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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書讓比爾·蓋茨斥資千萬!

《大歷史》

與其說是一本書

倒不如說它是

一個全新的理念

是什麼促使

比爾·蓋茨

斥資千萬

推行一項教育計劃

是因為

大歷史

打破了學科界限

摒棄針眼世界觀

抵制知識碎片化的時代病症

綜合

天文學、生物學、考古學、物理學、歷史學

等多學科

為今天的讀者提供統合性新知識

蓋茨讚賞大歷史

改變了

我們看世界的方式

它提供的新世界觀

更新了

我們對歷史和現實的認知

「大歷史學派」開山之作

《時間地圖:大歷史,130億年前至今》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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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為快

作者大衛·克里斯蒂安與比爾·蓋茨

什麼是大歷史

大衛·克里斯蒂安

大歷史與世界史迥然不同的地方,顯然在於它的跨學科本質,及其試圖在過去與歷史不相關的學科敘述中尋求某種潛藏的一致性。大歷史所研究的內容,跨越物理、天文、地質、人類歷史。

大歷史最為激動人心之處是其內在的全球特點。在大歷史中,人類第一次被視為是單一物種,直到很晚,在大歷史的研究中國家或文明的視角才變得重要起來。因此,大歷史堅持為人類的過去創造一種真正的全球性敘述,這種敘述不限於國家的視角,而是像科學一樣既適用於首爾或德里或布宜諾斯艾利斯,也適用於倫敦或紐約。

大歷史的目標,和其他各種善的知識一樣,是要幫助我們認識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從而賦予我們力量。

大歷史幫助我們認識我們的世界,從而賦予我們力量。就像各種形式的歷史一樣,大歷史主要是通過將現在投射到過去而賦予我們力量,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今日世界如何成為現在這個樣子。這種關於歷史的目的的宣稱假設存在關於知識的一種現實主義的或者自然主義的認識。作為一種進化的生物,我們以某種成功方式和我們周邊的事物打交道,這種成功是以我們(就像一切生命有機體一樣)能夠獲得關於周邊事物的有限的然而真實的認識為前提的。雖然意識到知識的有限性,大歷史,就像一般科學一樣,反對極端形式的懷疑論或相對主義。它和善的知識一樣,建立在同樣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基礎之上,而且有著同樣獲得力量的終極目標。

大歷史是普遍的。

但是如果對過去的認識畢竟能夠賦予我們力量,那麼難道不應該試圖去認識全部的過去嗎?大歷史和其他歷史研究相區別的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是它試圖把過去當成一個整體去認識。它渴望對歷史形成普遍的理解。大歷史對於具體的歷史研究毫無敵意。相反,它完全要依靠豐富的具體的研究。但是它試圖將具體研究的成果整合到一個更大的、統一的景觀裡面,正像數百萬幅地方地圖聯結成一幅世界地圖一樣。這些充滿雄心的目標意味著大歷史要在構成20 世紀學術諸多學術研究的知識碎片的浪潮中搏擊。大歷史旨在統合,旨在亞歷山大·馮·洪堡曾說的「那種瘋狂的熱情……要在一本書中道盡整個物質世界。」

許多有趣的結論從大歷史雄心勃勃的普遍主義中湧出。大歷史不承認任何歷史知識的學術障礙。它預先假定存在一個全範圍的以歷史為導向的學科,它們都和同一個目標相關:要重構我們這個世界如何發展到今天的歷史。實際上,我時常在想,在未來的某個時候是否能夠看到重新安排大學的校園,不是將科學置於一端,將人文科學置於另一端,而是你將發現一個致力於「歷史科學」的區域,在這個區域里,天文學家、古生物學家、進化論的生物學家、核物理學家和歷史學家能夠並肩工作。

大歷史的這種志在普遍史的靈感意味著它將包含所有能夠產生可能的、精確的、以證據為基礎的關於過去的論述的各種知識領域。這就意味著,目前而言,它要明智地在大爆炸以後發生的一切——亦即可以用許多證據重構的過去與任何先於大爆炸的事物之間畫一條線,後面這個區域,雖然有大量的有趣的猜測,但是到現在為止還不是一個清楚的以證據為基礎的故事。當然,這是可能發生變化的,大歷史的故事本身將有所擴展,也許將那些支持多重宇宙論或弦理論的證據整合進來。隨著生物學家探討地球生命的起源,或者天文學家尋找周邊星系的生命,或者物理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窺見到意識的「核心」問題,或者歷史學家更好地理解了宗教和科學在人類歷史的多元尺度上的作用,類似的變化也許會在大歷史故事的其他部分發生。

