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中國作家：除了缺鈣，還缺靈魂

表面看來，文學當下仍然光鮮，仍然在主導或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但文學已經邊緣化，這是不爭的事實。換言之，文學已經在不可扼制地墮落下去，作家們也在同時墮落著。他們不再像過去那麼受社會重視，那麼受人尊重，也不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因為，人們已經不需要靈魂，誰又會看重什麼「工程師」呢？作家僅僅是個職業，而且不斷遭到80後寫手的炮轟：拿工資的作家為被體制包.養的「二奶」。在美國，如果人家問你是做什麼的，你要是說「作家」，人家會視你為要飯的，而你若說是「暢銷書作家」，人家就會投以讚美和羨慕。美國作家或許早已適應了商業寫作，而我們所謂享受體制之優越的作家則完全沒有做好對於商業大潮襲來的準備。因此，我們的作家面臨著尷尬的絕境。這是文學自性毀滅的一種現象。作家們面臨的危險是喪失自身，喪失自我，充當市場的人質。海外學者在談到中國作家缺失時，提出了要提升三個方面的素養：其一，是學養的提升；第二是趣味的提升；第三是靈魂的質量的提升。這三點，我以為靈魂質量的提升尤為重要！在商業潮流席捲之下，作家們只有兩種出路：一種是迎合潮流，把文學當作文化產品和文化消費品；另一種是抗拒潮流，堅守文學自己的獨立品格，保持對文學的忠誠信仰，恪守自己的精神高地，創造出真正的精品。這是有良智有靈魂的作家的選擇。用薩義德的觀點，就是要離開主流，當邊緣人，保持批判立場。然而，不甘寂寞不甘清貧的中國作家們，目前群體狀態究竟如何呢？中國作家群的「三性一界」（1） 狹隘性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光顧了這位名字很難記的托馬斯？特蘭斯特羅的瑞典老詩人。從北島的筆下走近他的家，他坐在輪椅上，這位半身不遂的老詩人因獲此大獎而令人多出些許憐憫。眾所周知，每年評諾貝爾文學評獎時，中國文壇都要鬧騰一陣子，媒體因此有了炒作的話題。不少作家談到諾貝爾文學獎時說話會冒酸味兒，甚至表示不屑，認為漢語寫作吃虧了，翻譯結果不能讓評委們真正了解中國文學妙處云云，其狹隘性可見一斑。有諾貝爾文學獎情結，並不是壞事。作家有理想有高遠追求總比沒有要好。其實，這不僅是對諾獎的認識方面有問題。中國作家已經在幾年前得過了這個獎，儘管高行健獲獎時加入了法國籍，但他的作品大多是在中國時寫的，而他的語言也有著很濃的大陸文化特點。至少，他還算是華人吧。可是，我就沒有看到國內任何一個作家寫過文章讚美或者承認高行健獲此殊榮的。真是一葉障目。作家們與之摩肩接踵卻不肯承認他，不服氣。甚至認為像他這樣水平能獲諾獎，在中國至少一百個甚至幾百個可以獲得。或許就是因為高行健獲了諾獎，中國作家們才開始以為自己接近諾獎了！於是，幾乎每年都有鬧劇出現。中國一位詩人的微博不久前傳出一條令人嘩然的消息：「中國作家賄賂一直在敲諾貝爾獎的大門。」據說消息源自諾獎漢語評委馬悅然先生。他說，每月都有中國作家給其發信，撒嬌式地請其幫忙求獲諾獎，且只要名不要獎金┅┅圍繞此事，網上有惡罵有嘲諷，有人分析說：「如果真是那樣行賄，或是不入流作家浮躁的功利行為，或是一些好事者惡搞老馬的網路遊戲。但不管哪一種，中國文壇無疑被老外又輕蔑了一回。」這個消息又成了某些報紙的調料，甚至有的做成了標題。由此看來，中國作家們沒有真正在文學上下功夫，而是將功夫用到室外了。作家間互不服氣，相輕相賤並不奇怪。但，高行健能用法語寫作，你能嗎？就像目前哈金在美國用英語寫作，他逐漸得到美國主流社會的認可。多少旅美作家在寫作，而真正能夠用英語寫作的並不多，而能夠像哈金這樣不僅用英語寫作而且寫成了氣候，更是不容易。但在中國作家們看來，會服氣嗎？高行健不僅能夠用英語寫作，他還有一種文化視野恐怕也是國內作家們不具備的，尤其是他文章中透出的那種救贖情懷，對人類的終極關愛更是國內作家目前所欠缺的。寫親歷的《一個人的聖經》或《靈山》，都內含這樣豐富的意義。而國內作家們這些年在寫作形式方面探索與努力，確實有了長足進步，但是，在人文關懷，在思想與精神的含量方面，卻愈加貧乏，捉襟見肘。目前被炒作的沸沸揚揚的《古爐》，是寫了在一個貧困落後又愚昧的小村子裡發生的故事，其意義不言自明。但是，這部書真正給予當下人類提供了什麼樣的精神與思想？除了狗尿苔等人的愚昧卑瑣群像，又有多少積極有力的救贖意義嗎？作者寫了那麼多的書，他的精神支撐是什麼？他有自己的信仰與宗教嗎？即便從哲學的意義上考究，也不是形而上的。賈平凹能夠給人們給時代提供許多精彩的生活版本，但他能夠為這個時代提供有意義的精神與思想版本嗎？生活豐富而思想卻貧脊，神神鬼鬼，神話與民俗中「本教式」的傳說，代替不了這個時代人們精神匱乏之于思想的索求，對生存意義的迷惘與澄清的渴望。說透了，走不出商州的賈先生就像走不出延安（即使走出延安也走不出中國的）缺乏了西方世界的大視野，因而，藝術胸襟不可謂不狹隘。納博科夫是以英語寫作而贏得美國上流社會認可的俄裔作家。一個外國作家，能夠用外語寫作，並且能夠寫得讓外國人認可，這就很牛！他不是因為熟練掌握外國語言，而是因為他的作品中的思想，震撼影響了年輕的美國。《洛麗塔》究竟是寫什麼？作者要表達什麼？它對於美國的意義，對於人類的意義究竟是怎樣的？如果從思想與時代的意義而言，《古爐》的價值並未超過十多年前的《廢都》。作家的思想這些年沒有多少提升，藝術方面的嘗試也十分有限。只是書多出幾本。中國作家在追求書的質量，追求著作等身高，就像寫出《古船》《九月寓言》的張煒，再推出430萬字的《你在高原》，不就是將書堆得高一截嗎？把書寫得越長會越有意義嗎？你在「高原」，能高出「古船」嗎？去年曾欣喜讀到劉再復先生的一篇寫高行健的文章《漢語寫作中的天才異象》，這是我看到的一篇真心讚美同行的文字。在高行健七十壽辰的日子，劉再複寫出這樣的文章，令人感動，遠在海外的高行健如果讀到肯定會淚流滿面的。「高行健是一個在本沒有路可走而走出廣闊的創作之路的天才異象，而且可以說，他是一個被瑞典學院首先發現但還沒有被他的祖國與人類世界充分發現和認識的天才異象。」 （《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6期》）劉再復認為高行健的《靈山》《山海經傳》《八月雪》「是高行健為中國文化在世界贏得崇高地位而立下的不朽功勛。古希臘的『俄狄浦斯王』因為不認識自己的母親最後自戕眼睛，現在中國發生的母親不認識兒子的另一種悲劇，但我相信，中國偉大的文化最終會認識自己的天才的兒子。」是的，自己的天才的兒子已經獲取了人類文學的最高獎項，不能再拒之門外了呵。尤其同胞作家兄弟們，不能不認這位天才的海外兄弟了呵。該承認就得承認，該服氣就得服氣嘛！劉再復接下來：「最近我讀了陳邁平定的精彩著作《凱旋曲》，才知道瑞典學院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恩格道爾特別讚賞《靈山》，認為這是世界文學中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普遍價值的好作品，是可以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或者托馬斯.曼的作品媲美的，所以能超越國家和民族的界限。」高行健參加了米蘭藝術節，頒獎的頌詞有這樣的讚美：「對於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靈山》《一個人的聖經》和《給我姥爺買魚竿》這些真正傑作的作者高行健來說，全能的藝術家才是唯一確切的稱謂，他既在自我內心的深幽，又在他的故鄉曠漠無垠的自然中跋涉，他豐富多重的想像，跨越東西方文化，成了我們這『後革命』時代現實的標誌。他不僅是一位作家，也是詩人、文學批評家、劇作家、畫家和導演，正是米蘭藝術節理想的嘉賓。」（2） 功利性：從國外文學中汲取營養不僅是中國作家走的路，也是世界其他作家受益的途徑。比如略薩的成長就是受到歐洲文學的深刻影響，當然還有帕慕克受到歐洲文化的影響。吸收外國文學究竟如何吸收？國內好多所謂先鋒派作家們，不會外語，讀外國小說不讀原文，而只是讀翻譯過來的書，結果，這些作家將翻譯語言當成了奶，在吸吮成長階段，語言沒有了中國特點，而是學的翻譯語言，歐化句子，越寫越長，越寫越像外國人腔調。中國語言的民間元素，鮮活生動的生活元素，卻因此而喪失了。如果將這些作家的小說翻譯出去，翻譯家可能會更省事省力。比如，前些年好多寫小說的人喜歡學馬爾克思的開篇那種敘述語言：「許多年以後，當誰誰已經如何如何了的時候」或者，學塞林格式的罵：「他.媽.的」，也有人改罵為「他娘的」。余華、格非們那撥先鋒小說家，他們早期的小說語言很像翻譯文體，倒與國人的思維相悖離了。他們的文字不是古中國認知血脈的延續，倒像舶來品，沒有長久咀嚼餘味兒。而小說的故事，又遠離人生的本源，東方人虛實相間的人生情境，未被描摹出來。有些作品在結構上人物特質上，大多模仿洋人，本土文化的內功普遍減弱。看著翻譯作品成長的作家，其弊端在於缺乏母語的底氣，對外文的妙處也知之甚少。他們只學來了小說的結構，藝術里的技巧玄學之道，卻不幸將文字里的傳神功夫拋棄了。其實，凡諳熟外文的名學者與名作家們，並不那麼洋氣。比如白先勇的小說，其白描之純正，典型的中國文人，可以感受到直接從《紅樓夢》中過繼而來，而他卻是長年生活在美國的大學校園，以外語教學為生。馮友蘭寫《中國哲學史》，語言也十分中國古典，不見洋腔洋味兒。還有胡適寫《紅樓夢》的考證，《白話文學史》等，哪有英文漢譯的痕迹呢？還有林語堂、周作人、梁實秋等大家的散文，大多都是東方神韻特色，與傳統文化一脈相承。而當代與翻譯小說一同成長的作家們，捨棄千年文字傳統，膜拜譯文從事創作，實難寫出真正的好小說來，即使寫出那種一時被鼓噪的東西，也經不住時間的考驗。近來，我們國家頻頻請外國作家來講學傳道，去年的諾貝爾獎得主略薩六月份去了上海參加文學活動，所在之處受到的熱烈歡迎令他自己驚訝。略薩為中國帶來了暴炸式的拉美文學熱潮。趁獲得諾貝爾獎之熱走一趟中國布文學之道，也蠻有意義。他不僅參加上海外國語學大學舉辦的大師演講活動，而且上海外國語大學將授予略薩榮譽教授稱號。並與上海作家交談。就像同樣是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家勒．克萊齊奧也被請到上海與畢飛宇等作家交談一樣。他稱畢飛宇為「兒輩」，而畢飛宇講述他小時候在學校操場上，用一把鐵揪在雨濕的地面寫了他父親的名字。這個細節讓諾貝爾獎作家非常感動。這樣的交流是十分有意義的。但前兩年，外文出版社與相關部門在北京專門為帕慕克召開了一個作品研討會卻很丟人。我們很興師動眾，但人家帕慕克講完自己的話，便離席而去，讓我們主持會議的人傻眼了。這會才剛剛開始，而且我們是專門為說給你帕慕克聽的研討會，你是作為主要對象怎麼可以離席呢？豈止是牛人！人家不買你的帳，你們愛討論就討論去吧！那完全是你們的事兒！人家認為你開你的研討會嘛，我只負責寫作，研討不是我的事情呵！你去拍人家馬屁，人家一點不買你的帳！對牛彈琴不是？這種尷尬豈止是觀念問題。（3） 模仿性：中國作家們不僅是語言受翻譯語言影響，構思也相當受影響。從上個世紀十年代以來，大批活躍的作家，都處在模仿期寫作。已經因模仿而受益於一批成名作家了。比如：那個獲全國獎的湖南作家成名後去了海南，他的獲獎中篇小說《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就曾被揭出是「抄襲」俄國作家契柯夫的《草原》；可悲的是此後，他的另一篇被小說選刊選發的小說幾個女人和幾條繩子，又被揭出抄襲了山東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模仿成習慣了，一不小心抄了外國作家的經典，也是夠級別的「文抄公」，但迴轉身抄國內年輕作家的作品，就有些說不過去了吧？也許抄者認為抄一個不大知名的篇章，不會引起人們注意。其實，這很吃虧的。還有西部一位更大名氣的作家當年一篇《肖爾布拉克》被指也是過分模仿了前蘇聯名作家艾特瑪托夫的《包紅頭巾的小白楊》；還有一位軍藝的作家當時一篇語言極美的小說《乾草》，也被指開頭部分原段「複印」了國外某位作家的作品。還有那個時代著名寫海的作家讓人眼前一亮的中篇小說《迷人的海》，得到當時諸多名家的吹捧，成了文壇的寵兒。他的這篇名作，據說就深受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之影響。