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從戊戌政變到宣告退位的滅亡之路

1898年9月28日，湖南瀏陽人譚嗣同在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被滿清政府砍頭，光緒皇帝自1898年6月11日開始的維新運動宣告失敗，這也意味著保守的慈禧徹底關上了政改的大門。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面對國難而力求救亡圖存的願望在1898年9月28日後化為泡影。而慈禧發動宮廷政變的原因在時人王小航眼裡竟然只是為了爭奪最高權力：戊戌之變，外人或誤會為慈禧反對變法，其實慈禧但知權利，絕無政見，純為家務之爭。故以余個人之見，若奉之以主張變法之名，使得公然出頭，則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頑固大臣皆無能為也。自1898年9月21日戊戌維新變法失敗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退位，期間不過短短的13年。這13年里，滿清王朝為了既得利益集團一己之私利，多次拒絕來自民間和體制內要求政治改革的強烈呼聲，不斷為自己製造政治上的勁敵，最終落得王朝滅亡的下場。而十餘年裡，滿清在民間製造的政敵以立憲派領袖梁啟超為代表，在體制內製造的政敵則以北洋派領袖袁世凱為代表，正是在這多種力量的合擊之下，大清王朝迅速走向滅亡。梁啟超成了滿清的頭號掘墓人在中國近代史上，最難用文字準確描述的人物應該就是梁啟超了，而有趣的是，在北京香山公園梁啟超墓前，就聳立著兩塊巨大的無字碑。也許連梁啟超自己都無法準確地評價自己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因為即使在今天，梁啟超超過一千六百萬字的作品還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特別是他們的世界觀。而梁啟超去世後，中國歷史恰恰又進入五千年歷史中最為動蕩和血腥的時期，以致於到現在為止，沒有一位歷史學家能站在歷史的高度客觀地對梁啟超的一生作出令人信服的評價。儘管如此，對於梁啟超在清末民初中國憲政運動中的作用，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主線，大致上以民國建立為界，可以把梁啟超的活動時間分為二個部分，清末他主要致力於鼓吹憲政，而民初則主要致力於捍衛憲政。自1896年7月任《時務報》撰述起，至1912年2月12日滿清皇帝下詔退位時止，梁啟超從最初的為報館寫文章到最後自己開設報館，十多年時間，他向國人大聲疾呼的就是中國要走憲政之路。而主張實行憲政與當時滿清王朝的專制政權顯然是直接對立的。經過梁啟超十多年的鼓與呼，不僅中國民間形成了勢力強大的立憲派，滿清王朝體制內也有大批梁啟超思想的追隨者，也正是在梁啟超思想的影響下，清末才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立憲運動，滿清王朝也在這種強大的時代潮流衝下土崩瓦解，從這個角度來看，梁啟超是滿清王朝的一號掘墓人是一點都不過分的。與他的老師康有為不同的是，梁啟超對滿清王朝的態度更多的是批判和否定，因而在思想上表現的也更為激進。1896年7月梁啟超進入時務報館，並通過《時務報》發表了自己最初的政治主張：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變法通議》）也正是在時務報館期間，梁啟超結識了自己一生中很重要的一個朋友黃遵憲。黃遵憲，字公度，是梁啟超的廣東同鄉。1897年，黃公度出任湖南按察使，他與巡撫陳寶箴在湖南大力推行維新。同年秋，譚嗣同、黃遵憲、熊希齡等人在長沙開設時務學堂。他們一致決定由梁啟超出任時務學堂總教習，當時梁啟超還在與汪康年一起辦時務報，譚嗣同怕汪康年不同意梁啟超來湘，曾書信一封致汪康年，力言必須放梁啟超入湘：......我公如更不肯，將不惜與公迕而豪奪以去。嗣同竊計，遽用霸道，似乎使公太難堪，今為公計，不如自勸兩公往湘，則尚不失自主之權，而湘人亦銘感公之大德矣。嗣同為鄉人所迫，萬分無可如何，茲先與公婉商，不遽作赴滬之舉，所以為公地，使此事若出於公自己情願者，可作一完全之人情也。公即不令卓如往湘，渠亦必往西湖，寧能終絆之耶？這封信既可看出譚嗣同求賢若渴的心情，也可看出譚對梁才能絕對的信認。梁啟超的到來也使湖南時務學堂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筆。