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模式」的解讀及其甄別——以新加坡、馬來西亞為例
一、何謂「東亞模式」？
所謂「東亞模式」，是指與西方原發資本主義模式不同的東亞後發現代化的一種新樣式。它的出現，與20世紀下半葉東亞經濟的快速崛起有直接關係。狹義的東亞，主要指中、日、韓諸國，但如果將這一地區的經濟現象和相互關聯作一宏觀考察，則這一概念的範圍就會擴大到整個東南亞。前世界銀行行長劉易斯·T.普雷斯頓在世界銀行的調查報告——《東亞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中，較早提出了「東亞模式」和「東亞奇蹟」的概念，其中涉及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了東亞和東南亞的八個成績優良的亞洲經濟實體，它們是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1]這樣，原本屬於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也自然進入了東亞模式的考察視野。甚至有人還認為，在東亞各國和地區中，新加坡在許多方面「更忠實地反映了東亞模式的顯著特徵」[2]。
由於東亞模式主要是以其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獨特的運行方式令世人矚目的，所以研究者們往往更多地是從經濟的角度去解讀它，把它主要看成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概括地說，就是以出口導向為主快速積累資本的工業化發展戰略。
但是，東亞模式的出現，也使人們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為什麼二戰後隨著落後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東亞一系列國家沒有按照原發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而是在前資本主義的歷史背景上展開了它的新樣式，實現了資本主義的跨越式發展；而且，這種發展又與傳統社會及其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樣，「東亞模式」就不應僅僅是對地區經濟發展類型的一個指稱，而是具有了與以往的現代化模式不同的獨特的歷史文化內涵。
對東亞模式的外部特徵稍作了解即不難發現，它至少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獨特性：（1）「外發性」，即這裡的資本主義不是從其內部的社會結構和經濟運行中自發產生的，而是依靠外力的介入和影響（即全球化）發展起來的，因此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留，並影響了新的經濟活動的一切過程和方面；（2）與政治上的集權統治相一致，經濟上實行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國家資本主義（「強政府」）是其基本特徵；（3）古老的東方思想如儒家倫理被奉為現實活動的價值基礎和政治意識形態，從而為這一現代化模式打上了深刻的傳統文化的印記。總之，東亞模式是包含了諸多複合因素在內的一種經濟-文化現象，其深刻性也蘊涵在其複雜性之中。
二、「東亞模式」形成的歷史機緣
以「模式」的形式概括某一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固然存在著以偏概全、大而化之的缺陷，但是，從某種共同和普遍的特性出發，也是清理和把握複雜現象的一種重要且有效的方法，關鍵是看這樣的研究是否建立在歷史的和分析的基礎上。
首先，東亞模式的出現是基於一種特定的歷史條件，具有無法更換和複製的歷史機緣。具體說，它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與東方落後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結合的產物，二者缺一不可。早在殖民地時期，當東亞各國普遍處於西方列強統治下積貧積弱、四分五裂的時候，是不可能出現區域性的經濟崛起的，更遑論民族訴求的表達了，因此，東亞奇蹟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二戰」後殖民體系的瓦解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及獨立國家的建立。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西方殖民主義入侵以前，東亞各國普遍處於馬克思稱之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農村公社的社會組織中，它們自給自足、彼此分散孤立，千百年來無有實質變化。如果沒有資本的擴張，沒有資本主義「充當歷史不自覺的工具」[3]，東亞各國的近現代史也很難發生質的改變，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即現代化）很難在這片農業文明的大地上凱歌行進。因此，東亞奇蹟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展，它使世界的各個部分連成為一個整體。而只有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東亞人民才可能利用資本主義文明的成果以及國際資本和市場的巨大空間，突破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實現歷史的跨越，成為國際資本市場的一支新生力量。
其次，東亞人民的民族自覺性和主體意識不僅為經濟崛起提供了內在動因，也為這種現代化的新型方式賦予了鮮明的文化色彩和意識形態特徵，是東亞模式區別於其他模式並引起世人關注的主體創造性因素。因為如前所說，與西方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的原發性不同，東亞現代化是由外部輸入和影響的，因此，獨立後的東亞國家在如何把握歷史機遇、實現全民動員和民族經濟的振興上，就會更加依賴於社會自身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人的主觀選擇和能動性就會發揮無比的作用。
