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泰斗蘇東坡

06-19

提起蘇軾的詞，人們自然就會想起「大江東去」、「西北望，射天狼」等黃鐘大呂之聲，似乎他所寫的都是這類關西大漢所唱的詞。其實他婉約嫵媚的作品並不少於秦七、黃九，只不過這類豪放之詞，給人的印象實在是太深刻了，一新天下耳目，所以讓人們念念不往。鶯嬌燕昵的香艷詞曲唱得多了，就不免失卻真情，曲子裡頭滿是假意虛情，就會使人乏味，不知道情詞本該是怎樣婉轉旖旎、風情萬種。在人們對男女相思之情、離別之苦、風花雪月之愁有些厭倦的時候，突然聽到慷慨激昂之聲，該是多麼的欣喜驚奇。而詞也從此改變了它發展的方向，進入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入」的新境界。

　　蘇軾帶給人們的驚喜遠遠不止這些。高亢激奮的庄言危論聽多了，感受到的就是虛張聲勢；超凡脫俗、風流倜儻的才子見多了，麒麟皮下露出的就是馬腳；高高在上、悲憫眾生的救世主瞻仰多了，感受到的則是不可一世的驕橫，如同老虎的屁股。一個天才般的存在，卻從來不顯擺自己的孤高，始終認為自己是飛蓬，是泥上的鴻爪，如同世間芸芸眾生一樣都是偶然的存在。「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誰能暫縱遣,閔默愧前修。」把一介囚犯，也視為「均是為食謀」的同路人。見慣了矯揉造作、傲慢怪癖的才子，突然看到一個親切和藹如鄰家老頭而才華橫溢無所不能的才子，又該是多麼欣喜與驚奇。而才子也就此改變了它的方向，越來越靠近世俗生活了。

　　林語堂說蘇軾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一個小丑。這麼多的封號，其實也就在說明蘇軾的生活是真實而豐富的，他不是一個單面人。

　　少年蘇軾，也曾說過一些讓人肅然起敬的言辭。《宋史》蘇軾本傳及蘇轍為他母親所寫的碑文里都記載，大約在蘇軾十歲左右的時候，父親蘇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自教育他——說來也奇怪，北宋前任文壇盟主歐陽修，也是他母親手把手培養出來的——程老夫人讀到《後漢書》中的《范滂傳》，慨然太息。蘇軾當即問到：「長大後我也成為范那樣的人，母親大人您願意嗎？」程氏夫人母親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難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親嗎？」

　　范滂東漢後期的名士，當時與許多儒生一起同當權的閹宦展開了不屈不撓的爭鬥，引來了閹宦的瘋狂鎮壓。逮捕范滂的詔書下達後，督郵吳導抱著詔書在官辦的旅舍中伏床而泣，失聲痛哭——自從張飛鞭打督郵，陶淵明不願意為督郵而折腰，人們對督郵就沒有什麼好印象，沒想到之前還有這樣好的督郵。范滂聽說後，馬上自動蹲進監獄。縣令郭某要求和他一起潛逃，范滂說何苦連累大家，又讓自己的母親顛簸流離。後來母親來與他訣別，范滂表達歉意，母親卻鼓勵他說求仁得仁沒有什麼遺憾的。不過，范滂終究還是對這樣的結局感到困惑。面對自己的兒子，三十三歲的范滂還是表達出了自己迷茫：「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看來，范滂還是沒有做到勇往直前，不如他的母親剛毅果敢。

　　《宋史》蘇軾本傳開篇就敘述蘇軾與他母親的這段對話，除了說明少年蘇軾志存高遠，除了說明蘇軾有一個偉大的母親以外，恐怕還有暗示的意圖，有點一語成讖的味道。太平時節出生的蘇軾，有那麼多好的志向都可以選擇與追求，偏偏要以范滂以奮鬥目標，這本身就不是一個好兆頭，結果他的一生真如他其願，在挫折中，在鬥爭中，在牢獄之災與顛簸流離中度過了。一個才華蓋世的天才竟然沒有過幾天風平浪靜的生活，看來少年立志真要萬分謹慎。

蘇軾求仁得仁，應該不會有什麼怨言，即使後悔也會太好意思說出來——當年伯齊、叔夷不食周粟而餓死，孔夫子的學生質疑這兩位大聖人臨終之前餓得那樣難受，會不會產生什麼怨言，孔夫子很堅決地回答說求仁得仁又何怨——只可惜蘇夫人王氏一生飽受驚嚇，對蘇軾的這種理想並不支持，支持蘇軾的母親大人程氏在蘇軾進監獄之前早已經過世了，沒有機會在生離死別之際鼓勵他——有時候私下想想，假若程氏夫人身體健康，有機會活到目送兒子進入監獄的那天，那她會不會一改初衷呢？

　　我們所知道的是，有機會確立光輝形象的王夫人卻使勁拉扯蘇軾的後腿，她要求飽受挫折的蘇軾管好自己的嘴巴，管好自己的手，並把惹禍的詩稿付之於炬，等到旁人去搶救這筆寶貴的文化財產時，據說已經燒掉了三分之二。而蘇軾，在災難來臨的那個片刻，也與范滂一樣產生過困惑，他認為一切災難都源於自己的聰明才智。元豐六年(1083)，朝云為他生了一個兒子，他起名叫遁兒。在生下三天舉行洗禮時，蘇軾寫了一首詩：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這與范滂的教誨何等相似。

