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教育中的政治正確

作者：Don Closson翻譯：冬雲原文網址：http://www.leaderu.com/orgs/probe/docs/pc-educ.html

一、政治正確的權勢

媒體近來注意到，一段時間以來，教育領域內一直流行著一種傾向。對於任何熟悉高等院校或個別高中學校里流行事態的人來說，這種傾向是顯而易見的。「政治正確」——或者說，在政治上正確的言論——對許多相關議題都產生了影響。而文化多元論常常被認為是促使一個人採取政治正確立場的驅動性倫理。

政治正確運動的信念基礎是：所有教育皆具政治性。人在課程表裡所能看到的，無一不與種族、階級或性別議題相關。與這一假定相聯繫的是金科玉律般的道德和論理相對主義，它認為所有的思想體系、所有的文化都是等值的。根據這一定義，其他的假設皆為政治不正確。

這一觀念的重要性可以從那些影響我們國家學生的人們的評論中反映出來。據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助理訓導長Glenn Maloney所說：「文化多元論會成為教育上的關鍵詞。我相信那將是大學在90年代所要承擔的使命。」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校長Donna Shalala補充道，這一運動是美國高等教育在文化多元論和多樣性的名義下進行的一場根本性的變革。

最近一項對紐約教育系統的研究發現：「非洲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波多黎各/拉丁美洲人，以及美洲原住民都成為了某種智力和教育壓迫的犧牲品。幾個世紀以來美國和歐裔美洲世界的文化和各種制度就是以這種壓迫為特徵。」

報告進而宣稱：「陳規陋習和錯誤的信息已經成為統治文化的組成部分，影響到每一個人……由於問題的根深蒂固以及它對人思想的牢固控制，只有最強有力的措施才能產生實質性的效果。」

而有力措施就是那些已經發生了的事。課程、招生政策、教職員的僱用和晉陞、以及自由辯論的程度都被那些目前給出政治正確定義的人士所修訂。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全國許多地方的招生政策都施行了配額制。為了推銷文化多元論，人們以犧牲有關西方文明的教學為代價來編寫教科書和變更課程。教授們則由於其觀點未能與新的文化監護人相一致，無法教授課程或參與學術活動。

最令人恐慌莫過於企圖剝奪那些在廣泛討論中未能站在正確立場上的學生的言論自由。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眾多企圖以文化多元論之名限制學生言論自由的人，恰恰就是那些在六十年代發起言論自由運動的人。當年他們支持學術自由和學生對課程設置的參與權。現在看起來，那場運動更象是為了控制課程設置並在其中注入其主張的奪權鬥爭，而非真的要促進學術事業的自由。

二、種族研究

來看看政治正確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一些地方。1988年，斯坦福大學的教員們投票決定，把學校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西方文化」變更為「文化、觀念和價值觀」。伴隨著要對種族和性別議題給予實質性關注的建議，有15本必讀書被撤換。閱讀書目現在必須要包括一定數目的婦女和少數族裔的作品。莎士比亞走了，Burgos-Debray來了。

莎士比亞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和階級歧視者，是西方文明這個終極邪惡勢力的產物。另一方面，法國作家Elisabeth Burgos-Debray則具有政治正確性。她的一部作品現在成了斯坦福大學的一門課，裡面講述一位瓜地馬拉婦女與資本主義壓迫的鬥爭。她拒絕結婚和生育，成為女權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並且最終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巴黎與革命同志辯論政治。據作者所說，這位樸實的瓜地馬拉婦女代表了所有美洲大陸上的印第安人。

伯克利、霍山、和威斯康星大學只是眾多學校中的幾所。在這些學校里，學生必須上種族研究課，卻不必上西方文明課。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種族研究是唯一的必修課，而威斯康星大學的學生不用修任何美國歷史方面的課程就可以畢業。俄亥俄州更過分，翻修了它的全部課程表，以反映性別、人種和族群議題。賓州州立大學英語系主任評論道：「我可以打賭，如今教授Alice Walker的《紫色》的英語系要比教授莎士比亞全部戲劇的系加起來都多。

對這場革命構成反諷的是，這些躋身於課程表裡的第三世界作家的作品，沒有幾部是當地文化的經典之作。相反，它們往往是近期完成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正確的作品。

不幸的是，修改課程表並不僅限於大學校園。紐約州最近委任了一個委員會，來複審全州的中學課程。結果往輕里說都是有點令人驚詫的。

根據這項報告，沒有哪個題目是不受文化影響的。目前受到歐洲中心主義、白人、和美國的文化統治的課程必須讓位給平等表現所有文化的課程。甚至數學和科學也被引證為帶有文化偏見的，因為它們未能對來自其他文化的貢獻表示敬意。