比如對於新加坡、馬來西亞來說，在獨立之初，面對嚴峻的生存壓力，兩國的領導人都把動員全體人民、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儘快實現經濟起飛作為頭等目標，為此制定了符合國情的趕超型戰略和一系列與之配套的政治經濟文化措施：政治上，在傳統的集權制基礎上確立威權主義政治體制（「強政府」），實現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國家調控，為現代化創造了一個穩定高效的社會環境；經濟上，根據自身條件和國際經濟格局，揚長避短，制定外向型發展戰略，使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成為可能；文化上，堅持民族本位立場，從傳統的文化資源中發掘可資利用的穩定道德人心的價值理念，以此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正是通過這些努力，新、馬不僅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裡實現了經濟騰飛，還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現代化之路。由此亦不難看到，「東亞模式」的現代化道路與西方模式的一個明顯不同，是它的主體意識、行政能力和民族精神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而使經濟之外的人的主觀性和文化因素得到了極大彰顯。
因此在本文看來，東亞模式雖然是以其卓越的經濟成就首先引起世人關注的，但它的歷史規定性和獨特的文化內涵似乎更耐人尋味——因為正是這些來自歷史和社會深層的因素，才構成了此模式不同於彼模式的本質屬性，同時也為我們解讀其經濟奇蹟提供了更為廣闊和深邃的思路；毋寧說，東亞模式本質上是全球化背景下一種外發、趕超型的社會發展和現代化模式，而非簡單的區域經濟現象，其濃厚的文化色彩和意識形態特徵更值得深入探討。
三、「東亞模式」的意識形態特徵
1．「亞洲價值觀」：從西化到民族化
新加坡、馬來西亞從上世紀50年代獨立以來，在思想道路的選擇上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這一過程用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的話說，就是「從不再為亞洲人」到「仍為亞洲人的過程」[4]。為民族獨立奮鬥的新、馬領導人早年幾乎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如李光耀早年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曾被英國外交大臣稱為「蘇伊士以東最典型的英國人」，他自己也自稱是「大英帝國的產物」[5]；而被譽為馬來西亞「獨立之父」的東古·拉赫曼也有著與李光耀相似的經歷，他們都是先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文化的教育而痛感民族的落後和悲慘處境，於是投身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獨立後，在他們領導人民用接受來的西方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發展經濟、增強國力之後，又開始擔心西方思想的湧入破壞傳統秩序，威脅現存統治，於是便從激進的西化立場一步步後退，最終成為文化上（更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這一思想蛻變的軌跡幾乎是非西方的落後國家在其現代化過程中必然遭遇的思想陣痛，也是這些國家民族主義者無法逃脫的歷史宿命。
作為近代落後國家主流意識發揮作用的「民族主義」思潮，幾乎貫穿了新、馬近現代歷史的始終和一切方面。這不僅因為這一地區歷史上長期遭受殖民統治有著強烈的民族反抗情緒，而且也與發展中國家在近現代國際關係格局中的邊緣地位有關。也就是說，這一地區的落後現實和後發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境遇決定了民族主義必將是伴隨其現代化過程始終的社會思潮。這一思潮在不同歷史階段和領域有不同的表現：如爭取民族獨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全民動員是民族主義；向西方學習振興民族經濟是民族主義；擺脫西方控制、維護民族尊嚴是民主主義；甚至，保障民族經濟發展和富國強軍的政府也自然會贏得民眾支持，民族主義在這裡發展成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威權主義。總之，民族主義在這一地區有著廣泛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並以不同的方式在一切領域表現出來。
民族主義既是一種理念，也是深刻的社會實踐和運動。綜觀新、馬近現代民族主義思潮的發展，大致可以看出幾個重要的階段和特徵，即政治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政治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新、馬人民抓住二戰結束、英國殖民體系瓦解的機會所進行的民族解放鬥爭，目標是爭取政治上的獨立，建立民族國家。第二個階段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到80年代，是兩國經濟高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實現民族經濟騰飛的時期。8、9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的起飛，傳統社會賴以維繫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基礎發生了危機。面對日益增多的社會矛盾，為了穩固統治、穩定人心，新、馬兩國都轉向傳統文化尋找資源，對內，如新加坡在80年代發起了儒家倫理運動；對外，新、馬兩國都舉起了「亞洲價值觀」的旗幟。
上世紀90年代以後，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在國際舞台上頻頻倡導亞洲文化和價值觀，據此反對西方價值觀，強調「現代化不等於西化」，於是，這一代表亞洲國家發聲的「亞洲價值觀」便成為了一個時期以來東西方論戰中常見的政治術語，也成為了新、馬兩國共同標舉的意識形態。
李光耀被認為是「亞洲價值觀」的頭號代言人。他在1992年東京「朝日新聞創造21世紀論壇」上，發表了影響廣泛的「東西價值觀不同論」。他認為，亞洲人重視的，未必是美國人或歐洲人重視的；還說，亞洲國家的政府行為是立足於不同於西方的文化價值之上的，因此不能簡單地以西方的標準判斷是非。美國《外交》雜誌1994年3－4月號發表的《文化決定命運——李光耀訪談錄》，更是集中表達了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觀」。
馬哈蒂爾也是「亞洲價值觀」的積極倡導者。他不僅在公開場合發表了大量關於亞洲價值的著名言論，還著書立說，宣講自己的主張。他嚴厲批評西方國家的民主人權標準，態度比李光耀更為激烈和強硬。在《挑戰》一書中，他對自由、平等、民主等概念進行了質疑，在他看來，「亞洲很多人相信，我們的確有本身的價值觀和做事的方式」。在《亞洲的聲音》中，他還自信地宣稱：只要亞洲人掌握了西方的工業技術，同時又保持了亞洲的傳統價值，就可能在人類歷史上創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文明。