2.見微知著

　　燒掉蘇軾文稿的王氏，應該稱為小王夫人，她是蘇軾的續弦，大王夫人的堂妹，可能因為沒有侍奉過偉大的婆婆，所以思想境界上始終沒有大的飛躍。蘇軾的原配是王弗，也是四川眉州人，十六歲嫁給蘇軾。當時蘇軾號稱十九歲，實際上只有十七歲多一點，因為蘇軾是農曆十二月十九日出生，按照當時的計算方式，剛滿月的他就已經達到兩歲了。這樣想來，他雖比兄弟蘇轍大了四歲，實際年齡卻相差並不多，所以兩人也有共同語言，能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蘇說：「我少知子由，天資和且清，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又說：「我年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蘇轍則回應說：「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這也催生了「明月幾時有」這樣的絕妙好詞。

　　哥倆感情雖好，可性格相差很大。傳說蘇洵曾攜二子一去拜訪張方平，張方平驚異於兩兄弟的博聞強記，有心測試他們倆，於是將蘇軾兄弟叫過來做六道題目，自己躲在隔壁屋裡透過洞穴觀察他們的舉動。兩兄弟拿到題目，立刻緊張地構思起來。不久，蘇轍對其中的一道產生疑問，用手指給哥哥蘇軾看，蘇軾不發一話，只把手中的筆倒過來在桌子上敲，示意此題出自《管子》。蘇轍猶疑不決，又問下一道題。蘇軾拿起筆果斷地把這個題目勾劃掉了。兩人做完題後，呈給張方平看。張方平相當欣喜，因為蘇軾勾去的那個題目沒有出處，乃是老張故意試探這哥倆的。事後，張方平對蘇洵說：兩位公子都是天縱之才。哥哥機智敏銳，才華出眾；弟弟老成謹重，成就或許還會超過兄長。

　　這個故事是來說明張方平有鑒人之能的。張方平也許真有這樣的超能力，傳說他早年很不喜歡王安石，說這個傢伙不能當領導，否則會鬧得烏煙瘴氣。也許是受他的影響，與張方平交往甚密的蘇洵也很討厭王安石，據說還曾寫過《辨奸論》，預言王安石將成為治世之奸賊，會折騰得大家不安寧。蘇洵的《辨奸論》其實比上面的這個故事還不可靠，雖然相信的人很多。不過，蘇洵確實有預言的天賦，有見微知著的才能，至少對他的這兩個寶貝兒子所作的預言驚人地準確。蘇軾的小名叫作「和仲」，蘇轍的小名叫作「同叔」，因為蘇軾還有個大哥名為景先，這位老大很早就夭折了。慶曆七年（1047），蘇軾的祖父蘇序（因為其祖父名序，所以蘇軾給人寫序往往稱「敘」或「引」）去世，在外面遊盪了很久的蘇洵奔喪回家了，履行了父親的義務，於是兄弟了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大名。蘇洵寫了一篇《名二子說》，專門解釋自己為什麼給兩個兒子起這樣的名字：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蘇洵這位了不起的父親說，一輛車肯定要有車輪、車輻、車蓋、車軫，而車軾作用不顯著，似乎可有可無，沒有「軾」只是讓人感覺不完整而已。但有了這個所謂的「軾」，即車前那根用來作扶手的橫木，車子的層次就上升了，可見這根橫木是很張揚的。所以老蘇十分憂慮：「吾懼汝之不外飾也」。於是又給蘇軾起了個字叫作「子瞻」，希望他能高瞻遠矚，把前面的道路看清楚些，可以顯擺才華的時候就顯擺，不能顯擺的時候就要含蓄。至於蘇轍，老蘇就很放心了。所謂「轍」是車輪輾過的痕迹，有車行走就自然就少不了車轍，即使車仆馬斃也不會連累車轍，所以他給蘇轍曲字「子由」，讓他大膽地往前走，莫回頭。事實證明，老蘇的預見太準確了，每當國家的前途出了問題，蘇軾這個車上的橫木就會被人家好好修理一番，因為蘇軾是那樣的光彩奪目，怎會不招人嫉妒呢？

　　雖然有些憂心忡忡，但那是未來的事情，眼下老蘇感到的只有自豪。嘉祐元年（1056），老蘇攜二子，懷揣張方平的推薦信，躊躇滿志地直奔首都而來，準備參加次年舉行的進士考試。當時主考官是歐陽修，參加閱卷工作的還有北宋著名詩人梅堯臣，試題則是《刑賞忠厚之至論》。這一科真是人才濟濟，中舉的除了蘇軾兄弟，還有曾鞏、曾布兄弟四人及兩名妹夫，以及程顥、張載、呂惠卿等，這些都是在歷史上呼風喚雨的大人物。看來，歐公的眼光不是一般的毒辣，這麼多不同類型的人才都被他一網打盡了。這也說明一種考試製度，儘管存在著許多缺陷，只要保持公平與公正，總還是可以讓大多數金子閃光的。

　　當然，歐公也有小小的失誤。當時梅堯臣讀到蘇軾的文章，拍案稱奇，要求歐公錄為第一。但歐公誤以為此文是其門生兼鄉親曾鞏所作，將之錄為第二。不過，歐公很快以實際行動彌補了自己的錯誤。蘇軾論證自己的觀點了，虛構了堯與皋陶的一段對白作為證據，說明領導人處罰他人時應該滿懷憐憫之心，顯示出忠厚寬容的姿態，而執法官則應鐵面無私，剛正不阿，能夠承受來自上級的壓力：「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日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這段對白梅詩人與歐公都看著眼生，可在批閱試卷時又不好意思提出來討論，免得讓大家看出自己底子薄。於是等考試結果出來後，尋個機會假裝漫不經心地考問蘇軾。沒想到蘇軾引用《三國志·孔融傳》「以今度之，想當然耳」作為回答，說是自己的臨場發揮。歐公聽畢，哈哈大笑，到處稱讚蘇軾是個會讀書的人。

