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策五：當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中國崛起策五：當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文章簡介：本文分析了當前中國主要的社會問題，並提出以下觀點：改善窮人福利，不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事關中國整個現代化大局的重要課題。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改變窮人的命運，將促進中國經濟長期繁榮，將讓包括精英階層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獲利。

當前，國內媒體對中國在改革轉型的關鍵時期所產生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一般認為我國目前處於一個黃金期和社會矛盾並存的時期：一方面是中國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幅度提升，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大大增強；另外一方面國內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同時也在增加，社會上存在著相當大的不安的情緒。筆者在本文將嘗試著分析中國目前某些社會問題，並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筆者認為，當前我國所面臨的一些重要的社會問題有：

（1）中國社會的收入不均衡係數在1990年代迅速上升。基尼係數（GiniCoefficient）是國際上反映一國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標，一般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在0.2-0.3之間屬於正常範圍，基尼係數越小，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的平均程度就越高，譬如北歐的社會福利國家基尼係數就在0.2-0.3之間，是屬於世界上收入分配較為平均的國家。在國民收入極端不平衡、差距非常大的國家如巴西和南非，基尼係數一般超過0.5，某些國家甚至超過了0.6。一般來說，當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超過0.4後，該國的收入不平均程度就進入了公認的國際警戒線，社會不平等程度就有可能損害一個國家的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該國政府就應當加強國家財政收入的轉移支付，防止收入不平等的情況繼續惡化。儘管不同學者關於中國基尼係數的核算結果有所不同，但一般認為我國的基尼係數已達到0.4或是0.46，中國已經成為收入高度不平均國家的行列。如果說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大家都普遍嘗到新政策的甜頭，對改革開放支持程度特別高的話，那麼1990年代以後的發展就有很大不同了，一方面是中國的飛速發展，日新月異，另一方面是許多普通民眾從中國經濟繁榮中獲益不大，相反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是沒有什麼改變。我們應該把目前一些關於改革開放路線的爭論，特別是一些群體藉機宣傳恢復過去的體制，看作是重要的警訊。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只有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才能有堅實的基礎，否則不斷會有某些論述群體借題發揮，鼓吹倒退，讓大家思想上產生混亂。

（2）中國城市裡在改革開放深化以來逐漸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由於與市場經濟相協調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的相對不夠完善，讓許多在市場經濟競爭中由於各種原因比如工傷事故、疾並失業和其它原因而被迫退出就業市場的民眾生活日益艱難，相反成功參與和加入市場競爭中的群體和精英階層的收入卻大大地增加。國家也認識到了這一問題，自1993年以來開始著手建立城市最低保障制度，到去年為止，已有超過2400萬的城市居民領取了社會救濟金。但是，當前的分配力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仍有很大不足，許多在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和合資企業就業的民眾依然沒有被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覆蓋，許多民眾感到被醫療和子女教育問題壓得喘不過氣來，同時又擔心自己將來養老的問題。對於城市裡的兩極分化，也就是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問題，應當引起決策者的足夠重視，特別是要防止城市裡新貧困階層的產生，讓城市的社會生態得到協調發展。

（3）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國內的經濟學家胡鞍剛提出了「一個國家，四個世界「的說法，認為如同當前世界的總體格局一樣，中國內部也分化成了第一、二、三、四世界，其差距之大猶如在不同的國家一樣。還有社會學家提出了「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形象生動的提法，認為中國的城鄉差距之大猶如歐非兩洲的差距。雖然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略微有些誇張，但是基本上反映了中國當前的情況。中國的西部大開發也是國家的重點經濟建設工程，其目的在於拉平不同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鴻溝，促進全國各地區穩定、協調和共同的發展。

（4）弱勢群體問題。自從我國新的一屆政府成立以來，關注弱勢群體逐漸成為全社會的共識，無論是政府官員的工作報告、媒體報道、還是互聯網路論壇上都給予弱勢群體問題以更大的關注。但是要看到，要解決我國弱勢群體的問題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般來說，在西方國家弱勢群體只佔本國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的弱勢群體人口還相當龐大，除了城市內的新貧困群體和邊緣群體以外，從廣義上來說，中國八億農民，一億五千萬農村進城務工人員，都可以看作是弱勢群體，如何改善他們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如何改善他們的生存和生活條件，如何維護他們的權利和福祉，如何將他們納入中國現代化的大進程，都是未來國家政策的重點。當前來看，弱勢群體雖然得到了更大的關注和更多的人道關懷，但是還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去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弱勢群體的權益還常常受到侵犯，這又常常演變成社會不安定的因素，這是我們不得不多加註意和重視的。

