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夢想與荒涼：祭辛亥革命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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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夢想與荒涼：祭辛亥革命一百年

時間：2010/09/27 出處：凱迪網路

文章提交者：junli6363　　在目前的中國，流行著兩種很有意思的「政治」思潮。第一種思潮竭力從理論和實踐上證明民主可能引發效率損失，降低全民福利，甚至引發社會動亂。這樣的人也分兩類：一類是光明日報、求是發表文章的那些人。奇怪的是這類人發表的文章堂堂正正，但是署名（秋石，宋魯鄭等，怎麼都不像「人」名）卻是躲躲閃閃，不知道懷的是什麼鬼胎。另一類人試圖從學理的角度瓦解民主。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左派，也有一些學者參與，劉小楓推崇施密特便是一例。質疑、反對民主制度的人，站在意識形態的高地，聲音很大，但是似乎自己也知道這樣的反對民主，大多是商業買賣和「終南意識」作祟，不是什麼光明正大的勾當，對著鬼神，回到常識，他們中的多數人可能私心並不反對民主制度。第二種思潮便是中國所謂的自由派，他們無望、無力地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證明（或者說服）民主是世界潮流，認為：非此，中國的前途非常危險，所謂的大國崛起也是沙盤上的高樓，頹倒是遲早的事。　　第二種思潮之所以「無力」和「無望」是因為代表這類思潮的人物，他們從人數上來說是極少數，而且他們的事業既沒有民間的有組織支援，更沒有廟堂上的仁者知音——兩頭空蕩蕩。民間不是沒有民主的訴求，但是，民間經過60年的解構，「社會」被毀棄了（熊培雲的觀點），也就是社會自組織能力被閹割了。沒有「社會有機元素」，民間無法組織起來，草根無力，於是挺不起自己的民主精英。廟堂也不是沒有對民主的認知（比如，堅拒民主者也許心下私淑憲政呢，很多退休官僚轉向民主就是明證），但是，利益和權力把在場的政治人物統統異化成了奴才和佞臣，沒有人敢冒既得利益之險，通過改良把自己和子孫嘴裡的肥肉吐出來。廟堂沒有仁者和知音，誰還去傾聽民主精英們的盛世危言呢？當年康梁維新，還有一個所謂聖主光緒可以幻想，今天中國民主派們內心的荒涼和無奈比100年前的前輩不知尤甚幾許！　　中國人似乎有制度迷信的癖好，卻常常忽略制度如何發生的問題。比如，從邏輯上看，民主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實際上，這句話套話里更多的是豪氣，而非真實的歷史過程。縱觀世界歷史，你會發現民主制度的發生在邊際上（和經濟學上的邊際決定論一樣）往往繫於一人之道德良知，而非歷史的天命註定。比如，使無華盛頓們（包括其他幾個人傑斐遜、漢密爾頓等）之高風亮節，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否能夠順利建立還是一個未知數。使無甘地之放棄暴力專制，印度的民主政治不知還要延誤幾個世紀。使無曼德拉之堅持政治和解，南非可能還在以暴易暴的輪迴中掙扎，民主政治全無指望。使無戈爾巴喬夫之新思維，死而不僵的蘇東體制可能仍在垂死中憑藉慣性苟延殘喘。使無蔣經國之沒有永久的執政黨，陳水扁前總統今天可能仍然在專制體制的牢籠里作鬥士，而在非民主治下的監獄裡作囚徒。可以說，這些國家（地區）皆是天佑社稷，降下英才，而非僅賴於「歷史之必然性」致使民主獲得成功。　　退一步講，民主制度固然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大約相當於必然性），如，民智開化，公民社會，權利意識，等等（其實這些是否是民主制度的結果也未可知）。但是，這些條件可以在偉大的政治家治下進一步發展壯大，也可以在獨夫民賊的手裡被惡意踐踏、毀棄。比如，洋務運動和維新啟蒙積累起來的大清文明在慈禧太后手裡就被完全毀掉，結果憲政成為騙局，吏治腐透，民間絕望，滿清完全失去其政治合法性，三百多年的帝國基業在幾聲零星的槍炮中轟然倒下。