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一個民族的落後，首先是知識分子落後

明龍按語：

特別朱學勤老師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和反思，記住：一個民族之所以失敗，絕對不是民眾出了問題，而是首先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出現了大問題。

中華民族延續五千年，文化傳統中確有很多糟粕，但沒理由一股腦兒徹底否定它。「五四」片面否定的後果就很明顯。反過來講，傳統也是個活的東西，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也會吸收很多外來的因子。文化保守主義與現代民主並不衝突，台灣就是一個例子：它的轉型恰恰是在文化保守主義的土壤上成長起來的。台灣的例子已經說明，五四時代「實現民主轉型，必須打倒傳統文化」的觀念不能成立。　　把文化保守主義和憲政民主對立起來，是「五四」餘緒造成的一個困擾。好像在中國要建立憲政民主，非得破除中國傳統的文化，我不這麼看。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之間當然有聯繫，但更多的是相互獨立。一個制度需要一定的文化條件，但更多的是一個利益安排，是利益覺醒、利益博弈的結果，而不是文化觀念博弈的結果。　　羅素曾有一句話：「在先進的國家，革命引起觀念；在落後的國家，觀念引起革命。」這話耐人尋味，但在中國難以被人注意。「五四」以來，中國走的就是後一條道路。一個民族的落後，首先是知識分子落後，知識分子落後的表現之一，就是埋怨民眾落後，總在責怪阿Q、小D、吳媽，要改造他們，改造他們的魯鎮、未庄，乃至改造社會，改造國民性，不在制度上著力，卻要去百年「樹人」，樹新人，破舊人。　　二戰後不止一個民族由於政治分裂，在分界線兩邊出現不同的走向，如東西德。在邊界線的這一端，總是在強調破除舊文化，建立新文化，肅清舊社會，改造新人；在邊界線的另一端，對社會、對文化取保守主義態度，不觸動、不破壞，在既有的文化傳統上嫁接憲政民主法制。如此競爭50年，結果怎麼樣？離我們最近的是香港，在既有文化傳統未被觸動的情況下，嫁接了現代文官制度、廉政制度、法治體系，它運作的結果是好還是差？30年來，我們如果有進步，是改造文化的結果，還是制度變遷，甚至制度未變、僅僅是政策變遷的結果？是魯迅式的改造成功改造了阿Q、吳媽，才有上世紀80年代的農村進步？恰恰相反，是那種「改造」破壞了社會有機體，魯迅的弟子學生首先被送進牛棚「改造」，此後天怨人怒，方改弦易轍，再不談改造，再不問「姓社姓資」，而是向社會讓步，向阿Q、吳媽的本性讓步，手一松，才會有此後的社會進步！難道是因為魯鎮覺醒了，未庄啟蒙了，阿Q革命了，才有了改革開放？門裡門外、三十年前後，有這麼多的對比在，我不懂有些知識分子為什麼還要抱著五四式的文化改造話語不放。　　一個民族好談文化，尤其好談文化決定製度選擇，不是民眾出了問題，而是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出了問題。一個民族的文化乃至社會，是要被這種文化話語折騰壞的。例如法國之所以是空想社會主義源頭，與知識分子的惡習不無聯繫。　　我們是落在歷史皺褶里的一代　　作為早期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胡適在政治上要求民主憲政，在經濟思想上曾短期彷徨，羨慕統制經濟即計劃經濟，在文化上卻持激進主義立場，欲除傳統文化而後快。但胡適的可愛之處、令人尊敬之處在於，晚年以後他開始反思、調整了自己在經濟和文化上的立場。魯迅從來不是自由主義者，他有一些可貴的東西，但他那個精神方向存在更大範圍的隱患。他對民眾、社會的悲憫與傲慢，既有「閏土」式的懷舊，也有尼采式的改造衝動。他那種「啟蒙」、「樹人」，與「改造」話語僅一紙之隔。　　上世紀50年代前，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一要民主，二要計劃經濟，三要文化改造，再加政治激蕩，才會有40年代整個知識分子的左翼化。這與「五四」的真實面貌被遮蔽，遲遲沒有得到梳理有關。到了現在，知識分子大部分人過了市場經濟關，但在文化上，釐清文化和政治、傳統與制度之間的關係這關還沒過。