在社會科學裡，甚至提出了更為激進的要求。一位研究黑人問題的教授抨擊道，紐約中學目前的課程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種族仇視病態。」他爭辯道，把時間花在研究美國憲法就是錯誤教育的根源。他補充道，對憲法的研究就是自我中心和赤裸裸的白人民族主義。

三、將人拒於門外的工具

在其作品《反自由教育》的第二章，Dinesh D』Souza舉了高中學長Yat-pang Au的例子。長話短說，儘管Yat-Pang以第一名的成績從高中畢業，SAT的得分高達1340，在田徑和越野項目上贏得過殊榮，參與過學生會的工作，並且從諸如NSPE之類的團體中獲得過七個獎學金，他還是在1987年收到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拒絕信。到底哪不對了？

他的資歷沒問題。事實上，Yat-Pang的資格被認為高於伯克利分校的平均資格。他唯一的問題就是他的種族，還有就是校長Ira Michael Hayman搞的所謂 「小社會工程」。在Hayman的治理下，大學開始在錄取方面貶抑品格和成就的重要性，以便使學生的種族分布趨於平衡，能夠反映人口的基本現狀。

結果，這家來自香港的移民發現他們的兒子無法進入伯克利大學，而其他10個資質不及他的校友卻被錄取了。在Hayman看來似乎公平合理的種族平衡政策，對Au一家卻毫無公平可言。

如果Yat-Pang是西班牙裔或黑人，他進伯克利一點問題都沒有。而許多亞洲移民現在卻被排斥於伯克利大學之外，因為這些重視家庭和教育的少數族商碰巧太過成功了。

不幸的是，伯克利並非實施這類正視政策的唯一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布朗大學，還有其他一些大學都被人指控為歧視亞裔。正如D』souza所寫：「配額制的原意是要包容，現在卻似乎變成了排斥的工具。」

即使我們撇開Yat-Pang的個人權利不談，這樣的政策對於它想幫助的少數族裔真的有意義嗎？經常情況下是沒有。D』Souza注意到，被降格錄取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學生在伯克利過得並不快活。一項研究表明，受惠於平權法案的學生當中，只有18%的黑人學生和22%的西班牙裔學生能在五年時間裡完成學業，並且幾乎30%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學生在入學一年後退學。由於我們不再把學術準備當成頂級學校的錄取標準，結果錄取了力有不逮的學生。他們只好退學，比過去更加沮喪和憤怒。

另一項與錄取緊密相關的事項就是考試本身。許多人爭辯道，由於一些團體的SAT成績優於另一些人，考試就是有偏見的。一位紐約聯邦法官就判決道，由於婦女在SAT考試中的表現不如男人，因此把考試作為授予Regents and Empire State獎學金的標準，這種做法違反了州法律。

對這種趨勢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代引入考試時，是為了用它來反對錄取問題上的隨心所欲。甚至連批評家也都同意，考試至今都是預估學術成敗的最佳手段。如果廢除了考試，那麼我們除了種族和性別外，就再也找不到其他客觀標準了。

鑒於這一事實，大學董事會主席Donald Steward（黑人）認為，考試包括了在大學裡取得成功的辭彙和理念，這與各人的文化背景無關。

四、言論自由

那些自詡為政治正確的人士對言論自由的概念造成了了嚴重傷害。有意思的是，我們注意到基督徒多年來一直受到言論自由方面的限制，只是在最近，其他持有政治不正確立場的人才嘗到這種歧視待遇。

言論限制在校園裡表現為三種不同的形式。最為普及的形式就是行為守則，另一種是不允許保守派演說家在校內對群眾發表演講，最後則是譴責那些逾越政治正確範圍的教職員。

密歇根大學一直在帶頭限制憲法第一修正案。一位學生電台的DJ邀請其他學生講述他們喜歡的種族笑話，結果大學對此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十字軍戰爭，以粉碎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和其他各式各樣「主義」。它不是只懲罰搗亂分子，而是將所有學生都列為懷疑對象，所有人的講話都受到小心翼翼的監控。

學校還批准了一項關於歧視和歧視性騷擾的新政策。它規定「任何建立在種族、族群、宗教、性別、性取向、教義、民族起源、祖先、年齡、婚姻地位、殘障、或越南老兵身份基礎上的口頭或肢體侮辱侵害行為」，都將受到懲罰。

