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 | 各方視野中的《新青年》

06-19

編者按

「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時，顯然不曾預想四五年後將引發一場全國規模的『新文化運動』。故上述諸話題不可能是預先設計好的，而是在辦刊過程中逐漸『尋覓』、『發掘』和『策劃』出來的。話題中有的產生了重大反響，也有的並未獲得成功。」本文出自《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今人談論新文化運動和《新青年》，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德先生」和「賽先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15年9月問世至1926年7月終刊，《新青年》總計發表各類文章1529篇。其中專門討論「民主」（包括「德謨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權、人權、平民主義等）的文章，只有陳獨秀的《實行民治的基礎》、屈維它（瞿秋白）的《自民主主義至社會主義》和羅素的《民主與革命》（張崧年譯）等3篇。涉論「科學」的文章也不過五六篇（主要討論科學精神、科學方法以及科學與宗教、人生觀等）。

後來史家認定「科學」與「民主」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兩個最基本的口號，其主要依據是1919年1月陳獨秀髮表於《新青年》第6卷第1號上的《本志罪案答辯書》。《答辯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這段文字被後來史家反覆徵引。細察陳文之立論，意謂擁護德、賽兩先生是《新青年》同人的基本立場，反對舊倫理、舊政治、舊藝術、舊宗教、舊文學等具體主張，均以此為原則。事實上，自晚清以來，民主（民權、立憲、共和）與科學等觀念，經過國人的反覆倡導（各個時期的側重點不盡相同），到五四時期已成為知識界的主流話語。1923年，胡適為《科學與人生觀》一書作序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民主」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與「科學」相似。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陳獨秀才敢向「非難」《新青年》者「叫板」說：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陳獨秀高懸「民主」「科學」兩面大旗，主要想震懾和封堵那些「非難」者，其潛台詞是：《新青年》是擁護民主、科學的，誰非難「本志」，便是反對民主與科學。正因為民主與科學的威權在中國已經確立，在無人挑戰其威權的情況下，《新青年》甚少討論民主與科學，自在情理之中。後五四時期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和九一八後的「民主與獨裁之爭」，恰是有人試圖挑戰「科學」與「民主」的權威而引發。

當「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流傳開來後，對於什麼是「新文化」，知識界競相加以詮釋，卻並沒有形成大體一致的看法。1919年12月，胡適在綜覽各種解釋後指出：「近來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解釋『新思潮』的文章。我讀了這幾篇文章，覺得他們所舉出的新思潮的性質，或太瑣碎，或太籠統，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胡適所稱的「新思潮」、「新思潮運動」，與時下之「新文化」、「新文化運動」同義。胡適認為，陳獨秀以「德、賽兩先生」概括「新文化運動」的性質和意義，雖然簡明，但太籠統。可能是回應胡適的批評，陳獨秀又專門撰寫了一篇《新文化運動是什麼》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將「新文化運動」限制在「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之狹義範圍內，而且完全將「民主」排除在外。闡述雖然具體，卻遠沒有「擁護德、賽兩先生」那樣具有決絕的氣勢。亦因為此，陳獨秀這篇專門詮釋「新文化運動」的文章甚少為後來史家所提及。

由於不滿意陳獨秀的詮釋，胡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有兩種趨勢。一方面是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前者是『研究問題』，後者是『輸入學理』。這兩項是新思潮的手段。」

