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多重面孔及可欲的未來

作者=蘇琦

來源=2017年10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雖然寫於二十多年前，加拿大學者和政治活動家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關於世界各地民族主義的刻畫與分析依然發人深省，且被事實證明為極具前瞻性。比如他認為，獨立只是烏克蘭重建民族身份最簡單的一步，經濟的重建，社會活力的恢復，以及對當時就流露出躁動不安氣息的烏克蘭東部與克里米亞地區的安撫與整合，才是決定重建工程成敗的關鍵。還有他對統一後的德國面臨的東西部整合以及外來族群融合難題的展現，以及對自由派和保守派都無法勝任構建一個強有力而健康的德國民族身份任務的批判，對於人們理解當今德國乃至歐洲族群衝突和右翼崛起的政治現實，都極具啟發性。

民族主義有著多重面相，從德國到烏克蘭，從前南聯盟到庫爾德族聚居區，從魁北克到北愛爾蘭，葉禮庭的考察揭示出民族主義的共性與個性，驕傲與挫敗，熱望與絕望，但無一例外都帶有恐怖和暴力的色彩。而且與人們想當然的預設相反，它不是落後地區的特有現象，也不是戰亂地區的專利，那些理論上應該已經超越了民族主義併發症的發達市場經濟體和成熟的民主體制國家，也難免民族主義的糾葛與困擾，雖然程度上沒有那麼慘烈。

在葉禮庭民族主義勘察之旅中反覆出現的主題是：誰需要民族主義？想要用它來達到什麼目的？誰得益，誰受損？人們能否擺脫民族主義的周期性陷阱？換言之，人們能否構建健康的民族主義？民主和經濟發展作為藥方的效用如何？

一

關於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政客操弄似乎是標準答案。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如此。在前南聯盟，對政治人物而言，訴諸民族主義的確是凝聚人心、鞏固新生國家地盤和政權合法性，在後聯邦時代攫取最大份遺產的不二法門。這一點在烏克蘭也同樣適用，政客們發現通過喚起民族主義激情，幾乎可以不費一槍一彈就能獲得獨立，並更好地延續自己的權力。

但也不盡然，或者說這不是故事的全部。沒有民眾的響應和配合，光有政客聲嘶力竭的吶喊也未必能起到多大作用。在很多情形下，人民需要民族主義。很多時候是因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過往需要矯枉過正式糾偏，深藏在記憶深處被壓制的怨恨與苦楚需要釋放，這也是為什麼政客們都喜歡揭歷史深處的傷疤。

葉禮庭向人們揭示了民族主義激情的歷史源泉：那些曾被遮蔽、壓制和扭曲的民族間的暴力史。如今讀過《零年》和《野蠻大陸》後，中國大陸的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在把東歐人民從納粹鐵蹄下解放出來的宏大敘事下，有著怎樣的血腥與殘酷。對於一些族群來說，這不過是一種壓迫取代了另一種壓迫。

在反法西斯戰爭的一維敘事下，歷史複雜的面相被遮蔽。比如烏克蘭游擊隊既反對德國的佔領，也反對東邊鄰居的再佔領，尤其考慮到三十年代烏克蘭「大饑荒」的背景。比如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戰爭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內戰，而無論克羅埃西亞族還是塞爾維亞族，都不乏與德國佔領軍合作的人士，前者是「烏斯塔沙」，後者是「切特尼克」，因此南斯拉夫各族群既有團結一致反對德國侵略者及其扈從的一面，更有彼此廝殺攻伐的一面。

在某種意義上，發生在90年代初南聯盟和近期發生在烏克蘭的民族衝突，可以被視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當地內戰的繼續。葉禮庭一方面慨嘆五十年之久居然不足以讓人們忘卻塵封的血跡和淚痕，另一方面也對政客們和極端民族主義者在揭開歷史傷疤時選擇對歷史進行再扭曲甚至抹殺表示憤慨，比如圖季曼領導下的克羅埃西亞政府搗毀涉及「烏斯塔沙」政權暴行歷史的紀念館，並斥之為徹頭徹尾的謊言。葉禮庭認為，這不僅無助於真相基礎上的民族和解，而且等於直白地提醒塞爾維亞人，他們可能會面臨類似當年「烏斯塔沙」政權那樣的暴力，這一切更是為未來新一輪矯枉過正埋下伏筆。

