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終結西方民主唯一合法性
【美國《外交》雙月刊2013年1-2月號(提前出版)文章】 題：中共的生命力——後民主時代在中國開啟(作者風險投資家李世默)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啟動了十年一次的領導人權力交接工作。
這次交接班是一個自信的、崛起的大國以一種平穩的、精心謀劃的方式給世人所做的一個展示。
那些認為中共將無法應對這些挑戰的人從根本上誤判了中國的政治形勢，誤判了中國執政當局的應變能力。由於中共的適應能力、選賢任能的制度以及在中國人民中所具有的合法地位，北京將強有力地靈活應對諸多難題。
在今後十年，中國不僅不會衰亡，還會繼續崛起。
在中國的首都，世界也許將見證後民主時代的誕生。
在其63年的執政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表現出超凡的適應能力。自從1949年成立以來，人民共和國推行了許多政策。鄧小平的改革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制度層面，中國共產黨也沒有迴避改革。一個例證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推行的任期制(甚至對年齡有所限制)。現在，少數身居高位的領導人幾乎不可能長期壟斷政治權力。黨內向上發展的空間也有所增加。
在中國經歷十年一次的交接班的時候，國內外呼籲啟動新一輪政治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但是這些呼聲不論看似有多麼真誠，卻都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具自我革新勇氣的政治組織之一。
中國集中化的選賢任能政治模式也培養了政府的創新精神。在選定的幾個地方推行試點、再將成功經驗在全國推廣的實踐不勝枚舉。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設立的「經濟特區」。
當前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令人擔心，但這—現象基本上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結構性的問題。兩大力量將使經濟重振的態勢至少再保持—代人的時間：城鎮化和創業精神。1990年，只有25%的中國人居住在城市。今天，這—數字達到51%。預計到2040年，將有整整75%的人——接近10億人——成為城市居民。新增人口對道路、住房、公用設施和通信設施的需求將是驚人的。因此，基礎設施和房地產行業任何錶面上的泡沫都將是暫時的。
如果十八大的戰略規劃能夠一一實現，那麼有朝一日2012年就可能會被視作是一種理念的終結，即認為選舉式民主是唯一合法和有效的政治治理制度。在中國的實力壯大的時候，西方的不幸卻有增無減。
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明白，民主並不能解決它們所有的問題。對於它們來說，中國的例子是重要的。誠然，中國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西方選舉式民主，因為和後者不一樣的是中國的模式從不自命為是普適性的。它也不會輸出給他國。但中國模式的成功確實表明，只要符合一國的文化和歷史，許多政治治理模式都可以成功。
中國成功的意義不在於向世界提供一種替代模式，而在於展示其他的成功模式是存在的。24年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預言所有國家最終將接受自由民主的制度，因此慨嘆世界將變成一個乏味的地方。
放心吧，一個更加精彩的時代可能正向我們走來。專家稱我國漸進式改革比原蘇聯休克療法成功2012年12月31日 08:39 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國家發改委宏觀院副院長陳東琪： 下一步改革： 兼顧公平與效率
定軍
本報記者 定軍 北京報道
五年一次黨代會和政府換屆將再創歷史。
11月8日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從戰略全局上對我國改革發展作出規劃和部署。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每5年一次全黨代表換屆後的大會，以及每年一度的全會，都會有新的提法或大政方針方向部署。其中有代表意義的是20年前中央出台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993年)，和10年前出台的《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2003年)。
現在回顧上述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出台過程，以及反思其理論創新的經驗，對於下一步更大理論的突破和創新，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國家發改委宏觀院副院長陳東琪親身經歷和參與了上述決定相關理論創新過程，對於改革的經驗教訓有自己的獨到觀點。如何看待過去20年的改革進程，如何做好下一步的改革，21世紀經濟報道近期對他進行了專訪。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意義深遠
《21世紀》：您曾親身經歷和參與了中央關於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相關理論的創新過程，您對20年前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歷史意義如何評價？
下一步改革：兼顧公平與效率
陳東琪：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以文件形式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將始於1978年的改革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偉大創新，是人類市場文明的巨大進步，它既具有事關經濟學說創新的理論意義，更具有事關國家發展命運的實踐意義。
《21世紀》：為什麼說20年前確定「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事關國家發展的命運？如何理解其中的涵義？
陳東琪：從實踐來看，如果我們的經濟體制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倒退到計劃經濟，或者在「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停止不前，在「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道路上運行，不但得不到快速發展的成果，而且難以擺脫我1992年在《強波經濟》一書中描述的「強周期波動」的循環，甚至國民經濟可能多次出現古典型衰退。20年來，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有限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市場競爭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大幅度提高了經濟效率，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同時，實現了持續性較好的高速增長。
1993年以來的20年，中國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在抵禦外部多次危機衝擊的同時，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無與倫比的發展奇蹟，經濟總量在全球排名升到第二，人均GDP從不足100美元到今年將超過6000美元，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轉到總體小康再到全面小康，快速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試想一下，如果20年前改革開倒車，不把「有計劃商品經濟」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堅持走競爭、開放的市場化道路，在國內就不可能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也就不可能構建起比較有活力的微觀經濟體制；在國際上就不可能「入世」，也就不可能融入到世界市場，不可能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可和接納，不可能獲得巨大的國際市場空間。沒有市場化和國際化這兩條，中國要想用二三十年時間從貧困轉到中等收入國家，要想在本世紀第二個10年之初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1993年確定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事關國家發展的前途，事關中國人民的命運，因為它避免了經濟制度復歸，避免了國家發展的倒退，使我們能夠在1978-1988年已經取得初步改革成果的基礎上繼續前行，能夠在世界發展道路上快速追趕，能夠在推動全球化、東方經濟崛起和世界治理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20年，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國際化，推動了「中國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中國化」，這個「雙化」互動，雖然不可避免地給我們國家帶來了一些新的挑戰，但我們這個擁有十三億多人口的大國經濟體的確從市場化和國際化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
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
《21世紀》：中央文獻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今天快20年了，您對這2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如何評價？改革的目標已經實現了嗎？
陳東琪：衡量制度的優劣，判斷改革的成敗，關鍵要看發展成果。1993年以來的20年，我國GDP總量從不足5000億美元增加到8.2萬億美元左右，共增加15.4倍，人均GDP從不足420美元增加到超過6000美元，共增加13.3倍，外匯儲備從不足200億美元增加到超過3萬億美元，共增加150倍左右。人民生活方面，城鄉中等收入家庭20年前有三大件(彩電、冰箱和洗衣機)，今天電腦普及了，汽車進入家庭了。這些奇蹟性變化，我們自己感受不深刻，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但外國人看得很清楚，他們的評價比我們高。
取得這些成就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走回頭路，沒有放棄改革開放，而是在前10多年初步打破計劃經濟體制模式基礎上，按照中央1993年的總體部署，有方向、有目標地整體推進體制機制改革，推進對外開放，促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步一步地形成和發展。
儘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至今還未完全實現，但是與1993年以前十多年相比，最近20年我國產權、價格、財稅、金融、投資、貿易等方面的體制已經或正在發生系統性變化，宏觀經濟調節機制已經或正在發生系統性變化，市場化程度整體上提高了。儘管一些國家和地區還沒有承認我國在國際上的市場經濟地位，但事實上中國已經成為國際市場經濟體系中話語權不斷增大的重要一員。從這個意義上看，這20年的改革開放成就不小，應當充分肯定。
《21世紀》：對最近10年改革的評價，人們議論較多，有人認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回歸，改革在倒退，您怎麼看？
陳東琪：我在前面講到20年改革的成就，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對最近10年的積極評價。總的來看，最近10年改革開放沒有停步，有的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有一些可圈可點的地方。
農業生產方面，取消延續了幾千年的農業稅，這有利於建立糧食生產長效機制，為我國糧食生產實現「九連增(2004－2012年)」提供了持續作用的制度動力。
社會保障方面，儘管至今還未建立起城鄉、各地各行業、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統一的全覆蓋社會化保障制度，但是城鄉養老、醫療、低保等方面的保障覆蓋率提高，社會保障的「社會化」水平有所提升。
金融市場方面，證券特別是企業債券體系建設加快，支持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中小板和創業板運行和發展，溫州民間金融改革試點，中小企業公平融資的機制建設正在進行。
對外開放方面，投資和貿易「引進來」和「走出去」的自由化程度提高，開放經濟水平明顯提升。人民幣匯率改革取得明顯進展，有管理的人民幣浮動匯率機制正在逐步形成。這些改革加快了投融資創新，加快了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化、國際化進程，提升了人民幣的世界地位。