「亞洲價值觀」到底包括那些內容？對此，新、馬領導人並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他們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表述，而且雙方對此概念的理解和主觀期望也有很大差別。如在新加坡，「亞洲價值觀」主要指的是「儒家價值觀」，而馬來西亞所堅持的「亞洲價值觀」則「是帶有強烈回教色彩的馬國價值觀」[6]。但儘管如此，新馬兩國倡導的「亞洲價值觀」卻有著本質上的相同和相似之處：第一，不論是儒家思想還是伊斯蘭教觀念，它們所代表的都是有別於西方的亞洲民族的精神傳統，因而「民族性」是「亞洲價值觀」最重要的前提和內容；第二，「亞洲價值觀」是與西方價值觀相異或對立的價值選擇，如認為「國家、社會比個人重要」，「國家之本在於家庭」，「個人對社會的服從」等等。而最為關鍵的，也是亞洲價值觀的靈魂，或者說與西方價值觀的根本分歧，最後歸結到了是普世民主還是東方式民主。
2.「東方式民主」：一種政治訴求
如上所說，「東方式民主」是亞洲價值觀的靈魂，同時，也是解讀「東亞模式」的一個關鍵。有人曾評論說：「西方與亞洲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的最大的思想分歧或許是在民主的問題上。」[7]誠如斯言，對於民主的態度，確乎構成了東西方價值觀交鋒的焦點。民主是西方近代以來社會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重要的價值理念，它不僅是現代西方社會思想的主流，而且也是各發達國家普遍的政治形式。然而，這一價值理念和制度選擇在東方尤其是在東亞政府決策層卻遭遇到了質疑和挑戰。新、馬兩國領導人在許多公開場合就發表了大量與西方民主觀不一樣的言論，他們的觀點被概括為「東方式民主」。它主要包括：第一，民主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如馬哈蒂爾指出：「民主是人民創造出來的一種執政的制度……其目的是要建立起服務於全體人民的好政府。現在西方要的不是能給人民帶來幸福的政府，而是人民必須能夠支持民主，哪怕它帶來的是痛苦也在所不惜……如此一來，人類便成了民主的工具，而不是讓民主成為人類的工具」[8]。第二，民主不是形式而是內容。李光耀強調，對亞洲國家來說，問題並不單單是模仿英國、美國或西歐的憲法制定一種制度，而是首先要建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穩定與紀律，因而好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9]。第三，民主必須結合本國的國情，樹立與本國文化傳統相一致的民主觀。對於「民主是否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標準，李光耀的回答是：「沒有人可以忽視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和背景。幾千年來，各個社會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發展。他們的理想與標準也各不相同。20世紀末的歐美標準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10]不難看出，新、馬領導人強調的「東方式民主」，其實是一種現實政治需要（實用理性），它與作為天賦人權和社會基石的西方現代民主理念完全不同：如果說西方式民主強調的是一種基本的價值準則和制度程序的話，那麼東方式民主則被看做是一種策略手段和統治者的個人意志，因此，「好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就成為了東方式民主的註腳，從而也為威權主義政治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
3． 威權主義：歷史遺產與未來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是二戰後東南亞國家普遍盛行的一種政治思潮和政權組織形式，它的特點是：國家凌駕於社會之上，依靠威權向人民和社會團體規定義務並強制執行；實行精英政治，自上而下管理國家；「行政主導」，行政權大於立法權和司法權；經濟上由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意識形態上保持統一性等。[11]
威權主義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現實需要。從現實需要來說，獨立後的民族國家面臨現代化的強大壓力，同時又要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下求生存，因而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和政府能夠為新興國家的建設提供穩定和必要的環境。當然，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樣的需要也得到了這一地區歷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暗合和呼應：儒家倫理中根深蒂固的皇權主義思想、家長製作風、順民意識，以及伊斯蘭、佛教文化中所具有的與儒家文化相似的對權威的崇拜、等級觀念和忍讓服從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認同和包容了威權主義及其政治。於是，從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原本受宗主國議會民主制影響的東南亞各國，紛紛以不同方式轉向強政府模式，使威權主義政治體製得以順利確立。
新加坡在東亞國家中堪稱威權主義政治的典型。人民行動黨的一黨獨大和長期執政，保證了新加坡威權主義統治的連續性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影響。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通過制定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有效干預市場，較好地解決諸如失業、住房等國計民生問題，加強廉政和法制建設，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使新加坡成為亞洲最具活力、國民收入僅次於日本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實現了經濟騰飛。
