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之南禪——佛教思想發展史上的第二次回歸

　文/凈因　　　　惠能（638—713）開創的南宗之所以成為中國佛教史上各宗派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宗派，學者一般認為，主要有如下幾種原因：南宗因五祖弘忍將衣缽傳給了惠能，因而取得了正統地位之後[1]，在士族政治經濟力量被削弱、傳統佛教思想遭到挫折的情況下，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局部的思想解放運動[2]。在這次運動中，惠能通過對傳統禪法進行變革與創新[3]，使之更能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融合[4]，其結果是把外來文化的佛教成功改造成為適應中國社會條件和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中國化佛教[5]，從而把中國佛教推向了一個新階段，並最終完成了佛教中國化[6]。……本文通過對南宗「不立文字」之本意進行分析，試圖說明惠能之「不立文字」，並非完全主張不要文字也不僅僅是教導弟子們在學習經教時不執著、不拘泥於文字，而是要突破語言文字的拘蔽，努力去把握語言文字後面所蘊含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惠能高舉「不立文字」的旗幟，主要從如下三方面對隋唐以來佛教的弊端進行了一場劃時代的變革：（一）在修持上反對公式化的修行模式，寄禪法於日常生活之中；（二）反對形式化的受戒儀規，主張「無相戒」；（三）在教義上反對經院化的繁瑣義理研究，宣揚關注現實人生的佛法。　　　　一、反對公式化的修行模式　　　　不少學者（如台灣楊惠南）認為惠能反對坐禪，其實惠能並不排斥坐禪，更不反對坐禪，他所反對的僅是執著於坐禪的儀規，將坐禪形式化和公式化。換言之，惠能反對任何形式的公式化的修行模式。這在隋唐義學鼎盛的時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隨著中國佛教各大宗派的創立，在實踐上，各宗派逐漸建立起各自的修行模式，修行的方式因而逐漸被量化、制度化、公式化。《大乘無生方便門》詳細描述了北宗神秀的禪法特點。文中一開頭以「五方便」講述了修行的五個次第：「第一總彰佛體，第二開智能門，第三顯示不思議法，第四明諸法正性，第五自然無礙解脫道。」[7]每一方便又有不同的次第，例如第一方便——總彰佛體又分為七個步驟：（1）令發四弘誓願；（2）請十方諸佛為和尚等；（3）請三世諸佛菩薩等；（4）教受三歸；（5）問五能[8]；（6）各稱己名，懺悔罪；（7）各令結跏趺坐[9]。經前六個步驟的準備，到了第七個步驟才開始打坐。由此可見，神秀禪法對形式是多麼重視。接下來，《大乘無生方便門》以問答的方式描繪了北宗禪的打坐方式（看心、看凈、不動和不起）[10]。　　　　眾所周知，因眾生根機不同，修行方式理應因人而異，無法公式化。例如，禪（dhyna）的本意為「心專一境」，惠能準確地把握了禪的特色是專註，坐只是專註的一種，因此他認為只要能心專一境，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從而實現了他寄禪法於日常生活之中、反對固守特定的修行方法和程序、在平常的行住坐卧之中修行解脫的主張。這是惠能在修持上回歸於佛陀之本懷。　　　　二、反對形式化的受戒儀規　　　　到唐代道宣律師（596—667）創立南山律宗、完成律學五大部[11]為止，受戒不僅成為一種固定不變的宗教儀規，而且對眾多戒條的逐一解釋以及對戒律理論（戒法、戒體、戒行、戒相四科）的詮釋也變得越來越紛繁複雜。這種形式化、理論化的學戒、受戒與持戒，離佛陀當初制定戒律之本懷——止惡、行善與利他的實踐精神，不能不說漸漸有些隔膜了。惠能針對這種時弊，有針對性地提倡「無相戒」，重在持戒的精神（止惡、行善與利他），而不拘泥於具體的形式，從而達到持戒的最高境界，即心戒。因此惠能提倡的「於一切時念念自凈其心，自修其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恰好冥契佛陀當初制定戒律的本懷。惠能通過提倡「無相戒」，打破了對具體教條的執著，要求人們應當重視學戒、持戒的根本（心）。這是惠能在持戒上回歸於當初佛陀制戒的本懷。　　　　三、反對經院化的繁瑣義理研究　　　　禪宗一向標榜「不立文字」。按照禪門的解釋，「不立文字」的主要含義是指以心傳心。