有趣的是，曾有人問過他此事，這位名作家卻說，他從未看過《老人與海》。還有目前也很活躍的名作家的那部《馬橋詞典》與《哈扎爾詞典》的關係問題，親密到什麼程度？名教授名批評家張頤武站出來為此寫文章，竟還惹了官司，成了一樁文壇矚目的公案。在這裡可以拉出一個長陣的臨摩或模仿名單中，就有《你在高原》的作家張煒當年的成名長篇小說《古船》。古船是深受馬爾克思的《百年孤獨》之影響，當然受其影響並非是壞事，略薩就是受到了《百年孤獨》的深刻影響與震動的，而且這對於他後來一路寫下去寫成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起到了積極的鞭策作用。但，受影響與受影響的角度或方式不同。從略薩的作品看去，看不到具體的模仿痕迹，而從被中國文壇倍受稱道的《古船》，卻能窺其模仿跡象（當然不應算是抄襲）：比如，《百年孤獨》中的人物是每天在試驗煉小金魚，而《古船》則是在一個破舊的粉絲作坊里「試驗」粉絲，當然還有許多語境方面構思方面的相似。據說作者當年曾跟朋友們激賞《百年孤獨》是一部天書！可否這樣說，如果沒有《百年孤獨》這部書翻譯進來，就不會有《古船》的問世。好作家肯定不排斥好作品的潛心閱讀或認真學習，直至模仿。不過，模仿只是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不能始終模仿下去的。問題是中國一大批作家始終都處在模仿期。余華曾在蘇州大學講壇講到自己的寫作經歷，他很坦誠地說，開始是受到川端康成的影響與引路，寫出《十八歲出門遠行》《鮮血梅花》等，後來寫一段不滿意自己，好容易尋找到了卡夫卡，又開始學了一段卡夫卡，大有獲益。這期間有了《呼喚與細雨》《活著》等名篇，再後來，找不到一個榜樣學了。或許正是這樣，余華十多年沒有作品了，忽然捧出了《兄弟》，炒作很厲害。但翻開一看，那個掉到大糞池子里被一位教師救出來的孩子，渾身臭味兒，象徵所處在年代，這與法國作家聚斯金德《香水》開篇，那個後來研究香水成功的「殺人犯」「變態狂」的人，開篇被那個渾身腥臭在臭魚場工作，生在腥臭水中的孩子，如出一轍。那個母親在這樣的腥臭水中生過五個孩子，前四個均隨水飄逝僅這一個奇蹟般活下來。同樣獲取茅盾獎的莫言，是一種有著大氣象的作家。他確實早應該獲此獎項，甚至因為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對他的尊重，讓他的名氣更大更高了。但他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開卷寫一頭驢掉進地獄的那種意識，與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那個人物一開頭就被人腦後拍磚掉進一眼深井中的意識流動很相似。不同的是，帕慕克寫得更精彩，更符合「邏輯」，引人入勝。而且，帕慕克的作品，與中國這幾位「接近」諾貝爾獎的作家相比，其厚度與深度，都是明顯高出很多的。除了敘述技巧之外，還有思想和歷史文化方面的差距。帕慕克的作品其蘊含的思想與精神的力量，是能夠影響人類進程的。而我們的名作家則相形見絀。中國作家學了一圈外國作家，卻突然發現把講故事的本領弄丟了。特別是那個時期的先鋒文學，傷了一批中國作家。好在，「新寫實」那批人方方、池莉、劉震雲、畢飛宇的出現，余華的及時向故事敘述轉向，才讓文壇透出活氣兒。一位資深老作家在一篇談短篇小說創作文章中寫到：「近三四十年，西方一些小說作家由於長期脫離生活，自感無法超越已經成為文學經典的現實主義小說，從而創造了一種新的寫作手法，比如：現代派文學中的荒誕派、意識流、新小說派等等」「他們的小說無故事、無人物、無情節，只要所謂『意象』就行了。但意象是抽象的。如美國詩人、批評家龐德所說：只是『想像力重新建造出來的感性形象。』」「想像力必須和作家的豐富的生活相結合，才能產生既符合真實生活又具有藝術感染力的作品。」「於是，上個世紀十年代一大批不講小說結構、故事、人物、情節、環境描寫，只是空洞的所謂『想像』『意象』的短篇小說充斥中國文壇，讀倒了讀者胃口，趕走了大多數讀者。」這位資深作家當年曾建議中國作家協會有關負責人，何不創辦辦一個專門刊用「現代派」作品的刊物，既可試驗，也可以免得影響其他。但他們怕擔負「岐視」罪名，沒有同意。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那本來是個文學的時代，期刊的時代，一本普通的省級文學刊物，發行量可達三五十萬。而幾年內刊物大跌，比股票跌得還快還慘。以至後來，文壇流行一句話：「不要問女孩子年齡，也不要問純文學刊物發行量。」文學刊物發行量銳減的原因，不能僅歸咎於作家的文章寫得抽象沒故事不好看，但至少這也是一個原因吧。中國作家有著集體的「崇洋心態」，因而才會有太多的模仿。「我對《綠房子》和《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兩部作品印象很深,我20多年前的一部作品《前面有什麼》就受略薩寫作風格的影響。我對他最佩服的是「每部小說都有好多個線索」。他除了在結構藝術上深有造詣外,內容方面,在揭露秘魯軍方腐敗,社會民生透析得也很好,《酒吧長談》是部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小說,揭露了秘魯在奧德利亞統治時期的社會黑暗和混亂。」這段話，是一位著名年輕作家在略薩獲諾貝爾獎時的感慨。可見，他也是歪扭著踩著略薩的腳印學過來的。模仿學習甚至崇拜這些應該都是無可厚非，問題是什麼時候才能夠長大，才能「斷奶」，才能形成自己的獨創的東西？！一部好作品的評價標準，最公正的就是時間。時間比任何獎項和評委都更權威更有公正性。（4） 一界：為境界。境界太低。中國作家間缺乏健康的學術交流或爭論。而扯皮的事兒太多。在這些扯皮中，暴露出作家境界太低。比如，前些年的文壇「二王」之爭，王蒙與王彬彬的口水仗。南京批評家王彬彬批評文壇精神萎縮，出不了好作品。主要是因為那些知名作家如王蒙等明哲保身，左右逢源，不敢直面社會，直面人生。對於這樣的批評，王蒙在《新民晚報》上發表《黑馬與黑駒》一文尖刻「反駁」：一、有人自己寫文章發表不了，於是糾纏比他高几個數量級的名人，以罵名人圖出名；二、以前有個黑馬，叫罵名人出過名，現在又出了匹黑駒，黑馬已經身敗名裂，黑駒下場可以想像。