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神父與洋學者的一次相遇

中央社院里，一年四季到處都可以看到身著天主教神職服裝、佛教袈裟、藏袍、伊斯蘭教長袍的人們。服飾的多樣凸顯文化的多元，這也成了社院里的一道風景。

傍晚5點半,甄雪斌下完課,如約來到坐落於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幽靜院落中的圖書館。在社院，甄雪斌是一名普通學員，跟其他學員一樣，上課下課，到圖書館看書，去食堂吃飯，回宿舍休息。所不同的是，他是一名天主教徒，身份是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副秘書長、北京市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兼北京教區秘書長。剛下的這門課叫《西方民主發展史》，由北大的世界史大家錢乘旦先生主講。甄雪斌說，老先生講得非常好，雖然自己信仰的是西方傳來的宗教，在美國又待過很多年，但「從莊嚴的教堂來到靜謐的學校」，讓自己完全靜下來，系統地聽中國大學者細數西方民主的發展歷程，剖析西方民主的性質和局限，這還是第一次。

甄雪斌參加的是中央社院北京、江西天主教愛國代表人士研修班，在社院學習7天。跟其他的教友兼學員一樣，他上課時穿一身黑色的天主教神職服裝，下課之後，他會在外面披上一件深灰色西裝。這樣的服飾提醒著別人他們的背景和信仰，而中央社院里確實一年四季到處都可以看到身著天主教神職服裝、佛教袈裟、藏袍、伊斯蘭教長袍的人們。服飾的多樣凸顯文化的多元，這也成了社院里的一道風景。

在這裡，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又名「中華文化學院」），一個名字相當正統又略帶神秘的地方，讓甄雪斌和很多他這樣的人相遇。

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副秘書長、北京市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北京教區秘書長甄雪斌在中央社院圖書館接受採訪。

甄雪斌生在山西長治以北、潞城以南的南天貢村。村莊幾度更名，從「新莊」到「天母庄」到「南天宮村」，再到現在的「南天貢村」。這是個典型的天主教大村，75%的村民都信仰天主教。跟村裡其他孩子一樣，甄雪斌生下來就受了洗，在身體和價值觀都還未發育成熟的階段就成了天主教徒。「那時候聽別人嘴裡叫『主』，在胸前劃十字，自己也跟著學，還覺得很新鮮。後來我才懂得，我們都是主的信徒，主教我們愛世人，我們的使命就是去傳遞愛。」他說。

甄雪斌走出了山村，來到北京天主教神哲學院就讀。22歲的時候，他的命運發生了轉變，他得到了去美國明尼蘇達州聖若翰大學深造的機會。聖若翰大學是天主教學府，與它相近的還有一所聖約翰大學，是基督教大學，位於紐約州。那時候正值1990年，市場經濟時刻萌動呼之欲出，思想解放的力量不可遏制，很多人眺望遠方，更有大批國人走出國門，選擇到西方經歷外面的世界。這一切對一個二十齣頭、來自中國鄉村的小夥子意味著什麼呢？「在中國，一切都是家庭優先、團體優先，美國不一樣，那裡是個人至上。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在美國一大幫朋友給我過生日，我在中國從沒過過生日，當時那個高興啊！結果到結賬的時候，發現所有的人都要AA……」

但潛移默化中，西方文化對他也產生著影響。甄雪斌說，來美國之後，他比國內更守時了，守時，其實就是重視約定；他知道了人們一定要有自己的興趣，也一定要按自己的興趣選擇未來的道路；還有，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會更加註意。這種注意，並非僅僅是注意修身，做一個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而是時時刻刻想著，除了自己，還有別人、社區，還有公共利益。這些跟國內都不太一樣。對普通人來說都是如此，更何況，甄雪斌還身處以嚴謹、嚴密甚至嚴厲著稱的天主教高等學府。兩種異質文化在他頭腦中碰撞，異邦環境滋潤著他，宗教這樣一種神秘的力量同樣也在約束著他。

甄雪斌並沒打算在美國長住，他忘不了中國，也許還有南天貢那個小小的山村。那時，傅鐵山是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在美留學期間，每次回國探親傅鐵山都會跟他長談：「中國不是西方，我們的國家實行的是社會主義。你必須懂得，天主教要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傳播。所以，你對國情要有認識。」

回國後，甄雪斌成為一名神父。20年來，他的足跡幾乎沒有離開過北京，從神學院副院長，到西什庫教堂主任司鐸，到天主教北京教區秘書長，再到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副秘書長。2008年，會說流利英語的他還成為北京奧運會宗教服務中心發言人，就中國的宗教政策、宗教事務回答來自世界各地記者的提問。