禪宗認為，禪悟境界無法以文字言語完整轉述，必須師弟之間以心傳心、心心相印始得，故稱「不立文字」。相傳當年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將「清凈法眼、涅盤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傳授給大弟子摩訶迦葉[12]，這被認為是禪宗「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之淵源[13]。從禪宗史上看，打出「傳佛心印」、「教外別傳」的旗號，是從東山法門開始的，而正式標榜「不立文字」，則是惠能南宗的特色。惠能本人雖未明確說過「不立文字」，但惠能的禪學思想和禪法要求確實都是不執著文字。　　　　人們往往以六祖惠能目不識丁而又能頓悟佛性為由，把「不立文字」渲染成完全不要文字，將「不立文字」視為與經教絕緣，進而徹底否定語言文字在悟道過程中的功用，鄙視經論學術，致使在南宗門下出現一股完全排斥經教的思潮，認為「知之一字，眾禍之門」[14]，譏識字者為「總作得鹽鐵判官」[15]，譏讀經者為「鑽故紙驢年」[16]，把三藏十二部看成是「拭不凈故紙」[17]，因而形成南嶽、青原門下不重經教，不許讀經求覓知解，只要行者死心塌地參究去就好，甚至將教理、文字看作禪悟的大障礙。其實惠能並沒有否定語言文字在悟道中的作用，恰恰相反，從初祖達摩到六祖惠能，都強調藉助於經教來悟道，他們共同反對的只是迷信、執著於語言文字，反對的只是繁瑣的經院哲學。　　　　達摩的「藉教悟宗」可以說是看到了語言文字的重要作用和局限性，它重視個體自我對佛理的理解和把握，力圖藉助於佛陀的言教來達到對佛法大義的根本覺悟。達摩認為在漢地修持禪法，依據《楞伽經》最為適宜，「初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18]達摩以《楞伽經》中的「不執文字」，引導眾生不受語言文字的束縛，努力去把握語言文字後面蘊含的真理。「悟宗」並非與經教完全絕緣，而是「藉教」而不執著於教，希望能超越文字經教的束縛，依靠內心的體驗去直接領悟佛法的真諦——「與道冥符」。　　　　相傳從達摩到弘忍，皆依《楞伽經》傳授禪法要義。到了五祖弘忍，《般若經》里的般若思想越來越受到重視，因此五祖弘忍改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傳授禪法。這在宋代蔣之奇《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有明文記載：「昔達磨西來，既已傳心印於二祖，且云：『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此亦佛與禪並傳，而玄與義俱付也。至五祖，始易以《金剛經》傳授。」[19]　　　　禪宗歷代祖師除了以《楞伽經》和《金剛經》啟發學人悟入佛之知見外，與「佛性」和「般若」思想相關的大乘經典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視。從唐凈覺《楞伽師資記》[20]、杜朏《傳法寶紀》[21]等早期資料來看，主要經典有《般若經》、《金剛般若經》、《文殊般若經》、《法華經》、《維摩經》、《華嚴經》、《大般涅盤經》、《思益經》、《金光明經》、《無量壽經》、《大智度論》、《大乘起信論》、《菩薩戒法》、《普賢觀經》。以上經典分別為不同祖師在傳教中引用講解，作為入道安心方便法門。　　　　更有趣的是，幾乎每代祖師都有著作留傳下來。其中雖不乏偽作，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弟子們對師傳言教的記錄和整理。如菩提達摩的《達磨論》或《二入四行論》[22]，四祖道信（580—651）的《菩薩戒法》、《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23]，五祖弘忍（601—675）的《修心要論》（也稱《最上乘論》[24]、《一乘顯心論》），北宗神秀（？—706）的《觀心論》[25]和《大乘無生方便門》[26]，六祖惠能的《壇經》等，都屬於這類著作[27]。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中土最初禪宗五祖並不反對學習經典。　　　　對惠能本人一生的分析更能說明惠能對經典文字的態度。首先，大量事實證明，惠能並非目不識丁。惠能的家世有能力為幼年的惠能提供一定的教育環境。