接下來筆者要對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弱勢群體問題的成因談談自己的看法和見解：

一．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我國領導人充分吸取了文革動亂中經濟建設長期被忽視，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意識形態為綱的慘痛的歷史教訓，採取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道路。我國政府對各級領導幹部都採取了成績型的考核方式，也就是以GDP的增長率，或者以吸引外資的數量來考核地方政府和地方領導人的成績，經濟增長率和外資增長率成為各級官員政績的重要衡量指標。中國發展的模式很類似早期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時所採取的模式，國際間稱之為「發展主義模式」或是「GDP中心主義模式」，也就是各級政府動用一切資源，採取一系列有利於擴大投資規模的政策，運用一切手段促進GDP的增長。這是大多數東亞和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所採取的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也是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所採取的重要國策，為中國綜合國力的成長和中國的和平崛起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矗

當然，任何一種模式和政策都會有缺陷，這種「GDP中心主義模式」也不例外。雖然這種經濟至上的發展政策在1978年中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不前的時代起到了促進經濟起飛的重要作用，但在改革開放進入了更高階段的今天，我們就有必要按照時代的要求對其進行全新的審視。具體說來，經濟中心主義的政策有以下的不足：

（1）經濟中心主義關心的焦點是經濟總量的增加，而沒有考慮到新增經濟產值是如何在全社會進行分配的，也沒有考慮到經濟總量的增加是否讓大多數社會群體或是社會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從中獲得利益。也就是說，GDP蛋糕是做大了，但蛋糕是如何被分配的，卻容易被忽視，只有當大多數社會群體能從做大的蛋糕中分得自己應有的一塊時，經濟長期的穩定發展才有可能。

（2）經濟中心主義容易忽視經濟和社會、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的協調發展。單純的以GDP增長率作為政績考核的方式容易造成對社會政策、社會福利制度和環境保護的忽視，導致一些短期短視的行為，譬如為了提高經濟增長率和促進對外貿易額的增加而有意識的降低社會成本和社會標準，從而損害了普通勞工的利益；又比如為了吸引外資而主動削減工人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這樣的社會成本往往要由本來就屬於弱勢群體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來承擔；又比如為了拚比GDP增長率，許多地區不顧對環境造成破壞而盲目地上項目和進行重複建設，大大惡化了生存環境和生態系統。我們必須看到，促進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而不是單純的經濟至上主義才是健康、長期和可持續性的發展模式。

（3）經濟中心主義注重的是經濟總量的擴張，而容易忽視經濟增長本身的質量。比如說中國在過去27年改革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但同時我們不得不看到，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建立在「量」的增長，在「質」的方面我國還處於世界產業鏈條的中下游，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紡織品、服裝、玩具、鞋子，這些是我國產品中比較具有競爭力的產品，而這主要依靠的是我國勞動力價格便宜的國際比較優勢。而在我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中，我們真正掌握有核心技術的非常少，在跨國公司的國際產業分工中，我國一般只是完成產品組裝、包裝的那一部分，而產品的核心技術被牢牢掌握在美、歐、日、韓、台、新等國家和地區手中。如何在未來15到20年促進我國經濟「質」的增長和飛躍，如何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逐步由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向技術密集型產品過渡，將是我國經濟發展中新的重要課題。

聯繫到本篇筆者要側重談到的問題，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建立良好的社會分配製度，需要我們進行模式創新。我們應該認識到，單純依靠經濟發展、單純的經濟中心主義未必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國家必須注意到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國家應增強其稅收汲取能力，特別是提高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加強社會再分配；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進行傾向於弱勢群體的再分配，應該是當前改革的重心。非常高興地看到「胡溫」新政以來我國對社會問題和可持續發展議題高度的重視和關注，也很高興看到國內學界對模式轉換和模式創新的討論，我想這會對未來中國穩定、健康的發展打下較好的基矗