最近10年，按照中央2003年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要求深化改革開放，除了上面提到的主要成果外，還有一項重大成果，這就是提出和建立科學發展理論，推動國民經濟走上科學發展的道路。2004年以來，我國發展的觀念、規劃、戰略和政策已經或正在從非科學發展向科學發展轉變，從盲目追求數量增長到追求增長的質量和減少為增長付出的代價。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家到社會、家庭和個人逐步增強了節能環保、低碳綠色的觀念和意識，並正在努力追求「綠色」和「增長」相結合的發展，追求建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追求富民惠民的民生目標。儘管到目前為止科學發展的成效還只是初步的，綠色和民生的水準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較大，但畢竟邁出了科學發展的第一步。市場取向改革助推科學發展，而科學發展又給下一步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當然，從市場的整體發育程度來看，與前10年相比，近10年在私產權、公共權、稅制和法制等方面的體制創新建設還不盡如人意，某些主管部門的管控權力不是在減少而是有所增加，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的「三位(越位、錯位、缺位)」表現，行政部門的公權控制、國有部門的資源壟斷和地方政府的市場分割，在某些領域更加引人注目，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功能作用以及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還受到很多限制，公平競爭、包容有序的市場體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所以說，我國改革開放今後的路還很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任務還非常艱巨。
兼顧公平和效率
《21世紀》：既然改革目標仍未實現，作為多次參加改革方案和文件的起草人，您認為下一步怎樣改革才能到達目標？深化改革的主線是什麼？
陳東琪：從古今中外改革的歷史來看，任何一次較大範圍的改革，其核心是要改變過去權力過於集中的制度，建立相對分權的自由民主制度。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國經濟改革基於提高效率的目的，著力經濟分權，擴大經濟自由民主，在打破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大一統計劃格局，突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格局基礎上，逐步建立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先是在農村以聯產承包責任制方式，擴大農民在生產、交換、分配中的自由選擇、自主決策的權力，後是在工業、商業流通和其他服務領域放權，引進和加強市場調節，走向自由競爭。
放權、自由、效率，是我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和主線，前30多年是這樣，今後仍將是這樣。如果改來改去，權力向上集中了，壟斷加劇了，微觀活動行為的自由減少了，競爭的程度降低了，那就不是改革，而是倒退，不是開進車，而是開倒車。當然，如果在放權、自由、效率中損害了公平，越來越讓極少數人受益，越來越多人受損，這也不是好的改革。好的改革要在公平和效率間實現平衡。
前30年「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改革，是以提高效率為目的的單線突進，主要通過引進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打破「鐵飯碗」，破除絕對平均主義，提高微觀主體積極性，提高包括勞動和資本在內的要素效率。今後的改革將雙線並舉：一條線是繼續瞄準效率，促進充分競爭，構建效率不斷改進的內部約束機制；另一條線是瞄準公平，通過促進機會均等和公平交易達到成果公平分享的目的，構建機會均等和成果公平的外部平衡機制。這種「兼顧公平和效率」的雙線並舉改革任務更重，比前30年單線突進式改革更難。
《21世紀》：與「追求效率」的改革相比，「追求公平和效率兼顧」的改革要注意什麼？
陳東琪：近年來，要求公平的改革呼聲很高，政府部門試圖專門進行分配體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方面的呼聲和訴求，這也是下一階段改革的重要課題之一。從改革連續性看，下一步改革不是另起爐灶，從前30年單純「追求效率」，轉到追求「公平和效率兼顧」，改革目標由單目標轉到雙目標，而雙目標中包括「追求效率」，包括提高市場的競爭程度和自由水平。我們在設計改革方案，出台改革措施時，不能追求犧牲效率的公平。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歷史經驗表明，追求公平的改革要特別注意掌握好度，一不小心，可能回到平均主義，可能出現「滿足一部人的公平而犧牲另一部人的公平」的情形，可能出現體制復歸，傷害競爭秩序，犧牲效率。這就和「追求效率」的改革，掌握不好度，也可能犧牲公平一樣。
《21世紀》：那麼，怎樣才能掌握好這個「度」呢？或者說，在不犧牲效率的基礎上實現公平，改革的主要任務是什麼？
陳東琪：持續有效的公平，既包括結果公平，更包括機會均等，這就要著力促進公平的制度建設，而不是忙於行政調整。既要在「收入分配製度之內」改革，要建立公開透明、規則一致的工資和社保制度，更要在「收入分配製度之外」改革。真正的功夫在功夫之外。在不犧牲效率的前提下進行「追求公平」的改革，不能只改分配製度本身，不能孤立地改分配的結構和方式，無論是包括勞動工資和社會保障在內的收入分配公平，還是包括土地、房產、證券和其他財產的收益分配公平，都不是用經濟學上常講的狹義收入分配能得到的，需要包括私人財產權(私權)、公共資源權(公權)在內的產權制度、稅制和法制的改革來配套。在私權和公權的分配機制被扭曲，稅制存在缺陷，法制不健全且執行不力的情況下，單純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不僅得不到真正的公平，反而可能適得其反，犧牲效率。
為了實現公平和效率兼顧的目標，下一步改革的總體思路應當是：嚴法明制，公平競爭，著力構建包容透明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把我國建設成為包容和諧、公平高效的現代民主國家。為達此目標，下一步改革應當在鞏固和擴大已有成果基礎上，著力完成以下四項重大體制機制創新任務：
一是以法律形式構建私有產權永遠受保護、公共資源分配透明和受約束的產權制度，促使私人財產不斷積累和穩定發展，從制度上消除私產所有者的後顧之憂，防止公權濫用和公共資源被無償侵蝕、挪用、佔有，形成公產權益持續保護機制；
二是改革現有稅費體制，釐清現有費收體系，在清、歸、除基礎上將現有隱蔽的費收全面轉換成為透明的稅收，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對現有稅種、稅基、稅率進行合理調整、歸類，形成稅收的收繳、使用受納稅人監督的機制，全面構建公平和效率兼顧的新稅制；
三是建立國民優先、公平競爭的准入制度，打破行政超控、資源壟斷和地方市場分割，消除市場歧視和濫用公共權力的制度基礎，構建公權、公共資源分配機會均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場制度；
四是健全法制，嚴明法紀，將各種涉及所有人行為準則的規章、條例轉換成法律制度約束，以法明制，依法治市，以法行政，以法治國，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市場秩序和社會秩序，在嚴明法制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無論是形成透明包容的民主政治，還是發展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都要有嚴明的法紀。嚴法是防止一部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損害、侵佔他人利益，防止一部分人利用公權來損害、侵佔公共資源的最重要的改革。
這四大改革，特別是嚴明法制，是推進包括土地、企業、價格、流通、金融、財政、外匯管理、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科教文衛等改革的前提條件，離開了這些改革，離開了基礎制度的重建，所有涉及到利益調整的改革都難以開展，難以奏效，因為這些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實現機會均等，這是達到兼顧公平和效率的根本保障。
《21世紀》：您對這四項改革的難度怎樣評估？
陳東琪：一般來講，「大多數人受益、少數人不受損」的改革比較容易，如實行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企業獎金制度和效益工資制，機關事業單位貨幣工資制，價格「雙軌制」，財政「大包干」改為「分灶吃飯」再改為「分稅制」，銀行商業化，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開通股票市場，房產貨幣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等等，都屬於這類改革。但是，上述四大改革的難度較大，因為它們屬於「多數人受益，而少數人且為掌握話語權的人受損」的改革。當掌握話語權和控制權人的權力和利益減少時，這項改革就會面臨決策和實施的困難。如果沒有改革的權威、魄力和具有更好預期的說服力，這些涉及到既得利益的「深水區改革」就難以展開。反之亦然。
「深水區改革」應穩中求進
《21世紀》：您看好「十八大」後「深水區改革」的前景嗎？信心來自何處？
陳東琪：前景看好，很有信心。這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老百姓近年來要求深化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特別是對建立永久保護私人財產權的制度，對價格、稅收、財政、金融、產權、社保、分配和政府職能等方面進行改革，對公有土地、准公共金融、特殊醫療、組織人事等目前仍屬於公共資源的行政分配進行改革，呼聲都很高。老百姓的改革呼聲越高，改革需求越強烈，改革政策就越是有群眾基礎，越是具備「多數定律」的條件。另一方面是「十八大」產生出來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有條件在更長的時間視野比較改革開放前後的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利弊得失，有條件在更大的空間視野把握國家發展在新的世界定位中所面臨的新挑戰、新機遇，有條件在擺脫舊傳統觀念的纏繞中選擇適應新發展階段的改革新思維，形成更加清晰、更可操作、更為可行的改革方案和部署，並以新權威方式進行及時、有序推進。
《21世紀》：「深水區改革」是否需要頂層設計？在這方面，您有何看法？
陳東琪：1993年以前，我們的改革基本上是摸著石頭過河，通常以撞擊反射的方式展開，沒有一個總體部署、目標明確、協調配套、整體推進的頂層設計。
1980年代有過幾次整體改革方案設計，其中最著名、影響最大的是1987年秋冬之交，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受中央指示，由該委綜合司組織8個主要單位，在北京懷柔研究提出的「中國經濟體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綱要」。當時參加綱要研究起草有8個課題組包括：劉國光、張卓元主持的中國社科院課題組，我是這個組的執筆人；厲以寧主持的北京大學課題組；王珏主持的中央黨校課題組；吳樹青主持的中國人民大學課題組；吳敬璉、周小川主持的國務院發展中心課題組；陳錫文主持的國務院農研中心課題組；劉洪和洪佳和主持的國家計委課題組；賀鎬聖主持的上海課題組。這8個課題組起草的改革綱要，由綜合司以「改革思路」形式統一上報給中央。這些綱要涵蓋的時間從1988年至1995年，分前3年(1988-1990年)和後5年(1991-1995年)兩階段，又簡稱「3.5.8改革方案」，內容都包括總體思路、目標、階段、路徑、方式和配套的整體設計，其成果由綜合司收集在《中國改革大思路》一書中，瀋陽出版社於1988年7月首次出版發行。這次改革綱要因故未能變成政策文件，但是一次集全國經濟專家智慧的頂層設計。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是以政策文件形式提出的改革頂層設計，是整體推進的改革方案，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戰略性和實踐性，變成了改革行動，推動了1993到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深遠的實踐意義。
下一步進入「深水區」的改革，也應當有一個前瞻性、戰略性、全局性和實踐性的頂層設計。其好處是對未來改革有總體謀劃，有整體部署和協調配套安排；改革的目標、任務、戰略重點和先後順序清晰；改革推進的階段、路徑、工具和方法和配套措施明確等。
《21世紀》：上世紀80年代，您和劉國光、張卓元教授一起提出了「穩中求進」思路，下一步改革是穩中求進好，還是快速推進好？
陳東琪：從效率角度看，做有的事快一點好，人生短暫催人奮進，全球化條件下國家間比賽壓力很大啊！但是，很多事情的發展有自身的邏輯，有一定的規律，需要時間，人為地求快容易出問題，開快車容易翻車，欲速則不達。我們在這方面的教訓不少。
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尤其是深層次經濟改革，上下左右的關聯度很高，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別是涉及到政治和社會體制，涉及到既得利益，涉及到更多、更高的利益訴求和平衡，急於求成往往事倍功半。快跑後摔倒，再爬起來，要時間，要恢複信心，要支付調整成本。
下一步改革，我還是主張穩中求進。在形成改革思路和方案時，要把握全局，明確目標，找到合適的路徑和方法，選擇好重點，確定好先後順序，為執行中的隨機微調留下必要空間。在操作時，要注意協調平衡，防範隨時可能出現的風險，控制操作成本，努力向改革的預期目標逼近。這樣來看，穩中求進既是一種改革理念，又是一門改革技術。穩中求進搞改革，勝算比較大，不易出大錯。遠的例子是，我國前30年以漸進方式推進改革，比原蘇聯的休克療法要成功，時空代價比較小。近的例子是，2005年以來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堅持「三性」原則，除「主權性」和「可控性」外，有一個「漸進性」，也很成功，這一點連蒙代爾等國際上知名的經濟學家和市場人士都認可。中央黨校教授：中西方發展模式不存在誰終結誰2015年05月18日05:59 中國青年報 辛鳴(中央黨校)我們講文化自信，說到底就是中國對源遠流長精神家園的自信，更是對生生不息文化創新的自信。
我們有資格自信
文化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生命體現，否定自己的文化就是否定自己的生命；文化的積澱是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這個民族、這個社會能自立於其他民族、其他社會之間的「基因身份證」。 中華民族與世界各民族之間的差別絕不僅僅體現在黑眼睛黃皮膚，而是五千年燦爛的中華文化。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是憑藉文化的獨特性和內聚力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喪失了獨特性，就意味著喪失內聚力，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
