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集團」案：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八）

胡風「集團」案：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八）　　建國以後，知識分子的處境，相當於春秋遊士向秦漢儒生的轉變；無論戶籍、職業、思想，都日漸失去了自由流動的資源。這時，把魯迅郭沫若化還是把郭沫若魯迅化，都是荒唐的。然而，在胡風那裡，魯迅式的個人主義確乎明顯減少，而郭沫若式的集團主義卻在不斷遞增。集體－組織對個人的入侵，對胡風來說，固然存在著壓力形式，但是更多時候是取滲透的方式，那是他所願意接受的。比較閱讀胡風建國前後和被捕前後的文本，可以發現人格蛻變的又一種類型。薩特說：選擇即自由。這是一個明朗得有點讓人傷感的命題。因為我們看到：在選擇背後，「個人」的支援意識是如此稀薄。　　人格是有傳統的。傳統人格不能不受傳統意識的支配。在談到知識分子時，魯迅指出生存是一大缺點，即就其存在及意識均不能脫離中國社會結構的制約而言。關於古代知識分子，一直有一種說法，即把「國家」與「天下」，「廊廟」與「山林」相對，視為他們兩個不同的精神出處，甚至把後者認作最後的家園。這是歷史的誤會。「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所謂民者，也是臣民，所以近代有「新民」一說，但當然也只是說說而已。五四時期，李大釗們重提俄國民粹派知識分子的口號：「到民間去！」魯迅是不以為然的。因為在他看來，中國簡直沒有「民間」，沒有人民自由生存、自由思想、自由說話的空間，所以他會強調說「民魂」的發揚是未來的事。「憂患意識」說到底仍然是官僚意識。由於整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並未發生根本的變動；一不小心，權威主義或新權威主義就從袍子底下跑出來了。　　近幾年，在學術界有一種傾向，就是極力標榜中國現代的一批所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鼓吹他們的思想，讚頌他們的人格。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有沒有從知到行踏實貫徹的自由主義者？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起，正如民主主義一樣，是有著深遠的文化淵源的。為了探索中國的民主問題，作為參照物，思想者顧准遠溯古希臘民主城邦制度，就是這個意思。遠的不說，單是十八世紀以來，歐洲社會就發生了系列的大變動，隨著自由貿易的擴展，中產階級的壯大，近代民族國家在王權廢墟上的建立，以及相隨發生的民主法制的逐步完善，加之以眾多大思想家不遺餘力的宣傳鼓動，有如此多方面的因素，才逐漸形成了自由主義的土壤。現代中國沒有這層土壤。自由主義的思想萌芽更多地帶有中國母體的成分，傳統的成分，陳腐的成分。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有沒有獨立批評的能力？有沒有對抗權威的精神？有沒有不依附不屈從於任何權勢集團的大氣象？1929年，被公認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適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侯才可以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系列文章，宣稱整個執政黨為「反動派」，對作為思想權威的孫中山，和黨國領袖蔣介石進行了公開批評，認為黨和政府的權力必須接受約法制裁。梁實秋、羅隆基等也相繼發表了有關「人權」和「思想自由」問題的文章，向「黨治」提出挑戰。對此，胡適表示說：「我們只有善意的期望與善意的批評」，「目的是希望他自身改善。」國民黨當局不但不能體察「第二種忠誠」，反而加以「批評黨義」等罪名，議決由教育部對胡適實行「警告」；此外，中央宣傳部還發出密令，禁止出售、沒收、焚毀《新月》雜誌，查禁胡適等著的《人權論集》，各種傳媒也都紛紛揭載關於懲辦胡適、通緝胡適的議案和消息。這就是著名的「人權運動」及「人權案」。對於胡適等人的言論和行動，迄今知識界的評價一直很高，以為是開了中國的「自由」和「人權」輿論的風氣，他們也被當成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楷模。當時，魯迅便深刻地揭開了這個「自由主義」的面具，把「新月社批評家」比喻為《紅樓夢》中賈府的奴才焦大，仗著醉酒罵主子直到別的一切奴才。「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罷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試看「吐出馬糞，換塞甜頭」以後，如何？如胡適一流，果然訑訑然做起權門人物，幫忙或者幫閑去了。　　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疏遠權力，甚至敵視權力的。德國作家亨利希·曼說：「一個向統治階層靠攏的知識分子是在背叛精神。」正因為精神本身是自由的，所以知識分子就其本性來說具有自由主義的傾向。這是一種「鬆散的自由主義」。由於他們是權力的虛無主義者，因此，必然隨同批判來到民間的立場。魯迅就是這樣的立場。他始終以弱小者為本位，對抗強權階級。他確認，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在道德上是不一致的。而他自己，則堅持恪守被壓迫者的道德準則；他的全部創作，包括通信，都響應著被壓迫者的呻吟和吶喊；代表他們，在「無聲的中國」叫出了人的聲音。　　民間社會是人類良知的持有者和保存者，潛藏著克服權力罪惡的巨大的變革力量。對知識分子來說，民間的立場就是社會底層的立場，民主的立場，人道主義的立場。但是，它同時也是個人的立場，它必須具體化為個人的道德責任和人格力量。如果脫離了個體的實踐活動，「民間」將如同「人民」、「公共」之類的字眼一樣，只是製造出來的泡沫概念。正由於立場屬於個人，所以即使置身於民間中，也就不至於迎合大眾，做「大眾的新幫閑」。我們說批判所需的理性，種種現代意識，最後都必須回到個人的、民間的立場上去。個人性－民間性，也就是現代性。我們不是「為現代而現代」。現代性需要體現，它只能為無數的民間個體所貫穿所包容。　　馬克思在一封信里說：「人類要洗清自己的罪過，就只有說出這些罪過的真相。」胡風「集團」事件的真相，至今尚未完全說出。況且，即使明白了事件的始末，也未必一定可以把罪過洗清的。這裡有一個追究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的問題。在把耶穌送上十字架以後，總督彼多拉的雙手是肯定洗不幹凈的了。