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完美的文明：18世紀末之前的中國-最進步的文明

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最進步的文明(1)

　　 在過去的近兩千年的歷史中，中國不單是地球上人口眾多，農業經濟發達的泱泱大國，而且在技術以及組織能力方面堪稱擁有最進步的文明。

　　 公元50至1820年中國、歐洲、印度以及全世界人口情況估算（單位：百萬）

　　 *指印度次大陸（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昔日的大印帝國並不包括整個印度次大陸。

　　 資料來源：安格斯·麥迪松《中國經濟發展成就》 1998年 巴黎版 第20頁。

　　 公元50至1820年中國、歐洲、世界人均收入情況估算（按1990年國際市場的美元價）

　　 資料來源：安格斯·麥迪松《中國經濟發展成就》 1998年 巴黎版 第25頁和第40頁。

　　 崛起（公元前221年到公元906年）

　　 秦、漢兩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與羅馬帝國並存的超級王國

　　 在從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的440年間，在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及其後來的漢朝統治下的中國是與羅馬帝國遙遙相對的另外一個泱泱大國。就其人口、面積、交通網路的長度而言，兩個帝國彼此相當。羅馬帝國作為環繞地中海諸城市及諸國的一種聯邦，當時已具有相當高的城市文明。羅馬帝國的圓形露天劇院（如羅馬的大型斗獸場）、浴場、大型會議廳等的壯觀，標誌著它在公用建築方面超越了漢代。兩個帝國彼此相似的僅有皇宮，可中國皇帝那時的陵墓卻是羅馬大帝無法比擬的。另一方面，漢朝在農業技術以及冶煉技術方面是相當先進的，影響到整個的生產經濟。當時兩個帝國之間沒有直接的交往，完全是兩個分離著的世界。羅馬通過中間商用黃金從中國進口絲綢，故此早在一世紀時羅馬帝國元老們就抱怨說，羅馬所有的金子都流向了亞洲。

　　 兩個帝國都是在北部原始部落民族的衝擊下終結的；在其衰落的那個時代都接受了外族宗教：羅馬人是基督教，而中國人是佛教。兩國並列到此為止，因為西歐在公元6世紀開始陷入了一個持續兩百年的黑暗時代，古希臘、古羅馬文化走向沒落；東羅馬在公元7世紀由於阿拉伯人進入巴爾幹和土耳其而被削弱。中國人的王朝相反在隋、唐時期（公元589～906年）達到一個新的水平，進入了一個空前輝煌的時代。這是世界上一種沒有競爭對手的卻持續發展了幾千年的高度文明，一直延續到17世紀初葉歐洲的快速發展時期。

　　 唐代（公元618～906年）——世界文化的中心

　　 唐代是一個驚人的爆破性發展的時代。大唐皇帝把自己的王土向東北擴展到滿洲、朝鮮，向南佔領了安納姆（今越南北部地區）。最重要的擴張當屬向西北的推進。經過戈壁、穿過草原、越過無數高達5000米的風雪連天的山口，大唐皇帝的軍隊暴風般地衝過中亞走廊，經過介於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沙漠，在遙遠的中亞地區建立了軍事武裝保護國。

　　 重新開通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使中國貫通了與西亞、地中海周圍的阿拉伯地區以及南部的印度等國家與地區的聯繫。唐朝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所在處）成為世界活動的中心。在這座百萬人口的城市中，住有土耳其人、維吾爾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克什米爾人、印度人、僧伽羅人、藏族人、鮮族人。巴格達也像拜占庭一樣給這裡派駐了使臣。僅在城牆圍起來的長安都市裡，就居住了數萬名外國商人和使者。除長安城外，在唐王國土上還有其他的大型城市，在那裡分布有許多頗具規模的外國人居住區。像佛教、穆斯林、摩尼教、東正教、猶太教、基督教等都有自己的教團，都在傳教、發展信徒。唐朝成了一個世界文化的中心。佛教徒用石雕、銅鑄塑像以及巨幅壁畫來裝飾他們的寺院。也正是這個時代，純粹的中國文化經歷了一個建築、繪畫、音樂等藝術的黃金時代，尤其是抒情詩歌空前繁榮的時代。18世紀初葉所整理的唐詩集，收集了2300餘名詩人的4.9萬餘首詩歌。唐朝文化之光越過國界，朝鮮、日本以及越南諸國在此時期學習並接受了中國文化。