「精神家園」背後是文化多樣性的反映。文化多樣性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於別的文化主體來說，一種價值選擇似乎是「非理性」的，可對於本文化主體來說卻都是有充分理性的。
文化無疑是要發展的，但枝繁葉茂離不開根的滋養。不論文化多麼與時俱進，內容擴展了，形式變化了，文化的精神依然綿延不絕。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園，你的家園對別人來說可能就是異鄉。自己的家園可能有這樣那樣的不盡如人意，但凡家園都是溫暖的，在那裡可以找到精神的安定與祥和。梁園雖好，不是久居之地，講的就是家園與異鄉的差別。
目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往往習慣憑藉自己經濟的優勢去否定別國自身文化的優勢，強求文化同一，而一些民族國家出於經濟政治的弱勢對自身文化也喪失了起碼的自信，乃至自慚形穢。其實，「不同」、「多元」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更是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中國有句古話說得好，「和實生物，同則不濟」。如若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國家都強求一律，很可能導致人類文明僵化衰落。
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與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之間不存在誰終結誰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道路的成功，不是消除了西方社會發展模式，而是提升了兩種發展模式之間相互競爭的水平。至於更長時間跨度下會是什麼結果。我們不妨借用鄧小平的一句話，「我們的後人比我們更聰明，他們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們有底氣自信
當下中國有兩個概念同時在使用，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化，一個是中華文化。很多人在使用這兩個概念的時候往往不作區分。中國傳統文化是過去完成時，儘管我們可以不斷對之作出新的闡釋，但其內涵畢竟是既定的；而中華文化則是涵蓋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個動態概念，不僅包括過去五千年文化的燦爛，也意指今日中國文化的繁榮，更要求未來中國文化的輝煌與復興。
沒有中華文化的隨時維新，就算把老祖宗的好東西原原本本不打折扣地全部接受下來，昨日的舊船票也登不上今日的客船，畢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復古。所以對於今日中國社會固然要講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內容傳承下來，更要大講特講中華文化的「現在進行時」，讓中華文化作為一個整體趕上時代引領未來，因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
實現中華文化的「現在進行時」，不要停留於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具體文化內容的簡單重複，而要重視文化精神的闡幽發微。具體的文化內容再「抽象繼承」也會留有過去時代和原來社會形態的印記，過分解讀容易有牽強附會之感，對現實社會作用有限。而文化精神則以其超越性讓時代包容適應性倍增了好幾個數量級，更易於與新的時代、新的使命無障礙對接。這也就是為什麼中華傳統美德已經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我們還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地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道理所在。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講中華文化時代化時特彆強調：「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
實現中華文化的「現在進行時」，還要善於把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現代西方的文明成果坦坦蕩蕩大大方方地「拿來」。「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文化自信不是固步自封，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廣泛的文化交流中，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變成我們的養料，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我們自己的東西，形成我們的民族特色，讓我們更獨立、更強壯。在中華文化的滋養下，我們把印度文明中的佛教「化」為了中國佛教，我們把西方文明中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化」為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了這種「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品格，還有什麼樣的文明成果不能在中華文化中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呢？
當然，這個「化」是有講究的。守不住主心骨，沒有好辦法，很有可能在「化人」的過程中被「人化」。比如，這些年來我們開始重視中華文化的「走出去」。怎麼樣走出去？用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怕人家聽不明白也不感興趣，於是便想用人家的話語、人家的概念來講中國故事。聽起來似乎是很聰明的辦法，其實隱患很大。別人的話語、概念背後是別人的文化思維方式。就好比前些年一部電影《功夫熊貓》，「功夫」是中國的，「熊貓」也是中國的，甚至電影里的所有文化元素都是中國的，可「功夫熊貓」卻不是中國的，反映出來的文化精神與價值觀是地地道道好萊塢的。我們不是說一定要固守中國傳統的話語體系，只是提醒，尋找一種既能反映中華文化真精神又能為西方世界所明白的話語方式，並不是一件想當然的事情。
那麼，如何做到「化人為我」而不是「我為人化」，一位歷史學家曾經打了個很形象的比方：人是要吃肉的，但是要通過把肉消化為人的肌肉來強身健體。這既是實現中華文化「現在進行時」的底線思維，又是實現中華文化「現在進行時」的至高境界。
【鏈接】
習近平論文化自信
「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精氣神的凝聚，我們要堅定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要加一個文化自信。」
——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參加貴州代表團討論時的講話
「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
——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上的講話
「我們共產黨人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時，我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
——2014年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上的講話
作者簡歷
辛鳴，1969年出生，北京大學哲學學士、碩士，中央黨校哲學博士，武漢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後研究員，教授，現任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處長。日裔專家詳細剖析美國政治制度弊端：死路一條2014年10月13日 16:50觀察者網【核心提示】「我的好友福山，二十多年前提出"歷史終結論』，一夕成名。經過多年的沉澱，他已經不再高捧民主與市場。」台灣中研院院士朱雲漢今年7月在觀察者網撰文發出感慨。福山的關鍵詞逐漸從「民主」轉到了王紹光等學者強調的「國家能力」、「國家建設」等。他在美國《外交》雙月刊9/10月號上撰文《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細剖美國政治制度諸多流弊，結尾感嘆改革無望、「死路一條」(No Way Out)，引發學界關注。全文如下：
20世紀之交，美國林業局的創立是美國進步時代國家建設的典範。1883年《彭德爾頓法》(Pendleton Act)通過之前，美國政府公職是根據政黨贊助比例分配的。而林業局則是一個以才幹為基礎的官僚機構新模式的雛形。它配備的公職人員均為受過大學教育的農林專業人才和技術骨幹，其最初的領導者吉福德?平肖在博弈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避免了日常政策受到國會干擾，確保了公務員系統的自主性。當時，讓專業林學家而非政治家來管理公共土地和部門人事，還是一種革命性的想法，但林業局的優異表現證明了這個想法的正確性。主流學界將林業局前幾十年的成功經歷，視為公共管理學的經典案例。
現如今，在許多人眼中，林業局是一個極度失靈的官僚機構，用錯誤的工具履行過時的使命。這個機構仍由林業專家組成，其中不乏忠於職守者，但林業局已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平肖當年爭取來的自主權。國會和法院對林業局的命令與限制名目繁多，而且往往互相矛盾。林業局不但花費掉了大量稅款，而且達成的目標還值得質疑。林業局的內部決策系統往往陷入僵局，平肖當年嘔心瀝血培育出來的士氣和凝聚力已不復存在。近來，不少人在書作中提出徹底取消林業局的觀點。如果說林業局的創立是美國現代國家建設的標誌，它的衰落則體現了美國整體的衰朽。
弗朗西斯?列貝爾、伍德羅?威爾遜和弗蘭克?古德諾等學者和社會活動家相信現代自然科學能夠解決人類的問題，他們推動了十九世紀末期的公務員制度改革。威爾遜和與他同時代的馬克斯?韋伯一樣，對政治與行政做出了區分。他認為政治涉及共同體的終極目標，理應經過民主討論；但行政則涉及具體操作層面，可以通過經驗研究、科學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
現在看來，過去那種把公共管理變成一門科學的想法，既幼稚又偏頗；但當時的情況是，即使發達國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投機政客或腐敗的市政老闆們操縱的。所以當時把唯才是舉而非任人唯親作為甄選公務員的標準是完全合理的。科學管理有一個問題——就連最權威的科學家都有出錯的時候，有時還會犯大錯。隨著林業局的發展，森林滅火成為了它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不幸的是，林業局在對待這個重要任務上，犯下了大錯。
在經歷了毀林八十萬英畝、耗時數月才得到控制的1988年黃石公園大火等災難後，公眾也開始注意到了這一點。生態學家開始批評森林防火的根本目標，90年代中期，林業局改弦更張，正式對林火採取了容許的態度。但多年下來舊政策積弊已深，無法一朝根除，大片森林已成為巨大的火絨匣。
20世紀後幾十年，隨著美國西部地區的人口增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定居在易遭野火威脅的地區。和選擇生活在洪泛區或屏障島的人們一樣，這些居民只能靠政府補貼的保險來降低過高的風險。他們選出遊說代表，爭取確保林業局等負責森林管理的聯邦機構得到政府資源，繼續與可能威脅他們財產的林火作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很難通過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來證明不採取行動的正當性，為保護價值10萬美元的家產，政府可能動輒花費100萬美元。
在致力於林火消防的同時，林業局離最初的使命漸行漸遠。以國家森林木材的年均採伐量為例，僅上世紀90年代，便從約110億板英尺驟降至僅約30億板英尺(1板英尺為1英尺長、1英尺寬且1英寸厚的木材體積——觀察者網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木材行情發生了變化，另一主因則是國家價值觀發生了變化。隨著環保意識的抬頭，越來越多為環保而環保的人將天然林視為庇護所，而不是有待開發的經濟資源。即便光談經濟開發，林業局的工作也沒有做到位。林業局未能對木材合理定價，導致木材以遠低於運營成本的價格銷售；並且該機構還沾染了所有政府機構的通病，一套錯誤的激勵機制鼓勵他們增加而不是限制成本。
簡而言之，林業局由於失去了最初在平肖管理下獲得的自主權，業績每況愈下。早在它以多重互相矛盾的使命取代原本單一的部門使命時，這個問題便已初露端倪。在二十世紀中間的幾十年里，林業局的使命從木材開採逐漸轉為林火消防，然而因為林火消防本身存在爭議，其部門使命又被林業保護所取代。迎接新使命的同時，舊有使命沒有被拋棄，它們分別吸引了木材消費者、林地房產主、地產開發商、環保人士、以及有抱負的消防隊等各種外部利益集團，支持林業局下屬的不同部門。與此同時，當年被平肖擋在土地買賣之外的國會，如今再次簽發各種法令插足微觀管理事務，迫使林業局同時追求多項彼此矛盾的目標。
因此，平肖創建的備受學界好評的林業局，由一個小而有凝聚力的機構，慢慢演變成一個大而無當、各自為政的爛攤子。影響政府機關種種流弊，林業局佔了個遍：相比有效完成使命，林業局官員更在意保住預算和編製這一畝三分地。即便科學和社會都在發生變化，他們還是固守早已過時的法令。
美國林業局的故事不是孤案，而代表著美國政治總體衰朽的大趨勢；根據公共管理專家的記載，美國政府整體質量惡化已持續超過一代人的時間。在許多方面，美國的官僚體系早已偏離韋伯的理想，不再是一個唯才是舉、唯賢是用、充滿活力、高效運作的組織。整體上，它不再是一個擇優取士的體系：根據國會頒布的法令規定，新近錄用的聯邦公務員中，有45%是退伍老兵而不是名校優等生。多項聯邦政府公務員調查描繪出令人沮喪的畫面。學者保羅?萊特指出：「激發聯邦僱員積極性的，是薪酬而非使命感。相比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公職毫無競爭力卻讓公務員深陷其中，還無法給予他們足夠的資源來做好本職工作。在賞罰不分明的情況下，公務員沒有動力，也缺乏對組織的信任。」