二

身份的簡化和對抗的決絕在前南聯盟地區表現得最為明顯、最為令人絕望，也最具諷刺意味。因為在葉禮庭看來，所謂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之間的「細小區別」，實在不足以成為彼此間如此深仇大恨的緣由，反而驗證了人類永恆的悲劇：通過對親密關係的厭拒和極端的仇恨來掩飾無能去愛，由此導致越是和自己相像的族群遭受的敵意也最大。

而有時人們擁抱民族主義，是因為除了「民族」沒有更好的能彰顯自己身份的方式。這在德國極右翼分子和英國北愛爾蘭忠誠派新教徒身上表現的比較明顯。

對德國東部的年輕人而言，統一似乎帶來的只是雙重挫敗，既要面臨西部「富裕親戚」居高臨下的憐憫和施捨，又要面臨來自外來族裔在工作和福利方面的競爭。對前者而言，鄙夷和斥責東部親族不會被戴上種族歧視的罪名，而對外來族群的公開批評則要冒政治不正確的風險，雖然出於優越感他們對這兩類人都不會給予發自內心的擁抱。

在這樣尷尬的情勢下，德國東部的憤怒青年們認定，只有訴諸純粹的種族民族主義才能擊敗雙重的挫敗感。對西部的富人親戚們，他們可以以德國正統的捍衛者自居，而不像自由派那樣因歉疚於歷史的負累而寧願採取選擇性遺忘或冀望於通過踐行歐洲主義來一舉超越民族主義。對外來族群，他們敢於喊出一些右翼保守派們深埋於心底而無法宣諸於口的渴望：一個潔凈的、守紀律的、有效率的和種族純粹的德國。

如此一來，他們感到自己取得了雙重的勝利：以比保守派們更勇於進擊的姿態重新恢復了被自由派軟化和玷污的德國民族自豪感，因此可以憑此一道德制高點與西部富裕親戚們平起平坐，與此同時，可以通過對外來族群的威嚇獲得高人一等的種族優越感，如果能搶回工作崗位，那當然更好。

雖然他們對納粹暴行的斷然否認和對種族民族主義的公然擁抱多少令保守中產的主流們尷尬和拒斥，但他們無疑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東德的憤懣並抒發了西德的鬱悶，這也部分解釋了此次德國大選中極右翼勢力崛起的緣由。

和德國新民族主義者們一樣兩線作戰的，還有北愛爾蘭的忠誠派新教徒。以前人們習慣於認為，北愛的衝突主要存在於心屬愛爾蘭的天主教共和派和難以割捨英國的忠誠派之間，而葉禮庭向人們充分展示了北愛忠誠派新教徒們對母國的不滿乃至仇恨。他們覺得自己被背叛了，只有他們還在堅持英國性，而在倫敦擁抱文化多元主義的精英層卻把他們遺棄了。所以，他們發起了針對北愛爾蘭共和派天主教徒和代表母國建制性存在的北愛爾蘭警隊的雙線作戰。

三

除了刻意的煽動，在葉禮庭看來，政客的失職還包括未能打造一種超越種族認同的公民民族主義。

通過與鐵托前戰友吉拉斯的對話，葉禮庭剖析了鐵托的失敗之處：一味壓制歷史記憶，靠強人鐵腕之下一黨統治體制內部的利益制衡來維繫族群團（妥）結（協），未能及時啟動民主進程構建一個強有力的基於共同的歷史認知和共享的價值觀的民族主義，從而失去了真正將南聯盟各民族熔鑄在一起的歷史機遇。因此，一旦強人逝去，原有的各族群協調和利益分配機制失效，人們就只能回到前現代的充滿暴力色彩的族群衝突政治模式中去，而在這個過程中曾經被壓制和扭曲的民族記憶被刻意復活，遂令整個情勢如烈火烹油。

而德國和俄羅斯對克羅埃西亞族群和塞爾維亞族群分別提供的支持，又一度勾起人們對自「神聖羅馬帝國」覆亡以來的歐洲紛爭和巴爾幹火藥桶的記憶。當然由於北約和歐盟的東擴，以及以俄羅斯為首的斯拉夫集團整體實力的相對衰落，短期內發生大規模集團性衝突幾無可能。然而由於這一輪民族主義的紛爭又埋下了新的仇恨種子，未來新的以民族主義為號角的衝突死灰復燃並非天方夜譚。也因此，葉禮庭認為，西方在介入前南聯盟衝突中最大的失誤就是過於忽視塞爾維亞族群的正當利益，雖然是以米洛舍維奇為首的塞爾維亞精英層率先訴諸民族主義攻勢。