對於梁啟超在時務學堂講學的內容，狄葆賢在其所著《任公先生事略》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任公於丁酉冬月將往湖南時務學堂時，與同人等商進行之宗旨：一漸進法；二急進法；三以立憲為本位；四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當時任公極力主張第二第四兩種宗旨。其時南海聞任公之將往湘也，亦來滬商教育之方針。南海沉吟數日，對於宗旨亦無異詞。所以同行之教員如韓樹園、葉湘南、歐矩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課本，遂不無急進之語。於時王先謙、葉德輝輩，乃以課本為叛逆之據，謂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請於南皮。賴陳右銘中丞早已風聞，派人午夜告任公，囑速將課本改換。不然不待戊戌政變，諸人已遭禍矣。然湘中諸學子經此啟發，風氣為之一變。梁啟超在時務學堂的最大貢獻有二，一是在思想界開全國政改之先聲，二是為當時的中國培育了一批寶貴的人才。梁啟超在民國元年《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里曾回憶了湖南時務學堂時的那段經歷：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時務學堂之聘......當時學生四十人，日日讀吾所出體裁怪異之報章，精神幾與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餘年來強半死於國事，今存五六人而已。1898年9月21日戊戌維新變法失敗，梁啟超當晚就避往日本公使館，並得到日本方面的幫助，很快逃往日本。對於救梁啟超的過程，日本公使林權助在其回憶錄《我的七十年》里有非常詳盡的記載。梁啟超跑到日本使館是想要日本能出面保證光緒皇帝以及自己的老師康有為的安全，而他自己已抱定必死之心。林權助不僅答應了他救人的要求，也明確告訴梁啟超他也不必去死：我（指林權助）決斷地說：可以。君說的二事，我的確承擔。我又說，你為什麼要去死呢，試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變，什麼時候都好到我的地方來，我救你！梁聽了我的話，暗暗落淚，同時倉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館門口騷鬧著。我正在奇怪的一剎那，梁飛快地跑了進來......沒有辦法，所以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伊藤公（指伊藤博文），伊藤公說：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也就是到日本後，梁啟超開始以文章為號召，公開宣揚中國必須走憲政之路，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要時不惜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以推翻滿清王朝。從那時起，梁啟超成為了滿清王朝的職業掘墓人。死不絕的那群湖南異數湖南人楊度在其《湖南少年歌》一文中有這樣一句名言：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在湖南長沙的嶽麓山，長眠著52位為建立一個憲政民主的中國而獻身的辛亥時期英烈，他們當中的黃興、蔡鍔、陳天華、蔣翊武、焦達峰等人都是中華民國開國時代的不朽先賢。而湖南人為憲政民主拋灑熱血的第一人則是戊戌維新運動時的譚嗣同。對於譚嗣同的死，譚的好友梁啟超在其《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中曾有記述：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余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梁啟超年譜長編》100頁）譚嗣同之死對於當時的湖南影響深遠。就連譚嗣同的父親，極端保守的官僚譚繼洵在譚嗣同死後寫的輓聯中也表達了對滿清王朝的憤懣之情：謠風遍萬國九州，無非是罵；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譚嗣同死後，譚的妻子李閏悲痛異常，終日以淚洗面。譚繼洵為了勸兒媳節哀，曾要李閏不必太過悲傷，他說譚嗣同以後的名聲要遠遠超過自己。