薩繆爾?亨廷頓在他的經典作品《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使用「政治衰敗」這個術語來解釋二戰後獨立的國家政局的不穩定狀態。亨廷頓認為，社會經濟現代化給傳統政治秩序帶來了問題，新興社會群體的政治參與無法在現行政治體制下得到滿足，所以尤為活躍。無法適應環境變化的政治體制便會走向政治衰敗。所以，從很多方面來說，衰朽是政治發展的一大條件：破舊方能立新。然而，沒有人能保證，舊政治體制會不斷地、和平地適應新環境，轉型過渡階段可能極度混亂和暴力。
要建立對政治衰敗更普遍而廣泛的理解，這種模式是一個較好的著眼點。如亨廷頓所言，體制是一套「穩定，有明確價值觀，重複性的行為模式」，其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動集體行動。沒有一套相對穩定的明確規則，人類每進行一次新的互動都將不得不坐下來重新談判。這種規則往往是由文化決定的，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時代對應著不同的規則，但創建規則和遵守規則的能力則已經深深地烙印在人類的思維里。人類遵循規則的自然傾向賦予制度以慣性，也是人類的社會合作水平遠高於任何其他動物的原因。
但制度的穩定性正是政治衰敗的根源所在。建立制度是為了滿足特定情況的需求，但隨著情況發生變化，制度往往無法適應。認知問題是一大重要原因：人們一旦對世界發展形成思維定式，即使在現實中遇到矛盾證據，也會固執己見。另一個原因是集團利益：隨著制度的誕生，從中獲利的內部人士受維護自身利益的驅使，不願改變現狀，對改革充滿抵觸。
從理論上講，民主——特別是被美國憲法奉為神聖的麥迪遜式民主——本應防止某精英派系獨大後利用政治權力進行專制統治，以此減輕體制內部利益固化的問題。為達到這個目的，民主制度將權力分散到互相競爭的幾大政府部門，並允許多元化大國內部存在不同利益的競爭。
但說得好不如做得好，麥迪遜式民主往往離初衷相距甚遠。體制內精英接觸到權力和信息比外界大得多，他們用它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如果普通選民對體制內碩鼠吞食金錢的來源都不知情，當然談不上對腐敗的政客有什麼深仇大恨。社會團體的認知或信念已經僵化，它們自然不會動員起來爭取自身利益。例如，許多美國工薪階層選民支持那些承諾對富人降低徵稅的候選人，儘管這樣的減稅政策將剝奪他們享受重要公共服務的權利。
此外，不同團體在維權活動中的組織能力各不相同。從地理分布來看，食糖生產者和玉米種植者相對集中，他們專註於自己產品的價格；而普通消費者或納稅人分散在各地，這些商品的價格只佔其生活預算的很小一部分。由於制度規則往往有利於特殊利益集團(譬如食糖和玉米生產大戶佛羅里達州和愛荷華州在選舉中屬於「搖擺州」)，這些團體在農業和貿易政策方面形成了與自身規模不相稱的巨大影響力。同樣，相比窮人，中產階級往往更願意也更有能力捍衛自己的利益，如保留抵押貸款課稅減免等。這使得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等普遍福利比單純向窮人傾斜的政策更容易得到維護。
最後，在全世界範圍內，自由民主幾乎總是與市場經濟聯繫在一起。市場總會產生贏家和輸家，所以總會放大詹姆斯?麥迪遜所謂「不同和不平等的獲取財產的能力」。只要所有人能平等地進入經濟體制，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經濟不平等本身並不是一件壞事，因為它會刺激創新和增長。但是，當經濟上的贏家們尋求將財富轉化為不平等的政治影響力時，這就造成了很大的問題。他們可以通過賄賂立法者或官員獲得政治影響力，更有甚者，將制度規則改變得對自己有利——例如在他們本已主導市場內進一步封鎖競爭，使市場向自己有利的一方更加傾斜。
當人們對制度的認知固化時；或當得勢精英用權力阻擋變革、維護自身地位時，制度便會跟不上外部環境的變化，走向政治衰敗。任何類型的政治體制——專制或民主——都無法免疫於這種政治衰敗。雖然在理論上，民主政治體制有利於改革的自我糾正機制，但它也讓強大的利益集團能夠鑽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擋迫切需要的變革，最終導致整個體制的衰朽。
這正是美國近幾十年一直發生的事實，許多政治制度存在越來越嚴重的機能障礙。僵化的認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結合，讓體制改革的努力統統流產。在政治秩序不受到巨大衝擊的情況下，沒有人能保證目前這種情況會發生很大的改變。
法院和政黨治國
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政府有三大分支——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門——對應政治制度的三個基本類別：國家、法治和民主。行政部門用權力去執行法規、實施政策；司法和立法部門權力制約這種權力以確保公器公用。美國一向有對政府權力缺乏信任的傳統，故一直強調司法和立法制度對國家的約束作用。政治學者斯蒂芬?斯考羅耐克把19世紀美國政治的特點歸納為「法院和政黨組成的國家」，在歐洲由行政官僚執行的政府職能，在美國則由法官和選舉代表代為執行。直到19世紀80年代，美國才真正擁有一個現代化的、中央集權的、選賢任能的官僚體系，在全國範圍內行使職權；而又過了半個世紀，直到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的專業公務員隊伍才逐漸壯大。相比法國、德國和英國等國家，美國的公務員體系改革在時間和效率上都差得多。
20世紀中期，隨著政府規模的大幅增長，美國開始向一個更現代的行政國家轉型。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美國稅收和政府支出的總體水平並沒有很大的變化；雖然美國從1980年羅納德?里根當選為總統後，便開始反對福利國家，但似乎無從拆分「大政府」。在20世紀中，美國政府的管轄範圍顯著地擴大了，掩蓋了其施政質量的大幅下降。這主要是因為在某些方面，美國已再次淪為一個「由法院和政黨治國」，法院和立法部門篡奪了行政部門的許多正當功能，致使政府整體運作缺乏連貫性和效率。
在其他發達民主國家由行政官僚體系處理的行政功能，在美國逐漸被法院系統「司法化」，導致昂貴的訴訟案件爆增、決策遲緩、執法標準不一。在今天的美國，法院已不是對政府的制約，而成為了政府變相擴張的替代品。
同樣，國會也在篡奪權力。無法再向立法者直接行賄的利益集團，已經找到其他途徑來征服和控制立法者。這些利益集團獲取了與自身社會代表性極不相稱的影響力，扭曲了稅收和支出政策，從自身利益出發操縱政府預算，拔高了政府赤字的整體水平。他們還誘使國會通過各種各樣法令，大大降低了公共管理的質量。
這兩種現象——行政的司法化和利益集團影響力蔓延——往往會侵蝕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這種對政府的不信任，能夠自我延續和自我強化。人民出於對行政機構的不信任，便會要求行政部門接受更多的司法審查，從而損害政府施政的質量和效率。同時，人民對政府服務的需求，誘使國會將更多、更困難的法令強加於行政部門。這兩個過程都降低了行政官僚體系的自主性，反過來又導致政府更加僵化、墨守成規，更加缺乏創造力和連貫性。
以上過程的結果，是代表性的危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普通公民感到民主成為了一個幌子，政府被各路精英們暗中操縱，不再真實地反映大眾的利益訴求。最諷刺和怪異的是，造成這場表徵危機的主要原因，竟是初衷本是使體制更民主的改革。事實上，美國當今的問題是法治過了頭、民主過了頭，而國家能力沒跟上。
法官也瘋狂
1954年由最高法院裁定的「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是美國20世紀偉大的歷史轉折點之一，它推翻了支持種族隔離政策的1896年「普萊西訴弗格森案」。民權運動以布朗案的裁定為起點，成功拆除種族歧視藩籬，維護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的個人權利。許多其他社會運動——從環境保護到消費者權益保障，到婦女權利，到同性戀婚姻等——都開始效仿這種通過法院裁決推行社會新規則的模式。
美國人是如此熟悉這種英雄敘事，以至於他們幾乎意識不到這種爭取社會變革的途徑有多麼怪異。布朗案的主要推動者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這個私營的志願協會代表一小群父母和他們的孩子，對堪薩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局提起集體訴訟。當然，這一舉措必須來自私人團體，因為支持種族隔離政策的勢力阻止了州政府和國會提出訴訟。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一路上訴至最高法院，並由未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出任代表律師。可以說，布朗案為美國公共政策帶來了最重要的變革之一，然而它的勝利不是由代表美國人民的國會投票而獲得的，而是由個人通過法院系統提出訴訟而最終改變了規則。雖然後來的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是國會採取行動的結果，但即使在這些案例中，國家法律的強制實施還是由私人提出、法院執行的。
幾乎沒有任何其他自由民主體制是以這種方式前行的。所有的歐洲國家都經歷了類似的變革，少數族裔、婦女和同性戀者的法律地位都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發生了變化。法國、德國和英國沒有動用法院系統，而是通過作為議會多數代表的國家司法部取得了同樣的成果。社會團體和輿論壓力驅動立法規則發生變化，但新規則的執行靠的是政府，而不是私人與司法系統的結合。
這種現象的根源可追溯到美國三套制度演變的歷史順序。在法德等國家，最早有了法律，然後有了現代國家，後來才有了民主。與此相對應，美國先有深厚的英國普通法傳統，再有了民主，後來才發展出一個現代國家。直到進步時代和羅斯福新政期間，美國才最終成為一個體制健全的現代國家，所以其國家(state)處於相對弱勢，能力也始終比不上歐洲和亞洲國家。更重要的是，美國自建國以來，其政治文化就是在對行政權力不信任的基礎上建立的。
這段歷史導致美國體制走向「對抗性法條主義」(法律學者羅伯特?卡根語)。自美國走向共和以來，律師在美國的公共生活中已經扮演了特別重大的角色；然而，在上世紀60和70年代動蕩的社會變革中，律師的角色又進一步急劇擴張。在此期間，國會通過了二十多條關於民權和環境的重要法案，涵蓋產品安全、有毒廢物清理、私人養老基金、職業安全和職業健康等諸多方面。今天的企業和保守派特別喜歡抱怨監管型國家，正是當年的舉措構成了監管型國家的巨大擴張。
然而，美國體制如此笨重的原因，不是監管本身，而是為追求監管而採取的高度法條主義方式。國會授權成立的形形色色的新聯邦機構，如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但它不願意像歐洲與日本那樣把決策權威和執行權力交給這些國家機構。國會將監督和執法的責任移交給法院，故意把訴訟權利的享受範圍擴大到牽強的地步，以此來鼓勵訴訟。
R?謝普?梅爾尼克等政治學者將聯邦法院改寫1964年民權法第七章的方式描述為「將一條弱勢的、聚焦於故意歧視的法律，變作一項大膽法令，用於補償歷史上的歧視現象。」然而，聯邦官僚機構卻沒有得到足夠的執法權力。政治學者肖恩?法爾漢解釋道：「共和黨在參議院的關鍵舉措……是將檢察職能大幅私有化。他們將私人訴訟變作了執行民權法第七章的主要模式，也就創造出一個訴訟引擎——在未來的歲月里，它將產生大量與執法相關的私人訴訟，數量級將超出他們的想像。」綜合來看，與執法相關的私人訴訟案件數量從60年代末每年不足100起，增長到80年代的每年10,000起，到90年代末的每年22,000起。
因此，在瑞典或日本可在官僚體系內部通過和平協商解決的衝突，在美國都得在法院系統中通過正式訴訟來解決。這為公共行政造成了諸多不幸的後果，形成了一套「充斥著不確定性、程序複雜性、冗餘性，卻缺乏終局性，交易成本高」的程序。不賦予官僚體系以執法權，也使得這個體系免於承擔責任。
由於訴訟機會的爆炸式增長，包括非裔美國人在內的許多曾被排斥的群體獲得了權力。出於這個原因，許多左翼進步人士(progressive left)警惕地守護著訴訟和提起訴訟的權利。但是，公共政策的質量也必然因此付出巨大的代價。卡根通過加州奧克蘭港的疏浚案例來說明這一點。在20世紀70年代，出於更新、更大的集裝箱船即將投付使用的預期，奧克蘭港開始計劃疏浚海港。此項計劃必須獲得陸軍工兵隊、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國家海洋漁業局和環境保護局等諸多聯邦機構以及相應的加州州立機構的批准。因疏浚產生的有毒物質的諸多處理方案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戰，每做一種替代方案，就導致項目被擱置更長時間，成本被提得更高。環保局對這些訴訟的反應是消極避戰、不採取任何行動。直到1994年，疏浚工程才最終得到批准，最終的成本比原來的估值高出許多倍。荷蘭在鹿特丹港搞一個類似的擴張工程，所花的時間僅占奧克蘭港疏浚工程的一個零頭。
在美國的政府活動中，這種例子俯拾皆是。林業局的決策會受到法院系統否決，因而煩擾不已。上世紀90年代初，法院根據瀕危物種法案，認定斑點貓頭鷹生存受到威脅，停止了林業局與土地管理局在美國西北部沿太平洋地區的全部木材採伐作業。
作為執法工具，法院已經從一種制約政府的機制演變為一種導致政府範圍大大擴張的新機制。例如，由於美國國會於1974年簽發了一項管轄面太廣的法令，四十年以來，規模和成本各不相同的諸多針對殘疾殘障兒童的特殊教育方案如雨後春筍般不停湧現。然而，這項法令是聯邦地區法院根據先前的調查結果做出的，其初衷在於保護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們的權利，這難以從單純的利益出發，進行成本效益的計算。
要解決這個問題，不一定是像許多保守主義者和自由意志主義者們主張的那樣，簡單地廢除監管和關停官僚機構。許多政府服務，如有毒廢棄物管控、環境保護或特殊教育等，是非常重要但私人市場不會介入的領域。保守主義者們往往看不到，正是對政府的不信任，導致美國體制走上一條靠法院進行監管的途徑，其效率遠遠低於行政部門強勢的其他民主國家。
但是進步左翼和自由派的態度也同樣存在問題。他們對官僚體系也一向缺乏信任感——包括那些南方諸州推行種族隔離教育系統，和遭大企業利益綁架的官僚們。當立法者支持力度不夠時，自由派也樂於讓非民選的法官進入社會政策的決策層。
美國政治制度的另一顯著特點是對利益集團影響力的開放性，這與去中央化、法條主義的行政模式高度吻合。利益集團不但可以通過直接起訴政府獲取利益，他們還掌握了另一個更強大、控制更多資源的渠道：國會。
自由與特權
除了大使和一些政府高層職位，美國的政黨無法向忠誠的政治支持者販售公職崗位。但後門已經打開，錢權交易以完全合法且難以根除的形式存在著。在美國法律中，受賄罪被狹義地界定為政治家和私人間明確達成特定報償協議的交易行為。對生物學家稱為「互惠利他主義」、或人類學家稱為「禮尚往來」的行為，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在互惠利他關係中，一個人給予另一個人以好處，但對回饋沒有明確預期。確實，要是一個人給別人一件禮物，然後要求對方馬上回禮，收禮者可能會感到被冒犯，並拒絕收禮。在禮尚往來中，收禮者不承擔提供具體商品或服務的法律義務，但有一種知恩圖報的道德責任。美國的遊說行業，正是在這種交易的基礎興旺發達起來的。
