開闢出有鮮明個性與獨創性的「XXX研究」的研究體系和結構。有出息的青年人至少應該有這樣的志氣，要為自己立下這樣的奮鬥目標，至於達不達得到，在多大程度上達到，那是另一個問題。即使最後由於種種原因沒有達到，也可以無愧地說：我努力了：這就夠了。記得過去有一段時期，我每年都要對北大新學生演講，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鼓勵學生「樹雄心，立壯志」：「此時不狂，更待何時？」現在的研究生實在是太老實、太拘謹了。

那麼，今天在我的學術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回過頭來看我在學術起點上的雄心壯志，該作什麼總結與評價呢？應該是兩句話。一方面我形成了鮮明的學術個性，對魯迅確實有自己的獨立發現和屬於自己的闡釋，產生了一定影響；另一方面，我所追求的「建立以揭示魯迅思想矛盾性為中心的研究結構和體系」的目標，只是部分地實現，遠不夠完整、完善，問題多多。最致命的是，我自己個人生命、學術生命主體上的缺陷，這是我經常反省的：我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學者，沒有情趣的文人」，在知識結構與個人趣味、修養上嚴重不足，就使得我無法進入魯迅思想與文學的許多更為內在的方面——我過去說過，自己與周作人是隔膜的，後來也就主動地結束了周作人研究；現在，我還要公開承認，自己在某些重要方面，和魯迅也是隔膜的。在魯迅研究上，已經不可能走得更遠了。更準確地說，魯迅的世界，我只是部分地「進入」了，但有的部分還是「進不去」；我和魯迅這樣的罕見的獨特、豐富、複雜的生命個體、歷史與文學巨人之間，是既相通，又相隔的。這樣的「進入」與「相通」，是很不容易，彌足珍貴的；而「進不去」與「相隔」又是必然的，必須正視的。這一點，我是清醒的：學術上的一切發現，同時意味著某種遮蔽；與學術貢獻相伴隨的，一定是種種不足與弊端；學術成就越大，失誤也越多。我經常說的「有缺憾的價值」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我對自己的魯迅研究和其他學術工作的最終評價。剛才的評議中，也有老師提到這一點，我以為這是真正知我之言，謝謝了！

2017年5月31日補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