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楊絳生前紀錄片：《坐在人生的邊上》

葉廷芳：我們三個人每個人都有一個馬扎，那麼楊先生就利用我們的馬扎，坐在那裡，再有個墊的，硬的東西墊在膝蓋上，經常看到她在那兒寫東西，那邊寫東西。

解說：而專職通信員的錢鍾書也經常借到郵電所去領取報紙信件的機會繞道來菜園，停留片刻，隔溪與妻子交談。

葉廷芳：我們經常看到錢先生來的時候，錢先生還沒坐下來，楊先生就把她寫的東西遞上去，遞上去之後，錢先生就看了看，看完以後再找個馬扎就坐下，兩個人在那裡就聊天，有的時候有說有笑，有的時候也是很嚴肅，就這樣在那兒聊天。

解說：菜園相會的老夫婦，在楊絳看來「遠勝於舊小說戲劇里後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但很少有人知道，眼前這對親切平和，彼此感情深厚的夫妻，內心剛經受過一場巨痛。

《幹校六記》之《下放記別》中，楊絳記下，「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圓還有得一，這次送我走，只剩下阿圓一人，得一已於一月前自殺去世」，聊聊數筆，卻難掩一番變故過後母親惋惜女婿，心疼女兒的酸楚之情。

1972年3月，作為第二批「老弱病殘」遣送回京的錢鍾書和楊絳回到北京，寄居在學部的一間辦公室。

葉廷芳：兩個人一個人一個行軍床，那麼窄的行軍床，我講你們方便嗎？他們可以，可以了，將就了，然後就窗旁放了一個四方的，既是寫字檯又是飯桌。

解說：無論是「文革」初期的揪斗，中期的下放幹校，還是末期的流亡歲月，幸運的是錢鍾書和楊絳身邊總有一群好心人，不僅敬重他們，而且關懷愛護備至。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人幫」倒台，一時間控訴「文革」的哭喊聲鋪天蓋地，而歷盡十年浩劫，失去多位親人的楊絳卻平靜地記下，「烏雲蔽天的歲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記憶里不易磨滅的倒是那一道含蘊著光和熱的金邊」。

薛鴻時：那個凶神惡煞批判她的小青年，她看到的不是說「披著羊皮的狼」，而是說「披著狼皮的羊」，都是善良的，她是堅信「性善論」的，她認為大多數人都是性善的。

解說：在眾人心目中，楊絳是高不可攀的名門淑媛，是一代鴻儒錢鍾書的夫人，但在現實生活中，楊絳非但不清高自傲，反而「最能和群眾打成一片」，時常盡己所能幫助身邊的人。

朱虹：她經濟上還有資助唐山大地震啊，我們兩個孩子就想送到湖南去嘛，因為大家都住在帳篷，挺不方便的，可是沒有路費呀，她一知道這個事，她就不問，她就塞給你幾百塊錢，就這樣子，而且絕對不要你還。

解說：1978年6月，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來華訪問，鄧小平將《堂吉訶德》中譯本作為國禮贈送給貴賓。並在國宴上將譯者楊絳介紹給西班牙國王和王后。鄧小平問楊絳，《堂吉訶德》是什麼時候翻譯的，楊絳只答今年出版的，而為了這本譯著傾注的將近20年的心血卻略而不談。事實上《堂吉訶德》的翻譯始於1958年，為了忠實於原作，已經47歲的她開始學習西班牙語。

胡真才：她大概從1962年，1963年就開始譯，譯到1966年，就是已經譯了，《堂吉訶德》不是上下冊嘛，上冊都譯完了，下冊大概譯了三分之一吧，結果「文革」一爆發呢，就不能再譯了。不光不能譯，這個稿子還給沒收了，沒收以後呢，就一直沒有下落。讓她們打掃廁所，收拾屋子。她有一次在打掃一個很髒的屋子，無意中在這個屋子裡邊發現了自己的譯稿。

解說：楊絳說她當時「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兒女」，但直到她下幹校之前，才最終和這個「兒女」團聚。因中斷多年，她得重新從頭再譯。