二．關注弱勢群體，建立良好的社會福利和社會分配製度歸跟結底是一個政治安排的問題和思想觀念問題，而不是經濟和財政問題。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意願問題，而不是能與不能的問題。窮國也可以在經濟底子較雹生產力較為低下的情況下建立與本國生活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制度（比如斯里蘭卡、毛時代的中國和古巴），特別是在毛時代的中國和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都在生產力還非常落後的條件下建立了全面、綜合的社會保障制度，其原因主要是受到當時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建立全民就業、全民醫療系統、全民教育和全民社會福利以顯示共產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以有利於當時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競爭。當然，後來的發展證明了計劃經濟和集權政治完全束縛了經濟的活力和社會的活力，東歐和蘇聯的集體計劃經濟實驗徹底失敗了。這裡筆者只是要說明一個道理，那就是落後的國家一樣可以建立符合本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取決於一個國家主導的意思形態和政治意願。當然建立了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未必就能實現現代化（如古巴和斯里蘭卡），但是一個全面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一定離不開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包括資本主義最盛行的美國也建立了現代的社會保障制度，其它如歐洲、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成功進行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也都無例外地建立了健全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

這裡正反映了我國在改革開放後思想上的一個誤區。本來在計劃經濟、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等制度徹底失靈後，我國很自然的會偏向提高效率、建立現代化的生產管理和引進市場機制，學習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這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只是我們忽略了市場經濟是和現代的社會保障機制、現代的法制國家和現代的公民社會機制共存於一體、不可分割的，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歷史上也經歷過殘酷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階段，並經歷過壟斷資本主義瓜分世界的兩次世界大戰。出於對過去歷史的深刻反思和出於戰後大眾對社會和平穩定發展的強烈願望，二戰後的資本主義結合了大量的社會主義改良的思想，在戰後許多西方國家如英國和瑞典，工黨和社會民主黨都長時間地執政，凱恩思主義更是大大地改良了資本主義制度。加強社會分配，增加社會福利，擴大大眾消費不僅讓資本主義更加人性化，更讓資本主義制度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改良和洗滌，讓社會穩健的、長時間的發展成為可能。

我們在學習西方時，片面的受到了美國市場自由主義或是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忽略了二戰以後西方國家的黃金期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提高大眾收入、刺激大眾消費、擴大內需市場而產生的。在改革開放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國的主流論述是全面的市場化和私營化以促進經濟發展和生產率提高，可以說強調的是人的生產者的這方面，但卻忽略了人作為消費者的這一方面。在提高生產力這一方面，我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短短的20多年的時間中國社會經歷了思想觀念的巨大變遷，吃大鍋飯和鐵飯碗早就成了過去時代的代名詞，競爭和效率已經得到大多數民眾觀念上的認同，中國企業的效率、生產力和管理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另外一方面在把人作為消費者這方面，我國卻經歷了很大的曲折，特別是教育制度和醫療制度的私有化是我國自改革以來走的最大的彎路，忽視民眾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忽視了通過社會投資和國家財政轉移支付讓弱勢群體享有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成果，甚至將本來應當屬於國家公共產品的教育和醫療私有化，讓民眾的生活改善大大地受挫，讓內需市場遲遲不能得到發育。因此，我們要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應當將社會主義的優勢如加大社會分配力度，建立現代化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和市場經濟、市場機制和市場調控結合起來，放棄「中國必須經歷資本原始積累」和市場萬能的錯誤思想，促進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的某些流行思想應當在新時期得到以下的轉變：

