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將星錄中華將星錄宋元:孟珙

06-19

中華將星錄宋元:孟珙

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絳州（今山西新絳），將門世家。曾祖孟安是岳飛部將，祖父孟林也是岳飛部屬，隨軍至隨州，定居何地，按《宋史·孟珙傳》，為隨州棗陽；而《府志》《武昌縣誌》說「徙武昌」（見《孟珙家世源流述略》定居賢庾鄉（今鄂州市梁子湖區），而各志載其父子賜葬地，均在武昌縣境，其子孫亦在武昌繁衍。由此看出，孟氏從孟珙起，即定居武昌（今鄂州市）。孟珙的父親孟宗政（?-1223），字德夫。開禧二年（1206）宋軍北伐時，率領義士進行游擊戰抗金，被任命為棗陽縣令，後升京西路鈴轄軍職，駐守襄陽。嘉定十年（1217）四月，金軍南攻襄陽，圍棗陽，孟宗政與扈再興、陳祥等率軍出擊，連敗金軍，又馳援棗陽，棗陽解圍，遂兼權棗陽軍（縣升軍）使。嘉定十一年二月，金軍主將完顏賽不率軍數萬攻棗陽，棗陽軍使孟宗政在援軍扈再興、劉世興的協同下，抗擊達三月之久，金軍不支退兵。嘉定十二年（1219）二月，金軍再次攻棗陽，在孟宗政多方抗擊後，金軍潰退。孟宗政又奉命出擊金境內的湖陽縣（在今河南唐河湖陽鎮），「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盪營寨，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後任荊鄂都統制仍兼知棗陽軍，積官至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左武衛將軍。嘉定十六年（1223），病死於棗陽任上。孟珙自嘉定十年起，隨父參戰，即顯現出軍事指揮才能，為父親所讚許。這一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親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御之。珙料其必窺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翌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又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1219）,完顏訛可補騎二十萬,兵分兩路進攻棗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祗應。嘉定十四年（1221）,孟珙入謁制置使趙方,趙初一見面,就覺得珙氣質不凡,先任他為光化（今老河口市）尉,轉進武校尉。寶慶元年（1225）,新任峽州（今宜昌）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三年（1227）,改任京西第五副將、權神勁軍統制，回到棗陽任職。父親宗政在世時，招收金朝境內的唐（今河南唐河）、鄧（今屬河南）、蔡（今汝南）三州壯士2萬多人，編為「忠順軍」。宗政死後，由江海統轄，江因限於能力，眾兵不服，制置司決定以珙代海，管理忠順軍。孟珙將忠順軍一份為三，軍情由此穩定。遼紹定元年（1228），珙請示制置司創修平虜堰於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建通天槽八十三丈，引水灌田10萬畝，由忠順軍於民戶分屯，是年收糧十五萬石。同時又命忠順軍每家養馬，官供芻粟，於是糧豐馬增。次年，珙升任京西第五正將，棗陽軍總轄，統領三軍。接著又升京西路兵馬都監、兵馬鈴轄。紹定六年（1233）十二月，金哀宗逃至蔡州，金將武仙、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袁）等聚兵鄧州，進攻光化。次年五月，孟珙奉命進討，一舉殲滅武天錫所部並殺死武天錫，金鄧州守將移刺瑗投降。是役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餘。七月，又擊敗武仙於浙江石穴山寨（今河南淅川南）。孟珙因功升任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成為節制一方的大將。十月，奉命與蒙古軍會攻金朝行都蔡州。端平元年（1234））正月，蒙古軍攻城北，孟珙所部攻城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登」。當時金哀宗正在進行傳位給末帝完顏承麟的儀式，典禮剛完，「而南面已立宋幟，俄傾，四面呼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接守軍進入城內。聯軍攻下蔡州，金哀宗自墳，金末帝為亂軍所殺，金亡。孟珙還軍襄陽，以功勛升任建康諸軍都統制，又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在宋、金之間時戰時和的相持中，蒙古在塞北崛起，並連年對金展開用兵。金受蒙古促逼，國勢日趨衰微，先是齊燕京而遷都於汴梁，後又遷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紹定六年（1233），蒙古遣使聯宋攻金。次年正月，聯軍攻破蔡州，金滅亡。根據協議，河南陳、蔡一線東南之地屬宋，陳、蔡一線西北之地屬蒙古。宋、金對峙一變而為宋蒙對峙。