憑著這些條件,大歷史旨在綜合理解歷史,學術上的關於過去的世界地圖。就像一幅世界地圖,大歷史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不僅看見過去各主要國家和海洋,而且看見將不同的學術大陸、地域和島嶼連接成為一個單一知識世界的環節和協同。大歷史的廣泛視角還能夠激發我們在多元尺度裡面運動,從宇宙本身的尺度,到人類的尺度,再到個體細胞的尺度,其中每一秒都會發生數以百萬計的精確校準的反應。大歷史鼓勵我們將時間和空間的小點連接起來,尋找截然不同的實體、學科和尺度之間的協同。諸如安德烈·科羅塔耶夫等俄羅斯學者已經積極投身於在尋找多元尺度的複雜進化的數學模型這個任務上了。

通過聚焦於將不同學科連接起來的觀念,大歷史能夠幫助我們克服20世紀在學術研究,尤其是在人文科學研究中日漸極端的懷疑論特徵。在塗爾干手中,「失范」的觀念是指缺少清晰的位置或者意義的感覺,在這種學術上無家可歸的狀況中,世界本身幾乎無法理解,個人感到極大的疏離,以至於要去自殺。20世紀學術的極端碎片化固然允許一個學科又一個學科的學術進步,但是它做到這點,所付出的代價是學科和學科之間的相互疏離,限制更大的、統一的景觀的產生,也限制了在學科之間相互進行真理的檢驗。尤其是在人文學科,學術上的疏離造成學術形式的失范,擊破了人們堅持主張創造意義或者更多從總體上去把握現實的信心。20世紀晚期如此之多的學者們所共同信仰的後現代主義者的懷疑論是對過度自信的實證主義的一種糾正。但是,發揮到極致,就會創造一種深深的無助感,既有學術上的,也有倫理上的。有些人認為,這無異於一種學術上的自殺。

以應有的科學性的穩重態度,大歷史回到試圖將現實的地圖拼接為一個整體的古老課題。通過移除學科之間的分區,大歷史能夠有助於在專家性學術和大型的、範式的觀念之間重建一種更加平穩的關係。

大歷史是協同性的、合作性的。

大歷史的故事是組裝而成的,就像一塊碩大的鑲嵌圖,用許多不同國家、時代和學科的小瓷磚拼接而成。一切學術研究都是協同性的。但是大歷史異乎尋常的領域將協同置於這門新學科的核心。豐富而可靠的大歷史不是個別學者心靈的產物,而是數百萬心靈的聯手創造。

撰寫大歷史所需要的極端的學術協同使我們重新思考專門知識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專業化造成一種看法,如果你將研究領域變得足夠狹窄,學者個體就能夠完全掌握這個領域。他們就變成了專家。這種觀點太過天真了,因為甚至最狹窄的專家也要引用他們研究領域以外的洞見和範式。

但是大歷史的範圍極其廣泛,這就意味著儘管它建立在專家的洞見之上,但是它也要求許多不全是在今天碎片化的知識世界裡受到重視的其他研究技巧。大歷史首先要求一種能夠把握許多不同學科的學術研究然後將其連接起來的能力。它需要寬度,也需要深度,要有一雙能夠找到學科之間未能預料的協同之處。它還需要一種協調多學科的不同頻率的能力。大歷史學家將不得不成為跨學科的翻譯家,能夠感受到對於不同學科使用的類似概念、辭彙和方法之間的微妙區別。他們還將問一些深刻的跨學科的問題。有沒有一些觀念能夠在多學科的領域裡同樣好使,從宇宙學到生物學到歷史學,諸如弗雷德·施皮爾所描述的「統治」和「金鳳花條件」,或者在埃里克·蔡森書中的核心概念「自由能密度」的等級?在物理學具有強大作用的熵的理論能否啟發我們對人類歷史的認識?今日納米生物學家正在探索中的原子層面上的分子機器是不是意味著以一種新的方式分配今日世界的能量流?有沒有一種普遍機制(也許某種形式的普遍的達爾文主義?)用以解釋儘管存在第二熱力學原理,但是還會持續出現複雜實體?