《景德傳燈錄》卷第五記載，惠能「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宦於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這一段史料告訴我們，惠能的父親盧行瑫是地方官員，唐武德年間（618—626）被貶官至新州。按古代婚姻門當戶對的風俗習慣，惠能的母親不太可能來自一個目不識丁的家庭。據饒宗頤教授考證，惠能的母親當出生於北方大家族，知書識禮應是大戶人家最起碼的要求。因此，儘管三歲喪父，惠能仍然生活在具有一定家庭教育傳統的環境里。更重要的是，據《釋氏稽古略》記載，唐中宗「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為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為國恩寺。」正如饒宗頤教授評論所說，惠能出家前並非一貧如洗，而是有一定產業的。換言之，幼年的惠能，家境仍不錯。這樣的家境，為惠能幼年時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然而，惠能的父親去世後，孤兒寡母的殘酷現實使得惠能的家境一天比一天艱難，這也是意料中事。等到惠能長大成人，家境日益貧寒，惠能不得不以砍柴為生，侍奉老母。這在《釋氏稽古略》中有生動的描述：「母守節育之。及長，家益貧。祖乃採薪，鬻而供母。」總而言之，從惠能的家庭環境來看，惠能應該接受過一定的教育。　　　　其次，古代的口語和書面語差異甚大，目不識丁的平民百姓不但看不懂，也聽不懂文言文，更不用說博大精深的佛教經論了。然而惠能能聽懂《金剛經》[28]和《涅盤經》[29]，這本身就反映出惠能有相當的文化素養。不僅如此，當五祖弘忍欲求法嗣，令各述心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上座神秀作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惠能聽後不僅完全明白其深意，並立即評論說：「美則美矣，了則未了。」[30]並和一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周所眾知，沒有較高文學素養之人，根本無法進行詩詞的唱和。而古往今來，目不識丁而又能進行詩詞唱和者，惠能當是唯一的記載了。綜上所述，正如饒宗頤教授所認為的，「惠能不應是如《壇經》等禪籍所描述的那樣目不識丁」，而是「有相當的文化素養」。　　　　即使惠能果真目不識丁，「不立文字」也不能成為鄙棄經教的依據。眾所周知，看經讀書固然是研習經教的方法，但在紙張發明前（如佛陀時代），聽聞便成為最流行的學習方法。即使在今天，聽講座仍是獲取知識的重要手段。同樣，惠能出家前便經常聽人講經說法。首先當惠能在新州（今廣東新興）賣柴時聽一客人讀誦《金剛經》，心有所悟，這便成了他日後拜見五祖弘忍大師的因緣[31]。咸亨元年（670），惠能33歲，母親已去世，他取道韶州曹溪（今廣東韶關），北上求師學習佛法。在曹溪，惠能白天與劉志略一起勞動，晚上在山澗寺聽劉志略之姑無盡藏比丘尼誦《大涅盤經》[32]。惠能34歲那年到樂昌縣（今廣東省北）西邊的石窟聽聞惠紀誦《投陀經》[33]。最後，惠能在37歲那年終於抵達黃梅，從五祖弘忍學法。由此可見，惠能在拜見五祖弘忍之前，已聽聞了多部經典。五祖弘忍認定惠能為法嗣後，向他傳授《金剛般若經》要義，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於言下大悟[34]。　　　　依五祖弘忍指點，惠能南下避難，在獵人中潛蹤十五年。後去廣州受戒，系統聽聞法性寺印宗法師講《涅盤經》[35]、法達誦《法華經》[36]。寺院生活的耳濡目染，使惠能對當時流行的佛學思想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系統地聽他人讀誦或講授大乘經典，使惠能對通途教義更加瞭然於心。這一切說明，惠能之悟道，非但沒有脫離經教，經教反而是他悟道的重要因緣。惠能悟道後，住世說法四十年，接引學人的方法除隨機點化外，還經常引經據典（如「摩訶般若波羅蜜多」）[37]。在《壇經》中，引用佛經開示弟子是他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他為無盡藏比丘尼[38]、志道[39]、志徹[40]講解《涅盤經》，為達法說《法華經》，闡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之深意[41]，為智通釋《楞伽經》[42]，解答永嘉玄覺禪師學習《維摩經》時的疑惑[43]，為內侍薛簡闡述《凈名經》真諦[44]。