天主教講「愛」，儒家求「仁」

從鄉村走向都市，從海外回到國內，從西方回歸東方，天主教徒甄雪斌對中國國情是有充分認識的。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對他來說，這是一個有著深厚儒家傳統的國家，是對「現世」充滿關注、而又缺少「彼岸」關懷的國家，是篤信「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的國家。如北大哲學系教授、中央社院「五史合一」課程講師楊立華所言，中華文明是唯一一個沒有創世神話的文明，沒有人格神的信仰、沒有彼岸世界的追求、沒有末日審判和原罪的觀念，「我們這個文明從根本上就是此世性格的，它是哲學的、理性的，而非宗教的、信仰的」。楊立華講這堂課的時候，作為天主教班班長的甄雪斌就坐在下面的第一排。「天主教必須學會適應中國。」學員們說。

其實，千年以來，天主教一直在適應中國和中國文化，但總的來說，並不順利，也不如佛教那樣成功。中央社院黨組書記潘岳曾經曆數了中國歷史上基督宗教四次傳播的經歷：「第一次是唐太宗時期的景教傳入，兩百年間一度達到「寺滿百城」的盛況，後來受到牽連，直到唐武宗滅佛而終止；第二次是元朝忽必烈時期的景教復興與羅馬天主教首次到中國，後隨著元朝覆滅而結束；第三次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傳入，始於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1551年進入廣東，歷經利瑪竇等人長駐北京的努力，康熙皇帝允許天主教在華髮展，這一時期呈現出中華文化對基督宗教的包容和吸納；第四次始於鴉片戰爭前後，基督教伴隨西方列強入侵而進入中國，此後百年間基督宗教因西方國家的強勢支持而不斷發展，但也遭遇中國本土文化和知識精英的嚴重抵抗。」中央社院副教授、《中西方視野下的宗教文化》課程授課教師王珍認為，「基督宗教在中國傳播歷時彌久、數起數落，既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也有失敗的教訓可以吸取，值得我們反省和深思」。

仔細比較，中華文化堪稱「一」的文化，博大、包容、內斂、懷柔，講究「和而不同」「兼容並蓄」「懷柔遠仁」「協和萬邦」，追求「大一統」「定於一」，可以包容、融匯、軟化甚至同化諸多外來文化，比如佛教，而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思想文化流派的人在這裡基本都能彼此尊重、和諧共生；反觀信仰一神的基督教文化，作為西方文明的堅實內核和精神支柱，嚴密、克己、封閉、排他，講求「二元對立」，排斥異端，歷史上動輒訴諸暴力。兩種不同特質的文化能不能順利融合？天主教「中國化」乃至成為「中國天主教」，如何真正成為現實？從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李提摩太、丁韙良等一群致力於儒耶融合的西方傳教士，再到馬相伯、丁光訓、傅鐵山等終生致力於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和社會相適應的愛國宗教人士，一代代人都已遠去。而新的時代，一個千年待解的問題，解題也依然還在途中。

從鄉土中國走出來的天主教神父甄雪斌，身上似乎融會了「東」「西」、「儒」「耶」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氣質。中央社院的天主教愛國代表人士研修班聚集了49名來自北京、江西等地的天主教徒，他們來自30多座內地天主教堂，有主任司鐸，有本堂神父，有神哲學院講師。中央社院為他們精心設計的課程，就包括「宗教理論和宗教政策」以及「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復興」兩大模塊，而其中一次學員分組討論，題目就是「如何挖掘天主教教義教規中與中華文化的共同性」。這樣的教學設計，別具匠心，又頗具深意，「關聯」「打通」無疑是題中應有之義。

甄雪斌說，在社院的一周，最大的收穫就是「惡補」了很多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我們這一代天主教徒，年紀輕輕就出國了。天主教本身就是西方的，我們接受的也都是西方的東西，老實說，對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了解得不是太多。而不了解自己的過去，怎麼可能融會貫通呢？」他這樣說。所以，《儒家思想要義》《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這幾門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大課，天主教班的學員們都是全體出勤，沒一人缺席或遲到。課間飯後，他和同學教友之間聊得最多的問題就是，天主教和儒家有哪些相通之處？今日的天主教如何適應今日的中國？