今天從官方到民間,為什麼「文化大師」層出不窮，醜聞不斷？除了那些「大師」本身有「文化劣跡」，90年來中國始終沒有擺脫「五四」話語的大環境，也讓這些所謂的「文化大師」鑽了空子。　　這塊文化土壤被翻騰多次，已鹼化、沙漠化。正常環境下可能是一代人能積累起來的精神進步，我們要花幾代人的時間。歷史被切割成碎片，沒有連成一條線，每一代人總在原地踏步，事倍功半。這也是中國社會有進步但仍未取得應有的更大進步的一個原因。社會有進步，但進步很慢，而知識分子的進步比社會更慢，已經落在社會進步的後面。對此，我沒有那麼樂觀，可以說悲觀。悲觀的一部分，是對知識界的「憤老」思維感到可悲可嘆。　　歷史上生活過無數代人，更多的人是生活在歷史的皺褶部位，向下凹進去的部位，少部分人能夠生活在歷史鼓出來的部位。大凡被摁在歷史皺褶里的一代，都是難以自拔的一代。　　「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　　我接受哈耶克的社會自發擴展理論。什麼叫自發擴展？第一，社會不應改造，傳統不可切斷；第二，社會傳統自發擴展的結果，能夠滋長起民主法制憲政，而不是反過來。反過來的路數就是「五四」的負面話語，改造社會、改造文化、改造傳統，改造的最後結果，欲樹立的民主自由卻越來越遠，改造者反過來被改造、被侵蝕。這一百年的制度選擇，幾起幾落，凡是「落下」部分，都是打著「社會」的旗號，與「社會」為敵，反社會，改造社會；凡是「起來」部分，都是與社會言和，向社會讓步。只有向社會讓步，才能讓社會進步。社會進步更多的是要依靠社會自己的生長，市場經濟的健康成長，新社會階層的出現。知識傳承、觀念變革是知識分子的職業本分，但很容易由此而輕輕一滑，滑向人性變革、社會改造，那真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知識分子的職業本分、價值堅持，是社會進步的合力之一，但沒理由誇大。你到一個正常社會看看，一些知識分子還在堅守他們的價值立場，但自我感覺要謙卑得多，他們與大學門口修鞋、補車的人沒有高貴低賤之分。我母校復旦大學編漢英大辭典的陸谷孫先生，經常到門口買報紙，報販有事離開，他能為報販朋友守攤子，這樣的知識分子才是知識分子，而不是念念不忘知識貴族身份，端著個人上人的架子。這個「世界是平的」，知識分子與其他階層的關係是平行結構，只有病態環境下，知識分子與其他階層的關係才是垂直結構，要麼被壓制在下，要麼被高抬在上，兩端都不正常。當然，在病態社會，知識分子的作用相對要大一些，但這只是暫時的現象，是被不正常的制度逼出來的，千萬不要認為自己出來說幾句，就是為天下代言，是社會良心。「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語出宋人張載，我難以理解也難以接受這樣的話，這是中世紀「政教合一」的追求，不穿袈裟的袈裟語言。一個有現代視野的知識分子可以把這些話語當史料來讀，但如果作為自己的座右銘，那就可悲了。　　12年前我第一次到台灣，訪問紫藤廬。廬內掛了一副對子：「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這是紫藤廬前主人周德偉留下的。周即五四時期北大人，他偏偏不喜歡北大「五四」人，厭惡林道靜們的「憤青話語」。林道靜活到現在，該是「憤老」了吧？血緣不同，後來的選擇自然不同。周德偉後來去台灣，成為引哈耶克古典自由主義進中文語境第一人，也是殷海光的引路人。殷海光經他點撥，才知道「五四」之外還有如此道理。也是周德偉給殷海光推薦《走向奴役之路》，殷海光就在紫藤廬開始翻譯此書。可以說，沒有周德偉，就沒有《走向奴役之路》的漢譯本。但到殷海光臨終，還在為自己是「五四」後裔，卻沒有分沾「五四」光澤而抱屈。殷海光的硬骨頭精神是應該繼承的，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旁人難以取代的，但相比周德偉，他的思想深度還是差了一層。他到死也沒有想明白「五四」式的文章功業，與「五四」之後的蒼生之苦有什麼背反聯繫。這個局限，當為我之戒，或也能與當今「憤老」引為共同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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