王蒙此文一出文壇嘩然！很多不想參與二王之爭戰的局外人也起來打抱不平。學者朱學勤在一部著作中念念不忘此事，是因為他也參與二王之戰了。由於他的參與，二王之爭成了「京海之爭」。他認為王彬彬未必就是發不出文章的人，你王蒙儘管是文壇上的一個人物，也不能以名人自居，論戰中把自己的對手稱為「黑駒」有傷厚道，實在是一種王朔式的語言，與王蒙這一把年齡不相稱，與他同一篇文章中那種以精英名人自居的自我感覺，更不相稱。朱學勤認為受「黑駒」之說的刺激，有人起來批評王蒙在1993年《讀書》雜誌上發表的為王朔小說叫好的文章《躲避崇高》。以王朔為精神符號的頑主思潮在一部分知識界流行，有了很大的腐蝕性。反映了中國文化意識在向上突破受阻後，尋找向下突破的方向，而這一方向意味著精神上的自暴自棄與行為上的不負責任。而王蒙則為王朔叫好，理由是王朔作品諷刺了虛假說教的偽崇高，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天涯社區有位叫達然的寫了篇《他們存在的真正意義》一文中，說到了朱學勤。認為：「朱學勤在中國學院派文人中具有代表性。在當下的中國，把碩士帽、博士帽僅僅當成一頂帽子收購與兜售的風尚之下，如果一旦有個把象牙塔內人居然還會說幾句俏皮話，那就和發現了活寶差不多。在此流俗之下，朱學勤頻頻出沒於流行報刊，實在是再正常不過。」「朱學勤在寫作上是頗為自得的，有時還極力創造自己的術語。比如『在文化脂肪上搔癢』。可惜任何術語的產生，絕非如流行歌詞或俏皮話那麼簡單，因為真正的術語都是搭建在體系大廈上的有機分子，並非無根飄蕩之物，也非銜草壘窩可比。」不管別人如何評價，朱學勤願聽不願聽是他自己的事了。評價只是別人的事。但，中國文壇因為二王之爭到了「無義無聊之爭」時，文壇變得死氣沉沉了，而知識界也呆板一塊了。在這樣的死寂中，是不利於思想碰撞，不利於作家們靈感與想像力噴發的。於是，好多年見不到思想的火花，學術的氣象，見不到有真知灼見的批評文章，見不到經典之作，也並不奇怪。學術之爭，思想碰撞都被追名逐利的研討會之類事情佔據了。揣幾千塊的紅包，說些不痛不癢不得罪人的話，你好我好大家好，豈不快哉？！這就是當下京城文壇名角的現狀。在這樣的現狀下，你能指望他們寫出驚世之作，評出經典之作嗎？不負責任呵！名作家名學者名批評家不負責任，可是，誰又負責任呢？負責任又會怎麼樣呢？文壇的正常的批評風氣沒有了。正常的學術氛圍喪失了。剩下的要麼圖窮匕首見，打官司維護自己面子（如張頤武與韓少功打官司），要麼網路上詈罵，揭發文抄公，即使朱學勤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也難逃被追剿學術論文抄襲之事件。要麼抱成一團沆瀣一氣相互吹捧。真正的人文精神，普世情懷與價值卻漸行漸遠了。這是文壇的悲哀還是時代的悲哀還是知識分子的悲哀？不管朱學勤論文寫得怎樣，他在「二王之爭」寫的那篇文章中有一些觀點倒確實很有見地：「高中生迷王朔，跟著起鬨倒也罷了，作家、一定程度的知識分子也被王朔牽著鼻子走，不說是精神矮化、犬儒性格，至少是不夠清醒。」朱學勤認為：「不能因為虛假說教與虛偽崇高曾經結伴而行，就有理由從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事實上，在虛假崇高與真實粗鄙之外，還有第三種精神狀態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虛偽，也不痞子，維護人的起碼尊嚴；既不受橫暴侵犯，也不受偽君子的欺騙，同時也不與小人同流合污。」這裡他談到的是做人的問題，此前有種說法，「文如其人」。這是前些年老一輩作家一直放在嘴邊的話，要做好文章，先學做好人，但是，現在的作家們不大說這句話了。如果不是德國人顧彬對於中國文學的「垃圾」說評價，震驚了中國文壇的話，那麼，文學界可能還會保持昏睡狀態。據載2009年10月間，著名老作家王蒙在法蘭克福以一句「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的現代漢語，語驚四座。在出國轉內銷之後，11月份北大教授批評家陳曉明在國內高調翻唱出「今天的中國文學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兩個極至讚美評價，掀起了「唱盛說」。肖鷹在《當下中國文學之我見》一文中寫到：「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壇，雖然沒有驚人的作品，但卻充斥著驚人的立論。」接下來是醒目的小標題《王蒙的「最好論」是開中國文學的國際玩笑》。王蒙這話傳回到國內，在網上受到一邊倒的抨擊，王蒙向媒體辯解：我是在法蘭克福作的演講，面對的是德國。我所指的，是作家的生存環境、寫作環境，否則的話，不存在時期好壞的劃分。」肖鷹的文章接下來寫道：「陳曉明的『高度說』是有驚無險的『水平蹦級』」。陳曉明宣稱：「我以為今天的中國文學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為此，他舉了四點高度的標誌性定義：其一，漢語小說有能力處理歷史遺產並對當下現實進行批判，例如閻連科的《受活》。二、漢語小說有能力以漢語的形式展開故事，能夠穿透歷史、穿透文化、穿透堅硬的現代美學，如賈平凹的《廢都》與《秦腔》。還有第三、第四，觀點沒啥意思，舉例的作家作品為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和莫言的《酒國》《檀香刑》《生死疲勞》。肖鷹認為：當下「文學的自由創作精神和理想意識嚴重退落，這既表現為作家群體文學原創力的普遍下降，也表現為批評家群體的批評意識和批評能力的普遍下降。」「中國作家群體的精神和人格極度萎縮，從『嚴肅寫作的作家』變成了『玩嚴肅的作家』。」肖鷹對於這幾位名作家的前後期作品進行對比，很有說服力：「賈平凹和莫言也曾寫了不錯的鄉土作品。前者的《臘月．正月》《黑氏》和後者的《透明的紅蘿蔔》等前期作品，今天讀來，仍然是優美動人的。