德國政治精英層的失敗則在於，無論是想超越民族主義的德國自由派，還是堅持相對純粹的民族烏托邦的德國保守派，都未能構建一個讓正常健康的愛國主義有棲身之地並能發揮凝聚作用的身份認同框架。想直達歐洲主義的左翼自由派發現，自己被迫面對因難民和移民激增而凸顯的國家利益邊界，而直到2000年才被迫同意取消以血統定公民身份的右翼政治家們，顯然也無法勝任超越種族民族主義、構建公民民族主義的歷史使命，他們似乎無法或拒絕體認這樣一個現實：根本沒有純粹的民族國家，就像沒有純粹的種族那樣。

所有以種族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政治訴求，都會面臨一個悖論：我們和「我們」沒有那麼相同，我們和他們沒有那麼不同。這一點在後冷戰的德國凸顯得最為充分，那些自俄羅斯和烏克蘭歸來的德意志族裔的後代是如此令人感到陌生和疏離，而那些在德國長大的土耳其輕人在德國社會中如魚得水。

四

葉禮庭並沒有完全否定民族主義理想的可敬之處及其功效。他的庫爾德民族主義考察之旅，向人們提供了一個成長中的民族國家的樣本。他對庫爾德民族苦難深重的歷史和建國渴望給予了深刻的同情。然而總體而言，葉禮庭對庫爾德民族的建國夢並不保特別樂觀的態度。身處多國交界地帶，一個獨立的庫爾德斯坦國構想必定會遭受相關利益方共同的敵意和打壓，而庫爾德族群內部也缺乏統一和協調，他們甚至沒有共通的標準化的庫爾德語。在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以階級鬥爭求民族解放的路線和伊拉克北部庫爾德族群的部族民族主義之間，似乎橫亘著難以彌合的分歧。

此外，如果沒有西方國家的支持，比如在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北部設立禁飛區，庫爾德民族主義事業可能很難支撐下去，而來自西方的支持本身又充滿悖論：以干涉現有民族國家內政的形式來支持創造一個民族國家，一如他們發動對米洛舍維奇政權的打擊以支持科索沃族群的民族自決權一樣。這會否如當年的「威爾遜主義」一樣釋放出更多的魔鬼而非天使呢？而且在非西方國家的人們看來，這種所謂「人道主義」的干預充滿了地緣戰略利益的色彩，因為在積極介入巴爾幹的科索沃與中東的庫爾德事務的同時，西方國家卻對發生在盧安達等地的種族主義仇殺袖手旁觀。

面對因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持久的經濟不景氣和全球化退潮，人們面臨的族群矛盾和紛爭，似乎比葉禮庭二十多年前展開民族主義之旅時有增無減。從英國到美國再到法國和德國，曾經為自身的多元文化和族群融合為榮的美歐國家，正面臨自「二戰」以來最深刻的與族群政治有關的身份認同挑戰，族群分裂和極右翼崛起正成為切切實實的威脅。

葉禮庭二十多年前開出的公民民族主義的藥方會是答案嗎？

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二十多年來高歌猛進的全球化實踐再次證明，越是全球化，民族國家的完整性越可寶貴。經濟發展帶來的彼此間關係的密切和相互依賴的深化，並不必然帶來民族主義的消亡。至少二十多年來全球化的實踐沒有帶來確定的結論，答案不是那麼斬釘截鐵。不僅僅是全球化賽局中的失敗者和失意者會掉過頭來選擇重新擁抱民族主義，加拿大魁北克地區的經驗表明，有時候經濟發展可能更增強民族主義信念，因為經濟上的自立令相關族群更為自信，也更為偏狹，認為在聯邦主義構建中「委曲求全」更加沒有必要。

任何超越民族國家或期望世界大同的虛妄，大都如泡沫幻影不堪一擊，人們可能會非常享受多元文化的共存共榮，但是否因此就共享一套普世價值體系，進而在此基礎上打造出一個強有力民族認同和民族共同體意識，則沒有那麼樂觀。衰世易生刻薄之心，在經濟利益衝突之外，歐美社會主流人群還傾向於認為外來族群只願多元共存而不願認同和皈依一個普世價值體系，這種認知也正成為歐美國家族群政治氛圍惡化的推手。

因此，歷史和現實都表明，民族國家無法被超越，反而越來越重要。文化的混合，人種的混同，經濟的混雜在日復一日的進行，我們無法回到「純真年代」。只有在多元、共享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人們才能更好保持自己的鮮明特色，而不必以其他族群的利益為代價。與此同時，我們也無法回到帝國的年代。只有建立在公民民族主義和聯邦主義基礎上的民族國家，才是壓制有時打著民主之名的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為各族群提供和諧相處之地的唯一可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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