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轉變——為什麼日本人走在了中國人前頭？

文明的轉變——為什麼日本人走在了中國人前頭？

2011-10-12 1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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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背後的中國》節選13）

相對於大陸原生文化，島國日本的文化屬於典型的次生文化系統。

考察日本的人種構成，除了祖居於北海道的蝦夷人之外，大多數日本人具有亞洲大陸蒙古人種的典型特徵。據說，日本國的居民大致有以下幾個來源：東南亞馬來人，古通古斯人、中國大陸北方人（包括朝鮮半島）、中國大陸江浙人（古吳國）。這樣說來，從人種上考察，除了馬來人種（或許就是蝦夷人的祖先）之外，其他人種來源都是中國大陸（古通古斯人亦是中國人的祖先血統之一）。

在歷史文化上，日本受到的中國文化的影響更是具有決定性的。

有一種說法，說是日本的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文化，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這種說法是對中國歷史無知的表現。

日本神道教的中心是天皇。所謂天皇，就是來源於天上的皇帝，就是「天子」。天皇家族是唯一具有祭祀天的權力的家族，這一點與中國的天子又是完全相同的。只不過，由於日本島國的地理特徵以及其他複雜的歷史原因，日本的天皇雖然曾經長期被邊緣化，卻始終保存著天皇的名號。而中國的儒家理論系統，在孔子以前的時代（商末周初）就開創出了「天道」的概念，「得天道者得天下」，於是朝代得以循「天道」而發生更迭，是為「革命」。「革命」的原意，就是天命之更迭。所謂「湯武革命」就是商湯革夏之命而建立商朝，周武革商之命而建立周朝。這一點，在農業文明時代，是比單純的「天子」血統繼承更具有進步意義的。

至於日本神道中的「祖宗為神」的概念，更是中國夏商周時代的統治性概念。只不過，日本人的「祖宗為神」的概念有點不分青紅皂白，凡是出名的祖宗都可以成為神，而中國人要想死去成為神的話，除了本身的「事功」之外，還要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這就是把倫理的價值判斷引入了祖先崇拜。這一點，又是中國文明比日本文明要更「文明」一點的地方。

實際上，日本與中國一樣，都是在「天地信仰」系統的籠罩之下，但信仰的細節、標準和程序又略有不同。只是由於現代中國人對自己傳統的「天地信仰」系統沒有清醒的認識，所以才看不到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繫。

2009年春天，我在東京拜訪曾任橋本內閣和小泉內閣首相輔佐官的岡本行夫先生，岡本先生毫不遲疑地說：「從歷史文化上看來，日本人的ＤＮＡ都含有中國成分。」

由於本身是次發性文化這一特點，日本人在歷史上對於外來文明和外來文化就具有熱情學習和真誠吸納的傳統。只不過，過去的學習對象是中國，現在的學習對象變成了西方國家。雖然這一學習對象的轉變對於日本國民來說也有一個痛苦的轉化過程，但這一轉化過程畢竟很短暫，而且，一旦轉化過來，就死心塌地、心悅誠服地學習和模仿這一新的母文化，不僅學習了文化制度和科學技術，連帶著把擴張殖民也學得惟妙惟肖，唯恐整個世界都被西方國家搶了去，自己認為本國已經是亞洲的「西方國家」，所以先要把亞洲各國搶到自己手裡再說。

當然，日本在十九世紀出現的「明治維新」這一全面地向西方學習的社會運動，除了日本文化是次生文化，具有學習和模仿外來文化的傳統習慣之外，還有其他的社會內在需求。

史學界流行把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洋務運動以及戊戌變法相比較，得出結論說，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了，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失敗了，所以日本的現代化（工業化）走在了中國前面。其實，這種比較本身就是違背歷史發展邏輯的一種想當然的作法。十九世紀下半葉，因為中日兩國國情的不同，中日兩國走上了兩種不同的發展道路，這是兩國歷史發展的必然。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社會結構相當於中國的東周列國（公元前700年左右）時期，名義上有一個皇帝，實際上由霸主（幕府將軍）掌握政權，各個藩主相當於東周時期的各個封國國君。藩主之下，有武士階層，相當於東周列國時期各封國的「國人」。居於武士階層之下的日本平民，則相當於東周時期各封國的「野人」。

當時的日本，掌權的幕府將軍對西方工業文明的態度實際上是最開放的，明治維新提出的政治口號是「尊王攘夷」，這是東周列國時期齊國的管仲為齊桓公稱霸諸侯提出的政治口號，只不過，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日本，尊的是天皇，攘的是西方列強。管仲提出這個口號是一種使齊國稱霸的借口，並不真正要「尊王」，而日本的尊王則是要打壓向西方列強妥協的幕府將軍。所以說，在政治態度的取向上，日本的明治維新在開始階段恰恰是極端保守派所發動的。但是，尊王的政治目標實現之後，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的明治天皇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開放」的舉措，廢除分封制（撤藩），取消武士階層的特權，把日本平民從武士階層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在平民解放的基礎上，大舉學習西方工業文明，建立了一個政治上中央集權、生產關係上人人相對平等，生產方式上學習西方工業文明、軍隊建設迅速膨脹、地緣政治上採取擴張主義的軍國主義國家。所有這一切的核心，實際上是「平民的解放」。通過廢除武士階層的特權，把平民從武士的從屬奴役的身份下解放出來，在全社會建立了一種相對平等的生產關係，實現了一次日本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每個人都獲得了一種相對獨立和完整的通過工作和奮鬥實現自我價值的人生機會，因此，個人參與社會發展的積極性被充分地調動起來，整個日本社會變得生機盎然、朝氣蓬勃。同時開展的向西方工業文明學習的運動，則使這個「平民解放」運動更加具有實質的意義。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與日本的社會現實則完全不同。中國不存在一個被平民所隸屬的武士階層，平民的身份本來就是相對平等和自由的。在當時的中國，沒有封建藩國可以裁撤，沒有武士特權可以廢除，要想在中國進行日本那種徹底的社會動員，需要尋找另外的途徑。而當時中國的政治精英們並沒有意識到進行徹底的社會動員的必要性，同時也沒有迎來進行社會動員的歷史時機。

所以，對比中日兩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所進行的現代化努力，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現狀：日本的明治維新所進行的是一場全民參與的現代化進程，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則只是在知識精英的層面進行，根本沒有得到全民的響應。

所以，用中國的「失敗」和日本的「成功」來概括比較十九世紀下半葉中日兩國之間的現代化競賽是不恰當的。一個國家由全民參與的社會動員只能從這個國家本身的歷史命運中發育出來，當沒有這種徹底的社會動員的時候，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實現實質性的社會轉變。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用一種標準在同一時間段上比較兩個歷史命運完全不同的國家的發展只能是功利主義的，是違背歷史的理性精神的。

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中國建立在「人的解放」之上的徹底的社會動員，要經過一段新的奴役過程，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重新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