但是，他們的後期作品，代表如前者的《廢都》《秦腔》和後者的《檀香刑》《生死疲勞》，以『大腕玩文學』的心態，將寫作變成了宣洩和遊戲、怨毒、陰暗、畸趣和徹底的變態人格的玩意兒。他們不僅羞辱文學，也羞辱人性。然而，正是這樣的寫作，被大腕批評家叫好，並且標榜為『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實好多成名作家前期作品都要好於後期作品。比如這次茅盾文學獎首名的張煒，早些年的作品無論是短篇《聲音》《一潭清水》還是長篇《古船》《九月寓言》，都很耐讀，很有才華，而《你在高原》這４３０萬字的冗長作品，再難見到曾經有過的那種令人眼前一亮的文學吸引力。作家不是要將作品越寫越長，而是要越寫越精。經典作品不是靠長度，而是要精度的。曾經文壇二張（張煒、張承志）是具有強烈精神與思想追求的代表性作家。張承志走進了《心靈史》，走向了精神高地；而張煒將自己《融入野地》，卻不見其思想深度與新的發現，而《你在高原》，也並不能說明他在精神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只能說他很能寫，寫得很苦，也很能耐得住寂寞。他的寫作精神，要比作品達到的高度更令人嘆服。因為他從來不是一個喜歡自吹自擂炒作自己的作家。可惜這篇「高原」太長了，與這個快餐文化時代不合拍。幸虧評上茅獎之首，對於圖書發行會有一定作用，否則，誰會去買？買回來又有誰去翻看？這下子因為獲獎買的人會多起來了，可以當禮品書買，去送禮了呵。中國作家普遍心理陰暗，缺乏大愛大善，缺少慈悲情懷。熱衷於書寫惡的丑的東西。比如寫出那麼美妙《聲音》《一潭清水》的張煒，卻在長篇《醜行與浪漫》中將人性的醜惡揭露得那般痛快，但僅限於揭露醜陋醜態一面，卻沒有為人性開拓出一種溫暖與希望來；還有作家們筆下一旦寫到人性中的惡與丑時，筆觸便充滿快.感，從《許三觀賣血》到閻連科筆下的賣皮，再到許多作家筆下的「賣肉」、「賣身」、「賣子」，中國社會的醜惡與腐敗固然需要揭露需要批判，但問題是，真正批判的力量太薄弱，遠沒有大過揭露的癮，而且在這種揭露中，圖個淋漓酣暢，缺乏給人們以希望，更談不上積極向上的人生引導。從人文情懷與人類終極關愛這個角度出發，大陸作家確實距諾貝爾文學獎太遙遠了。而作為著名批評家陳曉明，卻盛讚文學盛世，卻認為要站在「中國的立場」上說話。「中國的立場」就能夠將中國文學低谷當成文學高度，當成「前所未有的高度」嗎？這豈不等於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嗎？批評家的浮躁在某種意義上導致了作家對於作品的粗製濫造。因為名作家出了一部作品，不管好壞，出版社為了發行效益，要炒作，而批評家首當其衝。他們甚至連認真看完全書的可能都沒有，就忙著說些假話套話，不費多少氣力，就可帶來好處。閻連科是位很有責任感的作家，也寫過不少好作品，但《受活》被批評界、出版界吹得不得了，結果確實寫得不好。陳曉明是這樣吹捧它的：「這部小說講述一個殘疾人居住的村莊的極其艱難困苦的生活狀況。從未有過一部小說，能對當代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的繼承、發揚、轉型問題作如此獨特的洞察。尤其是把革命的『遺產』與當代中國的市場轉型結合起來。《受活》無疑是一部『後革命』的精神悼文。」這樣的溢美之詞全是對於作品主題與政治傾向的概述評價，而非對於小說的藝術本身。這個長篇小說在媒體鼓吹下，筆者讀了，大有上當受騙之感。主題先行十分明顯，作者想表達的思想，沒有經過細緻的藝術發酵過程，就生硬地搬出來了，那個政治狂人的縣官，將自己的辦公室里掛著馬恩列斯毛的五位偉人像後邊加上了他自己的像，夜深人靜時，他自己關起門來偷偷「享受」。這樣的細節可信嗎？即使生活中可能有其事，也只是生活的真實，而絕非藝術真實。高明作家的寫作，重要是寫出藝術的真實來，而非從生活中拿來某個荒誕細節，即使這個細節就發生在你的身邊為你親眼所見。再如那個窮鄉僻壤來的演出團隊，支撐鬧劇舞台的是靠一位二百多歲的老太太，還有身份證為證什麼的，整得煞有介事，引來那麼多人好奇圍觀，這個窮村子就靠這個二百多歲的活寶致富，這些細節，讓人極不舒服。如果是喜劇，倒也罷了，問題是作家沒有一丁點喜劇元素，只有荒誕。寫得絕對一本正經，一臉嚴肅和莊嚴。甚至連幽默都沒有。閻連科不是那種幽默式作家，如果是他的老鄉劉震雲，就可以遊刃有餘了。他的《故鄉相處流傳》居然可以在歷史與現實間任意瀟洒，縱橫捭闔。誇張調侃反諷，抬筆就來且能妙趣橫生。他幽默地寫到了曹操也寫到了，好像有個細節誰給誰洗腳之類，反正滿紙荒唐，倒是讀起來頗好玩的。那真是一出荒誕不經的戲。有喜劇色彩。遊戲時代遊戲人生嘛。王朔式的一大批作家進入遊戲調侃寫作之後，鮮有閻連科這樣的依然恪守嚴肅神聖使命的作家。但他不該去寫這樣的小說，他的理念大於形象，他駕馭不好。因此，這是部失敗的作品。當然究其原因不能說他缺乏才華，往更深的方面說，我們民族文化中一向缺乏喜劇元素。我們歷史上悲劇多多，如關漢卿的《竇蛾冤》，曹雪芹（而非劉心武的）《紅樓夢》、還有《三國演義》什麼的，都是悲劇，哪有喜劇？不像西方有莫里哀這樣的喜劇大師，喜劇文化土壤。就像我們沒有魔幻文化作土壤，我們生硬去學什麼克斯赫斯之類的「拉美魔幻」，魔來幻去，自己把小說寫得沒人看了，故弄玄虛，從而失去了讀者。《受活》的好壞評價，不應該從主題思想方面，去寫了什麼表現了什麼角度，這是批評家最浮淺的角度，也是最不深刻的寫作切入點，真正需要的是批評家從藝術切入，認真在分析一下作品的藝術方面的成破利害，得與失，才會讓作家有所獲益。可惜，當下這樣的批評文章寮若晨星。《受活》的寫作，說明作家對於這個題材缺乏足夠的駕馭能力，就是說，他在這個題材中不僅沒有揚長避短，正好恰恰相反了。在這方面最值得探討的是畢飛宇。此前他的第一個長篇小說《平原》，聽名字很大氣，屬於「大題材」「史詩性」，但是，文中寫到的村子裡的一些雞爭鵝鬥的故事，像一個瘦骨鱗峋的身子撐不起一件肥長袍一樣！因此，那部作品雖然不乏媒體炒作，但確實沒有叫響更沒有評上茅獎。而他的《推拿》便在這方面大有改進。完全揚長避短。他從極小的地方開筆，寫瞎子到了現代城市深圳的感受，學到了按摩，然後如何渴望自己去當老闆開店。這批小人物弱者的命運，極有性情地被把握著，娓娓道來，引人入勝。而絕非是以一個「平原」之大先披上肥大的道袍。