通過不僅聚焦於現代學術的零星島嶼,而且聚焦於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大歷史能夠提供一種新的跨學科思維和研究的框架。熟悉大歷史的世界歷史地圖的研究者將自然地在其具體學科以外尋找有用的觀念和方法。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從氣候變化到癌症研究到金融危機等都有賴於多學科的發現和洞見,跨學科研究將變得尤為重要。每一種學科內部的研究取得成功都說明了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有趣而重要問題現在都處於學科之間。

大歷史這門年輕的學科也證明學術協同是我們人類(Homosapiens)的一種與眾不同的特徵,雖然許多進化特徵將我們定義為一個物種,但是我們的技術創造性似乎被語言這樣一種極強大的進化形式所規定,使得我們可以用如此準確的如此大規模的方式進行觀念和洞見的交流,以至於它們能夠使得集體記憶逐漸積累。我們知道,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物種能夠將這種習得的知識積累起來,跨越無數代人,以便有更多代人能夠不僅認識不同的事物,而且認識比前幾代人更多的事物。這種差異證明是頗具創造性的。跨越無數代人的數百萬個體的知識積累解釋了我們對於這個生物圈的資源和能量流的日益增長的控制權。這種逐漸增長的趨勢已經形成了人類的大部分歷史,並且在今天達到一個高峰,使我們擁有了唯一的最強大的改變我們生物圈的力量。在我本人的著作中,我已經描述了我們分享和積累「集體知識」的獨一無二的能力。它使我們人類不僅逐漸控制環境的能量流和資源,而且對我們居住其中的世界和宇宙的認識逐漸增加。現代科學如同現代宗教和文學一樣,都是在共同的知識網路中辛勤勞作的數百萬個體的創造。只是在一個世紀之內,人類心靈的範圍,或者如同維爾納斯基所稱的「人類圈」(No?sphere)已經變成了一種全球變化的力量。

我個人相信,「集體知識」的觀念提供了一種能夠表達我們對於人類歷史以及我們這個物種與眾不同特點之認識的一種範式性觀念。人類歷史是由集體知識推動的,就像生命有機體的歷史是由自然選擇推動的一樣。如果這個想法大致正確,那麼它就證明大歷史能夠通過將某些深層次的問題置於一個極其廣泛的背景之下將其視為現代知識的「世界地圖」的一部分,從而使這些問題得到澄清。

大歷史是一個故事。

迄今為止,我已經討論了大歷史所能夠提供的真理性認識的特點,以及它的跨學科的協同能力。但是,大歷史當然也要講故事。正如卡爾論及的各種歷史一樣,它要開展「現在與過去之間一個永無止境的一種對話」。它有兩極,一是作為整體的過去,一是從現在這個特殊的有利位置觀看過去的歷史學家。就像一般歷史一樣,大歷史是正在建構大歷史的歷史學家的產物。當然,這就意味著大歷史是進化的,而且是不斷進化的,就像所有的故事一樣,因為它是由不同說書人,從不同社會背景、有著不同的關注點的人所說的故事。

大歷史是一個起源故事。

但是,由於其具有普遍主義的雄心,大歷史不只是再講一個過去的故事而已。大歷史普遍性的野心意味著它分享著許多傳統起源的故事。正如我們所知,所有人類社群都試圖建構關於我們身邊萬物起源的統一的故事。我所說的這樣一種「起源故事」的觀念就是這個意思。起源故事試圖將一定社群關於我們的世界如何發展到現在這個樣子的知識整合起來,並且流傳下去。如果它們有人相信了,如果它們那些聽到併流傳下去的人覺得是可靠的,就會具備特彆強大的力量,不管我們討論的是舊石器時代的食物採集民族,還是從儒家到佛教到阿茲特克的,還是伊斯蘭教世界、基督教世界等世界文明的偉大哲學和宗教傳統。它們之所以強大,還因為被一定的社群的大多數成員所共有,他們從小就獲知這些起源的故事的雛形,然後經過許多年的教育,將它們推廣到國際上去並且補充其細節,使其更為精緻。正如我們所知,起源故事處在一切教育的核心位置。它們在神學院和大學提供基礎知識,就像食物採集社群里長者傳給後代的豐富的口述傳統。

根據這種討論,顯然塗爾乾的「失范」概念也可以理解為那些不能獲得可靠的、豐富的和權威的起源故事者的心靈狀態。學術失范就是沒有地圖、沒有意義的狀態。奇怪的是,隨著全球化和現代科學既在世界的都市的中心地帶又在殖民的邊緣地帶將傳統的起源故事的信心擊得粉碎,這種學術狀態竟成了20世紀的規範。現代世俗教育體系不再傳授作為基礎知識的共有的傳統了。