　　 唐朝當時屬於一個完全開放的世界，它的開放程度對這個地理位置上封閉的國度來說，不僅是前無古人，而且直到1912年皇室時代的終結為止，也是後無來者的。大約公元8世紀時，出現了排外情緒。在公元842到845年間，4600所佛教寺院被毀除、所有外國宗教被禁止。自此，佛教與政治和經濟分離，儘管它作為一種宗教很快又復興起來，但是也只是作為一種純粹的宗教信仰而存在。公元906年，唐朝政權被推翻。唐代的光輝與佛教的光輝同時熄滅。

　　 儒教文化的高峰——宋代（公元960～1279年）

　　 隨著大唐王朝的崩潰，中國陷入了持續約半個世紀的軍人混戰、諸侯割據的歲月，直到宋代的開國皇帝於公元960年重新統一了中國。唐王朝所掠奪到的中亞也就隨之丟失了，而且在北部，遼、夏還佔據了長城以外原屬於唐朝的土地。宋代的朝廷統治的是一個比較小的王國，而且是一個僅僅關注王國境內事宜的朝代。反思傳統文明使得儒教文化，也就是使純正的中國創造達到了一個輝煌的登峰造極的高度。新儒教運動把儒家的道德學說發展成為包羅萬象的哲學，並在其中確定了人的位置。從而，這種以仁、理為主的哲學成了中國社會精英們的信仰和精神支柱。由此到19世紀末，在這近一千年的時間裡，它不僅是社會精英們人生和思想的準則，而且是維繫國家和社會秩序的紐帶。但是在明代，當那個在唐代那麼開放的中國社會逐漸變成了一個封閉、因循守舊的社會時，儒家學說也變成了僵化的教條。在宋代，儒教的復興卻是一場充滿朝氣和活力的發展運動。如同哲學方面一樣，在藝術領域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昌盛。富有魅力的、淡色的青瓷和以山水、田園為主的水墨畫當屬於宋代最美、最崇高的藝術作品，在其中人被作為微不足道的成分自然地表現出來。

　　 宋代的皇帝都是經過嚴格培養的儒家子弟，身邊大臣都是那些精明能幹、忠心耿耿的儒家出身的官員。這些管理著國家的官員們，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經過嚴格的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這種考試很快地就成為社會上流的主題。儒家教育的發展對於印刷業自然地產生了一股巨大的推動力。宋代第一個把唐代的這個發明付之於大規模的使用。大宋朝廷把傳統儒家的典籍整理為130卷，於公元953年交付印刷並且由國家發行。私人印刷業則出版了大量的年曆、詩歌集、佛教經卷以及其他的許多書籍經典，其中不乏以百萬冊付印的書籍。一個規模巨大的印刷業由此誕生。就當時書籍印刷在社會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言，宋代當屬世界第一。

　　 技術：先於歐洲數百年

　　 在技術認知以及使用方面，宋代已經達到了一個高峰。1620年，英國哲學家和王室重臣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其劃時代的著作《新工具論》。在書中，他對歐洲人進行自然研究的過程進行了科學分析。他指出：「觀察發明的結果、影響以及其動力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在此方面，沒有什麼能比那在古代鮮為人知的三大發明更說明問題。這三大發明就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它們改變了世界的歷史：第一項發明是在文字交流方面，第二項發明是在進行戰爭方面，而第三項則是在辨別方位方面。隨著它們的出現，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發展。就對人類的巨大影響和力量而言，沒有哪一個王國、哪一個宗教或者哲學能夠與這三大發明相比。」

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最進步的文明(2)