一個社會經過啟蒙僅僅具備了民主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如果在此關頭，有偉大的政治家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推動憲政，民主或可順利「發生」。相反，如果天棄生民，遇到一個，或者一系列自私、昏聵的「皇帝」，他（們）剪除民主力量，培植利益集團，鼓勵人性之惡，進而誘拐商業階層，招安知識精英，離間民間草根，整體社會日益潰敗，而一代集權政權也將末日臨近。　　這裡引出一個問題：政治家和民主制度哪個更為重要？民主制度發生的過程中，政治家的作用如何體現？其實，這是一個不同階段孰為主導的問題，而不是哪一個永遠居於關鍵位置的問題。在民主制度已經建成並正常運行之時，制度主導，即法治為先，政治家退居其後。而在民主制度發生之時，或發生之前，政治家至關重要。因為，與集權制度相比，民主是至善的目標，至善的事業需要宏大的精神才能完成。因此，至善之民主制度能否發生有賴政治家本人善念的發動和信仰的堅守。只有政治家有大理想、大勇氣、大操守，他才能抵禦權力誘惑，擔當歷史使命，完成社會轉型（包括選擇一個正確的方向，培育民主的社會基礎等）。民主制度如果完成，政治家或僅獲清名（比如，傑斐遜名載史冊，但本人在貧困中死去。戈爾巴喬也有生計之虞）。如果失敗，政治家甚至有性命之憂（比如，遭遇軟禁等）。相比之下，集權制度則是人性之惡的產物，推行集權制度，政客只需要放任惡之天性，摒棄基本操守，以天下福祉為犧牲，或因循守舊，順水推舟，或工於厚黑，擅玩陽謀，雖然落得萬世罵名，但一代皇權在握，巨萬財富入囊——對於無良政客，權力和財富才是其至上的目標。　　中國近代歷史，民主憲政沒有實現，其根本原因，我私見以為並不是民智不開，科學不昌，而是前仆後繼的當權者皆為奸黨權臣所致（即，沒有遇到善人）！慈禧太后情願輸掉大清，也不願真心立憲，行止不如娼門。袁世凱不惜斷送共和，也要披上黃袍，嘴臉酷似地痞。蔣介石硬可丟掉大陸，仍然執迷軍政，處心幾乎下作。但是，這樣的惡人，卻曾經或是國人仰仗的神武領袖。這不能不是說中華民族近現代以來的悲哀和不幸！具往矣！1949年民主憲政的機會有一次擺在中國面前。共產黨以民主為號召，發動人民推翻腐敗無望的民國政府，而毛澤東卻說「打掃龍庭作天下」，之後，「紅太陽」經過一次一次的「陽謀」，徹底剿滅黨外、黨內民主勢力，實現了他個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政治理想。更為不堪的是，自毛澤東始，中國社會形成慣性，「制度化」地重複剷除民間，消滅精英，鼓勵黑厚，腐化社會的過程，直至把理想主義從草根到廟堂消滅乾淨。　　民主的目標是至善，而民主的基礎是理想主義。沒有至善的追求，政客執迷權勢，罔顧子孫，不惜毀掉社會；沒有理想主義，民間墮落成犬儒，精英變成幕僚，大眾沉迷物慾，整個社會失去價值標準，既無法孕育追求至善的政治精英以引領民主潮流，也不能對廟堂之上的政客形成淘汰壓力。其結果是正義沉淪，社會潰爛，黑惡公行，腐化成風，文明進化出現返祖現象——背離普世價值，向以統治者自身私利為特色的反文明方向墜落。此時，政權得以苟延末日，但社會墮入中國古代式王朝更迭的循環，暴力革命的報應近在咫尺。比如，辛亥革命，從離析社會結構，把中國導入軍閥時代的後果看絕無必要，但從統治者處心積慮欺瞞民眾，絕無妥協地逼迫民間的惡行看註定要發生，這是慈禧太后的壞心眼釀造出來的「報應」。之後，北伐戰爭則是北洋軍閥逼出來的「報應」，解放戰爭則是蔣家王朝逼出來的「報應」。　　暴力革命固然快意恩仇，但空耗人類生命，文明卻無法積累。辛亥革命馬上100年了（2011年10月10日）！回望歷史，我們所得幾何！辛亥革命是一次倉促成功的革命，主要是滿清政權氣數已盡（1898年以前，中國的GDP世界第一，與今天崛起中國相彷彿。但世界第一卻不能為滿清帶來合法性）①，革命力量的「破壞」倒是其次。結果，辛亥革命一夜成功，竟然沒有多少暴力。按理此時正可以建立共和，確立憲政。但是，由於孫中山不善「實踐」民主，而袁世凱私心夢想黃袍，當時的中國又缺乏另一個有權威、有擔當、有智慧，又能堅定推動民主憲政的政治領袖。結果，一場革命推翻了帝制，卻錯過了建立憲政的絕佳時機，只留下一個民國、共和的虛名頭。