親緣選擇和互惠利他主義是人類社會交往的兩種自然模式。現代國家建立了嚴格的規章制度和激勵機制——包括公務員考試、擇優錄取、利益衝突的管控、反行賄受賄和反腐敗法等制度——以克服人類偏袒親友的傾向。但社交力量總能找到滲透體制的新方法。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美國國家一直在以與東漢時的中國、奧斯曼土耳其之前的馬穆陸克政權、法國大革命前的舊制度大致相同的方式「世襲化」。阻止裙帶關係的法規仍較為強大，明目張胆的偏袒還不至於成為當代美國政治的普遍現象(儘管我們可以觀察到，肯尼迪、布希、柯林頓等精英家族都有建立政治王朝的衝動)。政治家通常不會為家庭成員謀求職位；他們為家庭從事不良行為，從利益集團獲取金錢，從遊說集團獲取實利，例如確保他們的孩子能夠進入精英學府。
同時，利益交換在華盛頓尤為猖獗，使得利益集團成功腐化政府。法律學者勞倫斯?萊斯格指出，利益集團能輕易地以合法方式影響國會議員。他們只需先捐款，然後坐等不確定的回饋到來。有時，立法者會主動向利益集團送禮，通過在政策上額外照顧，換取卸任後的某種利益。
華府的利益集團和遊說公司數量呈現出爆炸性增長。1971年有175家遊說公司，10年後猛增至2500家，2009年更是增至13700家，總營收高達35億美元。一些學者指出，本質上看，這麼多資金、這麼多人力物力，並沒有轉化為相應的新政策。通常，利益集團和遊說公司的實際效應不是激發新政策，而是把現行立法程序弄得更糟。美國的立法程序要比其他議會體制和政黨體制的國家破碎得多。國會委員會的設置雜亂無章，其職能與司法部門疊床架屋，導致政令不一。這種立法程序避免了某個機構獨攬大權，但各項法律之間缺少銜接，讓利益集團有了可乘之機——就算不能炮製一整部法律，至少也能在某項條文中塞入自己的私貨。
打個比方，2010年奧巴馬政府推動的醫改法案在立法階段不得不做出各種妥協和讓步，從醫生到保險公司再到製藥行業，某個行業都主張自己的利益，最終導致法案臃腫不堪。還有一種情況，利益集團會阻止那些有損他們的法律通過。2008年金融危機，最簡單、最有效的對應方案應該是直接限定金融機構規模、或者大幅提升準備金比例。一旦實現規模限制，鋌而走險的銀行就算破產也不會引發體制性危機，也就不需要政府出手紓困。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只需要幾張紙。而此次針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國會討論則未能嚴肅考慮金融管制。
最終出台的是《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卷宗長達數百頁，從銀行到消費者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詳細規定。這部法律沒有爽快地規定銀行規模，而是創設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由該委員會負責評估、監管那些可能產生體制性風險的金融機構，最終還是沒能解決銀行「大而不能倒」的痼疾。沒人能夠拿出確切證據證明銀行用金錢遙控某個國會議員，但要是說銀行業的遊說集團沒有暗中阻撓拆封大銀行或提高準備金率的提案，恐怕誰也不會相信。
美國老百姓大多鄙視國會周圍的利益集團和金錢政治。無論哪個黨都很關切，民主程序業已腐化或被金錢「綁架」；共和黨內部的茶黨，以及自由派民主黨人，都認為利益集團的政治影響力已經超越合理界限。民調錶明，美國國會的民眾信任度創下歷史新低，連兩位數都不到——民眾並沒有失去理性。托克維爾曾寫道，法國大革命前的精英將自由等同於特權，他們向國家權力尋求庇護，而沒有惠及全體公民。當代美國，精英們嘴上滿口「自由」，實際上卻滿心樂意享受特權。
.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體",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 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1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麥迪遜之誤
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曾就利益集團對經濟增長乃至民主制度的負面影響提出著名論斷，並於1982年出版《國家的興衰》一書。他具體研究了20世紀英國經濟的長期衰退，並提出，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下，民主制度會不斷積累利益集團。這些集團不是在創造財富，而是利用政治體制攫取利益或尋租。這種租金不具有生產力，損害公眾利益。但公眾團結不起來，無法進行有效組織，不能像銀行業或玉米生產商那樣自覺地保護本行業利益。結果，尋租行為就這麼耗下去，只有戰爭或革命等社會大震蕩才能將其強行阻斷。
上述觀點對於利益集團的描述極其負面，與之相對的是，還有一種比較正面的看法，認為公民社會或自發性組織有益於民主制度。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寫道，美國人有著組織民間團體的強烈願望，而這是民主的訓練營，人們可以通過集體活動掌握創造公益的手段。匹夫之勇不足謀，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實現公共福祉，比方說，可以集體反抗暴政。這種觀點一直延續到羅伯特?帕特南等20世紀的學者。帕特南認為，這種自我組織的願望——「社會資本」——對民主有好處、也有壞處，不可一概而論。
麥迪遜本人對利益集團看法頗為天真。他提出，就算一個人不同於某個團體的宗旨，全國範圍內團體的多元化程度也足以防止出現霸權。政治學者西奧多?羅伊指出，20世紀中期的「多元主義」政治學理論與麥迪遜如出一轍：利益集團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創造公共利益，就像自私的個人在自由市場相互作用可以創造公共利益一樣。政府沒必要監管，因為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人能夠界定何謂公共利益。美國最高法院就「巴克利訴瓦里奧」(Buckley v. Valeo and Citizens United)案件的裁決取消了利益集團參與競選活動的獻金限額，這正是羅伊所說的「利益集團自由主義」。
觀點針鋒相對，如何協調？顯而易見的辦法是區分「好的」公民社會組織與「壞的」利益集團。前者據說是源於熱情，後者源於私利。公民社會組織既可以是為窮人造房子的教會，也可以是保護公共利益的遊說組織，例如推動保護野生動物的海岸棲息地的政策。利益集團可以是代表煙草業或大銀行的遊說公司。
遺憾的是，這種區分經不起推敲。某個組織自稱代表公共利益，不等於它實際就是如此。例如，某個製藥公司的遊說組織可能特別善於公關，倡導政府投入更多資金抗擊某種疾病，但其他更為緊要的疾病可能就失去了應有的重視。另外，利益集團尋求自己的利益，這不等於它就沒有權利為自己說話，不等於它的主張一無是處。如果某項監管條例事先沒有經過周詳的考慮，就會損害該行業及其員工的利益，相關利益集團就該有權利向國會喊話。這些遊說集團通常是最能暴露政府錯誤決斷的信源。
利益集團多元主義(interest-group pluralism)最顯著的缺陷是代表性缺失。謝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 在1960年出版的《半主權的人民：一個現實主義者眼中的美國民主》一書中提出，美國民主制度的實際操作與所謂「民治、民有、民享」毫無關係。他指出，政策不會回應大眾的欲求，政治參與程度和政治意識實際上非常低，真正的決策是由一小撮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做出的。奧爾森也持類似觀點：並非所有的公民組織都具有相同的集體行動能力。最吸引國會注意力的利益集團並非是美國人民利益的集中體現，而是那些組織能力最強、最有錢(兩者往往是同義詞)的團體。沒有組織、沒有資金、沒有教育的社會邊緣群體成為受害者。
政治學者費奧利納(Morris Fiorina)拿出了大量材料，證明所謂的美國「政治階級」比全體美國人民立場更加極端。但支持中間道路的美國大多數人不吃這一套，同時，他們自己卻缺乏組織性。這意味著，政局被有組織的政治活動家們所把持，無論是政黨、國會、媒體或遊說集團。這些政治活動家匯總到一起，最終結果不是一個各方利益的妥協方案，而是政治的極端化和政治僵局。
多元主義理論還有一個問題：它把公共利益看作是個人私利的總和。這排斥了群體協商、對話、溝通的可能性。無論是經典的雅典民主，還是托克維爾筆下的新英格蘭小鎮會議，公民都可以就社會的公共利益話題進行直接的商討。人們很容易把這種小規模的民主政體浪漫化，抹消小國與大國之間的差異。但任何一個大型團體的組織者都會告訴你，只要信息均等、規則公允，在討論墮胎、吸毒等爭議話題時，經過30分鐘的面對面討論，任何人都會改變主意。多元主義理論的假設是，利益是固定的，立法者只要充當利益的傳送帶即可，不需要通過協商表達第三方意見。
否決政治(Vetocracy)的崛起
美國憲法憑藉對國家權力的分權制衡來保護個人自由。美國政府是在反抗英國君主統治的革命中誕生的，另外，還借鑒了英國內戰時期反抗君主專制的思想資源。不信任政府，相信個人的自發性活動，乃是美國政治的顯著特點。
亨廷頓指出，美國憲政制度中，各級權力不是按照具體職能劃分，而是一級一級往下複製，所以，有些地方可能由某個權力機關一枝獨大，有些地方則互相爭權奪勢。聯邦主義不是說把某種特定的權力移交給某一級政府，而是層層複製。比方說，處理廢水的政府職能，從聯邦政府這一級往下，州、地方當局有著一模一樣的權力架構。權力機關設置冗餘、缺少上下級關係的清晰劃分，因此政府內部不同部門很容易互相動手腳。再加上政治的司法化，利益集團的廣泛滲透，美國政治制度最終塑造的政府結構破壞了集體行動的基礎，形成所謂的「否決政治」。
美國兩黨自19世紀以來，在意識形態上從未像今天這麼極端。政黨呈現出地理分布：整個南方地區幾乎都是共和黨，而東北部地區則找不到共和黨人。羅斯福新政聯盟瓦解，1980年代民主黨統治國會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兩黨對於總統職位和參眾兩院的爭奪變得越來越均衡化，雙方輪流坐莊。兩黨競爭日趨白熱化，競選資金放開管制，導致兩黨「軍備競賽」，禮讓之風蕩然無存。兩黨在美國大部分州鞏固了各自的統治地位，通過重新劃分選區來確保本黨候選人連任。同時，黨內初選的設置使得候選人局限於少數做足準備的政治活動家。
不過，政治分化並非最嚴重的結果。民主體制的宗旨不是消滅衝突，而是和平解決分歧。好的政治制度應當推動符合最廣大人群利益的政治方案。但美國的麥迪遜主義分權制衡體制，加上政治分化，最終實施效果極為可怕。
民主體制必須平衡兩方面利益：既要保證所有人都具備參與機會，又要保證把事情辦成。理論上來說，民主決策應該由所有人達成一致意見。家庭、原始部落內部常常是這種情況。但隨著共同體人數增多，共識式決策的效率急劇降低。因此，大多數情況下，決策是由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做出的。決策者人數越少，效率就越高，但也會產生既得利益者。
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民主程序，因為可能剝奪了近半數人群的權利。按照簡單多數票的原則，一小部分選民就可以代表整個共同體。此類制度不是按照什麼深刻的正義原則創立的，而是為了方便行事。民主制度產生了各種衍生機制，例如(美國國會的)終止辯論提付表決程序(防止無休止的拖延)，限制議員修改憲法的權力，以及所謂的「復歸原則」(reversionary rules)，保證立法機關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時，民眾仍然有章可循。
權力下放至不同的政治主體，使得個體可以阻止全體的政治行動。美國政治體制的分權制衡比其他國家更為嚴格，或者說，所謂的「否決點」很多，導致集體行動的成本升高，甚至寸步難行。以前，美國某黨佔據統治地位，能夠平衡多數人與少數人的利益。但1980年代以來，美國政黨局勢更加膠著、競爭更加激烈。
相形之下，所謂的威斯敏斯特製度自1688年光榮革命以來不斷沿革，幾乎沒有什麼「否決點」，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制度之一。英國公民擁有對政府的強大制衡能力：定期選舉議員。(英國的媒體自由傳統也是重要因素。)不過，在其他方面，英國的體制集中——而非分散——權力。理想的威斯敏斯特製度只有一個單一的、全能的立法機關——沒有獨立的總統職位、沒有強大的上議院、沒有成文憲法、沒有危險審查、沒有聯邦主義和地方分權。英國採用簡單多數選舉制，政黨監管嚴格，通常是兩黨聯合執政或執政黨穩佔議會多數票。終止辯論提付表決程序在英國只需要在場議員簡單多數票通過；英國議會不允許美國式的冗長辯論。議會多數黨有權決定強大的行政部門負責人；法案一旦由議會通過，通常不會遭到法院、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等機關阻撓。這就是英國體制常被稱為「民主獨裁製」的原因。
威斯敏斯特製度雖然傾向於權力集中，但根本上仍然是民主制，因為選民具有把政府選下去的權利。一旦出現不信任票，首相任期未滿即可下台。這意味著，英國政府會更加註重呈現在選民面前的整體表現，而不是特定利益集團或遊說公司的訴求。
威斯敏斯特製度產生的政府比美國更強勢。以預算程序為例，英國的國民預算是在內閣和首相的指導下，由專業的公務員指定的。預算案由財政大臣提交給議會下院表決，通常一周或兩周內，就可產生通過或否決的表決結果。
而在美國，國會主導預算案。總統提交最初的建議，但大多數是展望性質的檔案，無法決定最終稿。作為行政部門分支的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對預算案沒有決定權，純粹是向總統建言獻策的又一個遊說機構。預算案移交給一個個國會委員會，歷經數月時間，議員們塞入各種修正案以換取他們手握的一票——由於沒有政黨約束，參眾兩院主席無法協調議員們的個人意見。
美國的預算案審核程序受各方牽制、耗時漫長，讓遊說公司和利益集團有了可乘之機。在歐洲的大多數議會制國家，利益集團向單個議員遊說毫無意義，因為政黨紀律限制了單個議員對政黨領袖的影響力。美國則恰恰相反，國會某個委員會主席能夠對立法程序施加巨大的影響力，因而引來大量遊說公司。
發達國家面臨的一大難題是福利制度不可持續。當代福利國家的社會契約是好幾代人共同形成的，在過去，出生率高、人均壽命低、經濟增長快。現代民主國家憑藉金融手段將福利難題拖延至未來，但人口的壓力仍然存在。
福利難題並非不可逾越。二戰後的英國和美國的國債佔GDP比例要比現在高。瑞典、芬蘭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1990年代也遇到了福利危機，隨後通過調節稅率和財政支出，成功渡過難關。澳大利亞甚至在21世紀自然資源大發掘之前就消滅了外債問題。但解決上述問題需要一個健康的、有效運轉的政治制度，而美國恰恰沒有。美國國會現在已經喪失了一項基本功能，好幾年沒有正常表決通過一次預算案了。