南宋這次聯蒙古攻金，跟上次北宋聯金攻遼已有所不同，整個軍事行動比較慎重，滅金之後，宋軍撤還，增戍江漢地區，防備蒙古南侵。不過，此後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南宋君臣的初衷。那年盛夏到來之前，蒙古大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溫涼之地避暑，遼闊的中原幾乎成軍事真空。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頓起僥倖之心，淮東安撫使趙范建議：「乘時撫定中原，守河據關，收復三京（開封、洛陽、商邱）。」宋理宗和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都力贊此議。宋軍遂於端平元年（1234）六月，進兵河南，佔領汴京和洛陽。蒙古窩闊台汗聞訊，命大將培思率軍南下，宋軍敗退而歸。南宋收復三京之戰幾乎是重演了一次劉宋元嘉北伐收復河南之戰。和元嘉一樣糟糕的是，南宋的軍事行動引發了蒙古大軍的大規摸南侵。端平二年（1235），朝廷授珙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移駐黃州（今黃岡市府所在地）。理宗上朝宣布，珙辭不受，理宗曰：「卿名將之後，忠勤體國，破楚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理宗問恢復事，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理宗又問和議事，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言和。」理宗對他賞賜甚厚，並令兼知光州（今河南省淮河以南，竹竿河以東地），又兼知黃州。為了防禦敵人，他一到職，把低矮的黃州城牆進行了加高培固，對沒有水的護城濠進行了深挖，同時調查有關軍事實力，加強戒備。四方百姓聽說此事，非常高興，日來歸者數以千計，為屋三萬間收而居之，厚加賑貸。同年（1235）六月，蒙古窩闊台汗命將南征，分兵三路，分別自江淮、荊襄、四川發起大規模進攻。宋軍抗戰形式，仍如「常山蛇勢，東西呼應：東恃江淮、中拒江漢，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荊襄戰區為抗戰重點，配以重兵，除在唐、鄧一帶屯田備邊外，又以孟珙為襄陽都統制，訓練精銳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鄧之間。」進攻荊襄的蒙古軍山窩闊台闊出統率。蒙古軍在鍾祥、京山、安陸一線遭到了宋軍頑強的抵抗，遲遲打不開局面。端平三年（1236）三月，宋襄陽北平主將王旻以襄陽降於蒙古。一方重鎮，未經戰鬥，即為蒙古所有，此事在荊襄乃至整個宋廷造成極大的震動。宋左司諫李宗勉上書言：「襄陽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恃。江陵或不守，是事迫勢蹙，必有危亡之憂。」這年，蒙古軍連陷隨州、郢州、棗陽、德安（今安陸），並圍攻金陵，大有席捲江漢之勢。這時孟珙赴臨安樞密院稟議剛回，在黃州得到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援江陵之令，乃馳赴江陵。根據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形勢，採取"兵不厭詐"的辦法，命令部隊不斷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間則沿江列炬，以示宋軍人數之多，軍勢之盛。爾後，才遣軍出戰，連破蒙軍二十四砦，奪還被俘人口二萬，火燒船筏二千餘只，江陵之圍遂解。次年蒙古東路軍之一部自光州（今河南潢川）下復州（今湖北沔陽），又轉攻黃州、蘄州、安慶府。當地守臣皆棄城走。孟珙率師還救，擊退蒙軍。由於孟珙智勇善戰，南宋在江漢地區的不利形勢得到扭轉。宋廷遂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命其恢復郢州、荊門，以固江陵北面屏障。嘉熙三年（1239）三月，孟珙率軍反攻，三戰皆捷，遂複信陽、樊城、襄陽。嘉熙元年（1237）三月，孟珙升任京西、湖北安撫副使、江陵知府。秋，改任鄂州（今武漢）諸軍都統制。蒙古軍攻至漢陽境內，孟珙進至漢陽西南沌口反擊。蒙古軍轉攻黃州，並準備渡江，孟珙又率部進駐黃州城中，奮力抗擊。月余，蒙古軍攻城不下，渡江無望，終於退兵。嘉熙二年（1238）初，孟珙調任鄂州、荊州府諸軍都統制。珙以在三軍賞典未頒，上書辭謝。詔曰：「有功不賞，人謂朕何？三軍勛勞，趣其來上。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焉？」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參謀官。未幾，又升制置使兼岳州知州。嘉熙四年二月，升領寧武軍節度使，改任四川宣撫使兼夔州知州。不久，又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全面承擔長江中上游防務。孟珙在夔州作知州，勤政愛民，調查研究，發現四川官吏實施許多弊政，士民怨恨，於是他對調查的問題，梳成辮子，頒諸郡縣。