因為這樣的「最合適」的結構與書寫方式，讓畢飛宇得心應手，淋漓盡致，寫得一波三折，感人至深。應該說夠獲獎的資格了。但是，這個作品也有其弱項，就是寫得「太窄」，文化底蘊與這個時代更深層次的東西探究得都不夠，就是說社會景深與文化景深都不太夠，顯得單薄點兒。如果他能夠將厚重與深沉的民族文化積澱融入其間，他的作品可能會更有震撼力。他屬於靈性有餘，厚重不足的作家。聰明，是中國作家共同的特點。但小聰明者居多，大聰明更需要，大聰明就是大智慧了。有了大智慧，才會有大境界。當代作家們對時代把握乏力，想像力創造力貧乏。當今可稱或自稱「作家」的人在人數上恐怕世界第一，但真正履行作家社會職責的人，在哪裡？他們普遍的問題在於技巧與思想方面，顧此失彼。一方面他們過於看重寫作技巧和敘事方法，只顧埋頭於西方經典作家的作品研讀中，而忽視了對於現實生活的關注，沒有走出書齋，深入生活；從而，對人物的認知與把握不細緻不精準，不傳神；另一方面，他們文化視野非常局限，又受急功近利影響浮躁有餘，對敘述的題材缺少歷史透視力量和文化提升力量，缺深度和厚度。其表現在作品中的最大遺憾就是對於現實人生中的陰暗、醜惡的揭露與鞭打中，不能同時展示人性的美好和理想的光芒。因此，我們看到當今中國文學在作品數量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但這種繁榮包含了太多的泡沫和垃圾。文學創作的低俗化、惡俗化趨向，真實代表了當下中國文學低谷狀態。這是受商業炒作或金錢.文明用語的最主要損傷。在這種損傷中，作家失去了自信，失去了操守，從而，也傷了元氣。中國作家在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找不到平衡點，在中國式與西方式之間也找不到真正的契合點。說到底，還是由於境界太低。如果把寫作喻作跑馬拉松的話，那麼中國作家目前還沒有跑進世界文學的第一方陣之中。儘管這些年中國作家紛紛出國見世面，與外國作家交流，還有那麼多海外作家湧現出來，但，這只是對於中國文壇和中國文學形成了影響，卻並沒有怎麼影響到世界文學。中國作家至今還沒有度過模仿期。中國文學期刊的品質問題中國文學內憂外患。中國作家已經不是簡單的媚俗問題，而是進入了最直接的媚錢。就像電視劇的高稿酬吸引了需要脫貧的作家一樣，文學期刊也是在利用金錢作釣餌引誘著數量有限的好作家的好作品。不久前以《收穫》為首的上海灘高稿酬風潮，確實撼動了文壇。而其他有經濟條件的地區類似廣東的《作品》等刊，也馬上響應，將稿酬提高到千字五百據說好稿可達千字千元。至於什麼是好稿，什麼人得到了千字千元，無解。高稿費確實可以對低靡的當下文學起到一種興奮劑作用，但，這種興奮劑作用多大？時間長短？令人困惑生疑。事實上，這些提至高稿酬之後的刊物，未見得就比未提高稿費前的刊物辦得有多大提升。比如《收穫》，高稿費低稿費它都是名刊，水位就那麼高，不會因刮一股風刮過來，水面晃蕩出提升了的水位線，就是穩定的高度標尺，不是的，水位線不會因晃蕩而改變提升。再說《作品》，去了些新人辦刊，雜誌面貌不能說沒有改觀，但《作品》還是「作品」，見不到真正的大氣象，也沒見發了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好作品。期刊林立，但好的期刊在哪裡？中央級的期刊就好嗎？《中國作家》雜誌創刊時，確實注重質量，因為雙月刊，人員集中辦刊，人手也足夠，但現在，一本變成幾本，雙月變成月刊甚至半月刊，小說版、紀實版什麼的，五花八門，貪大貪多，攤子鋪了一大片，但好作品在哪裡？這就像滲水的肉。其他省級刊物也紛紛以「上下半月」的方式，或出賣刊號，或以各種名目與出版商合作，一本上半月保持純文學的體面，另一本下半月（就像下.半身），皆為考慮賺錢之道，顧不得什麼遮掩了，只為掙錢，辦得五花八門。有的辦成通俗，有的辦成紀實，有的辦成專為評職稱提供論文的刊物。批評類的刊物，辦得一片平庸，媚俗。要麼小圈子式吹捧，要麼某高校的少數幾個人的論文式「概述」，能真正起到對於中國作家創作情況和對於目前的創作現象的有意義的批評與指導嗎？能為社會急劇轉型期而處於迷惘狀態中的作家指點迷津嗎？所謂的核心刊物，走俏在於那些需要評職稱的人，他們望眼欲穿，渴望巴結這種刊物主編，發一篇「管生管死」的論文，因為評職稱要求，一定要上核心期刊幾篇論文方可夠參評資格。這種官僚式的僵化要求，恰恰適應了刊物的功利性。官場的腐敗由此導致刊物庸俗衰敗。所謂核心報刊，業內人士真正叫好的並不多，而只是一個小圈子們互相鼓吹。不同方式的兼價吹捧文章，常常一整版的見諸於報端。只說好話，連篇的好話，僅文章結尾處不得不挑上幾句毛病，不痛不癢，無大礙。《當代作家評論》偶爾能見到好文章，比如：《劉再復新論五題》，尤其為高行健鳴不平的那篇《漢語寫作中的天才異象》可見膽識。聽說現在是一位退休人在辦這本刊物，可能有點豁出去了，我都退休了，我怕誰？發點出格的文章你能把我怎麼樣？！不過，這個刊物同樣存在著浮躁粗疏，翻開來錯字連篇，今年第二期翻開第一頁左欄第二自然段最後一行：「這是次會議得以召開的一個背景」。何為「次會議」？還有雷達先生那篇文章的落款時間：「二0一0年十一月三十日初稿、二0一0年一月六日修改」修改比初稿竟然提早了十個多月！雷達先生的文章說到當代批評的問題，一語中的：「批評家有時會出現在好幾個會場，說著大同小異的觀點，所有評論者的聲音、辭彙，好像預先被錄音師調好了似地相似，而且每個時期都有一套時尚的話語和表達方式，就像最近『給力』一詞一夜之間覆蓋了所有媒體一樣┅┅這雖然不是所有的事實，卻是普遍的事實。這種複製性具有不可阻抗性，它威脅著每一個具有獨立批評話語能力和藝術個性的批評家，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文學批評不是文學作品的傳聲筒，發布台，它有自身的使命、尊嚴和獨立價值。文學批評給文壇的應該是一種審美評判者和闡揚者的清新聲音。」他還指出：「我們喪失了在真正的批評家身上常見的氣質和素養，喪失了爭論的勇氣、反駁的激.情、否定的衝動，喪失了對真理和善良的摯愛，對虛假和醜惡的憎恨，以及對自由和尊嚴的敏感。」這確實是雷批評家有感而發的，也不能不說是出於深層的思考而致，但問題是，這樣的認知重要嗎？就像明知犯了錯誤的學生，卻仍然沒有能力改正錯誤，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一樣。