所有跟這些課題有關的辯論都受到限制，以免有人在討論中受到冒犯。大學理應代表觀念的市場，但現在已被壓縮為便利店大小。

在涉及到同性戀權利或宗教儀式這類課題時，即使是最四平八穩的討論都沒人敢擔保不會冒犯同學，所以大家都對這些話題望而卻步。這類政策的結果就是保證了許多學校里由教職員和行政部門所倡導的激進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觀念的壟斷。

幸運的是，這一政策受到了一位不知名的心理學教授的成功挑戰。他知道，他在課堂上講的大多數課題都可能會冒犯到別人。陰差陽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這次站在了正確的一邊，代表教授出庭。最後，一個美國地方法院甚至取締了該守則的修正版。但在許多大學裡，這些守則依然有效，還有其他一些學校也打算跟進。

學校里的某些團體甚至用更為露骨的方法來阻止保守人士的發言。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onner）、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ne Kirkpatrick）以及美國衛生和公眾服務部部長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等都是審查制度的犧牲品，他們都受到同性戀者和墮胎支持團體的攻訐。有一回，正當保守派教授組成的全國教授協會開會時，手持棍棒的黑人學生強行打斷會議，指控教授們是受3K黨支持的。

另一項審查形式就是對教職員進行封殺。Alan Gribben是德克薩斯大學的教授，他犯的錯誤就是投票反對把英語系的一門寫作課政治化。結果他被該系解職，黯然離開他曾服務了17年的學校。

五、「主義」泛濫

校園裡政治正確革命家的目標是要剷除種族主義、性別主義、精英主義，甚至看臉主義（以貌取人）的任何殘餘。此外關於生態平衡、內外政策、同性戀以及動物權利等問題的某些立場也是政治正確的。

隱藏在這些事情背後的希望就是要創建一個社會，其中的每一種文化和社會團體都因其貢獻而得到肯定。但結果卻是，它鼓勵了人們刻意找理由來宣布受到壓迫。因為似乎只有被壓迫者才有資格決定什麼是政治正確。中產階級的男性白人儼然就是大撒旦的化身——再怎麼憂傷痛悔都無濟於事。

政治正確的人們爭辯道，他們在呼籲一種包容哲學。他們說，他們不是思想警察，他們只想糾正幾個世紀以來的不公正。事實上這一運動的效果就是要封殺或驅逐學校里那些對政治正確立場持有異議的人士。如果教授反對建立在種族基礎上的錄取政策，那麼他就是種族主義者。如果學生持守反同性戀的宗教信念，她就是憎惡同性戀者。問題已不單純是要寬容。運動的目標是要清除掉激進左翼的反對者。

既然政治正確人士認為西方文明是世間罪惡的淵藪，我們會問，那應該以什麼取而代之？難怪這一運動的作者和英雄們都是些馬克思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和同性戀者。有意思的是，馬克思，這位歐洲的男性白人，儘管對種族問題持有非常不正確的觀點（事實上，他對美國的奴隸制給予了正面評價），卻依然被視為是政治正確的。

如果真要做到文化多元主義，那麼這些人就是在呼籲學習和實踐世界各地的傳統文化，順便說一下，這些文化要比我們自身的文化都更是種族主義和男權主義的。但我們發現，現代女權主義思想和同性戀都對伊斯蘭教或東方的傳統教導持反對態度。

西方思想的傳統一直是與各種超越種族的觀念打交道，而且它的結論絕對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正確分子對西方思想的譴責，其諷刺之處在於，他們所青睞的觀念恰恰是在歐美才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即使有著各樣的錯誤，西方文明始終是所有社會中最開放和最寬容的。它始終渴望去發現和吸收其他文化中有益的觀念。

學校里的所有重大事項都包含宗教成分。一個人所考慮的問題無論是技術用途還是性別關係，都會受到自身宗教前提的影響。僅僅因為立場的不同就對個人的言論自由事先設限，不僅違背了我們關於言論自由的歷史觀點，而且可被用來將基督教觀念從學校里進一步驅逐出去。

學校的掌權者們真正希望成就的事業，就是不受質疑地灌輸一種世界觀，從而將人從他對造物主上帝的道德義務中釋放出來。而這位上帝把所有的男人和婦女，無論其膚色如何，都視為需要救贖的。作為基督徒父母和畢業生，我們需要確保，大學始終是學生能夠尋求和發現真理的地方。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