　　蘇軾所說的「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涉及到曹操與孔融的交鋒。建安九年（204年），曹操的大軍攻下了袁紹的老巢鄴城，曹阿瞞立刻派人趕緊去搶傾國傾城的甄宓（袁紹的二兒媳），結果左右彙報說已經被五官將（其子曹丕）搶先一步了。曹老無可奈何，只好順水推舟，把甄氏賜給了曹丕。孔融知道了這件事，寫信存心來挖苦曹操，先稱讚了老曹破袁的武功，然後玩了一把春秋筆法：「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操也認為自己是個博學的人，書讀過不少，怎麼就沒聽說過這個段子呢？後來碰到了孔融，虛心向孔融請教。孔融陰陽怪氣地說：「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想來是這樣）。」

　　另一種說法是蘇軾的典故其實是有出處的，但他自己或許忘了，或許為了保存座師的顏面，故意不說出來。蘇軾是個極聰明的人，應該不會這樣伶俐與狡猾。傳說歐公曾經向劉攽寫信請教一些典制掌故問題，如「入閣起於何年」等。劉攽正在喝酒，看到來信就對信使說明天回復。信使出發後，這位劉攽想想又不對勁，這麼好的機會自己怎能放過，當即派人將信使追回，讓他在堂下等著，自己現場回信作答。然後劉攽就放出話來：「好個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蘇軾聽到劉攽的評語後，感慨說：歐公竟然還被人譏諷不讀書，這還讓我們這些人活不活？

當我們看到蘇軾這樣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依然那樣刻苦讀書，並且還謙虛地聲稱他懂得不多時，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也被這位大才子逼迫得沒有什麼活路了。史書說，「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為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有時書籍的來源有限，蘇軾就到手的書反覆閱讀，他還創造了著名的「八面受敵」讀書法，「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又答王庠書》）。

　　他對書的痴迷，曾使身邊的人苦不堪言。在黃州閑居的時候，蘇軾堅持每夜讀書，有天晚上讀到杜牧的《阿房宮賦》，每讀完一遍，就再三感嘆，越讀越覺得味道十足，到夜半時分還沒有睡意。在外面侍奉蘇軾的是陝西的兩個老兵，夜深了，兩人年紀大了，實在熬不住了。其中一個人發牢騷說：不知他讀書有甚好處，夜久寒甚，還不肯睡！連聲感嘆日子真苦。另一個則說蘇大人讀的文章其中也有兩句好的。前者大怒，說：「你又理會得甚底？」後者幽幽地說我喜歡文章中那一句「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蘇軾偷聽到他們的對話，也啞然失笑。

　　據說蘇軾對一部《漢書》就三次手抄，第一次將文章摘以三字為題，第二次以兩字為題，第三次以一字為題，後來只要人們任意挑選其中一字題，他都可以可應聲背出一大段《漢書》中的文字來，並且沒有任何差錯。蘇軾的書法，可能也就是這樣練出來的。少年的時候，他就經常代父親給別人回復書信。成名以後，許多愛好者更是有意識地收集他的字跡。當時韓宗儒經常把蘇軾的文字拿去換書斤羊肉，有次韓宗儒又想吃羊肉了，就沒事找事，給蘇軾寫了一封信。蘇軾接到信，發現沒有什麼好寫的，就要送信的帶個口信回去。而信使則堅持要蘇軾用文字回復，蘇軾被糾纏不過，就笑著對信使說：告訴你家大人，今日禁止屠宰，要他吃素算了。

　　3.風波

　　蘇洵死後，歐陽修在墓志銘中描述了他們父子三人進京的盛況，說「眉山在西南數千里之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這是蘇氏父子成名後歐公所作的回顧，難免與事實有些出入。蘇氏父子雖然猶如斜地里殺出的三匹黑馬，但從引人注目到萬眾景仰也有一個過程。

　　嘉祐二年（1057），蘇軾兄弟倆同登進士第。正當兩人準備展翅飛翔時，在老家的程大夫人去世了，蘇洵只好帶兩個朝氣蓬勃的兒子回家蟄伏。三年後，他們三人捲土重來。經過歐公等人的推薦，兩兄弟參加了「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制科考試。老蘇本來也有機會躋身於這種考試，只是考場上多次失利的他已經對各種考試產生了畏懼心理。凡是要經過考試的那種官職，一律被他老人家推辭了。這次考試，蘇軾的對策入第三等，這是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好成績。北宋制考考試成績分為五等，立朝以來，只有一位吳育取得過三等的成績，其他人最好也是四等。據說考評官司馬光也想把蘇轍列入第三等，但胡宿認為蘇轍的文章鋒芒歸於犀利，指斥時弊過於直接，應該將其黜落。後來皇帝出來打圓場，把蘇轍錄為第四等。在仁宗心目中，這兩兄弟都是難得人才，他要好好儲存起來留給兒子當宰相用。

　　此時，蘇氏兄弟倆如日中天。據說他們到首都參加制科考試時，報名的人本來很多。後來韓琦說：「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這話傳了出去，結果十個考生中有九個臨場脫逃。

