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專題複習】——元白詩派

白居易與元白詩派

元白詩派重寫實、尚通俗。趙翼：「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甌北詩話》）二者實質都是創新。

唐代中期重寫實、尚通俗的詩歌思潮與詩歌創作

一、元白詩派的重寫實、尚通俗淵源：

（一）遠源：《詩經》「風」詩和漢魏樂府民歌。

（二）近源：杜甫反映民生苦難的篇什：

1、繼承古樂府的形式，自擬新題，緣事而發，寫真實時事、親身見聞；

2、以樸實真切的語言乃至口語入詩，力求通俗淺顯。明胡震亨引焦竑：「杜公往往要到真處、盡處，所以失之。」「雅道大壞，由老杜啟之也。」（《唐音癸簽》）。

二、元結、顧況、戴叔倫等表現和繼承。

三、貞元元和間強烈迴響。張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紛紛效仿，致力於通俗曉暢、指事明切的樂府詩的創作。

四、自覺學習民歌。如張籍《白鼉鳴》、《雲童行》、《春別曲》，王建《神樹詞》、《古謠》、《祝鵲》，白居易《竹枝》、《楊柳枝》、《何滿子》等，平實淺易，自然明快，充滿鄉土市井氣息；樂府詩受民歌影響大。陳寅恪：「樂天之作新樂府，乃用毛詩，樂府古詩，及杜少陵詩之體制，改進當時民間之歌謠。……實則樂天之作，乃以改良當日民間口頭流行之俗曲為職志。」（《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

上述幾條反映此期詩人已形成通俗化自覺追求，而且自覺承傳杜詩寫實傾向。

五、中唐較早創作樂府詩—張籍、王建，時號「張王」。

（一）張籍，字文昌，有《張司業集》。

1、性格更近白居易平易通脫。韓愈稱其「古淡」（《醉贈張秘書》），白居易稱其諷諫之義：「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

2、樂府詩。

（1）有古題也有新題，取材和表現對象廣泛。最集中最深刻的是農民的生活和苦難，如《野老歌》不著意於諷諭而諷諭之義見是張籍樂府特色。

（2）選題不大，都是「俗人俗事」；但挖掘甚深，由一人一事一語見社會縮影。如《牧童詞》「牛牛食草莫相顧，官家截爾頭上角！」《征婦怨》「夫死戰場子在腹」表現戰爭造成的苦難《促促詞》反映農婦的艱辛及其對遠行丈夫的思念。

（3）擅長刻劃人物心理活動，如《節婦吟》（「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3、近體多追求平易而意蘊深厚的風格，如《秋思》（行人臨發又開封）。宋張戒「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思深而語精」（《歲寒堂詩話》），王安石「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題張司業詩》）。不少詩表面平易、本色，無雕琢痕迹，但其中融入了在布局造語上的大量心血，只是在詩成後渾化無跡。

（二）王建，字仲初，有《王司馬集》。

1、王建與張籍詩風似，樂府詩：

（1）有不少描寫農民日常生活，表現其喜怒哀樂，生活氣息濃厚，如《田家行》。

（2）與張籍雖都以寫實見長，但王詩更含蓄隱曲。如《織錦曲》「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曲歌。」主人公怨恨哀傷全在暗示之中；《簇蠶詞》也類似。

（3）邊塞題材詩作，如《遼東行》、《送衣曲》、《飲馬長城窟》等，聲調低沉。

2、反映宮女生活、以白描見長的《宮詞》百首，不乏構思巧妙、清新可誦的篇章：「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三）影響：明高棅：「大曆以還，古聲愈下。獨張籍、王建二家體制相似，稍復古意。或舊曲新聲，或新題古意，詞旨通暢，悲歡窮泰，慨然有古歌謠之遺風。」（《唐音癸簽》）清翁方綱：「張、王樂府，天然清削，不取聲音之大，亦不求格調之高，此真善於紹古者。較之昌谷，奇艷不及，而真切過之。」（《石洲詩話》）在繼承漢魏樂府和杜詩傳統，向重寫實、尚通俗之路發展中貢獻不可忽視，對元、白新樂府創作有直接影響。

六、元稹，字微之，有《元氏長慶集》。生性激烈，少柔多剛，參政意識和功名慾望甚強，元稹的樂府詩創作受到張籍、王建的影響

（一）「新題樂府」。

1、緣於李紳啟迪。元和4年（809）和李紳20首「新題樂府」詩12首。

2、都是寫實之作，如《上陽白髮人》寫宮女的幽禁苦，《五弦彈》寫任用賢才事，《法曲》不滿「胡音胡騎與胡妝」習俗等。

3、不少篇章殊少情致，概念化傾向強，且敘事繁亂，「一題涵括數意」（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古題樂府》）。