胡真才：因為一擱，擱了多少年了，等於擱了三四年，或者是七八年再接著譯吧，就覺得接不上氣兒了，因為譯東西，必須從上到下一氣貫通。

女兒丈夫相繼離世楊絳寫《我們仨》紀念

解說：1978年3月《堂吉訶德》終於出版，錢鍾書題寫了書籤。5月末，西班牙國王和王后訪華的先遣隊到達中國時，正巧遇上北京書店門前讀者排著長長的隊伍購買剛出版的《堂吉訶德》中譯本的盛況。為了表彰楊絳翻譯西班牙名著《堂吉訶德》和《小癩子》的貢獻，西班牙駐華大使代表國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楊絳「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勳章」。

2003年，《我們仨》在大陸和港台同期印行，楊絳在書的扉頁上寫下「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的字樣，所有讀過此書的人，無不被這個學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故事所打動。但是很少人知道，楊絳寫《我們仨》是因為想念女兒，楊絳曾對病中的錢鍾書說，我要寫一個女兒，叫她陪著我。當時已經不能交談的錢鍾書點頭表示同意。

1937年5月19日，當錢鍾書從護士手中抱過出生的女兒，他看了又看，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薛鴻時：楊先生說錢先生有一股痴氣嘛，很痴，就是他很專一，他很愛自己的女兒，就覺得假如再有一個孩子的話，我要分掉對她的愛了，所以我不要，有她夠了，足夠了。

解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錢瑗隨父母來到北京，她無比快樂地發現，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便是水木清華，當時她只有十五六歲，卻已經開始囫圇吞棗似的飽覽楊絳書桌上的各種外文書籍，楊絳對此也「絕對放任」，楊絳說「鍾書是我們的老師，我和阿瑗都是好學生，雖然近在咫尺，我們如有問題，問一聲就能解決，可是我們絕不打擾他」。

葉廷芳：有一次錢瑗遇到一個問題，去問父親，這個問題怎麼解答，錢先生不是直接告訴她，你這個問題，你去查字典，自己查字典，她經過自己不斷查，查了第五本字典，果然查到了，這個時候她非常感謝父親，父親這樣嚴格的態度，使得她懂得什麼叫做學問。

解說：1978年，從俄語教師改習英語專業的錢瑗參加了我國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次公派出國考試，以出色的成績通過考試赴英深造。兩年後，學成歸國的錢瑗在北師大開設「英語文體學」，善於想辦法的錢瑗，不願照本宣科教授「死」知識，形象生動地把抽象得近乎生澀的知識講解得生動有趣。

王薔（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我就發現她特別喜歡用大的那種大的圖，那時候她，她家先生是搞什麼設計的，所以就有很多那設計圖紙，那時候也沒有那麼大的紙，她就把那個她先生那種設計的圖紙背面白色的，就用彩色的那種黑色的那種筆，炭水筆，寫成公式，畫成各種各樣的圖，疊著帶過來。然後上課的時候，給學生掛到黑板上看。

解說：在學生的讚揚，同行的好評，成功的教學成績背後，錢瑗卻有著常人不及的勤奮刻苦。楊絳說錢瑗每天一早挎個大包去趕車，緊張得一隻腳穿黃鞋，一隻腳穿黑鞋都沒發覺。回到家電話也多，有時答問一談就是幾十分鐘，還常出差。楊絳心疼女兒問「能不能偷點懶」，錢瑗搖搖頭。

1995年春天，錢瑗開始咳嗽，當年秋冬忽然腰疼加劇，起不了床，此時錢瑗儘管站立、行走都已困難，當司機和她的博士生陪送她住進胸科醫院，臨走時她還輕鬆地對媽媽說，「媽媽等著我，我很快就回來」。

王薔：當時在她的病房裡有電話，所以她可以給媽媽和爸爸打電話，說他們家的那個方言，我聽不懂，我一點都聽不懂，但是我聽著他們嘻嘻哈哈說得很輕鬆，然後她會在電話里笑笑的，很放鬆地跟她媽媽聊天。然後呢，我就問，掛了電話我就問聊什麼了，她說聊做菜，做什麼菜，做豆腐怎麼做，怎麼做著好吃，就聊烹飪上的一些話題，挺輕鬆的。