　　也有人不喜歡風頭正勁的蘇軾。《邵氏聞見後錄》記載，蘇軾制科考試高中之後，王安石問呂公著看過蘇軾的對策沒有，呂公著迭聲稱讚。王安石卻說蘇軾的文章風格全然與戰國時期的一樣，如果他是考官，肯定會黜落蘇軾。王安石與蘇軾之間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是歷代文人都喜歡談論的話題。追隨蘇軾的文人說，王安石首先表現出了他的不友好姿態。制科考試後，蘇軾被任命為鳳翔府簽判，正式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同時，蘇轍也被任命為商州推官，但任命書遲遲沒有下達，據說就是因為知制誥王安石「封還詞頭」，拒絕起草文件，直到次年秋天，才由另一位知制誥寫了任命書。

三年任期滿後，蘇軾又參加了一次考試，這次是韓琦堅持要舉行的。當時英宗皇帝甫上台，對這個名震天下的大才子非常感興趣，有意破格提拔為翰林學士，但老宰相韓琦表示反對，認為愛護這樣的人才就要給他充分的適應與磨練時間，不能驟然拔擢使之成為眾矢之的，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英宗又準備授命蘇軾掌管宮中公務的記載，韓琦依然認為與權力中心距離太近，推薦蘇軾到教育部門去任職，並要求蘇軾參加指定的考試。在韓琦的堅持下，蘇軾在考試後授職直史館。

　　在史館任職的日子，蘇軾的生活相當愜意，他也有機會飽讀珍本書籍、手稿名畫。只是這樣悠閑的日子沒能夠持續太久，先是他的原配夫人王弗病卒，次年父親蘇洵又病逝。辭去官職，蘇軾與蘇轍把兩人的靈柩運回故土。這是兄弟倆二度回到家鄉，也是他們最後一次回老家。此後，故土中的一切只有在夢見才能看見了。喪期結束後，蘇軾接進來他的第二位妻子，新娘王潤之是前妻的堂妹，十年前蘇軾奔母喪回家時，兩人已經見過面。當時的王潤之對蘇軾滿心敬佩，婚後的她則把這種敬佩轉化為默默地順從與支持。

　　蘇軾居喪期間，首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老一代的政治家紛紛凋謝，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都遠離了權力中心，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等人走上了前台。神宗即位後，選擇了王安石，改革運動便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如一潭死水的京都頓時沉滓泛起，喧囂的爭吵聲瀰漫士大夫階層。就在喧嘩與騷動之中，蘇軾兄弟回來了。

　　初回京城的蘇軾，一時間摸不清頭緒，很理智地保持了緘默。後來蘇轍在回憶錄中說「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置之官告院」，這樣的說法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也說當時神宗皇帝想重用蘇軾，讓他編修中書條例，王安石當即提出異議，認為「（蘇）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其事可也」。同時王安石還鄭重提醒神宗皇帝：「（蘇）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如軾輩者，其才為世用甚少，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其實對於這些記載包括前面所引的《邵氏聞見後錄》中那段文字，我們大可保持質疑的態度。其時王安石正忙於改弦更張，在改革的舞台上大展拳腳，忙得不亦樂乎，未必有精力來「詆毀」才冒尖尖角的蘇軾，志存高遠的王安石也未必會把三十齣頭的蘇軾作為自己潛在的對手，更何況蘇軾還沒有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

　　蘇轍由於積极參加改革運動，很快被任命為改革領導小組「條例司」的屬官。但不久，他對諸多「新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自知分歧難以彌補，選擇自動離開了條例司，外放為河南府推官。正如蘇洵所言，蘇轍的政治嗅覺相當靈敏，他知道保守派與改革派的衝突會越來越激烈，他不會出賣人格夤緣鑽刺，也不願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而蘇軾，在保守派與改革派鬥爭白熱化的時候，在代表保守勢力的政壇大腕一個個倒下去的時候，他卻選擇站了出來，屹立在浪尖之上。結果一個巨浪打了過來，他就被捲走了。

　　熙寧二年（1059）八月，蘇軾擔任國子監考官時，在考題中有意識地批評神宗對王安石的寵信。十二月，他又寫了一份萬言書給皇上，系統地闡述了他對新法的認識。次年三月進士殿試時，蘇軾又巧妙地將策問內容引向對新法的攻擊。改革派認為他們與蘇軾的決裂在所難免，既然不是一個壕溝里的戰友，對待敵人就應該像秋風掃落葉那樣無情。熙寧三年八月，王安石的姻親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突然發難，彈劾蘇軾在奔喪期間，利用扶柩回川及服除回京的機會，攜帶貨物，販賣私鹽，並冒稱朝廷差遣，向地方借用兵卒、柁工等。雖然最後查無實據，但事出有因，蘇軾就這樣失去了神宗皇帝的信任。蘇軾受到莫須有的攻擊後，司馬光面見聖上，說凡是反對王安石的人如蘇軾等都遭受了人身攻擊。神宗皇帝卻不緊不慢地說：「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

在這種情形下，如驚弓之鳥的蘇軾不敢自我辯白，只好乞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六月，他被任命為杭州通判，倉皇離開京城，此後輾轉密州、徐州和湖州。北宋輕外重內，與執政者持不同政見者往往會以外放的形式下野。倘若連續在地方任職，說明他仍處於備受冷落的階段，沒有得到有關執政者的諒解。蘇軾在上述四地共呆了八年多時間，其中一度回京述職，但「有旨意不許入國門」，他只好在京城附近的范鎮家住下來。