由此可見連譚繼洵都認為譚嗣同所從事的無疑是偉大的事業。譚嗣同之死使清王朝把湖南時務學堂的那群學生變成了自己的死敵，這裡面當然也包括譚時務學堂時的同事，幾十年的刎頸之交唐才常。1895年秋天，梁啟超與譚嗣同結識時，曾問及譚嗣同的好友，譚嗣同向梁啟超介紹到，自己二十年來最信任的朋友，不過唐才常一人而已。唐才常後來也成為梁啟超的生死之交，1900年，唐才常與梁啟超等人慾在長江流域組織自立軍，發起勤王起義，事敗後唐才常為張之洞殺害。唐才常，湖南瀏陽人，1886年（光緒十二年），十九歲的唐才常，連得縣、府、道三個等級的考試頭名，時人目羨為"小三元及第"。在長沙嶽麓書院就讀期間，唐才常用心時政，鄙夷八股經學。1891年至1893年間，為了開闊自己眼界，青年唐才常來到四川，擔任學署教讀等職。1894年，他又到武昌兩湖書院任教。這個書院乃洋務派代表人士之一的張之洞創設。在這裡，唐才常如饑似渴，閱讀了不少翻譯過來的西學著作。1897年，他進入當時全國最有名的學校湖南時務學堂。在這裡，他與維新運動的巨匠譚嗣同、梁啟超等人一道為中國的憲政運動播下星星火種。1898年，唐才常與譚嗣同共同開辦《湘報》，自任"總撰述"，以"君主立憲"、"議會政治"為主張，吶喊鼓吹，力求變法圖強。在光緒帝《定國是詔》的大政治背景下，唐才常四方奔走，他的思想也日漸激進。與改良派不同的是，他強力推介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主張"公天下"、"公權"。而他心中最傾慕的對象，是美國的華盛頓和日本武力倒幕的西鄉隆盛。1898年8月，人在北京的譚嗣同為了增強臂膀力量，電召唐才常赴京，想讓這位好友參與新政的推廣。豈料，風雲突變，唐才常剛剛行至漢口，消息傳來，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等人已經被滿清王朝殺害於北京菜市口。得知生死知己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憤異常。為此，他作長聯吊挽譚嗣同：與我公別幾許時，忽驚電飛來，恨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台，滿贏將去楚孤臣，簫聲鳴咽；近至尊剛十數日，被群陰構死，忍拋棄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剩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譚嗣同死後，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處集結僑胞進行演講，慷慨陳辭，曉以大義，籌款募餉，準備為譚嗣同報仇。在日本東京期間，唐才常不僅同康有為、孫中山這些領袖人物打得火熱，也與林圭、吳祿貞等人密切往來。前者在湖南哥老會等會黨中人脈頗豐，後者乃湖北人，正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他們各受孫中山等人指示，與唐才常約定在長江流域起事，首要目的地就是武漢。其目的，就是想攻取武漢這個戰略要地，作為軍事大基地，進行全國性的起義。1900年8月21日，唐才常在武漢被張之洞抓捕，同時被抓的還有林圭等二十多人，第二天夜裡，包括唐才常、林圭在內的11人被秘密處決。唐才常被抓捕後，負責審訊他的是同為戊戌維新派人士，同時也是曾經的朋友鄭孝胥。鄭在自己的日記中對此有簡單的記載：8月22日地亞孟德來。晚，渡江，司道皆至營務處，會鞫匪黨，斬十一人，唐才常與焉。夜，入督署，談至二點，關道飛報"漢口明日匪黨將焚市鎮"，帥亟起發兵，余乃退。當時，鄭孝胥是張之洞的重要幕僚，司職湖北全省營務處總辦。維新派審維新派，且為舊日朋友，對鄭孝胥來說，不知當時心裡作何感想。自立軍起義失敗，唐才常被殺是繼譚嗣同被殺之後19世紀末中國又一重大的歷史事件。而此次湖南在人才上的損失更為慘重，自立軍一案，被殺湘籍青年，就達五十人之巨。其中，跟隨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在湖南時務學堂學習的40名學生中，就有林圭、李炳寰、田邦璇、唐才中、周南、蔡鍾浩、唐才質、林述祖、范源廉、李群、秦鼎彝、沈藎、周宏業、陳為璜、朱茂芸、李渭賢和蔡艮寅加入了自立軍，而林圭、李炳寰、田邦璇、唐才中、周南、蔡鍾浩在此次起義中壯烈殉國。其中林圭、李炳寰、田邦璇、蔡鍾浩還曾追隨梁啟超東渡日本，自立軍準備起義時，他們與唐才常一道回國參與組織領導起義工作。毫無疑問，他們是當時中國青年中最精英的分子。