經典意義上的威斯敏斯特製度從未存在過，即使是英國，也逐漸增強了分權制衡的因素。不過，英國以及歐洲、亞洲大多數議會制國家的否決點都是比美國少。(某些拉丁美國國家於19世紀複製了美國的總統制，因此遇到了類似的政治僵局和行政部門政黨化等問題。)
美國的獨特之處不止是預算程序。按照議會體制，立法起草工作主要是由行政部門的技術官僚完成的，這些公務員不受政黨輪替的影響。各個部門通過部長向議會負責，也就是最終向選民負責。這種制度有利於長遠戰略的思考，立法工作的連貫性更強。
美國完全沒有這種制度。美國國會死死捏住立法權不放，結果卻製造了一個日漸臃腫、人浮於事的政府。國會下屬的各個委員會常常建立功能重疊的項目或機構。例如，按照近500項強制命令，五角大樓每年必須向國會報告各種事務，沒完沒了，費時費力。國會巧立名目創設的工人再培訓項目有50個左右，而教師再培訓項目有82個。
金融部門多頭管理：美聯儲、財政部、證監會、聯邦保險儲蓄公司、全美信貸管理署、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聯邦住房金融局以及一些聯邦檢察官。聯邦政府的各個管理機構由不同的國會下屬委員會監管，而每個委員會都不願放權。這種制度在1990年代能夠很容易地解除金融監管，但2008年金融危機後要重新加強監管則困難得多。
國會的派遣機構
否決體制僅僅是美國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在其他領域，美國國會將龐大權力委派給行政部門，以便後者得以迅速行事，有時候難以取信於民。派遣機構包括美聯儲、情報部門、軍隊和一系列半獨立的委員會和監管局，自進步時代和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形成了龐大的行政網路。
美國的許多自由意志主義者和保守派希望撤銷這些機構，但很難想像缺了它們國家還能否正常治理。如今美國擁有龐大而複雜的國民經濟，全球化時代無時無刻不在高速運轉。2008年9月，雷曼兄弟垮掉的那一刻，金融危機十分緊急，美聯儲和財政必須連夜做出重大決定，而這些決定會影響數萬億美元的流動性，支撐好幾家銀行，並出台新的監管規則。危機如此嚴重，以至於小布希政府催促國會撥款7000億美元給不良資產紓困項目。事後當然斟酌某些決策的正確性，但很難想像其他政府部門能夠如此有效地解決危機。國家安全問題同樣如此，總統實際上肩負著解決核威脅和恐怖主義等事關全國民眾安危的問題。因此，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70篇中指出，需要「行政部門發揮能量」。
美國人對精英體制懷有民粹式的懷疑，甚至呼籲廢除這些機構(例如美聯儲)或加強透明度。不過，諷刺的是，民調顯示，民眾支持率最高的恰恰是這些受直接民主監督影響最小的機構，例如軍隊和美國宇航局等。相形之下，最民主的機構——眾議院——獲得的民主支持率最低，美國國會被普遍認為是個茶館，兩黨做的事情就是防止做出任何實事。
因此，總體來看，美國政治制度呈現出複雜畫面，過度的分權制衡限制了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決策程序，而另有一些派遣機構則缺乏監管。一個主要問題是，這些派遣機構狀況不明。某個派遣機構應該怎樣完成任務？美國國會大多給不出法律上的指導，導致機構只能自己行事。國會希望法院來糾正由此引發的不端行為。權力下放和否決制度，兩種頑疾交織在了一起。
按照議會制，執政黨或執政聯盟直接控制政府，議員擔當部長，有權改變官僚機構的運行規則。如果黨派之間競爭過於激烈、無法形成穩定的聯盟，議會制就無法正常運轉，義大利即是一例。但是，一旦某個黨派在議會中佔據多數，其政治權威就可以順利地貫徹到行政部門。
可是，總統制國家很難實現如此順利的權力移交。解決議會不作為的最簡單辦法是增強行政機關的權威。拉丁美洲的總統制國家因為政治僵局和議會無能而苦惱不已，其解決辦法常常是賦予總統以緊急權力，從而引發權力濫用。在分權制衡的前提下，控制議會上下院不等於掌握總統權力，而調整議會與總統權力劃分的行為常常染上黨派鬥爭的色彩。如今，眾議院的共和黨人最不想做的就是賦權給奧巴馬總統。
在強政府與法治化、問責制的結合度方面，美國的分權制衡遜於議會制國家。議會制國家的法院不會如此頻繁地干預政府；政府的派遣機構也比較少；立法工作的連續性較高；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較小。德國、荷蘭、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政府擁有較高的民眾信任度，政府部門遭受的惡意抵抗較少，共識度較高，更能適應全球化時代。(小國、同質化程度較高的社會比較容易獲得高信任度，隨著移民和文化變化，這些國家也越來越難辦。)
歐盟的整體狀況有所不同。過去幾十年，歐洲的遊說組織越來越多、專業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如今，大公司、貿易集團、環保機構、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勞工組織在各個國家以及歐盟層面廣泛活動。令人遺憾的是，隨著決策程序從民族國家轉移到布魯塞爾，歐盟體制和美國越來越相似。歐洲國家可能「否決點」比美國少，但歐盟的體制增加了許多「否決點」。質言之，利益集團可以像「逛商場」一樣，如果在國內拿不到優惠政策，就跑到布魯塞爾鑽營。歐盟在司法領域也實行了「美國化」。歐洲法官不像美國同行那樣喜歡干政，但調整後的歐洲司法體系增加了層級，司法「否決點」也增多。
死路一條
美國政治制度日漸腐朽，因為分權制衡的傳統越來越嚴重和僵化。政黨分歧尖銳，分權體制越來越無法代表大多數人利益，而是給了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組織過度的話語權，未能體現美國主權公民的意志。
美國政治體制如此分化、虛浮，並非歷史上首次。19世紀中期，美國遲遲未能解決邊疆地區的奴隸制問題；19世紀末，美國面對農業國和工業國兩種道路也遲疑了很久。麥迪遜式的分權制衡，以及政黨體制的裙帶關係，適用於治理封閉的的農業國家，但無法解決奴隸制或治理大國經濟、適應現代化交通和通訊技術。
如今，美國再度被本國政治體制所困。美國人不信任政府，不願意讓政府做決定。其他民主國家也經常發生這種狀況。不過，美國國會制訂了許多複雜的規則，削弱了政府的自主性，導致國家決策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於是，政府表現不好，民眾就愈發地不信任政府。在這種條件下，民眾不願意增稅，他們覺得政府在浪費錢。但政府財政捉襟見肘，也就不可能運轉良好，最終陷入惡性循環。
扭轉這種衰敗局面面臨兩個障礙。一個是政黨政治。美國許多政治參與者都承認體制不行，但都想繼續這樣維持下去。民主黨、共和黨都不想切斷來自利益集團的財路，利益集團也都希望自己能收買政治影響力。和1880年代一樣，改革者必須動員哪些與現行體制利益沒有瓜葛的團體。但外部團體很難發動集體行動，需要極強的領導力和清晰的計劃。
另一個障礙是觀念。對於政府失效，美國傳統上的做法是擴大民主參與度、增強政府透明度。例如在1970年代，改革者推動增加黨內初選，擴大公民參與法律事務的範圍，增強媒體對國會監督力度，而加州則試圖用全民投票趕走不盡責的政府。但政治學學者布魯斯?凱恩(Bruce Cain)指出，大多數公民沒有時間、沒有能力、沒有意願去處理複雜的公共政策議題；擴大民主參與度只會引來更多有組織的政治活動家。顯然，解決之道應該是減少某些民主化方案，但沒人敢公開呼籲削弱民眾參與度或降低政府透明度。
歸根到底，國內政治弊病已經頑固不化，很難出現富有建設性的改革，美國政治衰敗還將繼續下去，直至外部震蕩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團、並付諸實踐。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日裔美國政治學家 觀察者網楊晗軼、朱新偉譯)花20分鐘讀一讀《一個知識分子對21世紀的思考》2015年07月11日16:07 環球時報朱雲漢教授受聘為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並發表系列演講。
第一個思考：人類正經歷四大趨勢性改變
趨勢一、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式微 。
單極體系形成於後冷戰初期。20世紀90年代海灣戰爭後，美國成為世界公認的唯一超強，主導了蘇聯解體後的新國際秩序，曾一度被視為順天承運、結構牢固，但不足20年便根基動搖。
趨勢二、「第三波民主」退潮 。
該浪潮源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20世紀90年代初達到高峰，曾被美籍日裔學者福山斷言為人類文明演變的終點，沒有其他體制可超越，但維持不足40年就出現退潮。
趨勢三、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
二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重建為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打下基礎。蘇東劇變後，經濟秩序自由化趨勢空前發展，所有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秩序都被資本主義市場邏輯所統治。隨著「華盛頓共識」破滅、反全球化運動興起，金融危機致西方經濟增長引擎熄火。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引起激進變革呼聲，近60年的國際經濟秩序自由化趨勢面臨空前危機。
趨勢四、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日益沒落。
這是四大歷史趨勢逆轉中最具本質性的結構變化，也是近300年歷史發展趨勢的大逆轉。18世紀初，中國、印度、伊斯蘭世界仍與西方分享世界舞台。隨著工業革命及殖民主義擴張，西方主導人類歷史長達300年。進入21世紀後，世界權力重心明顯東移，亞洲正成為人類歷史舞台的主角，「新亞洲半球」的崛起預示西方獨佔鰲頭時代接近尾聲。
四大發展趨勢同時逆轉對人類社會將產生深遠影響。它意味著衡量「進步」與「落後」的歷史坐標受到質疑，也意味著非西方國家在選擇社會制度與價值體系時享有更大空間。
人類社會同時面臨兩種可能的歷史發展前景：一是國際秩序進入一個較長的崩潰與重組期，全球層面的公共治理或出現巨大真空，一定程度的失序與混亂在所難免；二是更公正的國際秩序正在降臨：一個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的國際經濟模式，一個更尊重多元性的全球公共領域，一個更能統籌絕大多數國家可持續發展需求、更能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第二個思考：「市場」與「民主」應重新審視
反思一：「民主」與「自由」正成為世界秩序動蕩的根源。
迎著2000年的第一縷陽光，絕大多數人都對新世紀充滿憧憬，西方知識分子甚至遐想：民主可帶來和平和良治，自由化與全球化將帶來可持續發展與共同富裕，人類社會將享受「美國盛世下的太平」，但隨後的發展卻南轅北轍。東歐經10多年市場化改革後，一些前共產黨人又以左翼或社會民主黨名義重新執政。拉美開始質疑世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揚的「華盛頓共識」，親美右派政權紛紛下台，「左傾」執政黨開始摸索更均衡的發展策略。全球貿易與金融自由化遭勞工、農民、環保團體的強烈抵制。與此同時，地球加速變暖，極端氣候肆虐。人類面臨的最大困境在於：「民主」與「自由」——被許多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視為構建21世紀社會的兩大支柱正嚴重變形與退化，成為世界動蕩的來源。美在過去30年間努力打造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是扭曲市場與民主的根本力量。它讓美式資本主義所向無敵，讓資本在全球取得空前主宰地位，讓民主與市場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
反思二：美國政體已失去為絕大多數民眾謀福祉的基本功能。
在美國的政治運作中，政客高度依賴所謂「政治顧問」，他們擅長政治包裝、形象塑造、抹黑對手、操弄選民、散布假信息、遙控媒體。政治人物最優先考慮的是如何網羅最專業的政治顧問，而非國家前途與未來。過去30年中，美國民主遭「市場基本教義派」與「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嚴重侵蝕，社會權力結構發生巨變：多元化成為歷史，金權政治佔據舞台，代表企業的利益集團在美社會取得空前優勢，而與之抗衡的力量卻日益萎縮。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工會的政治影響力直線滑落，工會會員佔比從1983年的20.1%跌至2012年的11.3%。代表企業主利益的組織則資金豐沛，2011年美企業遊說組織預算達27億美元，是勞工組織的90倍。企業廣告支出馴服美電子傳媒，使其不敢觸碰敏感或爭議性議題。20世紀80年代末，傳媒事業大鬆綁使大部分地方電台與報紙納入企業集團控股下，只剩少數自由派報紙能維持對時局的批判力。通過利益遊說、金權政治和媒體操控，富裕階層主導著遊戲規則制定，並將能維持中產階級利益的稅收體制、管理規則、保障體制逐一侵蝕。美國民主已喪失民主精髓，逐步淪為寡頭政治。
民主體制失靈的後果是政府無法扭轉國家由盛轉衰的頹勢。冷戰結束20餘載，美經濟一步步陷入泡沫陷阱，美聯儲不斷以超低利率支撐房市和股市，讓財富效應刺激消費，藉此掩蓋財政、貿易、家庭負債三大赤字膨脹的風險。這種結構性失衡終於借2008年「次貸危機」全面爆發。深入分析金融危機的前因後果，美政治體制失靈問題更為凸顯。美主導金融全球化30年，等於縱容華爾街巨鱷在全球經營「老鼠會經濟」，滋生的暴利已通過分紅落入資本家口袋，泡沫破裂後的巨大社會成本卻由納稅人及所有參與實體經濟的人承擔。危機後的金融體制改革方案無法清除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隱患，美政府不得不用天文數字無限制收購華爾街投資家機構的「有毒資產」。
美國民眾舉行「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
反思三：「劣質民主」傳播給全球帶來災難。
美國民主品質退化導致的金錢政治與裙帶政治，更在「911」後以「反恐」之名用某種類型的法西斯主義取代民主。新保守主義在美取得主導地位後，將「變形民主」與「變形市場」推銷至全球，試圖將這種賦予跨國資本無上權力的統治結構永久化。這對所有新興民主國家是一個巨大陷阱：一方面民主在意識形態領域被樹為普世價值、唯一選項，另一方面，這種變形民主被普遍效仿，且在效仿過程中變本加厲，導致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陷入劣質民主困境。
在東歐，民選政治人物為選票挑動選民情緒，政權變成職位分贓體系，貪污腐化橫行，為掩飾執政缺失而刻意操弄宗教與族群議題，人為製造仇恨和兩極對立，不少國家甚至引發種族暴動。在拉美，「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自由化改革」讓貧富差距進一步惡化，體制無法抑制貪污，導致民眾對民主政體失去信心。政治精英開始反思，部分拉美國家公開抵制美推動的美洲共同市場。經濟全球化讓東亞勞工與農民團體面臨空前生存壓力，原引以為榮的「均富」分配結構迅速褪色。1997年金融危機讓東亞國家看清國際經濟秩序是以美狹隘利益甚至完全以華爾街金融資本利益為中心的本質，開始積極構建區域政策協調機制和換匯協定，以防堵國際金融風暴肆虐。
