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天衡：說說黃胄先生

老來多夢。最近居然夢到把黃胄先生從手術台上拉了出來，一起舉步如飛地遊覽長城。夢就是這般超越時空的自由馳騁，美妙浪漫。

與黃胄先生相識是在1963年。當時海軍部隊開畫展，由於我有參展作品，便到了北京。當時海軍有兩位首長跟黃胄先生的關係非常好，有時候黃胄先生到首長家裡來，有時候是首長帶著我去黃胄先生家裡，就這樣開始了我們之間的交往。彼時我才二十齣頭，黃胄大我15歲，也就36、37歲的樣子。

當時黃胄先生還是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創作員。由於不用坐班，白天我便經常去他家裡學習。他的家在羊坊店，極普通的公房，印象中是二樓。進門的牆上掛著陳伯達書寫的丈二匹的四個大字「道法自然」，把這堵牆塞得滿滿的。以後，他換上了自己畫的「風雪巡邏」大作。

一位出色的畫家，天賦與勤奮缺一不可。黃胄先生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他的勤奮。我曾開玩笑說，他除了睡覺之外，手裡永遠離不開竹子，吃飯時是一雙筷子，其餘的時間是抓著一支毛筆。手不離筆，是他日常的狀態。無論什麼朋友來看望他，甚至是他的長輩畫家、領導來看望他，他都只顧畫畫，頭也不抬，只是說：「你好啊！來啦！」從不放下畫筆，更不起身倒茶。解放初，二十齣頭的黃胄先生從新疆調到了北京，向時任中央美院院長的徐悲鴻先生提出了去美院學習的想法。然而，徐悲鴻先生敏銳地看到了黃胄超人的天分，對這個畫壇晚輩已經形成的風格暗自欣賞，而學院派的條條框框或許會限制了他的藝術創作，便善意地婉拒了他。我以為，悲鴻先生邀齊白石到中央美院當教授，他是伯樂；拒絕黃胄先生入院學習的請求，同樣，也是伯樂。

黃胄先生畫毛驢堪稱一絕。一個大的清水筆洗，一支幹凈的大羊毫筆，就這麼在水裡蘸幾下，飽含清水以後，濡一點淡墨，然後或輕或重，或急或緩，或大或小地一個塊面一個塊面地往宣紙上垛。這個過程，黃胄先生熟練到不需要看畫面，可以隨心地和你相視聊天。而宣紙的特點使每一塊面間按下之後會產生水痕，當那些大大小小的塊面堆垛得差不多了的時候，他才把目光移回紙上，根據畫面上種種形態的淺墨塊面，用焦墨點上驢眼，驢嘴上牽的繩子，再將驢蹄一勾，簡單幾筆，匹匹生動的毛驢躍然紙上，站著的、躺著的、跪著的，一群栩栩如生的毛驢就呈現了出來。畫毛驢，他像個魔術師，實在是神奇得很！還記得有一次，一位首長拿著一本吳昌碩的冊頁來找黃胄先生。冊頁經裝裱後反面是空白的，首長有意讓先生在空白之處作畫，他也欣然應允。12張的冊頁，黃胄先生用了半個小時就完成了，且張張精彩非凡。現在想來，就是這特異的稟賦和勤奮，才造就了這樣一位畫壇天才！

上世紀60年代初，黃胄先生已成為中國畫壇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較長時間裡，中國畫是式微的，甚至於很多畫家都去畫連環畫小人書，畫供出口的不值一提的檀香扇工藝品。然而，黃胄先生是個例外。他是一位出色的人物畫家，完全可以用如椽之筆表現新中國的重大政治題材，無論是畫新疆的風土人情，畫草原欣欣向榮的動人風貌，畫節慶舉國歡騰的熱鬧場景，都契合當時時政題材需要。記得他堂哥梁斌撰寫小說《紅旗譜》，曾邀請他為其繪插圖，女主人公春蘭美俏聰慧的形象，感動過整個社會。當時在北京榮寶齋出售的在世畫家的作品中，沒有一位的作品價格可以與他的比肩，齊白石先生的扇面5元一張，溥雪齋先生的大冊頁5角一張，李可染先生的山水畫60元一張，而黃胄先生的人物畫則標價在60元至90元，且人見人愛，需求旺盛。

即便當時在畫壇有如此地位和聲譽，黃胄先生依舊不自負、不自矜，沒有一點兒架子，對我這個晚輩也是盡心指導和提攜。每每跟先生去到榮寶齋，他總會讓榮寶齋經理將收藏的名家印章盡數拿出，給我觀摩。我拿個放大鏡，一方一方地仔細研究，做好筆記。有這樣的機會能看到吳昌碩、齊白石等等大家的印章，和比拳頭還大的田黃石對章，在當時，實屬福從天降，難得！但我往往得寸進尺，詢問能不能讓我打一套印蛻，以供我日後研究，黃胄先生一句話就使我如願以償，現在想起依舊銘感肺腑。黃胄先生還常帶我去故宮，忘情而真摯地為我講解書畫館裡陳列的歷代書畫精品，我如小民暴富，倏地提升、領悟了對高妙書畫藝術的認知，足我一生受用。