很久以後，梁啟超在其《護國之役回顧談》里還沉重的回憶道：到第二年就碰著戊戌之難，我亡命到日本。蔡公和他的同學十幾個人，不知歷盡幾多艱辛，從家裡偷跑出來尋找......我們又一塊做學問，做了差不多一年，我們那時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帶著他們去實行，可憐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書生，那裡會不失敗。我的學生就跟唐先生死去大半。這其中最為驚險的要數蔡艮寅，他是奉了唐才常之命到長沙去聯絡其他志士一道共同舉義才逃過一劫。得知唐才常死訊後，蔡艮寅心如刀割，失聲痛哭。淚乾之餘，他改名為"鍔"，其深意乃"砥礪鋅鍔，重新做起"。後來蔡鍔重又遁回東京，他投筆從戎，進入陸軍士官學校，武昌起義後，時在雲南的蔡鍔發動了昆明"重九起義"，成功後出任雲南軍政府都督。而秦力山、朱菱溪、陳猶龍、周宏業等倖存者逃亡日本後，繼續從事反清事業，1901年5月，秦力山等人在東京創辦了《國民報》，此報開創了留學界革命新聞的先河。唐才常就義三年後，又有一群血氣方剛的湖南青年在長沙成立國內第一個反清組織華興會，這一組織的領袖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後來都成為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巨人，1905年9月，他們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把當時反清的革命力量集結在一個共同的旗幟下，正是這些充滿血性的湖南人前赴後繼的反清革命行動，才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得以大功告成。南方的總督們動搖了大清國本對於康、梁主導的維新變法運動，滿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們個個心情複雜。一方面，他們清楚地知道大清王朝已腐朽不堪，再不變恐怕只有自取滅亡這一條路。所以他們對維新變法大都持同情的態度，這從他們給朝廷舉薦的人才確為當地一時之選的維新人物就可看出，在他們的心底里還是有希望通過變法而使國家富強的願望。所以當維新運動失敗後，他們大多表現出對滿清王朝的不滿和對維新人物的同情。我們從清人孫仲玙（李鴻章侄婿）的《日益齋日記》中的一段話，可以清楚看出維新運動失敗後，清廷各層官僚對此事的態度：（光緒25年）十二月十二日，詣昌言報館，枚叔，浩成咸在，問傅相（指李鴻章）作何語，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獲此二人，功甚大，過於平發捻矣，吾當進爵。語畢大笑。傅相詢余是否康黨，余答曰：是康黨，相曰：不畏捕乎？曰：不畏，中堂擒康黨，先執余可也。相曰：吾安能執汝，吾亦康黨也。瀕陛辭時，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聞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為之黨。未之前聞！故都人多目為康黨。比召對，太后以彈章示之曰：有人讒爾為康黨。合肥（指李鴻章）曰：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太后默然。"有人劾余為康黨，"余曰："合肥（指李鴻章）在都逢人輒語云：康有為吾不如也。"但是另一方面，身為滿清重臣，他們已自覺地把自己的命運與滿清王朝的命運捆綁到了一起，特別是當維新變法主張與他們的政治主張相背離時，他們會不自覺地對此進行抵制。我們從滿清湖廣總督張之洞1898年4月發表自己的著作《勸學篇》的動機就可看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希望朝廷進行的維新變法能按自己所想的方式進行，在《勸學篇》序言中，他如是說道：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弦以調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搤捥，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愈，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盪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張之洞們對改革的底線是既能維護大清正統，又能使國家富強。