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奴思想與「下跪」基因

日前，在蘇州某小區內，一輛麵包車行駛中意外撞死一條寵物狗。目擊者稱，面對狗主人要麼賠償5000元，要麼給狗屍體下跪1小時的要求，麵包車上兩小伙賠不起錢，最後選擇了下跪，且一跪便是1小時。「人跪狗」抵消5000元賠償的事件，暴露了當前部分國人異化的下跪心理。環顧四周，下跪事件比比皆是：有為了乞討下跪的年輕人，有跪求城管的小販，有給學生下跪的校長，有給官員下跪的百姓——下跪文化是精華還是糟粕？

任何一個民族總有自己成長和發展的必然過程和理由。有時我想，我們這個民族自從誕生以來，堪稱源遠流長，其中最源頭最具標誌性的東西究竟有哪些？　　

為什麼要下跪

孔子提出以周禮為主要依據的禮教文化，是直接承襲了夏商以來的家奴式思想文化體系。其中，以下跪為封建禮教起點的教化儀式，是由孔子及其儒家學派確立定製的。

至於為什麼要下跪？孔子說過，人生必須有「畏」。什麼是「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就是懼怕，從「畏」字中絕對找不出親切平等和藹的意思——因懼怕而下跪，因下跪而表明低人一等——主動低人一等才能表明誠惶誠恐誠服，才能分出長幼尊卑，才能理出等級秩序。反過來說，不知下跪就是不成熟，就是不懂世事規矩——沒有規矩，就不成方圓，還是個毛坯，毛坯當然不可委以大任。所以要想出人頭地，必須首先向孔夫子下跪學起。下跪了，你才是孔門弟子，你才有資格登上這好像是從野蠻人到文明人轉變之路，才有條件按照三綱五常等禮教來武裝自己的頭腦，才可以參加鄉試、大考，才有資格做官，成為封建文化的正統傳人。於是以下跪為始的禮教文化形式，兩千年來點點滴滴注入代代國人的思想流程中，精神骨髓中。

下跪文化是精華還是糟粕

按理，這些東西已經離我們很遠了，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大家都在與時俱進，都在向前看，重提這些還有必要嗎？據《報刊文摘》一篇文章稱：「下跪絕非特例，現實中此類跪地謝恩的事不勝枚舉……住個房要下跪，就個醫要下跪，辦個事要下跪，讀個書要下跪，打個官司要下跪，吃個低保要下跪，尊嚴在利益面前值多少？」如此現象讓人們不得不深思：下跪文化傳統究竟屬於精華還是糟粕？如果是精華，它為什麼沒有像毛筆字一樣成為我們的國粹？如果是糟粕，它又為什麼沒有像清朝的辮子隨著時代之變遷給剪去了，反而在我們的生活中能夠綿延流傳？如果說有人對生養自己的父母和親近長輩行下跪之禮表示感恩之情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些在公共服務過程中也要行這種大禮的人們究竟在表達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傾向？明明是實實在在的納稅人，是你交納的稅金設立了一片片設施，修建起一座座政府大樓，養著大大小小的官員和各類工作人員，你以稅金換得各種各樣的服務，這本來是一種平等的交換，為什麼要演繹成一種不平等的下跪和恩典呢？