　　 弗朗西斯·培根當時並不知道，這三大發明以及與書籍印刷密切相關的造紙術的發明都是來自於中國。造紙術早在漢代初期即公元前100到公元前200年之時就已發明。中國人把紙用作書寫的材料，也大量地用於其他方面：包裝紙、手紙、漆畫墊紙，他們也用紙製做窗花、牆畫，甚至冬季保暖服裝，也基於紙的重量比鐵輕等特點而作為盔甲輔助材料。紙真正地作為書寫材料最早大約是在公元110年左右。如果沒有紙的話，中國這種官吏體制國家的建立將是無法想像的。公元8世紀，中國的造紙技術傳到了阿拉伯地區。阿拉伯人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保守了造紙術的秘密，並以巨額利潤把紙銷往歐洲。13世紀時，歐洲的造紙術在義大利得以發明，大約晚於中國1500年。

　　 書籍印刷術大約是公元8世紀初葉在唐代發明的，其產生的原因就是由於佛教經書必須大量地重複抄寫之故。印刷術的第一階段是雕版印刷，也就是把每頁上的文字和插圖雕刻在一塊木板上。活字印刷術是畢升在1041年到1048年之間發明的。由於漢字擁有數千個字，故此雕版印刷無疑是必經之路。在此基礎上，中國人取得了難以想像的成就。他們把五種顏色用於印刷，從而形成了能夠刊印高質量藝術品的彩繪書籍。印刷術最早進入歐洲大約是在蒙古人的時代。成吉思汗大帝1283年佔領了匈牙利，並且已經站在了德國的邊境上。雕版印刷很快就在德國出現。1440年，約翰內斯·谷登堡發明了鉛字的活字印刷，他的發明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中國先驅的啟示。從印刷術的出現到傳入歐洲，過去了至少700年。當中國在宋代以數百萬冊的印數印刷書籍時，中世紀的歐洲仍然靠修士們成年累月的抄寫來複制書籍。

　　 磁鐵指南針大約是公元前400年最早在中國發明的。當時它的主要用途是確定地理位置，但它卻是被看作依據某種磁性技術來確定住宅、城市與地球引力、氣力之間的和諧的工具。指南針作為定位儀器最早也許是在唐末或者宋初用於航海的。歐洲從中國人那裡接受了指南針，時間大約是在公元1190年左右。如同造紙術一樣，也是在中國人發明它數百年以後的事情了。

　　 火藥大約是在唐朝的晚期於公元850年發明的。最初是那些煉丹士們為了尋找長生不老之葯，用硝石、硫磺和木炭混合在一起，富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嘗試的結果卻是發明了火藥，一種後來演變成為大規模殺傷人的武器手段。第一次在歐洲的文字中出現描述中國火藥的當屬1285年，而此時，火藥的發展在中國已經完成了它的所有流程：從火藥到爆炸品，最後到彈藥。

　　 在這四大發明的基礎上，宋代的中國還為世界帶來了一系列其他的重要技術發明，它們比歐洲的經濟和技術發展至少早幾百年。

　　 其中成就中最大、持續最長的當屬農業技術。早在公元前600年，中國人在播種時就實施特殊的溝種，它確實有助於農作物的生長。公元前400年，中國人就已經使用簡單的播種機。在此基礎上，中國人在公元前200年研發出了多管播種機。中國人在此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還有，鐵犁以及精製的結構特殊的犁片（大約公元前600年，至少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基於這些以及其他方面的技術，中國的農業生產能力遠遠超過歐洲。直到進入新時代時，歐洲農作物的收成與種子的比例還保持在4：1時，而中國人早已經達到了10：1。當歐洲人在十七八世紀學習了中國的農業技術後，歐洲農業才發生了巨大的飛躍。

　　 中國人還培育出了不同種類的早熟農作物。公元11世紀初，宋朝的真宗皇帝趙恆（公元997～1022年在位）從越南南部引進了早熟稻種，使得插秧到收穫的時間從原來的150天縮短到100天，從而使稻子一年兩熟成為可能。到15世紀時，中國人已經把稻子成熟的時間減少到60天；到19世紀初葉，這個時間近乎又縮短了一半。相反，歐洲基本上還保持著這種行業差距上的規律，即中國在12世紀時的水平，歐洲人在20世紀才達到。2