但最後慈禧不但停止了維新，還準備廢掉光緒另立新主，這是南方總督們心裡不能接受的。我們不能說1900年6月張之洞、劉坤一等南方總督們搞的東南互保是發泄對慈禧1898年發動宮廷政變阻止維新變法不滿的結果。但經過戊戌政變滿清王朝在這些總督們心中的份量著實下降不少。參與互保的共有江蘇、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廣東、山東、浙江、福建、四川、陝西、河南等12個省，省份之多，範圍之廣大大出乎清廷的預料。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和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對於滿清王朝來說無非是一時之痛，但如此大範圍的督撫不聽中央號令無疑從根本上動搖了大清的國之基礎。1901年，慈禧被迫宣布新政，但此一時彼一時，滿清已錯過了挽救自身滅亡的最後時機。1901年後，中國民間特別是南方省份的知識分子開始出現省治的思潮，他們不再把自己視為大清人，浙江人就是浙江人，湖北人就是湖北人，這種各省自治的風潮一直越過十九世紀，越過大清，來到民國之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進入最高潮，民初中國掀起的那股省治運動其源頭實來自於張之洞們搞的東南互保。袁世凱被釣魚上鉤的卻是滿清王朝在1900年南方各省搞的東南互保中，就有山東省的參與，當時山東的省領導就是袁世凱。其實那時袁世凱在山東巡撫的位置上屁股都還沒坐熱，他就毫不猶豫地加入進來。現在的大多數所謂歷史家都把袁世凱看成野心家和權力狂，好像袁世凱一出生就是奔著皇帝的座椅去的。但事實上袁世凱的一生並非一帆風順，最起碼他連個秀才都沒考上，這在講究出身的專制王朝里是致命傷。如果不是生逢亂世，袁世凱既算再有能力，也是不可能身居高位的。袁世凱的發跡與戊戌維新運動有著扯不清道不明的關係。首先，袁世凱與當時大多數體制內的官員一樣，希望中國強大起來是毋庸置疑的，否則他也不會在強學會成立時馬上加入並第一個捐款，而且數額達5000兩銀子。袁世凱的麻煩也與戊戌維新有關，在現在官方的歷史教科書中，袁世凱是一個背叛了光緒皇帝最後導致維新變法失敗的罪人。雖然歷史的真相也許不是這樣，但當時康有為、梁啟超們一致認定正是由於袁世凱出賣了光緒皇帝，才導致戊戌維新功虧一簣，光緒被囚、譚嗣同被殺、康梁被流亡這些賬都算在了袁世凱頭上。加上樑啟超無人能敵的宣傳，袁世凱戊戌變法時賣主求榮的形象已是路人皆知。而隨著袁世凱官越做越大，場面越撐越寬之後，戊戌時的舊傷成了袁一生的心病。他只有硬著頭皮把自己的官弄得越來越大、身處的地位越來越高，才有起碼的安全感。或許歷史就有那麼荒謬，袁世凱追求自身安全的動力也許就是他起勁呼籲變革的原因。1900年東南互保如此，1905年上書要求朝廷實行立憲、改革官制莫不如此。1906年9月1日，清廷下詔宣布預備立憲，隨後進行官制改革。這場改革的方案實際上是由袁世凱制訂的。袁世凱設立了一個大權在握的責任內閣以取代軍機處，內閣總理大臣代替皇帝負責。袁世凱內心的擔憂是，慈禧年紀越來越大，萬一哪天死去，光緒掌握了最高權力。按自己與光緒的誤會，總有一天命都保不住。所以在慈禧死之前設計一套限制皇權的制度是袁世凱迫不及待的想法，而這種想法又與當時立憲派要求進行憲政改良的主張高度吻合，這樣袁世凱自然而然地成了立憲派在清廷體制內的代表人物。但袁世凱的良苦用心並沒有得以實現，他的過激改革遭致了慈禧的冷遇，很快，他被迫退出權力的中心，他用自己的激流勇退求得了一時的安全。光緒死後，宣統繼位，很多人或許已經淡忘了袁世凱。但有一個人對袁世凱卻耿耿於懷，他就是當時的攝政王載灃，他是光緒的親弟弟，他一直認為是袁世凱害死了自己的哥哥，他把袁世凱一腳踢了出去。但令他沒想到的是，他把袁世凱踢出去的同時也把自己祖宗的江山和兒子的皇位踢掉了，他親手製造了埋葬自家王朝的最大政敵。1898年的維新變法運動看起來只是一幫書生面對國難一時的心血來潮之舉，它也很快被掌握最高權力的慈禧輕而易舉地鎮壓了下去。在慈禧們看來，譚嗣同們只不過是一群無足輕重的草根，他們的鮮血絕對淹沒不了大清的萬里江山。但慈禧們永遠也不會明白的是，正因為譚嗣同們的草根性，使他們真正了解萬里江山裡所有草根們的願望和渴求，他們的背後是億萬民眾，他們根相連，血相通。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不知現在那些身居高位的當權者能否以史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