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外交：每一步都是險棋，幸好我們有這些偉大的棋手

文｜劉怡

1949 年，毛澤東（中）和周恩來（右二）、張治中（右一）在進行交談

在「冷戰」初期美蘇爭奪的重點集中於歐洲的大背景下，整個解放戰爭中前期，蘇聯給予中共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總量相當有限。當國民政府在1945年8月締結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承認了蘇聯在外蒙古和旅順、大連的利益之後，莫斯科明確認可國民黨當局為中國的合法政權，並一直延續到1949年9月30日。由於顧慮美國可能直接介入，直到1948年，斯大林才含蓄地承認自己誤判了中國革命的形勢，並批准為東北解放區提供基建和交通支持。

1949年7月1日，在新政協會議籌備會召開的同一天，毛澤東發表了題為《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公開宣告中國革命在國際事務中將採取「一邊倒」的立場，「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在南京，沮喪萬分的司徒雷登被迫承認：「除了沒有無條件承諾在任何戰爭中與蘇聯站在一邊，文章使中共與蘇聯的關係變得不能再緊密了。與此相反，它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敵視則無以復加。」大使閣下隨後開始打理行裝，但他的目的地已經不可能是北平，而是太平洋另一側的美國本土。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儀式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同一天，根據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政府組織法》第十八條，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宣布設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並親筆簽署了新中國的第一份外交文書：「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1950年2月14日，經過長達近三個月的曲折磋商和談判，中蘇兩國代表在克里姆林宮正式簽署了有效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條約規定：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當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對中國而言，這是自甲午戰爭以來第一次獲得可靠的外部對日安全保障。蘇聯承諾在1952年底之前將中長鐵路（中東路）的一切權利和財產交還中國政府，並從旅順撤出蘇聯駐軍（實際延遲至1955年）。蘇聯還同意一次性給予中國12億舊盧布（合3億美元）的經濟建設貸款。與不久前莫斯科給予波蘭的18億盧布貸款相比，這不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字，但對當時的新中國而言，中蘇正式結盟具有壓倒性的政治價值，「一邊倒」由一種主觀意願變為了既成事實。

1946 年，周恩來（左）在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右）在交談

在朝鮮戰爭引發美國進一步建設亞洲「反共堡壘」、新中國面臨的安全壓力日益上升的背景下，自1952年起，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開始醞釀被稱為「和平統一戰線政策」的新對外政策，力爭揚棄簡單的兩大陣營的劃分，「擴大和平中立趨勢，推廣和平中立地帶」，優先在中國周邊地區建立安全緩衝帶。1952年4月30日，周恩來公開指出外交「是以國家和國家的關係為對象的」，標誌著新中國開始超越單純的「革命外交」思維。1953年底，在會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他正式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國與國之間的共處原則，並在次年4月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上付諸實踐。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結束「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方針，打開大門走向世界。新中國外交自此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