有些人發現傳統的起源故事的衰落令人高興、使人自由,為著沒有共同起源故事而隨意漂流的世界觀深感榮耀。但是許多人,在殖民世界和都市中心,都感受並且繼續感受到深深的失落感。如今,我們習慣於一個沒有普遍框架的觀念(尤其是在人文學科中)的世界,很容易忘卻隨著不再相信起源故事而喪失學術的連貫性所造成的痛苦。但是,這種失落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文學、哲學和藝術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這裡,多少我們隨意可以找到幾個例子,說明我想說的事情。1851 年,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在《多佛海岸》中寫道:……

信仰的海洋

也曾一度漲潮,圍繞大地的海岸,

像折起的閃光的腰帶。

但是現在我只聽到

大海拖長的落潮吼鳴,

沿著世界上巨大、陰鬱的邊岸

和赤裸的卵石沙灘,

退入吹拂的夜風。

詩人繼續寫道一種沒有一致性或意義的未來的可怕異象:

啊,親愛的,讓我們

相互忠誠,因為看徹人間,

猶如幻鄉夢境

五光十色、美麗新穎,

實在沒有歡樂、沒有戀愛和光明,

沒有肯定、沒有和平,也無從解除痛苦。

人生世上猶如置身於黑暗曠野,

到處是爭鬥、奔逃、混亂、驚恐,

如同愚昧的軍隊黑夜交兵。

W. B. 葉芝的《二次聖臨》作於1919 年,剛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似乎實現了阿諾德對未來的夢魘般的異象。

盤旋盤旋在漸漸開闊的旋錐中,

獵鷹再聽不見馴鷹人的呼聲;

萬物崩散,中心再難維繫;

世上遍布著一片狼藉,

血污的潮水一片泛溢,

把純真的禮俗吞噬。

詩歌的結尾更是展現了一種著名而又可怕的景象:

何等惡獸,它的時辰終於到來,

懶懶地走向伯利恆來偷生?

具體化和傳統的統一敘事的喪失乃是諸多20世紀文學、藝術和哲學所描述的混沌、一質性喪失的世界的癥狀。實際上,人們還指出,這種孤立的、不可比較的學科和視角的世界是現代性的普遍特徵。現代世界將人、文化、宗教和傳統統統粗暴地糅合在一起,創造了一種人類的單一感,而逐漸喪失了對傳統世界觀的信心。我們在《共產黨宣言》里讀到,人類歷史到了資產階級時代:「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在一本論現代性的著作中,馬歇爾·伯爾曼(Marshall Berman)寫道,現代世界創造了「一種乖謬的統一,一種不統一的統一;它把我們全部投入到永恆的、分割與重生、鬥爭與矛盾、含混與痛苦的巨大旋渦裡面去了。做一個現代人就是要成為一個宇宙的一部分,在這個宇宙里,正如馬克思所言『一切等級的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但是也可能有一種不同的解釋。也許對於20世紀的大多數時期而言,我們生活在一種學術的建築工地上,周圍是古老的起源故事的廢墟,而一個新的起源故事正在我們身邊建造起來,這個故事便是人類做為一個整體的故事。這個想法的最好的證據便是最近50年來新的統一的故事的出現。從這個角度看,大歷史就是一個試圖梳理並建造一個現代的、全球的起源故事。

大歷史是人類紀時期起源故事。

於是,也許我們可以將大歷史設想為20世紀的起源故事。大歷史建立在現代科學的學術成就之上,但是它也是一個不斷全球化的世界的產物,和E. H.卡爾的世界大不相同。科學知識的推進比他所能想像的更快,諸如互聯網等新技術創造了一個相互交織的世界。最重要的變化也許產生於自卡爾著書立說以來的60年間巨大的加速度、人類數量、能源使用人類控制環境,以及人類的相互聯繫的急劇增長。在這個短暫時間裡,我們人類已經集體變為生物圈中唯一一支最重要的變化力量,地球生命40億年中首個起到如此重要的物種。這種結果卡爾在1961 年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在這個意義上,大歷史可以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人類紀的起源故事。

要將人類紀看得更加清楚一些,我們需要大歷史這樣寬廣的尺度,因為這不僅是現代世界史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作為整體的人類歷史甚至地球歷史的一個重要門檻。大多數當代歷史學研究集中在過去500年的歷史。這種縮短了的視角的危險也許在於能夠規範化最近的歷史,令最近數世紀在技術上和經濟上充滿動力的社會看上好像是人類歷史的普遍現象。他們不是這樣的。他們的動力是不同尋常的,是一種例外。這樣的歷史觀念,就長時段的變化而言是現代的,而且正如約翰·麥克尼爾所證明的那樣,現代社會的變化的尺度尤其是自20世紀中葉以來,實際上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與此形成相對照的是,在過去20萬年間,大多數人類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所生活的體系和周圍環境似乎都是相對穩定的,因為變化如此緩慢,以至於用幾代人的尺度根本無法觀察得到。