畫，是畫家精神世界的一種外溢。黃胄先生的畫風，大氣、豪邁、激情，筆墨好、色彩好，造型也好，這其實都是他人格的反映。黃胄先生長相樸實，皮膚黝黑，身板寬厚，也不注重修飾，兩條寬寬的眉毛似兩錠乾隆墨貼在眼睛上方，炯炯有神，像個打鐵匠。一次從故宮讀畫出來，黃胄先生拉我到北京西單的一家飯館，是夫妻老婆店，店堂很簡陋，我們找了個長板凳坐下吃餃子。這時，老闆娘扯著嗓子喊：門口的大板車是誰的，挪個位置，好讓人家的車拉走。黃胄先生便介面道：我的，等我吃完餃子再說。那女店主信以為真，又拉又扯地要黃胄幫個忙。黃胄先生是個樸實且幽默的人，他的平易為人不會讓人感到和他有距離，對上對下、對權貴對小民都一視同仁、言行合一。這種天生的質樸，這種不染緇塵的平民氣質是很少有人學得到、做得到的。

黃胄先生的繪畫創作除了對傳統的吸收借鑒以外，很大部分來自於他對生活的熱愛。黃胄先生是一個熱愛生活、忠於生活的畫家，生活於他確如水之與魚，無論走到哪裡，無論看到什麼，他們感覺都是新鮮的，有滋有味的。黃胄先生留下的那麼多寫生畫冊，對於人物、情景的捕捉，都細膩無比，將人物的性格，美好生活的本質描繪得細密入神，而又雄邁得氣勢如虹。黃胄先生是真正懂得生活意義的人，生活是他藝術生命中的空氣、陽光和水，生活與藝術，在他身上是融會為一的。所以他能那麼強烈精準地提煉出那個時代的精神。生活與畫、畫與生活，生機勃勃、活力四溢，古往今來，能有幾家？！

「文化大革命」是那個年代藝術家的噩夢。他是第一位被揪出來的畫壇人物。1966年7月28日，《解放軍報》大半版刊登《徹底揭露「三家村」黑畫家黃胄的反革命嘴臉》的文章。這十年間，黃胄先生遭受到的身體以及精神上的折磨無法想像。我可能是外地唯一因他被打倒而受到牽連的年輕人。那時我還在東海艦隊服役，部隊要求我揭發先生，我便交待，黃胄從來不與我講政治。領導說，這不算揭發，於是就要我與他劃清界限，方式就是將先生贈予我的畫作等等全數上交。這些東西也就此黃鶴一去不復返了。

隨著「文革」的結束，黃胄先生也重獲新生。但由於「文革」期間受到無情摧殘，苦難的生活使其情緒低落，加上先生嗜酒，到後期，他的十個手指關節僵硬，已經不能正常地握著毛筆作畫。還記得1973年，我去北京看望他，他住在友誼醫院治療，病榻上的他咬緊牙關，將每個手指向後倒掰，痛得頭上冒出豆大的汗。然後，用手指關節夾起畫筆，看到旁邊《人民畫報》上有好的圖片，就像寫真一樣畫起來，依舊是當年那個手不離筆的黃胄。對繪畫的熱愛，黃胄先生是深入骨髓的，畫可說是他與生俱來的唯一。

後來，黃胄先生籌建中國畫研究院，並出任常務副院長，為此，他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在籌備過程中，為了解決各種各樣的難題，他送出了不計其數的自己的畫作。八十年代初期，黃胄先生來到上海中國畫院，我正在樓窗上爬上爬下擦玻璃，他一進畫院就高喊：「小韓，小韓，幹啥呢？」告訴我來上海要辦什麼事情、解決什麼問題，而這些，都是為了中國畫研究院的建設。但也可能因為先生是個純粹的畫家，藝術氣息濃重的他始終不能遊刃有餘於政治，他於中國畫研究院，不過是一時的過客。而對於藝術及藝術品的情有獨鍾，使黃胄先生始終將傳承文化視為己任，最終創辦了中國第一座大型民辦藝術館——炎黃藝術館。

黃胄先生一生驚險跌宕，像坐過山車一般，但他始終懷有一顆鄉土氣十足的樸質之心。曾聽朋友講過一個故事，說有個陌生人來找他，進門就跪下，說：請您無論如何幫幫忙，家裡老人死了，買不起棺材。先生二話不說，便拿給對方兩幅畫：「到榮寶齋去換錢吧。」

如此可愛、可敬的藝術家，無論他對於這個時代的意義如何，他留給我的都是無比豐饒的精神財富，讓我知道，做人要真誠，搞藝術要勤奮！先生過世近20年，但他始終是我學習的典範，是我不能忘懷的一位恩師！

二〇一六年五月草於疁城豆廬

刊2016年6月21日《文匯報·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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