其具體問題是：「曰差除計蜀，曰功賞不明，曰減克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之寨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孟珙在弄清弊政的基礎上，教育先行，措施跟上，身先士卒，帶頭力行。例如軍隊吃糧緊張，影響部隊戰鬥力，他就大興屯田，調民築堰，募農耕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庄一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結果糧豐民富，軍民無虞，宋理宗降旨獎諭。在抗擊元軍過程中，為了保土護民，孟珙下令諸將士，要誓死抵禦、消滅敵人。凡棄失寸土，無論何人，都要追究責任。守開州（今四川開縣地）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警效尤。由是諸將稟命惟謹。淳祐元年（1241）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後進封漢東郡開國公。淳祐四年春，又兼江陵知府，興置屯田以供軍需。淳祐六年，自春至秋，孟珙因病五次申請辭去實職，以宮觀閑差養病，但均未被允許。加上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願向孟珙投降，孟珙向朝廷報告，並準備受降又未被批准，孟珙嘆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病情遂加重，九月初以節度使致仕，隨即病逝。孟珙出身將門，屢建戰功，由一名普通的下級軍官成長為經略一方的統帥，破蔡滅金，一雪南宋百年之恥；繼而領導荊襄、四川地區的抗蒙鬥爭，對南宋王朝起了支持半壁河山、延長國祚的積極作用。《宋史·本傳》稱其：「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清代著名學者魏源稱：「不聞襄陽數載之圍，不知孟珙保障之功。」孟珙軍事上的成就與貢獻是非常之大的，但人們還很少知道他雖是武將，而又是在揮師抵禦蒙古入侵的同時，不以武備費文事，於戰亂之際興建公安、南陽書院，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該二書院是沒收官僚田莊建起來的，各建房層六十間，「在公安者即名『公安書院』，實維寇祠舊址；在武昌者曰『南陽書院』，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兩書院的辦學性質屬於半官方性質。為了辦好該書院，孟珙雖然承擔著京湖地區防禦重任，但仍親自擇"有學行者為山長"，全面負責書院的教學及日常管理工作，建立了自上而下書院管理體制。「旬有課，季有試，暇則習射，士無**以害其心，咸自砥礪以成其業。」書院的設立和開放式教學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是於亂世中興建書院，起到了收容流亡士人、維繫斯文的作用。當時蒙古軍隊對四川、荊襄地區的長年攻伐，使得這些地區生靈塗炭、經濟凋敝、文化衰敗。時人吳昌裔記載蜀中形勢：「端平乙未（1235），虜侵漢沔，漢沔以內，生聚未盡空也。適至去冬，其禍慘甚……屠成都、焚巴州、蹂踐邙、蜀、彭、漢、簡地、永康，而兩州之人十喪七八矣。……然昔之通都大邑，今為瓦礫之場。昔之沃壤奧區，今為膏血之野。青煙彌路，白骨成丘，哀恫貫心，瘡痍滿目。」百姓四散逃亡，文人儒士流離失所。興建書院既解決了士人的流亡問題，也維持了南宋當時文化教育事業。二是為國家培養了人才。南宋自寧宗朝以後，統治集團日趨腐朽，皇帝嗜欲怠政，宰相弄威劫符，政出私門，世風日漸衰落，反映在文化教育領域，就是官學的衰落和士風的敗壞。當時的文人羅大經就感嘆：「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是可嘆也！」而當時書院興起，則為已陷入困境的學校教育注入一股新的活力。遊離於官學之外的書院以其鮮明的學術特色、良好的學風、辯論問難的學習方式和碩學鴻儒的會講，吸引了大批士子投身其中，因而也造就了許多棟樑之才，其中尤以余玠、文天祥為其傑出的代表。同樣，孟珙興建公安、南陽書院也吸引了大批的襄蜀之士，他們受到書院精神的感召，更知勤奮學習、努力進取。同時，書院針對當時所處的戰爭環境，對於習射訓練的重視，使得士人文武兼備，能對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三是興學於亂世，凝聚了人心、振奮了士氣。當時理宗朝由於權奷當道、士風敗壞，加之年年戰爭失利，致使許多人對朝廷喪失了信心，社會上普遍瀰漫著一種悲觀失望的情緒，襄蜀兩地尤以為甚，士民流離失所，怨恨朝廷尤甚，這對宋王朝的統治是極為不利的。孟珙正是看到了這一點，以興建書院的方式使士人找到了歸宿、免於困厄，同時對於先聖、先師、先賢的崇敬、祭祀，使他們精神上得到了激勵，加之「擇文學行義之士以師表之，暇則習射，中者有賞」的文武兼修的教育方式，使他們皆自「砥節礪行」，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材，而這正體現了孟珙興建書院的宗旨，「非徒以養其口體而脫其死亡，亦所以養成恆心而納諸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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