在當下的欲.望時代，批評家的功能與人格一樣，在不可阻擋地墮落下去。還以《當代作家評論》為例，這樣的刊物從名字上看，是針對當代作家去評論的，而實質上呢？卻是大量的吹捧的媚俗文字充斥，更有一些無聊的捧場文章賜予當官的作家，或者有錢的作家，刊物為了生存去拉贊助，那些刊於封二或重要位置的與文學無關頭像或變相文字，令人唏噓。這是一種「曲線式交易」，這樣的交易，顯然已經失去了辦刊人應有的文學尊嚴。因而，刊物上真正的具有價值的通篇批評性文章，「得罪人」的文章，卻不見一篇，更遑論堅持真正的文學批評！全國各省均有文學期刊，那麼多的期刊，都喊沒錢辦，卻仍然沒見減少。堅持辦純文學的刊物，其精神是可嘉的。但大多辦得只限小圈子。編輯之間互相交換髮作品，類似近親繁殖。這些所謂純文學刊物的編輯，大多思維僵化。對於中國更廣大的讀者的聲音，更具有創造力的寫作團體，比如網路文學，影視文學，對於暢銷書，大多視而不見，似乎自視門戶清高。而刊物上面的廣告及企業家照片介紹，倒是顯得一片拜金！甚至變相廣告的報告文學，導致了文學刊物的兩層皮。在這方面，《收穫》很精彩，他們繼承了巴金先生的傳統，堅持不發廣告至今！他們不進行這種掙錢，卻率先提出了高稿費標準。真牛！這是對中國文學的引領作用。文學就該是有品質的，辦刊人要有品質，所發的作家作品也要體現時代的先鋒品質。中國刊物太多了，太多才會滋生平庸。隨著《收穫》《作品》等刊物的稿費提升，一批平庸而難以生存的期刊應該停掉。中國不必要每個省都要有一個甚至三五個期刊，這是有刊號的正式刊物，內部刊物還有很多。這些都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市場經濟下的文學期刊，就應該適者生存，寧缺勿濫！如若半死不活地混下去，還不如乾脆死掉。批評家如何保持晚節一些老批評家披著名校教授的光環，卻不見多少學者的風骨。他們到處參加活動，到處奔走拿紅包，到處知名報刊露面撰寫「表揚稿」式的作品，推介文章，而非文學批評文章。他們很有滋味地忙活在當下。他們如果是普通的文字工作者，他們已經選擇到了最智慧的晚年生活方式，也是幸福指數頗高的生活狀態。可是，他們是批評家呵。批評家與溫和、平和、老先生就是應該有嚴格區別的。他們眉頭應該蹙緊而不該松馳，他們鏡片後的眼光應該充滿自發光的挑剔，而非迎著陽光僅僅折射光明與璀璨。他們可以將發染得年輕起來，他們也可以像中國式老人那般越老越增加慈祥，但他們不可以沒有思想，沒有見解，沒有是非，更不能一味地迎合世俗。他們不能與社會與文壇一起墮落。他們的眼睛不能昏花，不能只盯著金錢微笑。可是，他們如何保持晚節？在這物慾橫流，到處誘.惑的現實社會裡，他經歷著人格的巨大裂變！他們與上一代批評家或學者完全不同，他們擯棄了枯燥乏味的書齋而走向熱鬧紛呈的娛樂場合。中國哪一個批評家敢說自己不說假話不寫「假文章」呢？不為五斗米折腰呢？北大早已失去了蔡元培的精神。北大的百年校慶搞得再隆重，也不再出現一個大師，相反，在亞州大學排名卻急劇下滑。當北大失去精神，你還會指望那裡出來的像模像樣的批評家嗎？還會有什麼境界與操守嗎？中國已見不到思想與精神的高坡聖地，批評家情以何堪？有什麼樣的文壇就會有什麼樣的刊物，有什麼樣的刊物就會雲集一群什麼樣的寫作者。他們在為某一部歌功頌德的書，說些不咸不淡的話。那些廉價的捧場文字間，浮動著他們尷尬而勉強的蒼桑笑容，那笑容的紋理並不深執。惋惜呵。他們是在進行一種晾曬。陳世旭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在《文藝報》上，陳先生文章題為《面對誘.惑》。他寫到一位著名老男演員去一家酒店做「形象大使」，得到一筆不非的報酬，開始非常得意，感覺很有面子。可是時間長了，感覺自己跟「三陪小姐」沒有什麼不同，結果名演員越來越感覺「自取其辱」，並以此教育年輕人：一個人要保持尊嚴就千萬不要受金錢誘.惑！作者接下來很真誠地寫道：「我當時很認可他的話，暗自下決心這輩子決不要被工資和稿費之外的「聘金」之類左右自己的活法。但沒有想到，等到有一天，有全財政很富裕的文化單位主動提出讓我掛個名義，他們支付相應的津貼，我還是動了心。若不是當地財政部門認為那名義找不到相關制度的論據無法付款，我也許就重蹈那位名演員的覆轍了——雖然我不是他那樣的名人。」作家接下來講了一個笑話很好玩兒：有位哲學家做過一個實驗：他問兩個男人，如果有人出100元買你們的愛妻，你們是否願意，兩個人都搖頭。他又問，如果出100萬呢？其中有一個點了頭。他繼續問道，100億呢？結果另一個也點頭┅┅金錢誘.惑之下的名媛醜聞，與名家出的洋相，說明這個時代既在堆雪人般樹起偶像，也在迅速腐蝕迅速化掉這些偶像。被以前的人們稱作「靈魂工程師」的作家批評家們，用大半生點燈熬油好不容易得到的江湖地位，可別因這種揩屁股文章而壞了名聲。你們已經步入老年，保持晚節吧。多少錢都換不回來晚節的。這個時代已經沒有胡適沒有魯迅了，在沒有巨人的時代，你們比矮子更高，所以，你們有責任保持地標的。不要將本來很低的水平線弄得更低了！你們不賺錢的真正的批評文章還應該寫呵！那是真正有精神價值的貨呵。過去文學批評家很清貧，也能夠守住清貧底線，他們很清貧卻很自尊地活著。但現在，批評家們像趕場一樣，輪番奔去參加各種名目的作品研討會，像趕婚禮一樣。當然，與趕婚禮不同的是，婚禮要往出掏錢，這個是往裡進錢。五百八百已經沒人願意去了，三五千走一次，講點話，再發個小文章，很合算。這樣一個月下來，收成好了，差不多有個萬八塊進帳，豈不快哉！有的大批評家同時接到幾個作品研討會，他們要選擇去參加哪一個。這是一種腐蝕，是對批評家的意志與才華的腐蝕。作品研討會之類的事情，是腐蝕批評家腐蝕文壇的行為，要想讓文壇有好風氣，應該杜絕。看多了應景的浮淺的作品，參加多了這樣的應酬應付會議，再好的批評家也會削減銳氣與眼光的。何況還有人格的傷害！尤其那些接近退休或已經退休的著名批評家們，很怕退休下來在家呆著寂寞，許多場合，他們都會出席的。這一點很相似倪萍大姐參加評獎，什麼獎都要。她的「脊樑杯事件」，李承鵬的評價很有意思：倪萍大姐確實是共和國的『脊樑』，不過她患了頸椎病。體制內的主流批評家面對新生態網路作家的挑戰，白燁與韓寒的罵戰，可能是白燁吸取了被罵的教訓，他在《滇池》「百家之言」中說：「80後經過10年的鍛磨與歷練，如今已在文學領域佔據了自己一席之地。