解說：楊絳說1996年10月間，錢瑗記起媽媽曾說要記一篇《我們仨》，便要求把這個題目讓給她，當楊絳答應後，儘管錢瑗當時仰卧寫字很困難，她卻樂於以此自遣。11月醫院報病危，她還在愛惜光陰。忍受病苦的錢瑗，此時最需要家人無微不至的呵護關懷，但是她卻並不要楊絳來看望，反而擔心醫院路途太遠，讓媽媽勞累。

薛鴻時：那時候錢先生重病在北京醫院，錢瑗是在海淀那邊，老遠的地方的一個醫院，兩個沒在一起，楊先生是又伺候錢先生，心裡頭又想著女兒，開始的時候她也不知道女兒會不治嘛，最後看她的時候說慘極了，就是心裡都很明白，媽媽看著女兒，女兒看著媽媽，一句話都沒有。

解說：錢瑗報病危八天後，身在北京醫院的錢鍾書忽對楊絳背後大聲叫「阿圓」七八聲，然後對楊絳說，「叫小王送阿圓轉去」，楊絳問去哪裡，錢鍾書答「叫她回自己的家裡去」。1997年3月3日，楊絳看望女兒，兩人手拉手，楊絳只說「安心睡覺，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

王薔：醫院也給一些通知嘛，然後呢，就跟楊先生後來也討論，就是應該怎麼辦這個後事的問題，然後她就說不留骨灰，也不辦，她當時很，當時她好像連猶豫都沒有猶豫，當時她立刻就說不辦，什麼儀式都不要。

解說：1997年3月4日下午，錢瑗在安睡中去世，8日火化，錢鍾書和楊絳沒有參加遺體告別儀式。錢瑗生前有言不留骨灰，但北師大外語系的師生捨不得錢瑗，還是將她的骨灰帶回校園，埋在文史樓西側她每天走過的一棵雪松下。在錢瑗去世百日後，楊絳到距離這棵雪松有一段距離，錢瑗曾工作的教學樓邊上，遙遙地望了望這棵樹。楊絳套用蘇東坡悼亡詞「從此老母斷腸處，明月下長青樹」，她說「我肯定圓圓不在樹下，看了樹，只叫我痛失圓圓」。

女兒和丈夫相繼離去，對於楊絳來說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對這無法承受，無法撫平的傷痛，楊絳卻選擇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譯了先前並不通曉的用古希臘文寫作的伯拉圖的《斐多》篇。

葉廷芳：她覺得這個跟他們一家三口平時那些談話都能互相引得起共鳴，跟他們對這些，對世界真理的認識和追求，那種態度，都能互相引起她共鳴。因此她特別喜歡這個《斐多》，就把它譯出來了。

解說：2000年，當中譯本《斐多》一經出版，便被廣大讀者稱頌為「迄今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學譯本」，2002年，楊絳又將對女兒的思念化作了一本《我們仨》，在點點滴滴的往事中，楊絳與錢鍾書和女兒阿圓又聚了聚。在她溫潤細膩的筆下，女兒活了，又與媽媽能夠相依相偎。而2004年，經過楊絳反覆修改校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8冊裝的《楊絳文集》。

筆耕不輟的楊絳曾說「我們不論在多麼艱苦的境地，從不停頓的是讀書和工作，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樂趣」。

楊絳（2001年錄影）：現在我越活越老了，越老越覺得母校的這個校訓，八個字呢，意義深長，很有意義，自強不息，從我們自身做起，努力學習，求知識，學本領。然後底下呢，厚德載物呢，是一個道德的標誌，就是說，我們努力求知識，學本領，然後是，是為了誰呢？為的是什麼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值得我們牢牢記在身上的。

陳曉楠：十多年來，在那張錢鍾書曾經伏案工作的大寫字檯上，除了翻譯和寫作，楊絳堅韌地完成了整理錢鍾書學術遺物的工作。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館札記》，剛剛出版的20卷《中文筆記》，還有178冊外文筆記等待整理出版。難以想像，一個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負荷的重擔。

如今年屆百壽的楊絳，仍然天天讀書，筆耕不輟，她微笑著，倔強著，用讀書、翻譯和寫作來告慰「給予過、贈與過和已經離開了的」靈魂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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