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被世界看的中國藝術和批評 （第2頁）

　　才懂得問題的底線，和問題的來源以及問題的走向。相反，它只是注意一個不斷炒做的結果，讓大家感覺到缺乏了一種深沉，缺乏一種和諧的那種接受的話語，那種失真導致了那個群體被關注，而真正的不失真的，高寶真的聲音被掩蓋了，這是學術界的一大悲哀。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很多人還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什麼是思想史，學術史，什麼是中國，把中國走出泥潭，而走向真正的國際大話的與圈子之內的，既有一種我和你的，正面的，客觀的，甚至是作為公正者的，人與人的對話的，那種東西，而不是炒作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是如何從一種政治的無意識當中走出來，變成一種學術和思想的一種無意識，一種學術和思想的自律，這很重要。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是一個刊物的問題。我們作為知識分子，把所有的刊物看作我「親切的家園」，我的聲音只要是正確的和客觀的，我可以在所有的刊物上去發表，但是，我們沒有我們的陣地，所以，這一次，他們發表他們的那個，我沒有認真的去讀，他們是，他是發表在他們陣地上的，帶有非常鮮明壁壘、對抗和戰鬥的意識，這也是我們的學術少了國際性的與國際並軌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客觀、謙和和自律，這樣一來，就變成了一種說得不好聽，就叫做「山頭刊物」，只要我們幾個人把握了一個刊物，這個刊物在國內還有一定的影響，我們就用這種影響，無限的放大這種聲音，使得其他的聲音無法發聲，這是一種極其不正確的一種學術方法。我認為，這種方法，也是他們反對那種正直的中心主義的話語的相反相承的東西。它和反對方法去作對。所以，在我看來，他的這種，……，也攻擊過他，說去和德國電視台去講個性，是的。他說，德國的所有的平台，我都可以用它。我沒有陣地，因為，我的聲音是公正的，但是，誰的聲音，他只有在一個陣地上發聲，而缺乏了公正，我認為這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覺得，二十一世紀，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人在國內發言，在國外的時候，我們不能發言，是不是一定要把你們的父親，你們的爺爺，把你們的祖先都抹黑了，或者說，把第四代，或者第五代抹黑了，才能出現這一代。我不太同意，就是有一種說法，哲學史，思想史和文化史都是屍體史，墳墓，我不同意。我認為，每一代人，當時的特定的，文化，或者經濟環境中，作出他的分析，學術實際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公正。那麼，在這個方面，可能是，中文，可以坐下來，可以說，探討一個超越政治狹隘的立場和政治的一個圖謀之後的，我認為是中國的說話的方式，入思的方式和言說的話語的方式，需要認真思考。

　　那麼，我們這批文化學家，應有自己獨特的那種高端的話語平台的，同時，自己多少可以艱辛的著作著積累型的那種眼光和判斷力，所以，我認為，這個事件的本身，不在於 這個電影，而在於發言，應該有著怎樣的立場，這個立場是對內，對其他領域的學者，對外，是對國際上的呼應。我認為，這我們是應該做到的。

　　像賽義德，他對若干重大的國際問題，哈貝馬斯，關於人的……，還有很多問題，但中國知識分子，你去做了什麼，疑古派，當時領中國五四之風頭，對中國古代的東西加以懷疑，但是，只過了差不多不到八十年，今天回頭看疑古派，錯誤百出，錯誤千出，他們所做的學術建樹，是非常……，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反省。

　　學術是非常的嚴謹的，他就像瑞士鐘錶店的那鐘錶師一樣，一厘一毫都不差。那個瑞士鐘錶師不敢告訴你，我的一年差一分一秒，你的表，差了一天一夜了，你還告訴你的表是好表，那是不可能的。太去追究當下的那些偽問題，當下的所謂的熱點，把他學術的基本的客觀和他那學術的真正的身份喪失了。中國現代時期是已經告訴中國人。中國現代史值得認真清理了，我們今天已經走出現代性當中的很多的問題，像王國維，現在，日本人抓住王國維就不放，說他抄襲東西不是一二本了，但是，當時，他的後學為他辯護，說當時做學問就是抄襲，連翻帶蒙，帶侃，但是，他們現在，國外就不那麼認為。他認為，這是中國人在現代性的過程中，一方面，就是去從西方人那拿到手術刀，一方面要找到瘤子，我就一刀殺下去，割去東西來，今天，這種做法，還在繼續，這種，我覺得值得思考。

　　學術黑哨也很……。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如果缺乏那種公正性，一個基本的規則，他可能吹黑哨。學術黑哨也是一樣，在這個問題上，在中國一個世紀以來，其實我們國家，做大的想法，內盛開出新……。他想的就是個人道德完美後，制度再壞，我也可以做清官。把這個事情做好。