就學理而言，胡適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來概括「新文化運動」，比陳獨秀的「德、賽兩先生」更為精當切要。然而，胡適的詮釋似乎也沒有得到一致的認同。1920年8月，陳啟天在《少年中國》撰文指出：「新文化」，這三個字，在現在個個人已看慣了，聽慣了，說慣了；究竟什麼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現在的時髦，幾乎個個人都是新文化運動家，究竟運動的是什麼新文化？這個問題，如果自己不能解釋出來，那不但不能消除反對派的誤解，和疑慮，就是贊成的人，也惝恍不明真相，終久不能得什麼好效果，甚至於厭倦，自己拋棄了。所以我們愛想的人，都有這個「什麼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的疑問，很望那些提倡新文化的學者說個明白才好。然而鬧了新文化運動已有一兩年，說明新文化是甚麼的卻很少，只有胡適之的《新思潮的意義》一篇，較為切要……可以稍解我們的煩悶了。卻依我的推想，這個新思潮的意義，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說。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裡面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會方面的新傾向，也是新文化裡面的一種真精神。所以我解答這問題的意思，分兩方面：一、是人生的新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來，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當年新文化的「運動家」對什麼是「新文化」雖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後來史家卻相當一致地認同了陳獨秀「擁護德、賽兩先生」的說法。1946年，鄭振鐸在紀念五四運動27周年時即明確指出：「五四運動所要求的是科學與民主。這要求在今日也還繼續著。我們紀念『五四』，我們不要忘記了五四運動所要求而今日仍還沒有完全達到的兩個目標：『科學與民主』。我們現在還要高喊著，要求『科學與民主』！」「科學與民主」（尤其是「民主」），顯然比「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更具有歷久彌新的現實意義，因而最終凝固為對《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永久記憶。

實際上，後來史家在考察《新青年》雜誌後發現：「《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涉及眾多的思想流派與社會問題，根本無法一概而論。」《新青年》涉及的論題包括孔教、歐戰、白話文、世界語、注音字母、女子貞操、偶像破壞、家族制度、青年問題、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工讀互助團、易卜生主義、羅素哲學、俄羅斯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宣傳與社會主義討論等眾多話題。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時，顯然不曾預想四五年後將引發一場全國規模的「新文化運動」。故上述諸話題不可能是預先設計好的，而是在辦刊過程中逐漸「尋覓」、「發掘」和「策劃」出來的。話題中有的產生了重大反響，也有的並未獲得成功。

對一個刊物而言，何種主張最為反對派攻擊，往往意味著該主張在當時最具反響。蔡元培總結林琴南對《新青年》的攻擊集中於兩點：一是「覆孔孟，鏟倫常」；二是「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學」。這兩點，從當時新聞媒體的報道中亦可得到印證。如《順天時報》報道稱：「自大學校教員陳獨秀胡適之等，提倡新文學，舊派學者大為反對，於是引起新舊思潮之衝突。」《北京新報》報道稱：「近時北京大學教員陳獨秀、胡適之、劉半農、錢玄同諸君，提倡中國新文學，主張改用白話文體，且對於我國二千年來障礙文化桎梏思想最甚之孔孟學說，及駢散文體，為學理上之析辨。」《民治日報》報道稱：「今日新舊之爭點，最大者為孔教與文學問題。」

最值得注意是《申報》的兩次報道。1919年3月6日第一次報道稱：

國立北京大學自蔡孑民氏任校長後，氣象為之一新，尤以文科為最有聲色。文科學長陳獨秀氏，以新派首領自居，平昔主張新文學甚力，教員中與陳氏沆瀣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學生聞風興起服膺師說者，張大其辭者，亦不乏人，其主張以為文學須應世界思潮之趨勢，若吾中國歷代相傳者，乃為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應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懷的國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此其文學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適氏主講文科哲學門後，旗鼓大張，新文學之思潮，益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後抒其議論於《新青年》雜誌，而於其所教授之哲學講義亦且改用白話文體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學生組織一種雜誌曰《新潮》者，以張皇其演說。《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評論》之印刷物發行，其思想議論之所及，不僅反對舊派文學，冀收摧殘廓清之功，即於社會所傳留之思想，亦直接間接發見其不適合之點而加以抨擊。蓋以人類社會之組織與文學本有密切之關係，人類之思想更為文學實質之所存，既反對舊文學，自不能不反對舊思想也……寄語新文學諸君子，中國文學腐敗已極，理應順世界之潮流，力謀改革，諸君之提倡改革，不恤冒世俗之不韙，求文學之革新，用意亦復至善，第宜緩和其手段，毋多樹敵，且不宜將舊文學之價值一筆抹殺也。