但就對於80後現象的讀解與研究而言，實在是滯後又落後的。」「這其實是整個一代人在生活方式、思想觀念上棄舊從新的一個具體體現。」白燁還是位有自省意識的批評家，但在京城坐到權威話語權位置的批評家們，以居臨天下的狂枉自居，還有那些核心評論期刊的主編們，他們自以為是，其實，已經十分僵化了！辦刊尤其是創辦這種評論式的刊物，應該由年輕的有朝氣的人來辦，而非退休人。這樣的辦刊人如何能夠與我們年輕一代溝通？如何能體現我們的文學主張？文學名家是姜越老越辣，但文學畢竟是以年輕人為眾。一本刊物真正的讀者，是掏錢去買刊物的人，而不是用公款訂閱的人。文壇只有變得庸俗了，才會得到人們關注嗎？作家只有媚俗了，才會贏得讀者才會活得舒服嗎？作家靠張藝謀靠電視劇寫作才能活出個樣來嗎？作家現在要靠網路來拯救嗎？中國文學是否能夠被網路拯救得了呢？！老批評家重在保持晚節，老作家難道不更應如何嗎？老作家劉心武是聰明人。他早些年也得過茅獎。他不知怎麼不用華麗轉身，就變成了有爭議的文化學者。不僅登上大雅之堂兜售「紅學」，他竟續寫《紅樓夢》，很搞笑。有意味的是居然搞得一本正經，竟然有人捧場炒作，有人跟著鼓噪。媒體喜歡折騰，娛樂明星喜歡折騰，中國作家詩人也在折騰，此前有下.半身寫作，現在有「梨花體」詩人爆紅網路，不知名詩人「被入選」諾貝爾獎的驚人惡搞┅┅中國作家在窮困潦倒中掙扎，先是靠張藝謀來拯救，只要他看中了將某人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就可以一炮走紅，就可以脫貧致富，書就可以一路暢銷；事實上，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的小說而暢銷走紅的作家，確實成了上個世紀的一道奇妙風景。而同時，也毀掉了一些有才華而勢頭又很好的年輕作家。他們被引入了掙錢的路上，再也不甘心去寫那種只能拿到千字３０元或５０元稿費的小說了。作家們不甘清貧，沒了青雲之志。他們從而失去了原創的能力，才華也逐漸離他們遠去。這並不是個別年輕作家的悲哀。張藝謀並不能真正拯救中國作家。隨後，更大的誘.惑在於鋪天蓋地的電視劇向傳統純文學作家招手。許多人蜂擁而去。從此，這些為了錢而寫作的作家們，再難見到有什麼好作品問世了。如果說張藝謀的電影禍害了一些有才氣的年輕作家的話，那畢竟還是局部的，小眾的，而電視劇讓作家們大批湧入，等於電視劇讓大批作家們見錢眼開，為錢而寫。要想致富嘛，那就觸電吧！電視劇一集由一萬而三萬五萬甚至八萬十萬的，而一集文字量不過萬餘字，而小說千字那些年只有幾十元（近期才有《收穫》等名刊漲至千字幾百塊），如此低廉的小說稿費與電視劇稿費怎麼可比呢？重賞之下，巨酬之下，勢必引起作家們的集體浮躁。中國純文學作家，寫出一部書出版，能發行多少冊？超過二十萬冊的有幾位？在美國，作家，是被人輕蔑的，而只有暢銷書作家，才會令人刮目。但，網路文學的興起，令一向看不起網路的作協官員們，也開始了向網路明頻送秋波，一些大刊物也希望與網路聯手，好像網路可以為困境中的作家們帶來希望，能拯救中國文學似的。其實，真正的中國文學只能靠作家自救，那就是真正沉潛下來，排除一切浮躁和誘.惑寫出讓讀者真正買帳的好作品來。多餘的話，不一定是廢話在已經寫完這篇文章時，偶爾在網上發現一篇批評文章，題為「評劉醒龍的長篇小說《天行者》」是發在《文匯讀書周報》的。沒找到作者名字。文章結尾處寫得真誠：寫出了真話，算是真批評：「《天行者》是在《鳳凰琴》基礎上的再創作，憑藉著長篇的優勢，作者能夠在一個更大的時空里充分展現人物的命運，並藉此淋漓盡致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和審美理想。但毋庸諱言，正由於作者的思想非常成熟，所以筆下的人物有時候成了思想的代名詞，缺乏真實感。在《鳳凰琴》中刻畫的真實、細膩、複雜，真正做到了所謂「貼著人物來寫(沈從文語)」的張英才，在《天行者》中人物性格完全沒有發展，甚至徹底被放棄，最後只是為了體現作者的理想才讓他出現，讀來不僅覺得突兀，而且也缺乏可信度。當然，這可能是讀者對作者的一種求全責備吧，對於劉醒龍這樣優秀的小說家，讀者有理由要求他寫得更好。」曾經有位批評家在某報上發了一整版評論文章，足有萬八千字。有人見到他時提到他的這篇文章，這位老兄尷尬地一笑說：那篇文章只有最後兩句話是真的。最後兩句話是批評的，是挑毛病的，其他全是假話，廢話。中國目前沒有突出的大師級作家，也沒有可以與《魔山》《我的名字叫紅》《恥》《金色筆記》《鋼琴女老師》《世界末日之戰》這樣的作品相比的長篇，中國也不見大批評家身影。但，在浩如煙海的雜誌中，偶爾也會有些好文章令人亮眼的。即使網路寫手，也會有令人眼亮的批評文字，而且網路上的自由，會使批評放得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真正的批評家會從網路出來的。而且網路的意義在於撕掉假面具，還批評與人性的本真面目。中國作家不乏好短篇的，比如，汪曾祺的《大淖記事》《受戒》，比如沈從文的《邊城》，史鐵生的《命若琴弦》等這些中短篇膾炙人口，我們的長篇小說每年漲潮般堆涌，卻沒有一部這樣的名著供人愛不釋手。假如長篇小說也能寫出這類的文本，操這種透明的話語，簡直可以說是集一個民族的敘述智慧的合力，《紅樓夢》就是這樣的長篇，經得起反覆閱讀，那文字後的歷史令世世代代嘆為觀止。自《紅樓夢》以來，長篇小說的寫作的探索，忽東忽西，忽左忽右，似乎始終地彎曲搖擺之中行到彎路。我們的作家，過於貪大，喜歡史詩，卻把平凡的生活，人間煙火忽略。中國的文學，常常是以小見大，方寸之間看到氣象，而不是從闊大的形而上出發，窮極瑣碎生活。由下而上，從小到大，那才是我們的傳統。倘把這一點丟掉了，那麼便會讓人誤入虛假、空幻的天地，讀者與其隔膜甚至不買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作家們還沒有找到寫好長篇小說的金鑰匙，至少目前如此。

2012-06-27 來自 雲城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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