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如何容得下底層人群
▲ 劉石父等作長捲風情畫《老成都》局部：成都老南門
文 | 王笛
在傳統中國城市，雖然街道的基本功能仍然是交通，但人們也普遍用其為自由市場和休閑空間。至少早在宋代，中國城市的商業活動就非常活躍，成都作為中國西部商業最為繁榮的城市，街頭是除了店鋪外最重要的商業空間，而且商業的發展產生了豐富的街頭商業文化。在古代成都便形成了街頭月市，這成為重要的街頭商業和慶祝活動，人們可以在一年內參加12個月市，燈市、花市、蠶市、錦市、扇市、香市、寶市、桂市、葯市、酒市、梅市、桃符市。儘管我們對月市起源並不清楚，但這種街頭市場在元代費著的《歲華紀麗譜》里對此便有生動的描述：「成都游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櫛比，輕裘袨服，扶老攜幼，闐道嬉遊。」清末文人慶余便寫有「成都月市竹枝詞」24首，每個月市兩首，生動地描述了這些每月一次的盛大商業活動。這些活動反映了繁榮的商業和豐富的商業文化。正如一首竹枝詞描述的：「燈市未殘花市到，春風何處不相逢。」在這些月市中，花市最為熱鬧，當春天來臨，花會會址青羊宮是遊人如織，正如一首竹枝詞所稱：「青羊宮裡仲春時，趕會人多密似蟻。」沿著錦江河，行人、馬車、轎子絡繹不絕，數百花店設攤賣各種奇花異草。成都人喜愛花草，當花會來臨，「青羊小市賣花天，何惜纏腰十萬錢」。花會特別吸引著婦女，這樣的日子對她們來說猶如節日，一首竹枝詞中的婦女便「一夜閨中囑夫婿，明朝多買並頭蓮」。花會實際上成為了一個商品交易會，那裡「貨積如山色色宜」。
除了這些特殊的集市之外，成都居民把街頭變成了日常的市場。商人、小販沒有任何限制地在街頭出售商品。一些街道變成了專門化的市場，如鹽市、魚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豬市、果市、花市、柴市等等，據一個西方人觀察，「不同的交易分別佔有各自的空間，有的街由木工、靴鋪、皮毛鋪、刺繡、舊貨、絲綢、洋貨等分別充斥」。紗帽街經營各種戲裝行頭，因而優伶們是那裡的常客。小東門街、娘娘廟、安順橋則是買賣花的去處，人們去附近廟宇進香獻花都在此購花，據說每天可售花千籃以上。刻字匠集中在鹽道街，裱畫師在藩司街，絲綢店集中在按察司街，會府為古董店，各種銅、木以及瓷佛像有售。棺材店多在東門附近的水井街和雙槐樹街，有二十幾個之多。許多由此而得來的街名沿用至今，如鹽市口、珠寶街、鵝市巷、棉花街、騾馬市等等。
學道街則是書商的中心。日本人米內山庸夫在他的《雲南四川踏查記》寫到，他怎樣在學道街購得82套關於四川、西藏和長江地理方面的書。東門外的一洞橋為成衣市場。一些著名的店鋪也出現在竹枝詞中，如草藥鋪純仁堂，出售眼藥膏的半濟堂，出售高檔中藥的同仁堂等。有首竹枝詞稱：「試問誰家金剪好？無人不道『爛招牌』」，就是說有一家叫「爛招牌」的剪刀鋪質量最好，以這個作為店名，無不反映出成都人的幽默。但是在成都更多的則是遊動商販，他們挑著擔子沿街叫賣，街頭就是他們的市場，就是他們的謀生地，他們的貨攤可分為行攤、坐攤和地攤。他們也有喜歡同類打堆的習慣，如鼓樓街賣雜貨，會府收破爛，布政衙門前居然是江湖藝人的天下，吳好山的《笨拙俚言》中的竹枝詞為證：「鼓樓雜貨別街無，會府收荒破爛俱。布政衙前全扯謊，人山人海是江湖」。當夜晚來臨，交通不再擁擠之時，一些街道又變成了熙熙攘攘的夜市。東大街的夜市頗負盛名，綿延從城守衙門到鹽市口，到20世紀初甚至擴展到走馬街、青石橋，以及東御街。商販們在那裡出售百貨，顧客行人摩肩接踵。毫無疑問夜市豐富了市民的夜生活。以前商鋪都在夜幕降臨前打烊，在夜市帶動下，許多商店延長了營業時間。
夜市上經常有一些奇怪而滑稽的事發生。1909年《通俗日報》上有一篇題為《夜市上有人賣人腳板》的報道十分有趣：文中說記者在夜市上看到一個貨攤上擺著一雙人腳，由於上面敷滿泥，看起來很像一對熊掌，他感到很驚奇便湊近仔細觀察，才發現那是正在打瞌睡守攤學徒的腳，因而嘆道：「店主雇如此學徒，怎可賺錢？」這篇報道不僅描繪了夜市的眾生像，亦再次顯示了成都人無處不在的幽默感。
街頭不僅作為市場，實際上也成為工匠手工場。無論是在街角還是街沿，工匠們都可以製造產品就地出售。繁華商業區後面的居住區，成了產品的生產地。來訪的西方人發現，在小街小巷總是民居和作坊間雜，而且「在每一居所總是在製作什麼東西賣」。而且，像暑襪街和紅布街這些街道的名字，也反映出那裡生產產品的種類。一首關於紅布街的竹枝詞吟道：「水東門裡鐵橋橫，紅布街前機子鳴。日午天青風雨響，繅絲聽似下灘聲。」美國地理學家哈巴德（G.D.Hubbard）也注意到絲織是成都的「大工業」，有著「成百的織布機」。沙帽街既賣又做帽子，帽店和作坊密集，在這些作坊里：婦女紡棉紗或絲線，或刺繡、編織、縫紉，或做玩具、焚香、紙花以及上墳的紙錢。男人則編涼席、做木盆、桶、籃子、雞毛撣子，或織布、織毯、綉軸、幌子，或做鐵、銅、銀的物件和飾品，或與女人同作手工。小孩從8歲甚至小到6歲便成為幫手，他們紡紗、清理雞毛、磨光木頭、混合香料以及其他無須技術的工作。這些家庭作坊的產品在其擁有的小店出賣或由其家庭成員沿街兜售。