　　這八年蘇軾過得很充實。在杭州，他幫助修複錢塘六井；在密州，他遇上蝗災，帶頭吃野菜，還親自沿城收撿棄嬰；在徐州，他戰鬥在抗洪的第一線，全力組織抗災，感動了當地駐軍，也保全了徐州。

　　在這八年期間，蘇軾也迎來了他創作第一個高峰。今存詞集表明，蘇軾從通判杭州時才開始填詞。據朱孝臧《強村叢書》本《東坡樂府》，第一首編年詞是《浪淘沙·昨日出東城》，作於熙寧五年，當時他三十七歲。此後，詞作不斷湧現，但蘇軾每首詞的詞牌之下差不多都有說明題材或主題的副題，從一開始蘇軾就表現了與眾不同的一面。這時期的詞風和他的精神狀態相呼應，不拘一格，隨情所發，隨興而止。「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此時的東坡詞，任情任意，任真任淳，基本沒有形成統一風格．只是狂放的成分居多。

　　真正的突破發生在熙寧七年。隨著蘇軾的被任命為密州太守，蘇軾的人生豪氣勃發了。翌年，蘇軾寫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獵》，這是首先展現他豪放詞風的標誌性作品：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這首詞用典準確，用比巧妙，善於烘托，加上音節急驟，韻位較密。這一切都與射獵的場面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增強了詞的豪邁奔放的氣勢，增強了詞的藝術感染力。蘇軾自己也認識到了它與以往詞作的不同，他在《與鮮於子駿書》中說：「近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成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蘇軾的人生豪氣經過漫長的積聚之後，終於在他四十不惑的時候勃發了，形成了千古絕唱的豪放詞，「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雞漫志》卷二)。

　　在此期間，他還創作了一大批詩歌名作。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業已拜倒在他門下，這就是文學史上盛傳的「蘇門四學士」。蘇軾請求外放的初衷是遠離是非之地，杭州等地的自由生活也讓他一度過得輕鬆自在。其間也有許多軼事流傳，如任杭州通判時，靈隱寺的瞭然和尚常到勾欄院尋花問柳，迷上了一個妓女，名叫秀奴。最後錢財花盡，弄得衣衫襤褸，秀奴便不再見他。後來在亂醉之後，這位瞭然和尚闖進門去，把秀奴打她殺。在審案時，蘇軾看見瞭然和尚的胳膊上刺有一副對聯「但願同生極樂國，免如今世苦相思」，於是寫下判詞：

　　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空持戒。只因迷戀玉樓人，鎢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不過，詩人畢竟不是真的隱士，對於現實他無法做到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他也無法剋制自己心中的怒火。他曾經對蘇轍說：我知道自己一向出言不慎，也知道禍從口出的道理，不過只要看見不對的事情，就像在飯菜里找到個蒼蠅一樣，非要唾棄不可。蘇轍勸告說，發言要看對象，有些人可以推心置腹，有些人就不可以。甚至他的妻子都曾告誡他，說蘇軾談話全然不看對象，有人分明只是在阿諛奉承，詩人卻還在喋喋不休。蘇軾也認識到了自己這個弱點，生來就太相信人，不管和誰說話，都暢所欲言。

正如蘇轍在蘇軾的墓志銘中所言，蘇軾「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他在詩歌中經常嘲諷朝政，這些流傳廣、影響大，使當權派惱羞成怒。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軾調任湖州，在謝恩表中，他寫道：「伏念臣性資頑鄙……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隋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直接挖苦當權派無能又無恥。古代的中國，朝廷的公報是固定出版的，蘇軾的文字又惹人注目，這次謝恩表，使那些「新進」成了笑柄。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當即羞得老臉通紅，他們摘取蘇東坡詩中的一些句子，指摘蘇軾「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對皇上不忠，對政府不滿。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蘇軾被押往京城受審。這就是著名的「烏台詩案」。

　　當時的目擊者通判祖無頗很為蘇軾不平，他說：「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據說與家人告別時，全家人凄凄惶惶。為了活躍氣氛，蘇軾講述了一個故事：

　　真宗皇帝在山野林泉之間訪求名士大儒，有人推薦楊朴前去應徵。楊樸實在不願意，又沒有辦法推辭，結果被護衛押送到京師。皇帝親切地接見了他，問他會不會寫詩，楊朴說他自己不會寫詩，但夫人能夠作詩。臨別之際還現場作詩一首：

　　更休落魄貪酒杯，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王潤之夫人聽見這首詩，也不由得破涕為笑。

　　4.黃州

　　蘇軾在監獄裡面呆了四十多天。當時攻擊者來勢洶洶，蘇軾心中忐忑不安，與兒子蘇邁約好，如一切正常就送蔬菜肉食；如風向不對就可送魚。誰知有幾天蘇邁離京借錢，把送飯菜一事託付給朋友，卻又忘了告知接頭暗號。這位不知情的朋友覺得應該給詩人變換菜譜，不能整天吃肉，於是改送熏魚。蘇軾以為大限到來，極為沮喪，寫了訣別詩給蘇轍：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蘇轍接到這首詩悲慟萬分，但同時敏銳地意識到這首詩是個很有利的證據。他堅持要求獄卒把它拿回去。按照規定，犯人所寫的片紙隻字都要呈交監獄最高當局查閱，這首詩很有可能流傳到皇帝手中。果不其然，皇帝讀到了這首詩，也正如蘇轍預料的那樣被打動了，據說最後皇帝能頂住來自御史台的巨大壓力，從輕發落蘇軾，與這首詩不無關係。

