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叢生是改革之障

　　通貨膨脹是央行發鈔機制出了問題，扭曲了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信號系統；而由通貨膨脹誘發的諸多管制，不僅不能修理央行的發鈔機制，還為改革設下了更多路障。即使等到通貨膨脹得到抑制，它們也還會盤根錯節地留存。　　通貨膨脹下物價騰貴，國民怨聲載道，政府順水推舟，推出這樣那樣的管制措施，這是古今中外的慣例。當然，只有中央銀行調整貨幣政策，才可能抑制通脹；管制措施不僅無法壓抑通脹，而且還會為經濟復甦埋下更多的隱患。然而，各國政府通常會在各行各業先找一陣替罪羔羊，實施一輪徒勞無功的管制，才會迷途知返，設法關上貨幣湧出的閥門。當前中國似乎正面臨這個陷阱，讓我在這裡作個記號。　　中國的通貨膨脹趨勢，有兩個方面的主因。其一，是多年來堅持人民幣與美元掛鉤，拒絕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而帶來的「引入性通脹」。市場上一塊美元換五塊人民幣，我們堅持塞給老美八塊。這就是人民幣堅持不升值的意思，其實質是央行給外匯持有者送禮。結果，大量外匯為了追逐央行的禮物而湧入國境，造成人民幣增發；同時，大量國內企業通過出口先賺得外匯，然後再用外匯換取央行的禮物而增加利潤，也同樣導致了人民幣的被動增發。這種堅持通過人民幣不升值來刺激出口的政策，是產生通脹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中國通脹的另一主因，是為了應付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所可能產生的的餘波，政府推行了大規模刺激經濟措施。這些措施的特點，是政府消費代替了私人消費、政府投資排擠了私人投資。其後果，是一般地造成了財富的浪費；與此同時，政府為了彌補巨額開支，會進一步放鬆銀根，增加信貸。上述各種因素加起來，效果就是財富相對減少，貨幣相對激增，即通貨膨脹加劇。　　錯上加錯，是接踵而來的管制。官員們或許真心以為、或許只是為了從眾而暗示，形形色色的管制可以把物價——尤其是地產價格——壓下去。已經實施和正被倡議的管制，如「收入再分配」、「用累進稅來限制購買」和「強化戶籍制度」等，都是於壓抑通脹無益，於市場體制建設有害的，在機理上混淆因果，在對策上緣木求魚的。　　先談「收入再分配」。我曾經反覆解釋過，常用來衡量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是個很有問題的指標。「基尼係數」衡量的是人群在一剎那的收入分布，而不是人群終生收入的折現值的分布，所以它掩蓋了人群結構對這一數值的影響。　　打個簡單的比方：一個成年人走進幼兒園，他會明顯影響了園內的體重分布。看上去，大部分孩子都很輕，只有個別的大人是重的。然而，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試著去比較所有人的終生平均體重，那麼得出的結果將會迥然不同：從終身的角度看，比從剎那的角度看，人與人的體重之別要小得多。　　僅僅看「基尼係數」一個數值，沒有辦法分辨究竟是何種因素導致了剎那的收入差距。背後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結構的變動，可能是貪污腐化，可能是行政壟斷，可能是新入職者的比例上升，可能是教育機會增加而延長了年輕人的負收入期，可能是社會貼現率降低導致了耐用品的增值，還可能是海外人才湧入。　　這是說，導致基尼係數上升的原因有多種，有正面的、負面的、中性的。單看基尼係數，無法分辨到底是哪個變數在起作用，逞論好壞。說只要基尼係數增加就令人擔憂，是故意混淆其中的複雜因果關係；說要採用「收入再分配」措施來調節基尼係數，就是藥石亂投，因為行政壟斷和貪污腐敗等癥結並未得到直接處理。　　目前流行的另一類管制，是呼籲通過稅收政策來壓低房價，從而抑制通貨膨脹。當然，稅收是一種懲罰，或一種政府對資源的分佔。經濟學上著名的拉姆齊定律（Ramsey Rule）的含義之一，是政府徵收的房地產交易稅，由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共同分擔，分擔的比例與政府的規定無關，而是由買賣雙方的相對的供給和需求彈性而定的。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政府的稅收（即分佔）只會推高而不會壓低購房者支付的單位面積房價。　　有朋友問：假如對房產買家按套徵收累進稅，即買的套數越多，服從的稅率越高，能否起到壓抑房價的作用？我的回答是：若按套收累進稅，人們就會轉向單套大面積的住房；若按面積收累進稅，人們就會轉向單套高樓面的住房；若按住房體積來收累進稅，真做到按人頭憑票供應，那麼開發商就捂盤惜售；若真逼著開發商向本來買不起房的人低價出售，那開發商就只能選擇不再繼續開發。要知道，把富人殺了，結果是沒人再生產法拉利了，而不是窮人都用上法拉利了。　　在眾多管制措施中，危害最大的，恐怕是強化戶籍制度的傾向。中國改革改革開放後所經歷的「經濟奇蹟」，是土地使用權轉向私有、打開國際貿易之門、以及人力資源的私有化等因素共同創造的。所謂人力資源的私有化，很簡單，就是每個軀體放到哪裡、如何使用、如何享受的問題，不再由計劃官員決定，而由長在這個軀體上面的那個腦袋決定。就這麼簡單的改革，使得十億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和協調，從計劃經濟下的「串聯決策機制」，轉到了市場經濟下的「並行決策機制」上來，由此激發的能力是按指數方式遞增的。　　在這個過程中，戶籍制度顯然是絆腳石。如果說過去這些年來，它的弱化極大地幫助了經濟發展，那麼現在以所謂「城市承載力」為理由，對戶籍制度進行強化，就只會束縛整個社會的生產和供給能力，使得產品和服務相對減少，貨幣流量相對增加，從而激化而不是緩解通貨膨脹所引起的癥狀。　　通貨膨脹是央行發鈔機制出了問題，扭曲了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信號系統；而由通貨膨脹誘發的諸多管制，不僅不能修理央行的發鈔機制，還為改革設下了更多路障。將來，即使等到通貨膨脹得到抑制，它們也還會盤根錯節地留存。這是我們現在就應該深謀遠慮地防範的。　　《經濟觀察報》之「法律、管制與經濟增長」專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