　　做七品的我把七品做好，做五品我可以把五品做好，三品，三品做好，皇上，我是絕品，我就可以把國家治理好。西方不承認，他認為，制度不好了，在……，我這個就做好了。

　　這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制度性好了，是不是這個道德極其敗壞，他在這種制度下的演說都是正確的。反過來，這個人的言說，他的內身達到了很高的修為了，但是，在外在環境極其惡劣的情況下，他還能做一個真正的好卒。那麼，這個例子可以看，這一波人，他所謂的一種在外在這種制度的，公眾話語層面上的，他說的是連續的話，這是你看到的，像余虹的叫做「……」，「知識共同體」，還是什麼共同體，這樣的話，他其實就是說，我認為，在外在話語權力上，具有了形式上的完滿，比如那種客觀性，或者是一種制度性，還有個人的獨立思考，公眾層面上，就容易把一個事情變成為自己塗脂抹粉，圈子裡的自己的情緒的一種宣洩，這是個，但這個問題呢，剛才余虹在說的時候，我也在想，有沒有所謂心靈的絕對心靈的，那種公眾之聲，有沒有這樣的作為裁判的最終 的，終極裁判。我們不是全稱的知識分子，我們只是第三種人，我們只是發現了對手當中的一個錯誤，指出來而已。這就是，胡塞爾說的要「面對事情本身」。

　　三 中國文藝批評的創新精神缺失

　　作為文化創新的重要方面的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學批評，可以說遭遇的危機更加複雜而嚴峻。當代中國文學遇到一個空前的危機，不僅僅在於中國文學自身的危機，也在於整個世界缺乏中國文學。中國在不斷崛起的同時，文化特別是文學批評如果沒有跟進的話，那將是很危險的，中國文學批評的原創性將遭到重大挑戰。我們只能直面當前文學創造的市場化庸俗化現象，進而思考如何重建文學批評的問題。

　　（一）本土文學批評的浮躁

　　第一，西方流派多而本土批評少。我看到很多作品和批評話語，都是按照西方的心理分析、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文化批評、網路批評到現在的生態批評，一個一個地消化，唯獨缺少啟發中國本土的批評精神，這種批評精神日漸淪落。反過來關注本土民生問題少，電影有《三峽好人》，但我不知道在小說詩歌領域關於三峽的作品有多少，但迄今為止我只參加過美術界在成都的一次展覽，有十位畫家和藝術家對三的「175」提出了他們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文學界很多人可能沒有思考。

　　第二，關注數量多而質量少。我經常收到一些作家寄來的小說，一次就是兩三本長篇，但仔細翻閱後，幾乎都是網路寫作，一日千里、每天八千字往前寫。據我所知，今天許多作家開始用錄音筆寫作了，每天一杯清茶，心情極佳，坐在那裡就用錄音筆開始錄；或者兩三個人坐在一起杜撰一段電影劇本那些貧血的非議所思的故事，然後請打字公司幫他們整理出來。這樣的小說、寫作方法和曹雪芹截然相反。有一個學生問他的老師：為什麼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成了千古名畫，而我的畫四年都賣不出去呢？老師問他，你畫了多長時間，他說一天。老師說，你知道達·芬奇畫了多長時間嗎？四年。那你反過來試試看，當你畫四年的時候，你的畫一天就賣出去了。

　　第三，諾貝爾情結多，而文學的本質思考、本真面對少。在我看來我們批評家總是成了預測家，總是在討論張三、李四或者王五誰獲得諾貝爾獎的機率大，我不清楚為什麼批評家熱衷於討論這樣一些問題。相反，文學究竟是什麼，中國當下的社會問題成堆，卻很少有人去思考。

　　第四，對文學的表揚和吹捧多，而深刻地剖析和批評少。中國的文學批評學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學表揚學。我認識一位著名批評家，最近看了他的批評文章，發現20篇文章里有19篇都是在表揚。美術界的批評也是如此，過去美術界的批評是非常尖銳的，現在美術批評家變成了策展人、合謀者，和美術家一起合謀對作品的解釋，其實，我們的批評家某種程度上不是也變成了合謀者？和作者一起設下了批評的圈套。

　　第五，網路炒作多而批評界理性共識少，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網路一言不合，幾十萬、上百萬人的唾沫能把人淹死，反過來批評界的理性共識越來越少，幾乎看不到批評家在某個共同問題上具有共同的權威性，相反，我今天看到的是各說各的、各自為戰，而且幾乎是不表態主義。

　　第六，作家反批評多而批評權威少。就像王朔那樣的作家，不出山則已，一出山就攪得天地變色，批評家的權威話語權，正在被作家的反批評剝奪。今天你敢去問問，誰能有當年的別林斯基那麼大的精神震撼力？他在世的時候，其批評使得當時那些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作家只能把自己作品塞在抽屜里不敢發表。別林斯基剛剛去世，這些妖魔鬼怪全都拿出來發表了。今天沒有一個批評家有這樣的魅力，「在」與「不在」和作家沒有關係，作家寫什麼和批評家沒有關係，作家寫作的時候連眼皮都沒有瞟一下批評家。中國批評家的地位權威正在喪失。