　　御史台的官員本以為能夠將蘇軾置之死地，甚至希望能將司馬光、張方平、范鎮等人一網打盡。他們找來蘇軾反對新法的詩篇，宣稱蘇軾反對新法就是無視皇帝的尊嚴，就是侮辱政府，不誅殺蘇軾不足以平民憤。舒稟在奏章中說：「臣伏見知湖州蘇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來，異論之人固不為少……然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凌謾罵而無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詩為主。……軾萬死不足以謝聖時，豈特在不赧不有而已。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不勝忠憤懇切之至。」

　　蘇軾本認為自己沒有罪過，他先辯解說他自為官始，只有兩次污點：一次是任鳳翔通判時，因與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儀典，被罰紅鋼八斤；另一次在杭州任內，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報呈，也被罰紅銅八斤。這些都與他個人道德無關。但蘇軾很快認識到申明無罪已經很困難了。御史們討論的不是具體的刑事問題，而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蘇軾寫過一篇文章，說「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這也是習見的議論與感嘆，是孟子對孔夫子參政態度的概要結語。但御史們卻從中發現了蘇軾的異端思想，認為這些觀點就是他大逆不道的表現：「天下之人，仕與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獨蘇軾有不仕則忘其君之意，是廢為臣之道爾。」這樣大的帽子壓下來，蘇軾嚇得不敢喘氣。他唯有服罪以求寬容。

最後判定的結果是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蘇轍、司馬光等人或貶謫，或交納罰金。「烏台詩案」為什麼雷聲大雨點小呢？很多文人慶幸說當時的皇帝不夠昏庸，還有愛才之心、憐才之意，在一片喊殺聲中護住了蘇軾。葉夢得《石林詩話》就記載：

　　元豐間東坡系大理獄，有《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時相進呈，以為有不臣之意。神宗問何以知之，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神宗幸無經生之愚，使東坡免蒙不白之冤。

　　另一種說法則是仁宗的皇后對蘇軾很有好感。此時，她身染重病，臨終之前對神宗皇帝說，當年蘇軾兄弟二人高中進士，先帝異常興奮，說他為子孫物色到了兩個宰相之才。現在蘇軾被羈押受審，顯然是小人嫉妒陷害。這樣的遺言，神宗皇帝自然得遵從。

　　不過，皇帝、皇后的這些好心腸都是傳聞，他們的情緒是靠不住的，我們不必對他們表示感激。蘇軾逃脫牢獄之災，還是靠他自己，靠他在文壇上在社會上闖蕩出來的巨大聲譽。北宋有不殺上書言事的士大夫的傳統，即使那些惡貫滿盈的奸佞，也鮮有被直接處死的，充其量只是流放而已。僅僅以文字獄來論處蘇軾，毋庸說那些舊黨人士，就連新黨中的核心人物如章惇也覺得滑稽可笑。事後，據說蘇軾還寫文章歌頌聖上的英明，敘述他在監獄時，皇上偷偷派太監去考察，發現蘇軾睡眠很好，鼾聲如雷，於是斷定他心中無愧。這樣的故事，我們還是不要輕易相信，蘇軾這才子有故弄玄虛的癖好。假若碰上一個睡眠狀態不好的敏感詩人，不就是一大冤假錯案么？

　　蘇軾在黃州的生活非常清貧，主要是工資收入急劇下降，一家老小要動用積蓄過日子，向來不為阿堵之物勞神費心的詩人也開始了精打細算。在與友人的書信中，他開始哭窮：「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凜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

　　而在給秦觀的一封書信中，他得意地介紹了自己節省的技巧，即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個大錢，分成三十份，每份一百五十個錢，掛在屋樑上，每天早上用畫叉挑取一份，即藏起叉子，將挑下的錢當作一天開銷，如有盈餘，則放置一大竹筒內存起來，以待來了賓客招待之用。如果手頭積蓄尚可支撐一年有餘，就再做其他籌劃。想想瀟洒的詩人過著這種捉襟見肘的日子，不能不報之於同情。好在黃州的物價很低，據說米一斗只要二十文錢，照此算來一天伙食費可買七斗半米，大約有七十來斤，一家十餘口包括七女、三男及兩個女婿基本飲食無憂。此外肉食價格也相當低，牛肉、獐、鹿及魚、蟹之類基本上不太值錢，尤其是豬肉價格低得讓人吃驚。看看詩人的這首詩：

　　黃州好豬肉，價錢等糞土。富者不肯食，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作水，火候足時它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傳說中赫赫有名的東坡肉，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發明出來的。除了節流之外，詩人想方設法進行開源，拓寬收入途徑。在窮書生的幫助下，他從官府那裡得到了一塊數十畝的荒地來補貼家用。他親自下地，種植了一些粳稻栆栗。與孔平仲的詩中，他描述了勞動場面：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對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

　　這塊荒地在黃州城舊營地的東面，他便給它取名為東坡，自己也擁有了「東坡居士」的別號。詩人在東坡的高處還搭建了幾間草房，命名為「雪堂」，在堂邊種樹挖池，做好了長期生活的準備。專家說「東坡居士」的實際上來源於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步東坡》一詩：