1919年11月16日第二次報道說：

（《新青年》提倡白話文）其初反對者，約十人而九，近則十人之中，贊成者二三，懷疑者三四，反對者亦僅剩三四矣，而傳播此種思想之發源地，實在北京一隅，胡適之、陳獨秀輩既倡改良文學之論，一方面為消極的破壞，力抨舊文學之弱點，一方面則為積極的建設，亟築新文學之始基，其思想傳導之速，與夫社會響應之眾，殊令人不可擬議。

綜而觀之，當時《申報》等新聞媒體對《新青年》關注的焦點多集中於文學革命，其次是反對孔教。其他「新思想」甚少進入新聞媒體的視野。這兩個方面之所以會產生巨大反響，其實不難理解：文學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砸了舊式讀書人的飯碗，而反對孔教則意味著推倒了舊式讀書人的精神偶像。

三四年後，章士釗發表《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其批評所向，仍集矢於白話文學。一個以政論為中心的思想文化雜誌，真正引起社會強烈關注的，卻是其關於文學革命的主張，恐怕也出乎陳獨秀等人的意料。《新青年》同人似乎更看重雜誌在傳播「新思想」方面的價值和意義。1919年底，《新青年》編輯部為重印前5卷，發布廣告稱：「這《新青年》，彷彿可以算得『中國近五年的思想變遷史』了，不獨社員的思想變遷在這裡面表現，就是外邊人的思想變遷也有一大部在這裡面表現。」1920年1月，《新青年》在《申報》刊登廣告，其廣告詞亦強調《新青年》是「新思想的源泉」。1923年10月，胡適在其主編的《努力周報》發表他寫給高一涵等人的信，內稱：「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誌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胡適雖然沒有具體解釋《新青年》何以能代表一個時代，但從思想史的角度立論則是明顯的。

1926年，戈公振撰寫了中國第一部《中國報學史》。戈氏著書的時間，正好是《新青年》終刊之際。該書對《新青年》的介紹十分簡約：「初提倡文學革命，後則轉入共產」。五四以後，《新青年》轉向提倡社會主義，1920年9月改組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1923~1926年成為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戈公振看到了《新青年》發展的全過程。在今天看來，戈氏的歸納顯然不夠全面，但他的簡約概括，很可能代表了北伐前後人們對《新青年》較為深刻的記憶。

又過了十年，郭湛波出版《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內稱「由《新青年》可以看他（引註：指陳獨秀）個人思想的變遷，同時可以看到當時思想界的變遷」，正式坐實了《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和自我定位。從此以後，從思想史的角度評述《新青年》，日益成為學界的主流話語，而最為時人關注、也最具實績的文學革命，則漸漸淡出史家的視野。遲遲未能實現的理想常常為人們眷念，迅速達成的目標也迅速被人們淡忘。

同一個《新青年》，辦刊人的出發點，反對方的攻擊點，與局外人的觀察點既不盡一致，新文化人的當下詮釋與後來史家言說的「運動」亦有相當的出入，更不用提後來各方政治力量有關五四的種種敘事。微拉·施瓦支在《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一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每當救國的壓力增強時，他們更多地回憶政治方面的內容；每當社會氣氛有利於實現知識分子解放的目標時，他們就回憶適應啟蒙的需要開展的文化論戰。」時至今日，仍有研究者倡導「根據現代化建設形勢發展的需要，選擇那些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和方面，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當事人的「選擇性回憶」既屬難免，史家再刻意「選擇性研究」，有關五四的敘事勢必與其歷史原態愈趨愈遠。

五四運動一周年之際，中國知識界就開始紀念五四。從此以後，五四的紀念幾乎年年進行，不曾間斷。近百年來，沒有一場運動或事件，像五四一樣得到不同黨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與民間的共同紀念，並且持久而不衰。

1920年李大釗在紀念五四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盼望，從今以後，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90年來，五四紀念也確如李大釗所期望的，一直都在與時俱進，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義」。其結果是，紀念越久，疊加的「新意義」越多，影響也越來越深遠，與此同時，五四運動的本相，反而是越紀念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