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三十年來的社會思潮 -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除了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還夾雜著很多其他的思潮，比如民族主義。您覺得目前有哪些思潮值得我們關注?

　　徐友漁：大體劃分，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但是到了後來，一種更為強勁的思潮出現了，那就是民族主義。如果把九十年代後半期的思想分化看作是二元對立的話，進入新世紀以後，也許就是三足鼎立了。另外出現的這一極，它的趨勢更為猛烈。對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來說，他們各自也面臨著如何對待民族主義的問題，他們也有自己的表態與選擇。民族主義在各個方面的表現會更為廣泛，吸引更多人。它的特點有如下幾個：首先，它可以分為文化民族主義的上層和民粹主義的下層。學者比較關註上層，所謂的文化民族主義，它主要說的是解決人類危機的辦法在思想文化上要靠中國的傳統。以季羨林為例，他認為西方國家要克服自身的種種問題都必須依靠中國的思想資源，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說過，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只有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能夠拯救全人類。而下層的民族主義則影響了更多的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這些人基本上是在宣洩一種類似義和團式的愚忠和排外情緒，大談西方的墮落、即將到來的毀滅等，把「愛國」等同於「反美」，一有事就擺出要上街遊行的架勢。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時因為在法國發生了一些事情，就馬上去家樂福堵截顧客。另一個特點是，號稱的民族主義具有虛偽性，很難說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我們看到針對西方的遊行，宣稱中國可以領導世界;另一方面，千方百計要去國外，想改變國籍。有些人在狂熱的民族主義外衣下，骨子裡隱藏著一顆嚮往美國的心。比如美國總統柯林頓訪華，有個北京大學的女研究生跳出來提問為難他，以表明自己反美、愛國。但最後她嫁了一個美國人，當然嫁給美國人沒有什麼過錯，可她卻回來炫耀自己的兒子取得了美國國籍。可以說，表現得越是張狂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內心的想法往往越是相反。由於民族主義有其虛偽性，以至於我們很難界定它是不是民族主義。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對比。韓國的民族主義我認為就是真的，他們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強烈的，甚至有點偏激的思想。這種思想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比如他們抵制美國的牛肉，就去購買本國的牛肉，而本國的牛肉比美國的貴好幾倍。這就是他們愛國付出的代價。而在中國，號稱是民族主義者的人不願意為自己的信念付出代價，只願意拿好處。只要他們覺得美國能夠給他們提供更好的生活，他們非常樂意接受這樣的好處。在這種情況下，這種虛偽性一目了然。他們不會因為所謂的民族主義而付出代價，而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是願意去承受和擔當的。

　　新儒家在新世紀也漸漸為人所關注，最近天安門廣場上就豎起了孔子像，在您剛才所描述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下，新儒家思潮該如何安放呢?

　　徐友漁：其實在我的整體框架中，是把新儒家、國學熱歸入民族主義的範疇之內的。目前提倡國學與新儒家證明了民族主義思潮在中國的極大興起。當我們在分析文化民族主義的時候，完全可以把這兩者的興起納入對民族主義的考慮中，而且也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興起是同步的，甚至可以說是緊密配合、天然一體的。但正如新左派、自由主義一樣，這一派內部也有極大的不一致。除了純粹談學術的之外，與社會政治有關聯的新儒家或國學熱這一思潮大概可以細分為三類。

　　一類是原教旨主義，以蔣慶為代表。他主張乾脆回到中國古代那種貴族等級制政治中去，完全否定現代民主政治。他認為一個教授和一個待業青年都享有相等的一票的投票權是不對的，他甚至覺得今後中國的領導人都應該從孔子的後人中選出，而不應當由民主程序選出。這種思想在我看來是非常極端的，在中國取得現實發展的可能性很小。它的一個比較正面的作用是，正因為它是原教旨的，因此它去除了很多包裝的因素，沒有花言巧語的虛偽，同時揭示了自己的困境，把傳統不適應於現代社會的方面暴露得一清二楚。第二類是披著傳統思想外衣的國家主義，主張一種半法西斯的思想。持這一主張的人對當前中國的矛盾心知肚明，卻仍舊極力主張精英治國，把自己定位為統治者，號召政治、經濟、文化精英聯合起來統治平民。第三種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我覺得現在海外的很多新儒家在這方面表現得比較明顯。他們千方百計想證明，傳統思想、儒家思想能促進自由民主，或者退一步說，是不會妨礙自由民主的。像徐復觀這些人極力證明中國傳統思想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般腐朽和反動。他承認我們需要一個創造性的轉化，經歷了這種轉化，中國的傳統思想不但不妨礙，反而會促進自由、民主。以杜維明為代表的當代新儒家也是這種主張。很多主張文化保守主義的自由主義者都支持這麼一個理路。這種理論最終能否形成氣候，我很懷疑。