可是，事情的發生僅僅是猶大和總督的罪過嗎？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當時在做著什麼？面對同類的痛苦和屈辱，有沒有個人的罪感和恥感？胡風「集團」事件一直被叫作「冤案」，其實不確。「冤案」是一個充滿封建正統觀念的語詞，它意味著：人們可以把自身的安全完全寄托在官府和王法的保護上面；作為人的權利，不是人所固有的，而是一種恩賜。這樣，當權利——其實是平安的生存——一旦遭到剝奪，自然不必依靠自己的抗爭，而是祈禱和等待。　　如果有一天，「冤情」竟然得到洗雪，事情也就算是結束了，從此任何與此相關的不祥之物都與自己無關了。倘使「冤案」代替了悲劇思考，便容易把災難局限於個人範圍，「小集團」範圍，而抹殺了知識分子精神遭受公開扼殺的事實，掩蓋了更多更有價值的歷史內容，從根本上排除了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的可能性。從目前的出版物來看，除了有限的幾本紀實性圖書之外，還沒有一部對事件進行全方位文化探討的理論性著作。這是與事件的重大的悲劇意義不相稱的。阿多諾說：「讓苦難有出聲的機會，是一切真理的條件。」然而，我們拋棄了真理，不信任真理，我們事實上至今仍然在逃避理性和良心的責問。　　在胡風「集團」事件和五四運動中，都是知識分子擔任主角，無論是悲劇的角色還是正劇的角色，在這中間是有著深沉的精神聯繫的。個性。自由。民主。科學。價值重估。偶像破壞。……我們會驚異地發現，所有在五四齣現的東西，在胡風「集團」事件中打一個旋渦就都消失了。可以肯定，存在著一個「百慕大三角」。這是知識分子通往解放之路的繞不開的死角。因此，必須勇敢地從事探險和打撈的工作。記得有一位猶太人作家說過，在戰爭的廢墟之上，他希望能盡自己的職責，從星散的倖存者中間創造一種聯繫，建立一種延續的網路。這是自贖，也是拯救。未來只能產生於眾多個體的拯救行動。在這裡，首先是有意義的拯救。在最黑暗最危險的深處，應當有我們建立的網路，去延續五四，延續魯迅以後星散的知識者和思想者，去維繫一種精神。唯有它，才能導引我們擺脫困境，挑戰命運之神。知識分子力量來源於知識分子自身。對知識分子來說，生存的勇氣就是批判的勇氣，而這勇氣也是只能來自批判的。從批判到批判。「生還是死？」問題並非兩難，只是必須由哈姆雷特作出抉擇。1997年11月－12月註：[1]曉谷文，見《新文學史料》1996年第1期。[2]《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3]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4]高爾基1919年9月16至19日致列寧信。[5]嚴家炎《談五四、文革與傳統文化的論爭》，載(21世紀》1997年8月號。[6]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載《文藝報》1989年11月4日。[7]參見李輝著《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8]參見《文學評論》1980年第1、4期。又，李何林著《關於魯迅及中國現代文學》，天津人民出版社。[9]參見曉谷文，見前。[10]《論出版自由》，商務印書館。[11]見《人民日報》1983年3月16日。[12]見《魯迅全集》第6卷，第53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3]見《新文學史料》總笫2輯。[14]參見《第一批胡風材料發表前後》，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1期。[15]參見胡風1952年4月16日致冀汸，同年5月24日致路翎信。[16]參見胡風1952年5月9日致路翎信。[17]見胡風1953年10月12日致羅洛、張中曉信。[18]毛澤東《<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編者按》[19]胡風1951年1月16日致牛漢信，見《胡風書信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胡風1949年5月30日致路翎信，同上。[21]胡風1950年1月12日致路翎信，同上。[22][23]胡風1950年5月12日致艾青信。[24]胡風1951年10月27日致牛漢信。[25]胡風1952年3月27日致路翎信。[26]胡風1952年4月16日致冀汸信。[27]參見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載1989年11月4日《文藝報》。[28]《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29]何，何其芳；港派，指1948年在香港《大眾文藝叢刊》對胡風等發起批判的理論家和批評家。[30]胡風1952年1月7日致魯煤。[31]胡風1952年8月12日致綠原。[32]見《新文學史料》。[33]見1997年11月29日《文藝報》。[34]《聶紺弩詩全編》，學林出版社。[35]魯迅：1934年11月17日致蕭軍蕭紅信。[36]胡風1945年1月18日致舒蕪信。[37]毛澤東：《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38]魯迅：《文藝和政治的歧途》。[39]參見《法國漢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40]可參見(美)周策縱著《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陳萬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聯書店；劉永明著《國民黨人與五四運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41]參見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等。[42]《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43]魯迅嘗自述其思想，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參見《兩地書》，《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44]均見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l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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