只有在大歷史的廣闊尺度內,才有可能清晰地看到人類紀的時代,不僅就人類的尺度而言,而且就地球歷史的尺度而言都是奇特的。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批古地質學家主張,人類紀時代是生物圈歷史的三大重要轉折點之一,另兩個是大約40億年前生物的出現,以及6億年前多細胞生物的出現。之前從未有一個物種能夠像我們人類這樣按照決定、洞見甚至奇思怪想來主導生物圈的變化。如果我們要應對它對不遠的將來提出來的挑戰,如何看待現代社會的這種奇特性便是至關重要的。認識當今世界如何奇特也會對我們祖先的洞見和認識形成一種新的看法,他們數千年來和整個生物圈一直維繫著一種更加穩定的關係。

大歷史是一切人類的首個起源故事。

如果大歷史就是一個起源故事,那麼它也是一切人類的首個起源故事。由於它出現在一個高度密集化的相互聯繫的世界,它是首個為全體人類為了自己所創造的起源故事。傳統的起源故事試圖從特定的社群或者地區或者文化傳統中概括出某種知識,而這是試圖從世界各個部分積累的知識中概括出來的知識。這本身就表明一個現代起源故事的信息之大、細節之驚人的豐富。

傳統的起源故事提供一種對於各社群的統一的觀點,不管其內部在語言、文化、宗教和族群上的差異。同樣,大歷史的故事也能夠開始提供一個統一的全部人類的景觀,不管其在地區、階級、民族和文化傳統上有多麼巨大的差異。一個全球性的起源故事的建構和傳播有助於產生人類的統一感,這種統一感正是人類社會集體應對今後數十年的全球化挑戰所需要的。雖然主導卡爾的那個世界的民族和文化上的諸種部落特徵今日還大量存在,但是他仍會驚訝地看到,和它們同時出現的,還有一個人類整體的起源故事。

今日世界相互聯繫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一個有其自身歷史的人類統一體的觀念擁有了某種統合性,這是卡爾的時代所不具備的,那時候,最重要的人類社群似乎不是民族國家就是保持文化一致的區域,如「西方」或者伊斯蘭世界,或者被著名傳統帝國如中國和印度那樣統治的地區。如今,某種意義上的全球公民、同屬人類全球社區,不僅具有科學的準確性。[總體而言,我們畢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物種,因此,人類有一種科學的準確性,而「中國人類」和「美國人類」的範疇則是不具備這種準確性的。]意識到什麼是全體人類所共同具有的東西,尤其是在一個核武器的世界中,乃是人類對自我的一種保護。E.H.卡爾撰寫《什麼是歷史?》之後一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當時肯尼迪總統就曾說,一場全面核戰爭的可能性介於「1/3 和1/2 之間。」

1919 年H.G.威爾斯試圖寫一本普遍史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尚縈繞在他心頭,他對人類一體性的感受促使他寫了這本書。他主張和平需要有新的思維方式。它需要:

具公共的歷史觀念。世界之各人種各民族,若不集合於此等觀念之下通力合作,而猶循於其狹隘自私及互相衝突之民族習慣,則惟日趨於爭鬥之途以自召滅亡耳。此理在百餘年前已為大哲學家康德所見及……今則路人盡知矣。

威廉·麥克尼爾對此也有精闢的論述:

人類完全擁有一種歷史學家可望理解的共同性,就像他們能夠確切地理解將人類聯合在任何較小的群體中一樣。不是像狹隘的修史不可避免的那樣去強化衝突,一種理智的世界史可以通過培養個體等同於人類整體的勝利和痛苦的觀念而消除群體衝突的致命性。實際上,它喚起了我在我們時代歷史專業的道德責任。我們需要發展一種足以容納處於各種複雜性中的人類豐富多樣性的一般史。

正如威爾斯所認識到的,一種普遍史是統一的人類歷史的載體,因為,和民族史不同,大歷史相遇的人類首先不是好戰的部落,而是單一的而且顯然還是同等的物種。這是一個現在可以準確地、自信地去講述的故事,它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我們這個物種不僅在最近的過去,而且在生物圈乃至於整個宇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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