甄雪斌怎麼看呢？他說，天主教的核心思想是「愛」，儒家思想內核是「仁」，二者對於人心向善的規勸、在實踐層面對於道德生命的提升，完全可以匯通互補。不僅如此，天主教主張「舍己成仁」，儒家主張「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天主教主張「救恩」，儒家主張「忠恕」；天主教主張不但要愛親人，還要愛仇人，而儒家同樣主張「以德報怨」「以直報怨」；天主教主張「我們都是聖父之子」，儒家倫理體系的基本單元則是家族，強調「父慈子孝」「兄終弟及」；天主教有嚴格的等級秩序，強調依附、順從，儒家同樣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差序格局」；天主教講「世界一家」，儒家倡導「家國天下」；天主教主張「人類一體」，儒家則強調「四海之內皆兄弟」……「信仰無國界，文化就是信仰的載體。」他說。

天主教作為有嚴格神學思想和嚴密組織體系的外來宗教，怎樣與儒家文化滋養千年的這片大地相適應呢？中央社院掌門人潘岳給出了他的答案：「要加大中華文化核心要義與基督教教義交規的匯通互補研究，用中國人的思維、信仰體驗、文化資源和生活習俗，建立中國特色基督宗教神學。中國基督徒們也應當在道德實踐中，增強中國意識、中國精神和中國話語。唯有如此，基督宗教才算真正融入中國文化。」甄雪斌也說：「我們要學會認同中國的制度和文化，同時我們自己也必須學會革新。」

「我們都是殊途同歸」

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被賦予諸多文學想像的「鵲橋」，是讓無數懷揣熾熱愛情和青春夢想的男男女女相遇相戀的地方。「中央社院也是一座鵲橋。」甄雪斌笑著打了一個比方。確實，這裡讓很多擁有不同政治身份和文化背景，甚至不同國籍不同信仰的人相遇。

甄雪斌還和學員們實現了一次與老外的相遇。那是他們來社院學習的第一堂課，題目叫《儒家思想要義》，授課者是這兩年在國內頗有名氣的洋學者貝淡寧。貝淡寧生在加拿大蒙特利爾，一個標準的法語區，父親信猶太教，母語是英語；母親信天主教，母語是法語。他從小在這樣具多元宗教背景的家庭中長大。「雖然他們後來離婚了，但我的爸爸媽媽誰也沒有指責過對方的宗教，他們都按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處理彼此的關係。」貝淡寧在課上這樣對中國學員說。

加拿大籍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貝淡寧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授課。

在牛津念博士的時候，貝淡寧愛上了中國同學宋冰。也許是受到夫人的影響，博士畢業3年以後，他和夫人來到新加坡任教，之後是香港大學，再之後是北京清華大學。24年，一個西方人的人生軌跡實現了從西向東、從南往北的轉變。而貝淡寧的思想似乎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從年輕的時候接受自由主義，到後來迷戀東方哲學，再到致力於研究中國儒家思想，直到最近提出他極為推崇的儒家「賢能政治」。貝淡寧認為，儒家「選賢任能」的賢能政治傳統，對今天中國和世界治理依然具有積極意義，讓西方人看到了除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之外的另外一幅政治圖譜，「是中國模式開給世界的一劑藥方」。儘管被一些西方人譏為「為當局唱讚歌」，又被中國部分網民諷為「洋五毛」，但貝淡寧堅持自己的主張。他也把這一觀點帶到了中央社院的課堂。

課堂上，擁有西方知識背景的中國天主教徒們把一個個問題拋給了貝淡寧：「儒學在當代社會應該如何界定？」「儒學是精英的還是大眾的，或者政府的？」「天主教改革和儒學覺醒可有相似之處？」「天主教和儒學在現實中如何融合和互相促進？」……貝淡寧都給予了回答。「我是班長，不好意思佔用太多同學們的提問時間，所以沒怎麼問。」甄雪斌說。不過，他說，如果有機會單獨見到貝淡寧，他希望問一個有關他個人的問題：「中國文化到底怎樣影響了你？」

我想，如果貝淡寧也「回敬」他一個問題的話，應該會問：「西方文化到底怎樣影響了你？」

一群學員，來自五湖四海，有的信仰天主教，有的信仰基督教，有的信仰伊斯蘭教，有的信仰藏傳佛教，他們聚集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討論、研修、交往。一位西方老師，熱愛東方，來到東方，聚焦並研究中國古老的哲學；一群中國學員，信仰西方的宗教，來到西方，關注西方，東西交璧。本質上，他們沒有什麼不同。他們都來到了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這裡，他們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凝聚他們的，則是中華文化。靜水流深。千百年來，中華文化就像一條靜靜流淌的河，包容了沙，磨平了石，容納了溪流，滌盪了河床。

「其實，我們都是殊途同歸。」中國神父甄雪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