　　現在的年輕一代對「文革」沒有什麼印象，也沒有什麼了解。他們對各種思潮的判斷和選擇可能與其經歷沒有密切的關係，您如何看待他們的選擇?

　　徐友漁：確實是這樣，中國很多知識分子選擇自由主義的立場和他們在文化大革命的經歷有關。我自己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只有經歷過「文革」，才能看清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極左的東西在現實中的諸多壞影響。這些東西有強大的誘惑力和欺騙性，而「文革」把這暴露得非常充分。如果沒有「文革」的經驗教訓，我覺得要分辨清楚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我們這一代會對高度統制的經濟和高度集中的權力有本能的警惕。而現在的年輕人沒有這樣的經驗，似乎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左的思想看得不是那麼清楚。這個固然和教育程度有關，但更多的是和年齡以及思想的成熟度有關。說到這點，我很喜歡引用法國知識分子也是政治家克雷孟梭的一句話，他說，一個人在三十歲之前如果不信仰左翼思潮，他就是一個沒有心肝的人;如果在三十歲之後還要信仰左翼思潮，他就是一個沒有頭腦的人。

　　因此，不論中外，我們都能看出，年輕人，特別是一些大學生的社會理想會傾向一些比較左的東西，這有年齡的因素，也與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有關。

　　您認為將來中國的各種思潮之間是否可能會達成越來越多的共識?

　　徐友漁：十來年前，當所謂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論爭正酣之際，我就說過，隨著中國社會的利益分化和矛盾加劇，派別之間和派別內部會出現分化、重組，考驗人們的，決定人們立場的，是良知而不是理論知識。這個趨勢正開始出現，往後還會發展。

　　比如現在，對通過法律手段，理性地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方面，真正的新左派與自由派的做法是一致的。我認為錢理群、艾未未是真正的新左派就是因為這點，大家在現實中為了維護社會正義而站在一邊。現在，對不同群體的界定，稱呼、標籤的因素正在變得越來越小。現在很多維權的律師，就他們受的學術訓練，從理念上來說，應該是自由派，但他們並不是非要打出這個旗號不可。實際上，各派都有很多人在做同樣的事情，更多的人勤勤懇懇地為大眾利益工作，不把自己當成哪個派。中國苦難的社會生活促使很多有良知的人，他們不論派別，都會採取一致的行動。所以我說，共識已經逐漸產生，行動上相互一致的地方也在增強。

　　我能看出一個趨勢，自由主義對傳統也採取尊重的態度。現在不太有自由主義者跳出來說，我只要自由、民主，我要打倒「孔家店」。他們在復興、弘揚傳統文化上實際上有自己一個很端正的態度。而我認為，在真正重視傳統文化、思想的民族主義者中，最有前途的人還是得承認民主憲政的方向。

　　我覺得，如果人們有同樣的良知，又面對一個相同的現實，也許在理性認識方面切入點和分析的框架上會有所不同，但是非和愛憎的態度，該支持什麼反對什麼的結論方面，不應該有太大的不同。知識分子之間的區別，重要的不在於你是屬於從理論上說源自西方的這個派還是那個派，而在於是不是真正有公共關懷和社會責任感，在於當你自認為還有良知時，是表現為在行動上捍衛正義還是僅僅發發牢騷而已。如果不講究理論和準確性，對我來說，真正的派別劃分是：特權派還是民眾派;對維護社會正義來說，是口頭派還是行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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