反思四：「第三波民主」面臨兩個結構性障礙。
一是美作為積極推動民主的唯一超強，卻是劣質民主的最大傳染源。它提供錯誤示範，輸出政治伎倆，為他國政治人物提供「專業服務」，且經常採取自我矛盾的雙重標準。
二是「市場化」與「民主化」結成「連體嬰」成為所有新興民主國家的根本性障礙。徹底的市場化、私有化與自由化，意味著勞工群體與中產階級不可能透過民主體制改變自身的不對等地位；全球化加速掏空「國家機構」的社會保障與再分配功能，讓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成為低能的空殼。當今，對我們生活方式、經濟安全、社會秩序、環境質量產生巨大影響力的決策者，往往不是民選政府，而是一些幾乎完全不受民主機制監督的跨國權力行為體，如跨國企業集團、跨國媒體集團、信息科技王國、華爾街投資銀行、避險基金、信用評級機構、大會計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聯儲等。資本主義全球化顛覆了民主體制的基本目的與職能，讓國家層面的民主政體成為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
反思五：資本主義威脅人類社會。
資本主義讓主要經濟體都必須將經濟活動維持在過度消費與信用膨脹的亢奮狀態，才能避免經濟衰退與金融體系崩潰。全球化讓國際金融體系變成了無法駕馭的超級賭場。國家、社區、家庭的經濟命脈，都成為極少數跨國銀行、投資機構、對沖基金賭桌上的籌碼。
資本主義的矛盾在於：一方面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股東、對追求最大物質欲滿足的消費者以及追求激勵技術創新與生產力增長的社會而言，它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同時，對加速破壞地球環境、掠奪第三世界資源以及剝削經濟弱勢團體而言，它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從可持續發展看，資本主義是最浪費的制度，其生活方式鼓勵貪婪、獎勵自私、崇尚個人主義、刺激無止境的物質慾望和沒必要的消費需求，誘導追求虛榮的價值觀。在資本主義的資源配置邏輯下，全球的生產活動主要是為了滿足富裕階層的物質需求，有限資源不斷被轉換成垃圾，第三世界國家多數人群被擠壓到邊緣，生產資源被私人佔有，廣大群體無法盡其力、用其物，形成人力資源巨大浪費。美在「經濟自由化」旗幟下推動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對社會、民主、文化與環境構成生存威脅。
當前所有發展中國家均面臨三大嚴峻課題：
一是如何駕馭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風險與破壞性，控制兩極分化，讓市場與民主、市場與社會、市場與環境間的共生規則得以建立；
二是如何構建維護經濟弱勢團體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形態，讓民眾能真正用民主參與和監督機制維護自身生存與發展權，維持各階級與集團間的權力平衡；
三是如何提升國家機構的各項治理能力，管理市場秩序，監察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進行財政轉移與二次分配，強化內部監控防止違法濫權，確立政府維護公共福祉的價值導向。發展中國家須通過集團力量，在全球建立民主治理機制，讓所有群體都有機會參與全球事務管理，才能全面構建市場與社會、文化、環境共生規則。
第三個思考：美國霸權正在衰落
美國霸權的衰落源自四個方面的因素。
國汽車城底特律一座人去樓空的大廈。（2013年拍攝）
原因之一，美民主體制使社會陷入三重政治陷阱。
一是政治人物不斷利用意識形態製造假議題，引發社會內部對立，也導致選舉手段日趨下流。
二是政治人物競相討好個別選民群體，不敢讓民眾誠實面對基礎設施老舊、科技競爭力流失、經濟競爭力下滑、財政寅吃卯糧以及社會流動停滯等真正難題。
三是美政治體制讓特殊利益集團很容易滲透決策過程，並在兩黨內扶植利益代理人。
原因之二，單極體系式微有結構性原因。
一是美經濟競爭力與他國的差距不斷縮小，尤其是科技領先程度和產業競爭力保持優勢的領域愈來愈少，而自身國債、貿易、家庭債務三大赤字已累積到極限；
二是經濟結構長期失衡導致美元霸權地位搖搖欲墜，美元信用不足已成威脅全球經濟體系穩定的不定時炸彈；
三是世界警察角色的自我膨脹，驅使美試圖在世界所有地區支配安全秩序，但其財力和國內政治均無法支撐這種無止境的擴張；
四是「軟實力」正在消退，獨斷專行侵蝕了美在國際組織與金融體制內的領導威信。金融危機後，美式資本主義與政治模式不再具有吸引力，更無法壟斷國際社會話語權。
原因之三：多邊貿易談判已成「雞肋」。
過去10年，雙邊與區域自貿協定瓦解了全球多邊自貿體制，原屬於世貿框架下的「例外安排」正成為主導、常態性安排，全面侵蝕著無歧視、普遍最惠國待遇的世貿基本原則。問題主要出在美國，美對多邊自貿體制的戰略思維發生重大改變。過去美大力提倡多邊自貿體制，而今卻不再認可在世貿架構下推動貿易自由化符合其利益。
這意味著三重含義：
其一，美在世貿體制內不再扮演主導角色，以印度、巴西、中國及南非為首的發展中國家逐步取得更大發言權；
其二，美無法在多邊談判中取得讓步，卻能在雙邊自貿談判中，藉助可觀的經濟籌碼讓對手屈服，日後更可挾「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或「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逼其他發展中國家就範；
其三，美決策者意識到必須更新部署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以因應綜合國力即將超越自己的威脅。加速推動這兩個協定，可將美與傳統盟邦捆綁得更緊，打亂北京推動「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步驟，並限制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晉陞速度。
原因之四，全球化的裂解與重鑄。
「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是全球金融體系的神經系統，其會員是遍布200多個國家的上萬家金融機構，這些機構間每日數以萬億計的資金轉移都通過協會提供的保密電信網路完成。2014年10月，美歐將制裁俄羅斯的腦筋動到SWIFT上，試圖要求系統中止對俄銀行的金融服務，遭到以金磚國家為首的非西方國家強烈反對。
這場圍繞SWIFT定位問題引發的政治拔河，預示著全球化即將進入「後美國時代」，其特徵是：地緣政治與市場整合兩套邏輯相互糾葛愈發明顯，全球化動能依然強勁，但主動力將更多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美國一元化領導自毀長城，新自由主義思潮失色，國際經濟交往規則的指導思想不再定於一尊。全球經濟將出現多元領導格局並形成數個超級板塊。過去完整而統一的架構將出現裂痕或被削弱，全球、大板塊、小版塊三層之間將充斥疊床架屋的合作機制與交往規則。非西方國家將尋求新機制來深化彼此合作，降低對西方國家依賴。
隨著金磚五國興起，中俄與美的戰略利益衝突日益激烈，西方國家必然將金融、貿易、運輸、通訊、網路等全球化基礎工程的管理權當作戰略籌碼來使用，勢必削弱其正當性與完整性。未來10年，各個政策領域都將快速失去霸權地位的美國，會選擇退而求其次，重新構築戰略版圖與經濟板塊，以確保自己至少能在21世紀前半期據守半壁江山。
第四個思考：中國崛起引發世界秩序重組
變化一，中國崛起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歷史劇變。
對東亞來說，21世紀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去理解、應對中國崛起及其帶來的世界秩序重組。過去300年里，只有4個歷史事件可以跟中國崛起相提並論。第一是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第二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第三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第四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的崛起。後兩個事件深刻塑造了20世紀至今的世界秩序。十月革命不僅將馬克思的理論變為現實，也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展現了另一條現代化之路，同時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危機。美國崛起的影響更大，其完成了英國、西班牙、荷蘭都不曾完成的霸業，在生產貿易、軍事安全、貨幣金融和意識形態領域都建立起「一元化」的霸權。
變化二，中國崛起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持續經濟增長、幅員最大的全面工業化以及最大規模的減貧。
中國發展模式震動了西方，也讓許多發展中國家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發展和自由市場競爭間更好地取得平衡。從大歷史觀看，中國的高速增長只是要恢復其曾在東亞和世界的地位，這也是「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標誌。
變化三，世界將越來越依賴中國。
2012年，美《外交政策》雜誌與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分析中國正進行的城市化時認為，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75個城市中將有29個出現在中國，美只有13個，歐洲僅3個。2011年底，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分析和預測了中美過去10年和未來15年多項經濟指標，其中中國鋼產量2011年即達到美國的6.6倍，手機擁有量達3.3倍，2015年底全球經濟增長三成的貢獻將來自中國。
之所以能帶來世界秩序的重組，源自中國擁有三大得天獨厚的優勢。
優勢一是特殊政治體制。
許多學者認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改革開放，中國前30年都浪費掉了。然而恰恰是這個時期，中國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彆強的現代國家，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將土地和工業資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這成為中國近30年快速發展的基礎。如果將中國與印度相比，社會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為明顯。20世紀50年代，印度與中國處在同一發展水平，到2014年，印成人識字率仍未趕上中國1990年的水平，在健康、衛生、平均壽命等指標上，印都落後20年以上。西方媒體總是給印冠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頭銜，但印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無法有效增進大多數民眾的福祉，仍不能滿足大多數普通民眾（特別是婦女與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數曾在中印做過實地考察的學者都承認，中國政治體制的治理能力要遠強於印度。
優勢二是「規模大」。
中國可充分發揮「規模優勢」及其帶來的「磁吸效應」。在現代經濟中，許多核心產業若沒有規模是無法發展的。韓國很難建立一個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台灣也很難建起獨立的高鐵工業體系，因為它們都沒有巨大的市場和規模。全球現在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只有兩個：一是美國，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歐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車公司。因為美歐都有巨型的市場、人才儲備和資源。第三個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業體系的是中國。
規模優勢帶來的「磁吸效應」也十分驚人。全球500強企業基本上都制定了中國市場戰略，韓國現代汽車將中國市場列為最重要的市場，其7個年產30萬輛車的生產線中有5個設在中國。2014年現代汽車公司在中國市場銷售量近100萬輛，相當於其國內市場的3倍，也比在美市場的銷量高出70%。在跨國企業搶著擠進來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可對外資怎樣進入中國，設定許多特別的、一般情況下跨國企業不會輕易答應的條件。如美通用汽車公司進入中國，就把新的研發中心放在上海，而對其他國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會理睬，因為它們沒有市場這個「籌碼」。
因為有規模優勢，中國已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與產業體系。例如，中國具有發射一個人造衛星所需的所有知識與技術體系。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自力更生逼著它去建立一個完整體系。雖然該體系的水平可能參差不齊，有的可能接近國際水平，有的還很落後，不過沒有關係，一旦具備這樣的體系，再去追趕、學習、模仿、改良都很快。
優勢三是「後發優勢」。
後發有時候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許多要訣，例如可學習過去的經驗，避免錯誤，少走冤枉路。特別是若有能力去模仿、複製，然後在複製的基礎上再去改良，就可以進步神速。中國明顯採取了「蛙跳式」的技術更新。當其連普及有線電話都很困難的時候，卻同時進入了無線與數字通信階段。中國雖在第三代手機技術方面輸給韓國與西歐，但卻最早布局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動通訊。中國的傳統金融業尚未充分市場化，但「互聯網金融」卻衝到世界最前沿，這就是「蛙跳式」的技術更新。