　　 中國在冶煉技術方面走得更快。早在公元前400年，中國人就能控制高爐中的所需溫度，以便澆鑄所需要的鐵器。他們發明了一種控制鑄鐵易脆性的方法，用這種鑄鐵澆鑄了數百萬個犁頭。而直到13世紀末，歐洲才出現值得一提的鑄鐵生產，落後中國近兩千年。公元5世紀，中國人研發出鍊鋼技術，其內容在某種程度上與1864年西門子－馬丁技術相當。宋代時的中國在1078年就已經生產出11.4萬噸的生鐵，這樣的生產能力對於英國來說，最早也只是到了工業革命開始時，即18世紀末才達到。

　　 在造船和定向儀方面，中國人顯示出他們巨大的先進性。從宋代初期到明朝宣德皇帝在位的最後一次遠洋航行（公元1433年），在這近500年中，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霸主。這位霸主並非很少把自己所擁有的優勢用之于軍事技術，並非像我們中有些人所斷言的那樣，中國人只是用火藥造爆竹。其實不然，他們用火藥造了一連串的火器，如能夠用投石器拋向敵方的火藥包、火彈，還有地雷、水雷、火箭、炮彈和火炮等。新型武器上常常還刻寫著顯示其奇妙功能的名字，譬如「穿心箭」、「魔力濺毒火雷」、「活霹靂」、「水火龍」（一種二節式對付船隻的火箭）。第一架真正的火藥炮應該是在公元1250年投入使用的。炮彈里充填著石子和鐵丸，當然是由「震天雷」發出，在落地爆炸時散射出置人於死地的碎鐵片。相對於火藥來說，歐洲人在接受大炮方面，花費的時間很短，可以說第一張有關火炮的設計圖早在1327年就出現了。可是，不同於中國人的是，歐洲人馬上投入全力去發展它。

　　 歐洲把先進於他人的優越感建立在自我感覺的基礎上，覺得是它的發明才有了今日的現代世界。甚至在今天西方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許多作者仍然不知道，那些他們標榜為西方發明的許多東西，事實上是由中國人發明的。歐洲把它們拿了過來，而且恰恰是通過這種接受才使得歐洲第一次真正獲得動力，有可能從中世紀躍入新時代。今天，把這種相互關聯的認知傳播開來，當屬英國生物化學家和漢學家約瑟夫·尼達姆·李約瑟先生的功績。在一個由中國和西方工作人員組成的小組的支持下，他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現在對古代中國的科技史進行了研究。他那浩瀚、多卷的《中國科學和文明》、《中國科學技術史》巨著儘管尚未擱筆，但是在促進人們從歐洲中心的歷史觀轉向真實、客觀的世界歷史觀方面，他所做出的貢獻是無人可比的。

　　 經濟：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誕生在中國？

　　 只要認可宋代是精神藝術生活與技術革新的黃金時代，那麼就不會否認它同時也是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而有些觀察家甚至稱之為一場經濟革命。他們所講的革命是指在揚子江流域引進水稻栽培，並由此迅速地擴展到近乎整個中國南部。這種發展原本開始於唐代，而到了宋代，由於皇帝全力支持水稻栽培，並從越南引進早熟稻種，從而使年收成幾乎翻了一番。當地水稻畝產量迅速地超過了北部以小麥和穀子為主要的農作物，落後的南部地區，從而很快地成為了國家的「糧倉」。宋代時流傳著一種說法：「蘇常熟，天下足」。

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最進步的文明(3)