馬來西亞的現代政治制度在民主的形式之外，也具有很強的威權主義特徵。「巫統」領導的聯盟黨自獨立以後長期統治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1981年上台以後，20多年裡一直是該國政壇上的強權人物。與新加坡不同的是，馬來西亞的威權主義除具有一般威權主義的特徵和功能外，還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即在各方面實行「馬來人優先」的政策。政治上通過一系列制度法規保障馬來精英的主導地位；經濟上實行種族配額制，提高主導民族的經濟實力；思想上確立具有馬來文化（以馬來語和伊斯蘭教為主導）特色的「亞洲價值觀」。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國家實行了旨在社會重組的新經濟政策，到80年代以後便進入了經濟的高速發展期，一舉成為亞洲眾虎中的佼佼者。
不可否認，威權主義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已如上述）和合理性。所謂合理性，是指它雖在政治上高度集權、有違現代民主趨勢，但是在經濟上卻符合和順應了現代化導向，這對於後髮型國家的現代化啟動和前期發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內生性力量，故有人說，「東亞各國、各地區的經濟起飛和工業化過程，幾乎都是在專制政體（或一黨執政）條件下實現的，即是由『發展導向型』的『強政府』以超常規的手段發動和推動的……戰後『東亞奇蹟』的出現首先是集權政治的結果，它本質上是一種後發展經濟歷程中特有的政治經濟過程」[12]。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威權主義的歷史使命在東亞經濟起飛完成後便開始了轉向，特別是上世紀末的經濟危機，不僅考驗了威權主義，也使包括亞洲價值觀在內的東亞模式的主導精神面臨了挑戰。這種挑戰最終指向了東亞模式自身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舊的制度文化和社會關係。如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抑制了市場自身的活力；強大的公權進入市場後，發生了大量權錢交易、權大於法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國家、集體凌駕於個人之上的倫理價值，也引發了信任危機、信仰危機……總之，東亞模式的獨特性正越來越成為阻礙其發展的制度性障礙，而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和超越自身，是決定這類後發國家未來前景的關鍵性因素。
以上從東亞模式形成的歷史條件、基本特徵以及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向等方面解析了東亞模式的政治文化內涵。本文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為：（1）東亞模式雖然是以其卓越的經濟成就引人矚目的，但它的歷史規定性和獨特的制度文化更值得關注，因為正是這些才構成了此模式不同於彼模式的本質屬性。（2）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是解讀東亞模式的兩把鑰匙，它們共同構成了「亞洲價值觀」的基本內核。如果說民族主義是推動東亞經濟起飛的內在動力，那麼，威權主義則是奠定其強政府和人治模式的核心意識形態；它在經濟上表現為政府主導，在文化上強調個人服從社會，是與西方模式最大的分別所在。（3）「東亞模式」與「亞洲價值觀」互為表裡，也互為訓解，它們雖然都反映了東亞新型現代化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的自身特點 卻各有側重：東亞模式側重的是經濟社會發展樣式，它包括文化但不限於文化；亞洲價值觀則主要指價值理念，更多反映的是經濟起飛之後所凸顯的國家和集團意志，因而也更有利於解讀東亞模式的本質內涵。（4）東亞模式雖然被打上了濃厚的民族文化色彩，但是它歸根到底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種實現方式，因此，它在保持自身獨特性的同時，無法從根本上外在於現代資本和市場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價值原則和規律，從這一意義上說，東亞模式的未來前景與它的獨特性是成反比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注釋：
[1]《東亞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5年。
[2] 霍夫亨茲：《東亞之鋒》，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4頁。
[3]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頁。
[4] 亞歷克斯·喬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22頁。
[5] 董淮平：《新加坡現代化初期的特徵與文化選擇》，見《東亞：經濟、政治與文化闡釋》，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163頁。
[6] 郭品芬：《李資政訪漢城》，見《聯合早報》1999年10月24日。
[7] Jim·Rohwer，1995, Asia Rising,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8]《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演講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279頁。
[9] 參見《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4年，第557－569頁。這裡可以看出鮮明的儒家文化背景，即以家長製為核心的權力意識和政治體系在社會生活中的絕對權威性。
[10]同上，第573頁。
[11]參見李路曲：《東亞模式與價值重構》，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李曉：《東亞奇蹟與「強政府」——東亞模式的制度分析》，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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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澎湃新聞2015年3月23日，《東方早報》同時刊出，發表時標題為「新加坡的選擇：現代民主的西方模式，還是傳統儒家的東亞模式？」發表時有刪節。「人文茶座」經作者授權發布全文，欲轉載請註明「人文茶座」微信號：renwenchazuo。本期為「人文茶座」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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