（二）元和12年（817）與劉猛、李余相和作《樂府古題》19首。

1、或「雖用古題，全無古意」，或「頗同古意，全創新詞」，都是「寓意古題，刺美見事」（《樂府古題序》）的諷諭之作。《織婦詞》、《田家詞》具代表性。

2、每首述一意，題旨集中明確；多用三五七言相間雜句式，甚至以11字為句，參差錯落，稍有風致，但語言仍嫌滯澀。

（三）代表作：元和13年（818）《連昌宮詞》。

1、敘事長詩，通過連昌宮興廢變遷，探索安史之亂前後唐朝政治亂因由。

2、荒涼景象→追述昔盛今衰→探討「太平誰致亂者誰」問題→歸為「努力廟謨休用兵」題旨。

3、以敘述為主，雜以議論，表現勸戒規諷意，但不能因此說這是諷諭詩。

4、將史實與傳聞糅合，輔以想像、虛構，把無關的人物、事件集中在連昌宮中描寫，渲染了氛圍，使詩情更生動曲折。陳寅恪：「《連昌宮詞》實深受白樂天、陳鴻《長恨歌》及《傳》之影響，合併融化唐代小說之史才詩筆議論為一體而成。」（《元白詩箋證稿》）《行宮》與《連昌宮詞》異曲同工。

（四）艷情詩。多追憶自身經歷，如《春曉》、《離思五首》其四「曾經滄海難為水」。語言淺易，格調輕快，低回繾綣，一往情深。

（五）悼亡詩。抒發哀思和懷念，如《遣悲懷三首》對亡妻生前身後瑣事描摹，寄寓著人生至情。如「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都到眼前來」、「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清蘅塘退士：「古今悼亡詩充棟，終無能出此三首範圍者，勿以淺近忽之。」（《唐詩三百首》）。

（六）與白居易唱和詩。

白居易的詩歌主張及其諷諭詩

一、白居易，字樂天，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有《白氏長慶集》。

二、詩歌理論—對通俗性、寫實性的強調和表現。

（一）《與元九書》：「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在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最受重視，其詩歌主張主要就早期諷諭詩創作而發。

（二）理論：

1、《策林》中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反對離開內容單純追求「宮律高」、「文字奇」，及齊梁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

2、《新樂府序》指出作詩的標準：「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分彆強調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歌謠色彩。即詩歌必須寫得真實可信，淺顯易懂，便於入樂歌唱。

（三）目的是補察時政：「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與元九書》：「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1、為時為事而作，首先「為君」而作。

2、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指向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休明。

（四）意義及實質。

1、上述理論以現實針對性和通俗化傾向，有可能使詩歌更近社會現實、干預政治。

2、是儒家傳統詩論的直接繼承，也是杜甫寫時事道路的發展。從寫時事說，白與杜相同；但杜唯寫所見所感，生民疾苦與一己情懷融為一體，雖時含諷諭意，卻非以諷諭為出發點，而出之以情；白出之以理念，將「為君」而作視為主要目的，極度突出詩歌的現實功利色彩，將詩歌導入窄路。

3、過分重視詩的諷刺功用，使詩的形象性為諷刺性的說理、議論取代。

4、因評詩標準過狹，導致大量優秀作家、作品被排斥。

三、創作。

（一）諷諭詩170餘首，大都作於貶謫前，寫實尚俗與張籍、王建等相通，在反映現實的深廣度和尖銳性上進一步發展。

（二）《觀刈麥》《村民苦寒》《宿紫閣山北村》等作品大體展示此類詩作的兩個基本傾向：深刻反映下層民眾苦難生活，揭露上層達官貴人腐化生活和欺壓人民惡行。

（三）《秦中吟》組詩，共10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暴露官場腐敗、權貴們驕橫奢侈及對勞苦民眾的多重欺壓。如《重賦》「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傷宅》揭露為富不仁《買花》「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輕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四）《新樂府》50首是一組有明確政治目的、經過嚴密組織構建的系統化詩作，內容廣泛，以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層情事、揭露弊政和權貴醜惡的詩最好。

1、與元稹「新題樂府」對比：

（1）一篇專詠一事，篇題即所詠之事，篇下小序即該篇主旨。如《上陽白髮人》「愍怨曠也」；《紅線毯》「憂蠶桑之費也」；《秦吉了》「哀冤民也」；《賣炭翁》「苦宮市也」等中心突出，意旨明確，避免一題數意、端緒繁雜的弊病。

（2）形式靈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後接七字句，富民歌詠嘆情調；語言方面，力避典雅的書面語，用口頭語或俗語穿插其間，如《秦吉了》。

（3）善於描繪人物，感情濃烈。如《上陽白髮人》「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2、《賣炭翁》—批判宮市宦官、為貧苦百姓鳴不平；《新豐折臂翁》、《杜陵叟》。

3、缺憾：

（1）創作目的「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序》）往往以喪失藝術性為代價，給詩篇添加議論的尾巴；有時畫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複。