雖然在19世紀末西方商品已滲入中國，但土產仍在地方市場居主要地位，「商鋪中櫥窗展示的多是中國產品」。而且成都的各種商業組織和服務機構諸如匯兌、銀行等業務都由中國人控制。這與中國沿海地區西方經濟的巨大影響，形成了鮮明對照。這是由於成都地理環境使然。長江三峽的險峻使船隻由長江下游溯水而上非常困難，每年許多船隻傾覆，造成運輸成本非常之高，由此阻礙了西方對長江上游的開發。直至19世紀末第一艘西方輪船才成功地到達長江上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重慶。隨著市民對街頭和公共空間使用的擴張，商業文化也得以發展起來。這種商業文化反映在商店的匾額、裝飾、商品陳列、店鋪與顧客關係、財神崇拜、工匠工作方式以及他們獨特的商業語言中，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19世紀末一個法國人寫道，他十分吃驚地看到成都街道「甚為寬闊，夾衢另築兩途，以便行人，如滬上之大馬路然。各鋪裝飾華麗，有綢緞店、首飾鋪、匯兌庄、瓷器及古董等鋪，此真意外之大觀。其殆十八省中，只此一處，露出中國自新之象也。……廣東、漢口、重慶、北京皆不能與之比較，數月以來，覺目中所見，不似一叢亂草，尚有成都規模者，此為第一」。
幾乎在同時，英國女旅行家I.貝德（Isabella Bird）也描述了成都的街道和商鋪：「這個城市有著寬闊路面，整齊的街道，各街成直角相交，店面看起來比中國其他地區美觀，特別是擺放著精細的金銀製品的珠寶店和存列閃光蜀錦的綢緞店。」商業文化經常反映出該地區的宗教信仰、經濟狀況和社會傳統。幾乎每個商店都供奉財神，每天早晚店員都要敬拜。這些店鋪也反映出當地的文化，正如英國植物學家E.威爾遜（Ernest Wilson）描寫的：「漫步成都街頭，人們從各行業可領會到中國特色的文化教育」，商店的「金光漆亮招牌豎掛著，上面藝術體的大字顯示店名和經營範圍」。前面提到的東大街是成都最重要的商業區，許多外國旅行者都記錄了其繁盛。如日本人山川早水在其旅行記《巴蜀》中贊道：東大街「肆店宏敞，高軒綺窗。檐頭懸各種招牌，長短參差，金碧眩目……商店的樣式與北京相似，然這裡更為潔凈」。1892年美國傳教士哈特維爾（G.E.Hartwell）從東門進入成都，後來他寫道：「沿東大街而行，從發光的油漆櫃檯和絢麗的商品陳列，看到了繁榮和祥和，並逐漸意識到在這個西部城市居然有著一條如此乾淨、寬闊和如此面貌的街道。在沿長江上溯漫長的旅途中，有此發現使我感慨萬千。」商人和小販總是儘可能擴展他們使用的街頭空間，店鋪以其招牌、幌子、貨攤、桌椅等把它們的「勢力範圍」伸展進入街道，那些招牌和幌子跨越街道兩邊、重重疊疊。這種場面亦成為城市景觀和商業文化的一部分。他們保持著相互協作的傳統，如夏天各商鋪都統一行動搭涼棚以避酷暑，一首竹枝詞記載了這種活動：「萬商雲集市廛中，金碧輝煌戶戶同。春暮日長天漸熱，湊錢齊搭過街棚。」一張1920年代的老照片顯示了這樣一個街景。
派夥計挨家挨戶地去推銷商品是另一種增加銷售的策略，那些店鋪派出推銷者經常到大戶人家去找生意。我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趙爾巽檔案》中看到一個《稽查出入門簿》，記錄了每個到成都總督宅推銷的訪者，僅在1909年某兩天里，就有20個商家去推銷過商品，包括時鐘、絲綢、帽子、紙張、毛筆、煤、油、藥物、衣服、食品雜貨、皮毛和銀器等。可見那個時候總督大人的私宅也並不那麼戒備森嚴。20世紀以前地方官員很少控制集市、市場、小販和店鋪。沒有城管對他們進行限制、或掀翻他們的攤子、或沒收他們的商品。由於街頭遠離官府的控制，這給予人們分享這一空間的機會，居民們盡其所能地使用街頭。小販們聚集在街頭招攬顧客，這些小販給城市生活帶來了活力，無數的平民以此為生。我們可以想像，在傳統中國城市中，如果限制了他們的商業活動，將使多少人失去生計。如果這個城市沒有了小商小販，日常生活將變得是多麼的不方便，城市景觀將變得多麼的枯燥乏味。
（本文原標題：《小商販的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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