一場千古未有之革命，卻由於袁世凱這個「極壞」的榜樣，改變了辛亥革命的初衷，更改變了中國政治演進的方向——從此，中國的政治進化不是通過制度積累向民主憲政演進，而是不斷倒退——皇帝做不成（袁世凱）就做軍閥（段祺瑞、張作霖），軍閥做不成就立軍政（蔣介石），軍政之後又來「專政」，等等。如此這般，辛亥革命100年，中國的政治制度幾近秦政輪換，而民間思想幾近荒涼絕地！　　辛亥革命轉眼100年了，而中國仍沒有實現夢想，民主、憲政「發生」之日仍然遙遙無期。下一個100年中國在能否解決民主、憲政的問題呢？從廟堂越來越缺乏具有擔當精神和理想主義的政治精英及民間反常識的思維大行其道的現實看，前景確實無法樂觀。因為，政治生態的人為破壞，不但挖斷了通向民主的道路，而且毀掉了一旦天降民主，民主政治賴以倚重的「支援意識」（比如，重複非洲式民主亂相），而這些都是自私、卑劣的現實利益主體過去處心積慮為之，今天仍然堅持不懈努力的「建國偉業」。但是，另外一側，民間和一部分知識階層相互唱和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左派思潮，卻越來越獲得廣泛的社會響應，在神州上下大有蓬勃之勢。這似乎預示著另一場暴力革命的循環正在醞釀，如果這樣，下一個百年有可能是這一個百年的翻版。如此，我們只能哀嘆：中國何辜，為什麼將商周鼎盛和漢唐氣象拋棄，卻直接在始皇秦政的100年歷史中循環折騰呢！而讓人不解的是，廟堂把僅勸其身退的民主訴求視為死敵，而把直接取其頭顱的民粹主義引為同道。　　辛亥革命後的100年，中國在不斷站起來（包括主權獨立和國力富裕）的同時，政治制度卻在一片荒涼之中不斷演出大荒唐。百年滄桑，令人悲哀的是我們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今天中國面對的甚至不是社會如何進步的問題，而是如何回到起點的問題。因為社會演進的方向是錯的，前進得越快，離文明和進步就越遠。關鍵的是重新回歸起點。一個是如何清理這100年留給我們的歷史遺產，也就是如何清除「專制」實踐對中國社會結構的不斷扭曲，以及這種扭曲導致的，在物質上崛起幾成事實的條件下重新墮入暴力輪迴的可能性。另一個是回到洋務運動和啟蒙運動在100年前取得的最初成果——在全社會上上下下達成但求真民主和真憲政的最大共識。第三個是重建公民的批評權利，提升公民的參與意識，以此阻止、扭轉廟堂把社會導向腐化和潰敗的惡行，為真正的政治家的誕生準備條件。第四個是儘快放棄對民主的無為爭論，回到歷史常識，回到民主實踐。民主制度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實踐過程中才能發展起來——民主制度的「好處」只有在民主實踐中才能壯大起來，而民主制度的「壞處」，也只有在民主制度的實踐中才能逐步去除。　　今天，如果辛亥革命值得紀念，這應該是這場革命100年對於我們今天和未來的啟示和意義吧！2010年8月動筆，2010-9-23初稿，2010-9-25改定http://lilis.blog.tianya.cn　　① 根據美國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和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等著作，十九世紀末，中、英、美、日四國，按四個國家GDP佔世界的比例，1870年，中國佔17.3%，而日本、英國、美國僅分別為2.3%、9.1%、0.9%。到了1900年，中國的比例為11.0%，落後於美國的15.8%，但依然領先於日本的2.6%和英國的9.0%。從佔世界製造業產量的相對份額來看，1860年中國與英國相當，分別佔19.7%、19.9%，遠高於美國（7.2%）和日本（2.6%），1880年，英國製造業將中國落在後面，但中美的差距卻並不明顯。直到1900年，中國（6.2%）的製造業才落後於美國（23.6%）、英國（18.5%），但依然高於日本（2.4%）。從GDP數據看，清末中國絕對是世界上的強國之一，雖然不能跟英國相比，但即使到了1900年，中國的經濟實力也依然高居日本之上，是世界至少是亞洲強國之一（轉引自《衰弱「強國」：1900年中國GDP高於英國的啟示》2008年07月20日《環球時報》。作者：熊志勇，外交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