不僅如此，六祖還教誨達法，若能「心悟轉《法華》」，而不是「心迷《法華》轉」，今後便可繼續持誦《法華經》。達法「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45]由此可見，惠能並非絕對排斥經教，而是反對某些宗派要求信徒只執著於一部或幾部經論，墨守成規，死守經典。在他看來，如果不悟自性，徒然執著文句，讀經有何利益？因此他強調誦經應領會宗旨，覺悟自性，直契本心，而不能只執著於文字，更不能被文字相牽著鼻子走。惠能的觀點合乎佛教「依義不依語」的精神，正如洪修平、孫亦平所說：「執著於誦經固然是『有念』，拘泥於『不可誦經』，也是一種執著。按惠能『出沒即離兩邊』，破一切執著的觀點，應該是讀與不讀，皆任心自然，念念無著便為解脫。」[46]　　　　臨終之際，惠能運用三十六對法[47]為其十大弟子[48]闡述禪宗宗旨，教導他們如何講經說法[49]。「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50]蓋謂凡運用三十六對之際，無論出入，均應即離兩邊，以免使人滯言執義。最後惠能告誡他們「不要謗經，罪障無數。」[51]由此可見，六祖惠能本人非但沒有否定語言文字的作用，恰恰相反，他還經常引經據典，隨機開示學人。他的言論經後人整理，彙編成《六祖壇經》。　　　　惠能去世後，經弟子們的弘揚，南宗禪法大興，最後形成了禪門五家[52]。禪宗儘管支派眾多，各派又有自家獨特的風格，但皆以《六祖壇經》為教化後學的基本依據。元代禪僧德異明確地說：「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遍壚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53]換言之，儘管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但各家在傳播禪法時並未真正放棄文字工具，《壇經》恰恰成為禪僧們宗奉的經典法本。據楊曾文先生統計，迄今發現的各時代《壇經》版本已先後有三十一個（見下表）[54]。這表明在不同時期，禪師們根據不同需要，將《壇經》修訂成不同版本。這種現象本身不僅說明禪師們在弘揚禪法時對《壇經》的依賴，也反映了禪宗思想的發展脈絡。　　　　不僅如此，惠能之後重視經教的禪宗祖師大德大有人在。菏澤神會便是主張教禪一致的代表人物，他在傳授禪法時，要人「依佛語，信佛教」，要人「廣讀大乘經典」。永嘉玄覺之精天台；印宗之講《涅盤》；永明延壽「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55]；仰山慧寂住觀音寺時，曾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56]曹山智炬禪師的如下觀點代表了南宗對讀經的普遍看法：「文字性異，法法體空。迷則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苟無取捨，何害圓伊？」[57]基於這種認識，很多祖師都贊同「知之一字，眾妙之門。」[58]更有趣的是，入宋以後，不立文字的禪宗更是走上了文字化的道路，出現了大量的語錄、燈錄和對「公案」的拈頌評唱，藉助詩歌偈頌或其它一些含蓄的語言「繞路說禪」，以體現禪「不說破」的原則，目的仍然是引導人們去體悟言外之旨或本來面目。　　　　從以上分析可見，佛陀菩提樹下悟證之心法，一向是不可思、不可議、不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因為「至趣無言，言必乖趣」[59]。禪悟的境界更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說似一物即不中」。任何語言文字都只是指月之指，而非月之本身，因而在禪門中強調「不立文字」。但「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60]，要教化眾生，使之了悟佛法大義，又離不開言教，因此才有佛門的萬卷經書。禪師為了方便接引，總要通過一定的手段，藉助一定的語言，因此才有各種語錄留傳後世。這一切都說明，正統的禪宗從未離開過經教。　　　　既然如此，南宗提倡「不立文字」的真實目的何在？如果我們從佛教思想發展史來分析這一問題，就不難看出惠能對佛教的傑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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