　　 農業經濟的遽然崛起帶來了手工業、手工製造業以及貿易業的直線上升。揚子江及其輔助河流和引向北部的運河為貿易提供35萬公里船運網路。當時世界上最大、桅杆最多的艦隻就航行在這些河流上。國內大型商業城池比比皆是。貿易的發展也帶來了金融經濟的進步。在唐代就已經被發明的紙幣在宋代經歷了其輝煌的時期：由國家發放的、品種多樣的三色紙幣大量地流通起來。錢莊在發展，支票已經出現，轉賬和貨幣兌換成為可能。如同國內貿易一樣，對外貿易也發展起來。中國的絲綢與瓷器大量向朝鮮、日本、東南亞、印度洋上的國家以及非洲東海岸諸國出口。國民人口數量由唐代的5000萬迅速上升，在宋代末期達到1億。人均生活水平據估計提高了1/3。隨著水稻栽培、手工業以及手工製造業的崛起、貿易的擴大以及技術的進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生產推動力。按照現代專業術語的說法，宋代經濟增長不單是（基於勞動力數量和其他資源的數量增加所帶來的）粗放型增長，而且也是（基於有效利用資源方法提高所帶來的）集約型增長。

　　 中國文明在宋代達到了最高點。其後的歷代王朝還沒有哪一個在精神和物質的豐富程度上超過它。經濟和技術已具備了發展所必要的一切條件，也許只有700年後歐洲工業革命才可以超越它。那時宋代已經是商業化和貨幣交換式的經濟。先進的技術已經為機械生產與全球航海提供了必要條件。許多現代歷史學家會問，為什麼當時的中國就沒有看到這些？為什麼沒有打通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道路？

　　 從我們前面介紹15世紀中葉遠航被終止的歷史中，我們也許就可以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市場經濟和工業社會與儒家的道德和統治體系並不協調。前者有可能使中國變成完全另外的一種樣子，而政府中的儒教精英們的立足點則是維持社會與國家的穩定。對等級秩序的認可與某種嚴格的待遇規定相統一。對此種平衡的任何衝擊，勢必都受到儒家官僚階層以及作為這些官員根基的土地佔有者階層的猛烈反擊。儒家瞧不起商人，並把他們看作不勞而獲的寄生蟲，尤其是根本不準備先與「寄生蟲們」分享國家權力，最後再罷免他們。這正是歐洲貴族們在19世紀工業革命時所採用的手段。宋代儒家精英們所面對的問題是：開啟中國未來之路，讓私人企業階層進入社會上層，就將面臨著逐漸失去自己手中權力的危險，這是否值得？他們選擇了否定的回答。

　　 最後的音符：南宋王朝（1127～1279）

　　 來自外部的災難不僅終止了中國的發展，而且也帶來了宋朝的衰落。公元1126年，女真族由中國北部的滿洲里南下，佔領了宋朝首都開封並俘虜了徽宗皇帝——一位藝術家的讚賞者、頗負盛名的水墨畫家。這似乎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一個只有600萬人口的女真族竟然能夠征服一個有1億人口的、高度發達的宋王朝！顯然，這裡暴露出的是儒家道德及其管理體制中的第二個弱點：無力抵禦任何軍事力量，懷著一種和平主義的信念，認為憑藉自己的道德優勢足以抵抗任何來犯之敵。

　　 女真族在中國北部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即金朝，它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儒家的管理體制。徽宗的後人把所有能夠從大宋王室搶救的東西，全都帶往中國南部。在那裡，他們建立了南宋，並以淮河為界與北方的金朝抗衡。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失卻了中國北部這個曾經給宋朝帶來輝煌的、位於黃河流域的中國文化中心，但是它所帶來的損失卻是有限的。因為隨著宋王室的南遷，南部逐漸發展成了中國經濟和人口居住的中心。在南宋王朝剛剛建立時，那裡的人口充其量也就佔全國人口的60％，而且絕大部分是由北部逃亡到此的。而到南宋末期的1279年，居民人口上升到全國總人口的80％。3

　　 北部人口的劇減說明了中國終止發展的另一個深層的災難性原因：蒙古游牧族首領成吉思汗於1234年滅了北部的金國，他們在所到的城市，燒殺掠奪，所有的城池遭受了地震般的毀滅。成吉思汗父子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真正的少數民族政權。蒙古人把肥沃的糧田變成他們的牧馬場。此外，如同歐洲一樣，14世紀中葉瘟疫也在中國蔓延。在蒙古王朝時期中國的人口因此幾乎減少了近1/3。作為中國文化搖籃的北部，在這場災難的打擊下從此一蹶不振。