朝上東坡路，夕上東坡路，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

　　不管名號的真正來源如何，我們所熟識的蘇東坡出現了。因為詩人實在太清閑，沒有公務需要他處理。很多友人怕受牽連，與他斷絕了往來，他也知道自己此時不太受歡迎，很自覺地與外人保持距離。時間太充裕了，也許不知道怎樣打法，據林語堂先生說詩人還練上了瑜珈。在給張方平的書信中，他介紹了自己的經驗：每天夜半以後披衣而起，面對東方或南方盤足打坐，調整呼吸，咽下唾液，氣沉丹田，「凡九閉息三咽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腳心，及臍下腰脊問，皆令熱徹。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捉鼻樑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卧，熟寢至明」。

　　當然，詩人還保持著幾分理智，知道內丹可煉而外丹堅決敬而遠之，雖然他對長生不老的外丹很感興趣，但也知道這些異人奇士不可相信。長壽的秘方則在於調節心情，生活有規律，他總結了四條原則：無事以當貴；早寢以當富；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向。生活的自由，使他精神狀態有很大的改觀。隨遇而安的思想，則使他超越了世俗的是是非非。詩人經常遨遊在山光水色之中，品味大自然的和諧美妙。有次他在江上一個小舟中喝酒，一時興起，唱詞一首：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仗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第二天就有謠言傳蘇東坡順流而下逃走了，黃州太守大驚失色，因為蘇軾是他監管的罪人，他立刻前往蘇家，結果發現蘇東坡高卧未起，仍在酣睡。雖然詩人對外界的議論已經不太關注，可他的一言一行始終落在有心人眼中。有段時間蘇軾患了眼病，幾個月都杜門不出，結果就傳言詩人已經歸天，這個謠言甚至傳到皇帝耳中。皇帝正在用膳，於是嘆息說「難得再有此等人才」，竟然沒有胃口再吃下去。老朋友范鎮也聽說了這個消息，很是悲傷了一陣子，還準備好了喪禮，後來他覺得還是應該落實傳聞，派人到黃州一打聽，才發現只是傳言。後來蘇軾在給皇帝的表章中說：「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並日，臣亦自厭其餘生。」當然，這只是套話，為了騙取聖上的鱷魚之淚。此時的蘇軾，對生活有了更深的感悟，完全沒有悲觀厭世的情緒。

謫居黃州，是詩人思想上脫胎換骨的一個契機。死裡逃生的他，在大災大難過後，深切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開始思索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他的思想境界與人生態度都發生了飛躍，他也迎來文學創作的高峰。《赤壁賦》等作品之外，《定風波》或許可以代表了他的反思：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詞前有一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從序中的介紹來看，這首詞所寫的不過是途中遇雨時所持的態度和所得的感受，但詞人藉此表露了自己的人生態度，展示了自己的寬闊胸襟。面對突如其來的風雨，由於「雨具先去」，同行者皆不堪，可以想見他們通身濕透、急匆匆尋找避雨處所的「狼狽」相。而蘇軾卻是另一番氣度：他在風雨之中「竹杖芒鞋」，「吟嘯徐行」，另得一番樂趣。驟雨潑身，可以置之度外；「穿林打葉」之聲，可以充耳不聞。自然界的風風雨雨是再正常不過的了，遇上了只需坦然對待。詞人在生話的逆境中，壯志未銷．對世事未能忘情．又不與之奮鬥，而是採取一種超然物外、忘懷得失的達觀態度。在一種曠達的氣度中．不糾纏於眼前景．身邊事，而是超脫出去，在遠距離的觀察中，描繪人生，升華人生。

　　元豐七年（1084）正月，神宗皇帝記起了蘇軾，親自寫了一道手札，說蘇軾人材難得，不忍終棄，量移為汝州（今河南臨汝）團練副使。官職雖然沒有變化，但暗含有賦閑待用的意思。蘇軾覺得自己已經習慣了黃州的生活，有心拒絕，又擔心辜負了聖上的一片好意，引起誤解。於是他慢騰騰地從黃州順江而下，然後入運河，轉淮水，再入汴水，最後到達汝州，繞了一個極大的圈子，其實是希望事情能有所變化。

蘇軾此行收穫極為豐富。在廬山，他引起了轟動，留下了我們所熟知的名篇；到江西湖口，又夜探石鐘山；到金陵，則會晤了賦閑在家罷相已達八年之久的王安石。關於這次歷史性的會晤，歷來有多種傳聞。《曲洧舊聞》說王安石穿著鄉野間樸素的服裝，騎著一頭毛驢前往蘇軾所在的船上拜謁。另外一些野史如《後山雜談》都說是蘇軾前去拜訪這位倔強的老頭。至於會談的內容，《後山雜談》說兩人談了一些不咸不淡不著邊際的笑話。《曲洧舊聞》說兩人比試了一番詩才。《邵氏聞見後錄》則聲稱兩人探討了嚴肅了學問，如關於如何重修《三國志》等問題，後來話題轉移到時事政治，對呂惠卿有所批評。

　　據說，許多人都看見過王安石在鄉間獨自騎驢閑行，「喃喃自語，有如狂人」。當蘇軾親眼目睹一個權傾天下的改革家成為一個孤獨寂寥甚至帶些痴呆狀的老漢時，他心中肯定有許多難以言說的觸動。也許正是這次會見，使他對王安石的新法有了別樣的感覺。當然，也有可能是現實教育了他，使他去掉了感情色彩，能夠全面的考察新法的得失利弊，而不是一味的批評指斥。這一立場了轉變，使他在一些特殊場合成為了神宗與新法的辯護人，從而也給他的仕途帶來了更多的波折。