此外，如果下跪能切實反映一個人真實的思想底色倒也罷了，查查我們的歷史記錄，答案往往是一筆糊塗賬。那些下跪了的人中，不一定都是真正的「仁」者「善」者；那些不下跪者，也不一定是最危險的「歹」者「惡」者。古訓有云：大奸似忠，大忠似奸。且這下跪之事也切切實實讓不少帝王們迷了眼昏了頭，付出了慘重代價。以他們身邊的各類朝臣為例，那些把下跪功夫做得最好的人，看上去沒有任何稜角，甚至是大忠大孝、大仁大義之賢良。實際上往往是這些人暗地裡下絆子，做著瞞天過海的假善事真陰謀。比如王莽，比如董卓，比如李林甫，比如安祿山、賈似道、秦檜、魏忠賢、袁世凱等。這些人不能不說把下跪磕頭之事做得很到位很得體，也正是他們多長了一個心眼，真正地悟透了孔夫子關於「尺蠖之行，以屈求伸」的真諦，以絕不多見的心狠手辣，讓那些被侍奉的君王們嘗到了什麼叫能伸能屈，什麼叫悔之晚矣，甚至不給留下任何亡羊補牢的機會。從這個角度說，孔子的禮教正好充當了這些人的宗師教頭，一生謹慎、循規蹈矩的孔老先生恐怕沒想到，無意中如此這般地為人家作了護身符隱身衣，被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建立一種文化並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改變或者揚棄一種文化同樣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我國傳統文化首先是一個多民族的文化體系。在其形成過程中，融合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名家、雜家以及後來傳入的佛家等多家文化精神。從辯證的觀點看，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免有其精華的部分和糟粕的部分，我們說要繼承我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遺產，但誰也沒說連其糟粕也要繼承；我們說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但誰也沒說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我們說儒家思想及其文化具有一定的普世價值，但誰也沒說儒家思想比馬克思主義更具普世價值，要用儒家思想或任何一個文化流派來替代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政治領域中的指導地位。

文化基因的傳承和流變

從文化基因的傳遞方式看，遙遠先祖們的文化印記在我們的體魄中始終沒有斷絕。即便在個別時段由於諸多原因，有些信息的傳承被截流或弱化了，但這並不等於說這些基因已經消失了。從盤古，精衛，女媧，后羿，到馬克思，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跨越了很多，儘管時間不同，方位不同，文化源流不同，但在社會目標和文化追求上，有著驚人的相通之處。比如勇當大任、惠濟天下、開闢文明、創新紀元等使命感，比如「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等社會理念，展示了人類追求在主流方面是殊途同歸的。此外，由於傳承方式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在有些方面存在差異之處，比如西方文化主張性惡，於是他們多用法律制度來扼制和監督這種惡的延伸——下自百姓，上至高官乃至皇帝。中國文化主張性善，主張服從，卻也不乏拐賣婦女兒童、假冒偽劣產品、叛國奸佞、腐敗官員等社會腫瘤。可在我們的文化元素中，從大禹到孔子以來，確實很難找到關於監督的思想痕迹——監督不僅需要公平、正義，同樣需要平等的社會機制，你那裡低頭下跪，履行「畏」的功課，怎麼監督？但中西文化在總體上，發展趨向上還是一致的。至於下跪這一明顯帶有自卑和自甘屈辱的文化行為和導向，確實不是在與時俱進，甚至與時代精神明顯不合拍，著實影響著國人創新精神的發揮，是該壽終正寢，徹底放馬南山了。也正是基於這一出發點，很有必要關注一下，我們的教育在宣示孝順、節儉、謙讓、服從時，是否也注意了平等、科學、自主、創新、公平、正義等價值觀念；我們在培養合格的現代公民的過程中，是否考慮過決不可再染有臣民的色彩？無論我們稱其傳統文化也罷，國學也罷，總是要以科學的精神取捨之，才是全面有效正確的思想方法和途徑。中國文化大師季羨林、馮其庸，在國學和儒學的問題上曾這樣認為，「我們的『國學』應該是長期以來由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涵蓋廣博、內容豐富的文化學術，而絕非乾嘉時期學者心目中以『漢學』、『宋學』為中心的『儒學』的代名詞。」可以說，大師們的精闢之見為人們回答了很多諸如此類的疑問和困惑。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我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不斷擴大，我國傳統文化的明天必將更加厚重，更加輝煌，更加優秀，更加積極向上，更加具有競爭力和生命力。

（作者為山西省忻州市經濟發展研究會會長、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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