　　 在滅亡了北部的金王朝之後，蒙古人隨之開始了對南宋王朝的攻擊。從這種長期爭戰可以再一次看到，中國人與歐洲人在對待軍事技術以及進行戰爭行為上的差異，中國人對武力戰爭特別的反感。值得提示的是，此處所謂的長期戰爭是相對於蒙古人風暴般席捲俄羅斯和東歐時所用時間而言的。在與南宋的戰爭中，揚子江上的水上廝殺是一場關鍵性的決戰。1276年南宋首都杭州陷落，1277年廣州陷落，南宋王朝終於在1279年滅亡。

　　 蒙古人對中國的統治隨著他們戰勝南宋而逐漸趨於穩定，忽必烈於1260年稱大汗；於1267年把大蒙古國的政府機構從原來的漠北遷往北京；於1271年採用了中國的朝代名制，改國號為元。從1275年就一直住在漠北原大蒙古國王宮的馬可·波羅，曾經從漠北去過當年的南宋首都杭州，親身感受過宋代輝煌的晚霞。杭州的情景令他驚嘆不已！這座百萬餘人口的城市遠遠超過了他所熟知的、宏大壯麗的威尼斯，這座歐洲最大的城市人口不過5萬。

　　 衰落在不經意之中悄然而至（1279～1799）

　　 明代（1368～1644）

　　 蒙古人執掌元朝也只有短短80年的時間。1368年，一場農民起義推翻了蒙古人的政權。起義的領頭人是一個農戶的兒子，他在父母去世後在饑荒年月出家當了和尚，並參加了一個秘密組織。他奪得了皇冠並且建立了明朝，意即光明照耀的朝代。重振中國的工作開始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繼承了南宋和元朝的海上技術，並把它發展到一個高峰，建立了囊括整個亞洲海域的海上王國。可是在他去世（1424年）後，傳統的儒家官員們控制了國家的權力，重新把中國引向閉關自守。衰落開始了，儘管它在不經意中悄悄持續了幾百年。

　　 到乾隆盛世為止的清代

　　 自17世紀30年代起，明朝逐步走向衰亡。1644年，農民領袖李自成率領他那支馬背上的軍隊攻佔了北京。明朝最後一位不幸的皇帝在皇宮後面的煤山腳下的一棵樹上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明朝的將軍們向金的後代，即向滿族人求救，並為他們打開了長城。正是明朝至今為止一直以武力拒之於關外的滿族人打敗了這支農民起義軍，並且建立了新的王朝，即清朝（純凈的意思）。中國北部不戰而降，但是南部中國的反抗卻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直到1671年那場大規模的衝突之後，也就是到了17世紀80年代初，反抗活動才真正得以平息。

　　 滿族人自視為統治階層。他們頒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強迫漢人順從他們，並且留滿族辮子。為了圈地，這些新的統治者們紛紛搶奪農民的私有土地，而那些被搶奪了土地的農民和那些戰爭中的俘虜就得在滿族人所圈的土地里幹活，尤其是他們像奴隸一樣的可以被買賣。他們還推行了一種嚴格的種族劃分政策：禁止漢人與滿人結婚；京城北京也被分成北部的滿族人城區和南部的漢人城區。

　　 當然，新的統治者很快意識到，他們的政權無法靠殘酷壓制延續下去，而自由人的勞動效率遠比奴隸高得多，因為奴隸所想的只是逃亡。由此，在滿族這個少數民族統治王朝中，出現了一個儒家的時代，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三位皇帝所創建的。他們是：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和乾隆（1736～1796）。

　　 在乾隆年間，中國經歷了它在亞洲發展權力的最輝煌時期。可是除了這些表面的輝煌之外，中國在技術和軍事方面卻遠遠落後於歐洲。隨著乾隆時代在1799年的終結，中國開始衰落了。進入19世紀後，中國已經變成了世界上的貧窮國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