（1）改善弱勢群體的境遇，建立良好的社會分配製度不光是道德上的問題（當然道德上我們完全應該關懷弱勢群體，關心和改善他們的境況，這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更是關係到你、我、他，包括每一個人在內的重要問題。一個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通常也是一個動蕩不安、社會衝突劇烈、社會治安極度惡化的社會，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即使是富人、精英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也會時時刻刻提心弔膽，難有安全感。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在國民收入極度不平等的拉丁美州，特別是在巴西，也經歷過1960-1970年代的短暫的經濟奇蹟，如今在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等大城市也有許多繁華的街區、商廈和銀行，可是離開這些繁華的街區不遠就是大面積的貧民窟，經濟繁榮和赤裸裸的貧窮共存於一個大城市，其結果是這裡是全世界謀殺率最高的地區，商業環境和外商投資都嚴重受到極度危險的兇殺和搶劫的威脅。另外一個極度不平等的國家南非的約翰內斯堡也是犯罪天堂。為了一個更加安全和諧的大環境，我們也應當更多的關心社會問題和弱勢群體的利益。如果不想把中國變成下一個巴西和南非，我們今天就再也不能忽視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了。

（2）我們應當把改善弱勢群體的境遇和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社會分配製度與中國整個現代化的成功和中國的崛起聯繫起來。中國的未來既不應該取決於美國的消費者和美國市場（見中國崛起策一），也不應該取決於任何一個外國市場，中國的未來取決於中國國內的內需市常我們應當樹立立足中國內需市場的意識，在中國內需大市場中最重要的不是精英階層，甚至也不是沿江沿海地區的富裕中產階級，最重要的將是城市普通大眾、億萬的農民、進城務工人員和弱勢群體。只有當這批數目龐大的潛在消費者的購買力和消費力提高了，中國現代化蓬勃的力量才會真正的彰現出來，中國才會真正形成全世界最大的內需市場和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火車頭。因此中國的長期繁榮、可持續發展甚至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大局取決於中國的農民和廣大的窮人，取決於他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中國的富人和精英階層也將在中國弱勢群體的崛起中獲利，因為窮人生活的改善和購買力的提高才能讓企業家的產品得到更好的銷售，才會讓中國的企業家立足龐大的內需市場，不用天天擔心打國際貿易戰、人民幣升值和美國的貿易壓力。中國大眾消費、特別是廣大窮人消費的提高會帶來中國經濟長期的、迅猛的增長，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我們每個人，包括你，我，他，都將從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中獲利。如果我們將工作重點和思想重點真正轉移到開發和培育國內內需市場上來，改善窮人的福利，那我們就掌握了中國現代化的一把全新的金鑰匙，這將讓中國的長期發展受益無窮。

（3）我們應當轉變思維：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制度不是要退回到舊有體制中的平均主義去，更不是簡單的施捨。事實上社會福利中的養老、工傷事故、醫療和失業保險是一種僱主、僱員和國家三方承擔責任的機制，國家承擔的主要是建立制度並通過立法將社會保險推廣到全國。國家當然要承擔一部分財政轉移支付的責任，但是，我們在今天綜合國力倍增、財政收入大幅度增長和外匯儲備高居世界第一的情況下，完全有能力建立全面的社會福利制度。國家也許從財政收入里只要撥一小部分的金額進行社會投資和建立社會福利制度，但帶來的將是人力資本和人力資產的長期培育，合格的和健全的生產者的培育，其後續效果和「加乘效用」將遠遠超過本身投入的資金，將為中國經濟長期的發展作出最好的投資。今天每投入一億，將來帶來的附加效用可能是十億和百億甚至是更多。有句話說得好，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當千千萬萬窮人和窮人的小孩通過國家的社會政策改變了極度貧窮的命運後，通過國家公共教育制度一步一步加入市場經濟的發展後，其帶來的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消費力將是無比巨大和持久的。今天的國家社會投資和社會政策就是在為中國的未來和長期繁榮而投資，既是為窮人和弱勢群體而投資，事實上也是為我們每個人而投資。相反，今天我們有錢，卻不肯投資社會福利、窮人福利，那麼當未來的一段時期社會矛盾徹底激化後，我們就會經歷巨大的社會成本和社會衝突帶來的損失。想想看去年法國的社會騷亂事件吧，平時政府不注意建立公共政策和福利政策去讓外國人融入法國社會，等到民意沸騰、矛盾激化後，國家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法國政府才後悔不及，覺得應該早點重視這些社會問題。平時要防微杜漸，常常有危機感，增加公共投入，關心弱勢群體，才會防患於未然。

中國今天真正到了一個重要的關口，繼續深化改革，往前進，不是往後退，建立和市場經濟相配合的現代社會福利制度，改善窮人的福利，應該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