（2）有些詩篇本無深感，只為湊數而作，枯燥乏味，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詩官》等，大都堆積議論說教。

（3）過多注重詩的現實功利目的，常用理念結構詩篇，真情實感相對不足。

（4）語言一意追求淺顯務盡失之直露，有時簡單事理也反覆陳說，不夠精鍊含蘊。

四、諷諭詩創造了一種新詩體和新風格，並以「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寄唐生》）的勇氣，對社會醜惡進行大膽的指斥和抨擊，值得欽敬。

《長恨歌》、《琵琶行》與元、白唱和詩

一、貞元、元和之際，隨著傳奇小說發展，詩壇出現有故事性、抒情性的長篇敘事詩，如元稹《琵琶歌》、《連昌宮詞》，李紳《悲善才》，劉禹錫《泰娘歌》等。

二、《長恨歌》、《琵琶行》屬感傷詩一類。

三、《琵琶行》《長恨歌》是白最成功作品。

（一）藝術上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強化。與此前敘事詩相比，這兩篇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在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務求盡情。

（二）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如《長恨歌》「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

（三）語言明白曉暢又精純確當，「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趙翼《甌北詩話》）；

（四）想像、虛構、比喻等手法的運用。

四、唱和詩。

（一）唱和之風。貞元間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逐聲名」（《舊唐書·高郢傳》），形成「侈於游宴」的「長安風俗」（李肇《國史補》）代表是權德輿及其領導的文人集團。

（二）元和間出現以長篇排律和次韻酬答唱和的形式，元白是創始者。

1、元白相識之初即有酬唱，此後分別被貶，一在通州，一在江州，雖路途遙遙，仍頻繁寄詩，酬唱不絕，即「通江唱和」。

2、元白此期唱和詩多長篇排律，次韻相酬。次韻詩既要嚴守原詩之韻，又要自抒懷抱，還要寫上數百句。如白《東南行一百韻》元《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

3、寄懷酬答的短篇小詩更為真摯耐讀，清新有味。如《舟中讀元九詩》，元《酬樂天舟泊夜讀微之詩》。

（三）元白這類以次韻酬唱為主的短篇長章流傳頗廣，「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元和體」除次韻相酬的長篇排律外，還包括元白流連光景、淺切言情「小碎篇章」，包括元的艷體詩。

四、交往唱和高潮在長慶至開成間。

（一）由於黨爭激烈、政局動蕩，不少當年曾積极參与政治的文人紛紛退出政壇，集於東都洛陽。

（二）白居易是其中核心人物之一，時而與劉禹錫、裴度等酬唱，時而與遠近詩友庚答酬唱，就中與劉禹錫、令狐楚、崔玄亮等唱和尤多，內容以敘寫閑情雅趣、思念問候為主。此期編成的酬唱集有劉白《劉白唱和集》，白劉裴《汝洛集》，劉與令狐楚《彭陽唱和集》，與李德裕《吳蜀集》等。

白居易的閑適詩

一、閑適詩和諷喻詩：都具尚實、尚俗、務盡特點，但在內容情調上不同：諷諭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相關，多意激氣烈；閑適詩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與元九書》），有淡泊平和、閑逸悠然情調。早年如《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官舍小亭閑望》「數峰太白雪，一卷陶潛詩」；晚年閑適生活與詩酒人生、拂道心境全都表現在閑適詩里：「綠蟻新醅酒」（《問劉十九》）

二、知足保和源於對政治的厭倦和佛老思想影響，以及淺俗思想。很多閑適詩熱衷於鋪敘身邊瑣事。《序洛詩》：「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此期詩多「稱心而出，隨筆抒寫」（越翼《甌北詩話》），內容形式都既淺且俗。蘇軾「元輕白俗」（《祭柳子玉文》），所謂白俗，主要表現在此。

三、記游寫景的「閑適」作。如被後人評為可與韓愈《南山》「匹敵」（《唐宋詩醇》）的《游悟真寺一百三十韻》有明顯的散文化傾向；《題潯陽樓》、《讀謝靈運詩》、《宿簡寂觀》、《詠意》、《大林寺桃花》等，都能以審美的眼光和清新的筆調觀照自然，抒寫心愫，表現出「逸韻諧奇趣」特點。

四、白居易的閑適詩還有不少說理議論的篇章，所說之理又多為出世逃禪、知足保和之類，初讀之下，尚覺清爽，數篇之後，便覺陳陳相因，了無新意，正如他自己所說：「詩成淡無味，多被眾人嗤。上怪落聲韻，下怪拙言詞。」（《自吟拙什因有所懷》）但白居易詩也有說理說得好的，如組詩《效陶潛體十六首》便將議論與敘述、描寫結合起來，以飲酒為契機，表現詩人「便得心中適，盡忘身外事。更復強一杯，陶然遺萬累」的真實情態，較之一般純發議論的說理詩，自不可一概而論。

五、影響。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影響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不如來飲酒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