　　（二）中國文學形象的區域化與缺席化

　　最近肖鷹教授和陳平原教授就顧彬等漢學家對於當代文學形形色色的介入問題發生了爭論。我問的問題不是漢學家對於中國文學批評的介入，而在於中國分享了多少關於世界文學的話語權？國際漢學界對當代文學批評的介入，導致了對於批評話語權的爭奪。為什麼西方漢學家比我們還要著急，難道真是皇帝不急太監急嗎，這裡面隱藏了什麼問題？我和顧彬也很熟悉，包括其他我認識的漢學家，他們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狀況都非常著急。我的看法是，全球化時期中國已經毫無例外地進入了世界話語圈，中國正在從一個區域性的、局部的形象，變成世界性的形象，而我們的作家、批評家和理論家卻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嚴重的問題是，中國科技、軍事、經濟正在走向世界，而我們文學、文化的創新和影響力卻仍然是局部性和區域性的。

　　薩特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當時授獎辭說：他代表了一種人類的良知，對人類前沿問題的一種思考。而東方、包括日本，包括高行健這樣的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往往是：代表了本地區經驗的一種闡釋。這就意味著中國已經不具備世界意義，缺乏對人類經驗和人類痛苦的高層次反思了。這導致了東方民族的聲音在世界上變成了次等文化的聲音。

　　在東方，大國崛起當中的文化親和力正在萎縮，中國的文學形象和其他藝術形象形成反差。今天在世界上主要代表中國形象的就是電影，但中國的電影形象並不佳，不管張藝謀的「大紅燈籠」為誰掛，還是奔走於黃土高原的寶雞婦女說的方言，這些在西方文化中都是一種不佳形象；然後就是美術形象，最近張小剛等先鋒派畫家的作品突然從美國的一個外交官或者希克收藏時的100、200美金升值、暴漲，能拍賣到2200萬人民幣，今天的拍賣行非常熱鬧，代表了世界的中國形象。還有音樂形象，一些先鋒藝術家，包括女子十二樂坊在西方和東亞都是一種「走出去的」形象。

　　但是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今天的文學形象，能夠像電影、繪畫、音樂甚至長安街上的墳墓、體育館「鳥巢」那樣的建築形象在西方的出現。我想，明年奧運會後，體育形象出現在世界面前，更會進一步衝擊中國的文學形象。那麼中國文學究竟怎樣面對世界？我認為文學形象國際化的過程中，其力量、品牌需要重新確認。我們應該讓世界知道，這個世界不僅僅有諾貝爾獎，佔據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的作家和批評家，同樣在關心人類問題，文學的價值關懷不僅僅是區域性的問題。

　　（三）中國思想的炒作化與膚淺化

　　還有一個問題是，文學批評的建構沒有找到一種中國式的思想，甚至有人在詆毀中國思想，相反，于丹們卻拿著中國古典思想炒作。我認為中國的央視、CCTV利用其高端話語權，嚴重干擾了中國學術界的評價機制和運行機制，嚴重干擾了中國思想產生的秩序。

　　我曾經在央視面對了一次主持人的話語暴力。主持人極力將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名字我忘了）吹捧成最有前途的未來女作家，我看到主持人恨不得跪在那個女孩面前問：你今後想怎麼發展，是不是想去讀一下王岳川教授他們的北京大學？那個女孩回答說：如果我喜歡的話，我可以去一下。問她今後怎麼創作，答曰：可能稍不留神就寫出一部《紅樓夢》。我當時非常憤怒，但主持人剝奪了我的時間，告訴我最後只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我上去以後說了三點：第一我們北京大學不會收你這樣的學生；第二我不認為你能寫出《紅樓夢》，充其量你會寫出自己的第一次初戀，你的生活底蘊就局限於此；第三我認為人類的創作模式有四種，第一是寫人與自我，就寫自己下半身的那點事情，只是圈內的三流作家；第二寫人與他人，寫出了人類社會的複雜性和瓜葛，因此是局部性、區域性的作家；第三寫人與社會，代表了民族的根的作家，可以稱之為二流；而只有寫出天地人神，寫出世界性的、對人類命運思考的人，才是一流作家，托爾斯泰就是那樣的作家。我說，您就是那種寫人與自我的那點私生活的作家，要成為偉大作家是不可能的。結果在播出時候，把我這一段全部剪掉了，因為我沒有話語權。

　　今天，央視一個有初中或者高中文化水平的製片人，就可以把所有「不行」炒作成「行」，把「行」說成「不行」，錢鍾書到今天也無可奈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我看到中國當代批評的聲音太微弱，我們的學者太掉書袋，許多批評家連作品都沒看，上來就說我先談三點，因此盲人摸馬、夜半臨池的狀況非常嚴重。人類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不斷撒謊，人類就成了撒謊的動物。這個世界，一個謊言需要十個謊言去圓它，十個謊言就需要一百個謊言去圓它，那人類就變成了絕妙的撒謊動物。中國人越來越精明，但失去了理性上的絕對性。

　　文學創新和文學批評創新是沒有解決的問題，也是今天很多人解決不了的問題。我一直在思考，當創新成了老生常談，變成一個標籤的時候，也許中國文學和批評都會失效，這恰恰是我的憂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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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參王岳川《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 傑姆遜：《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3] 彭迪《打造中國藝術的國際影響力》，載《美術觀察》2005年第7期。

　　[4] 讓·博德里亞：《完美的罪行》，商務印書館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