　　司馬光把蘇軾提拔上來的時候，並不知道蘇軾的想法已經有所改變，他以為蘇東坡還是當初那個堅定的持不同政見者。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年紀輕輕就與世長辭，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主持政務，司馬光等舊黨受到重用，蘇軾的職位隨即以火箭般的速度往上竄。不過一年時間，他就被任命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掌內製，成為朝廷的喉舌。

　　但此時舊黨忙於廢除新法，彈劾新進，打擊政敵，對改革成果全盤否定，蘇軾便在如何對待新法等核心問題上與黨魁司馬光等人產生了難以彌合的分歧。雪上加霜的時，由於他的口無遮攔，對浮誇傲慢、古怪得不近人情的大理學家程頤進行了入木三分地挖苦，導致他捲入了蜀黨、洛黨之爭。司馬光死後，程頤主持喪禮。那天正好是朝廷百官在太廟中參加大典的日子，大典結束後，蘇軾正要帶領翰林院及中書省等同仁前往弔祭，程頤卻攔住了大家，說《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這天大家既然在太廟唱過歌，聽過奏樂，就不能去弔喪哭泣。蘇軾立刻說《論語》上並沒說「子於是日歌，則不哭」，不顧程頤的反對，率領大家進了門。弔唁的時候，蘇軾又發現司馬光的兒子沒出來接待客人，一打聽，原來程頤認為孝子如果真孝，應當是悲痛得不能見客人才是。蘇軾實在無法忍受，當著眾人之面說程頤可謂糟糠鄙俚叔孫通，即過於死板，不知變通，不懂裝懂，標準的假學究，結果引起鬨堂大笑。

　　程頤的門人長期擔任諫官，蘇軾捅了馬蜂窩，自然引起了程氏徒子徒孫的瘋咬。歷史證明，寧願得罪小人，也不能得罪那些自以為是的清流。為了利益，小人可能會記恨你，但轉眼之間可能為了更大的利益而忽略你或討好你，只有所謂的「君子」，一旦惦記上了你，就會不屈不撓，把擊敗你作為人生奮鬥的最高目標，歷經多少坎坷都矢志不渝。蘇軾終於不勝其煩，主動要去外放，於是再度來到杭州，成為杭州知州，疏浚西湖，築長堤，留下了「蘇堤」。一年後，他內調為吏部尚書，結果又遭到程頤門人的彈奏，蘇軾再次選擇了避戰，出為揚州知州。但太皇太后對他始終充滿信任，很快又將五十七歲的蘇軾提拔為翰林侍讀學士充禮部尚書。可惜的是，第二年這位太皇太后去世，蘇軾的好日子就到了盡頭。

　　高太后的垂簾聽政，曾讓哲宗皇帝十分鬱悶，他覺得自己正兒八經的坐在龍椅上，但一旦討論國事就被晾在一旁，「只見臀背」，即只能看見眾位大臣的背影與屁股，插不進半句話，所以他對白鬍子的舊黨充滿怨恨。現在他掌握大權，自然要揚眉吐氣，將那些所謂的託孤重臣一個個踢出朝堂。蘇軾首先成為他出氣的對象，對這個老師，哲宗沒給他好臉色。當蘇軾前往定州任職，臨行前要求面見陛下時，哲宗毫不猶豫地拒絕了。然而，這是噩夢的開始。

隨著新黨一個個趾高氣揚的回到朝廷，蘇軾等舊黨的處境越來越艱難。蘇轍的執政權力很快被收繳了，蘇軾貶官的速度也趕上了升遷的速度，他連續五次接到貶謫的皇命，貶官的位置離京城越來越遠，最後被攆到廣州惠州。詩人在惠州的生活很窘困，菜要靠自己種，釀酒的米也不充裕，但他安之若素，並總能找到生活的樂趣，「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但蘇軾這個願望也很快落空了。他又被責授為瓊州（今海南瓊山）別駕、昌化軍（今海南儋耳）安置。據說是因為蘇軾有詩云「為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章惇等看見後，嫉妒蘇軾還能在春風中聽著寺院悠遠的鐘聲午睡，於是就頒布了新的命令。

　　當時蘇轍要貶往雷州，兩人同行，分手時，蘇軾還很洒脫地說：「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誰知這一別竟成永訣，兩人真正只有遙相對望。到了儋州，蘇軾的生活更為艱苦，在給友人的信中，他說：「此間食無肉，病無葯，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而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剛到海南，他還住在館舍。後來朝廷派人來巡視，又將他從館舍中攆了出去，他只好自己搭了個簡易的房子。不過，蘇翁的生活仍然超然洒脫，自得其樂，讀書寫詩之餘，還經常串門閑聊，帶著大酒瓢，在田野裡邊唱邊走，偶爾還露兩手妙手回春的絕話。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又是太后聽政，元祐舊黨時來運轉，重新被啟用，蘇軾也獲得了選擇住所的自由。他渡海北歸，來到常州，身染重病。傳聞在臨終前，他把三個兒子叫到身邊說：我一生沒有做過壞事，我不會下地獄。詩人一如既往地充滿了自信，他還說：「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另一則逸聞則認為他臨死之時，曾經有過困惑，問環伺在床邊的幾個兒子死了究竟好不好。小兒子繼承了他詼諧的性格，自信地搶答道：一定很好。蘇軾很納悶，小夥子解釋說：千百年來，死去的人沒有一個願意回來，可見死後的生活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