到底是「世界的中國」還是「中國的世界」。2013年加州州長布朗訪華，訪問的目的是要引進中國的高鐵系統，他特別乘坐了京津高鐵。隨訪的《紐約時報》記者刊發系列評論感嘆道，150年前中國曾幫加州修鐵路，但那時只是輸出苦力，現在中國有能力提供所有設備、技術、工程師和貸款。這150年的變化可謂滄海桑田、主客易位。《紐約時報》評論反映出近20年來西方對中國態度的巨大轉變。20世紀90年代西方媒體圍繞著「中國崩潰論」打轉，等到中國安然度過亞洲金融危機，這波輿論明顯退潮。21世紀頭10年，西方媒體的焦點是「中國威脅論」，即中國是否會和平崛起，美能否坐視中國坐大，中美戰略攤牌是否難以避免等。隨著中美經濟依存日益緊密，以及中國成為帶領世界走出金融危機的火車頭，這一波輿論也明顯減弱。現在西方輿論的焦點則是中國崛起與國際秩序的關係，中國是更加融入世界，成為世界的中國，還是會另起爐灶，使世界成為中國的世界？英國《獨立報》前副總編馬丁雅克與劍橋大學資深教授哈爾珀先後出版《當中國統治世界》與《北京說了算》，將這波輿論推向高潮。西方主流媒體越來越擔心崛起的中國會挑戰西方建構的國際秩序。他們擔心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挑戰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政治制度將比西式民主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吸引力；甚至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也會以某種形式再現，衝擊美西方主導下的國際秩序。
西方世界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100多年來，西方社會早已習慣以其為中心的世界觀，早已習慣指導非西方社會，改變他人而非被他人改變。然而不同文明間相互激蕩、交流與影響，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14世紀至17世紀，伊斯蘭世界曾對歐洲文藝復興與現代化轉型產生巨大影響，但與之相伴隨，卻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激烈衝突。今天，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也來到這樣的路口，中西關係將進入一個充滿摩擦、矛盾甚至衝突的過渡時期，但也意味著國際社會正在迎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第五個思考：21世紀是「國家治理能力」競賽的世紀
20多年前，美政治學家福山曾靠「歷史終結論」一舉成名，但他現在已不再高唱「民主至上論」，最近反而提出「21世紀國家競賽的主軸是治理能力建設」。福山有這樣的思路轉變，主要因為兩個趨勢：一是很多新興民主國家並未走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質民主的困境；二是在過去30多年，由於「自由化」「民主化」「市場化」思維的泛濫，國家職能被不斷削弱，逐漸失去增進人民福祉與維護社會公平的能力。
福山曾鼓吹「歷史的終結」，現在開始反思西方政治的結構性問題。
對此，福山提出一個口號，「沒有優質國家，就沒有優質民主」。過去，以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卻忽視國家基礎建設，這是非常偏頗而天真的舉措，也背離自己的歷史經驗。殊不知，大多數西方國家在100多年前引進普選民主制之前，已建立較為完備的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包括常任文官體制、獨立司法機構、專業化軍隊、基礎教育體系、現代財稅體系、市場監管能力及中央銀行等。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引進現代代議制民主時，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都還處於發育不全狀態。
最近許多以援助發展中國家為職責的國際組織已意識到，國家建設比民主建設更為關鍵，但也更為艱巨。在現代國家機能發育不全的情況下，貿然實施普選式民主，反而可能阻礙國家能力建設。
人民日報整版刊文談美式民主困境:金錢左右政治2015年07月26日03:29 綜合
《人民日報》整版刊文談美國民主遭遇的困境。
美國民主遭遇困境(之三)
《人民日報》(2015年07月26日05版)
美國民主怎麼了？一向被標榜為西方民主制度範本的美國民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是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都十分關注的話題。美國民主從炫耀對象變成問題本身，其經濟基礎、運行模式、對外政策均暴露出弊端。本版約請4位外國專家從不同角度對美國民主進行分析，敬請關注。
政治運作被金錢左右
「美式民主」並非真正民主(審時度勢)
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原署長羅思義
《人民日報》(2015年07月26日05版)
近來，美國在中國問題上有諸多舉動。美國政府先是頻頻插手中國南海問題，同時又發布了多份主張對中國採取對抗戰略的文件，包括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發布的《修訂美國對華大戰略》等。中方需要及時進行分析，探尋是哪些力量正在推動美國對華政策發生變化，並掌握類似活動增加的原因。
在進行上述分析時，一個有效的切入點便是美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以美國政客為例便可以看出，所謂「美式民主」並非完美。美國一直宣揚其政治體制以人人平等為基礎，即「一人一票」，然而這一體制實際上卻受到金錢的支配。美國的立法機構中富人比例很高，參與立法者中的69%是坐擁超過100萬美元資產的人。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大部分議員也都身價不菲，即便拋開房產價值不計，這些議員大都擁有超過100萬美元的資產。所謂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只是掩蓋真相的謊言而已。
高端政治活動也往往與大筆金錢有直接關係。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便有2.38億美元身家，曾經是美國最富有的參議員。作為美國「重返亞洲」概念的提出者，希拉里·柯林頓與其名下柯林頓基金會有著千絲萬縷聯繫，而該基金會動輒接受大筆外來資金，有些捐助甚至超過1000萬美元。《國際商業時報》資深撰稿人大衛·西羅塔曾做過如下計算：「在希拉里擔任國務卿期間，她所在的部門共批准了柯林頓基金會捐贈企業提出的總價值達1650億美元的軍火銷售申請。」
美國政治實際被財富掌控。除了美國政客私人接受資金之外，美國選舉結果同樣也是由財富決定的。91%的美國國會選舉都是由獲得最多資金支持的候選人贏得，其結果便是美國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資金提供者的利益，卻對廣大國民造成損害。從最新數據可以看出，自2007年到2013年，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家庭財富的中位數減少了43%，但美國參議員財富的中位數卻增長了22%。
美國政治體系的本質並非「一人一票」，而是由財富主導，其選舉也受資金支持的左右。在這一制度下，美國普通民眾的收入和財富逐漸減少，政客卻變得越來越富有。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曾說過：「有些人認為國會控制著華爾街，然而真相是華爾街控制著國會。」
美國國內的政治現實與其宣稱的民主有著巨大差異。而到了對外政策領域，這種雙重標準則更為明顯。中國的對外政策是，一個國家所選擇的政治體制和發展道路都屬於內政。而美國則聲稱，所有國家都必須符合「普世價值」。然而，美國對外政策的實際情況卻與上述宣言大相徑庭。
美國直接介入他國、顛覆民選政府的行動，更能說明美國的真面目。美國官方曾經承認在伊朗參與了推翻民選政府的運動，而美國參與顛覆智利阿連德民選政府的事實更是盡人皆知。美國國內政治和對外政策兩方面的現實，都證明了其目標並非「民主」。那麼，美國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對中國又有何影響？
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已經很明確地說出了他們的目的。近期發布的《修訂美國對華大戰略》報告說道：「美國應當把維持自身在全球體系中的領先地位作為21世紀大戰略的中心目標。」其提出的概念並非各國平等，而是「使美國處於全球金字塔的頂點」。
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中國絕不會承認自己「低人一等」。正如習近平主席說的：「要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美國面對的問題是，中國改革開放所獲得的巨大成功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奠定了基礎，而這迫使美國不得不平等對待中國。對於一些國家，美國可以進行侵略戰爭，而對中國則無法故技重施。目前美國人口只有中國的23%，這意味著一旦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23%，中國經濟總量便會與美國相等。而全面小康的要求顯然不止於此。
這些事實明確顯示，美國的「對抗主義者」反對中國並非因為中國沒有遵從所謂「西方價值觀」，因為這些價值觀是美國自己也不遵守的「西式虛偽」而已。他們真正反對的其實是中國的繁榮昌盛。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級研究員，劉仰知翻譯)
對內對外採取雙重標準
不平等持續擴大(大勢所趨)
俄羅斯國家杜馬議員助理、俄羅斯科學院歐洲所高級研究員鮑里斯·古斯列多夫
《人民日報》(2015年07月26日05版)
美國的民主模式常被看成是西方民主的典範。但是，它在存在的200多年裡，面臨的問題已經超過了帶來的福利，明顯暴露出重大缺陷。
國際學術界對於「民主」的定義有許多不同觀點，但一般都會認為民主政體須遵循四條基本原則：人民主權、多數統治、政治平等和政治參與。今天，美國民主模式在這些領域正面臨困境。
美國壟斷了對民主、人權及其遵循標準的解釋權，指責其他國家違反民主和人權，以所謂不民主為借口質疑其他國家的選舉結果。試圖告訴其他國家如何構建民主和保障人權，這種行為違反了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的國際法基本準則。
同時，美國還明顯違反了普遍的民主原則，導致其自身面臨嚴重問題：日益增長的社會不平等，種族、民族和宗教歧視，限制公平選舉，監視持不同政見者，跨國應用美國法律，不當使用暴力對付和平示威者，未經指控無限期囚禁被關押者，酷刑以及在監獄施行超出法律允許的行為等。
而且美國政府至今沒有批准9個核心國際人權公約中的6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保護所有遷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殘疾人權利公約》《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
美國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受到嚴重影響。美國對工人組織和集體談判權的保護是發達國家中最弱的。過去十年里，美國沒有批准任何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一些重要問題如改善人民福利、健康保險、退休金、教育、非法移民等受到忽視。美國還存在著嚴重的收入不平等，按民族和種族劃分時尤其明顯，並且差距在持續擴大。
美國政治學家認為「美國政治中的不平等繼續擴大」，這特別體現在美國大選中。根據美國選舉制度，總統由選舉人團選舉產生而不是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並且在美國，投票人在正式投票日期之前提前投票通常是被認可的，這就為操縱選舉提供了機會。由於這種選舉制度，美國一再出現當選總統得票少於競選對手的情形。
資本在美國選舉中一直發揮著重要影響。競選是一項耗資巨大的活動，所以競選資金的來源至關重要。政治學家一直認為，競選資金應來自社會組織而不是由個人或商業組織提供，以避免他們對政治的不恰當影響。資金實力在美國絕對是競選成功的「王牌」。美國歷屆總統競選的資金總額已經達到了創紀錄的53億美元。因此，一般選民越來越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而更有權勢的階層則越來越接近政府，這種情形發展的最終結果是破壞了民主。富裕階層不僅在社會經濟領域處於領導地位，而且在政治領域擴展其權力，這使得美國成為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國家。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觀察了美國大選後，一再建議美國解決對各階層公民投票權的過分限制，尤其是許多選民因未能註冊及諸多繁瑣程序而不能參加投票。歐安組織民主制度和人權辦公室認為，美國的2012年總統大選存在較大的違規。然而，美國政府卻認為，美國的總統大選是民主的標準。因此，如何遵守民主規範的問題在當今美國同樣存在。而且在這方面，它標榜自己為道德楷模是虛偽的。
西方政治家和學者一直指責中國不遵守民主原則，但事實與此相反。近年來，中國展示了通過不斷深化改革增加人民權利的決心。這首先表現在改善絕大多數民眾的福利，減少社會不平等和讓更多百姓擺脫貧困。在政治領域，我們看到從鄉村到國家的各級政府官員有序更替，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代表參與施政並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中國的政治家和學者並不尋求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其他國家，相反，他們著重強調自己的特殊性，並警示其他國家不要直接複製自己的模式。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解決了所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經濟模式遠未臻完美，中國的領導人也認識到這一點。新一代中國領導人並不隱瞞這些困難，而是公開聲明採取解決措施。這將有力保證中國沿著既定道路前進，解決途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並順利實現預定目標。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級研究員，周小林翻譯)
一小部分掌控權力的階層控制著普通大眾
「寡頭政治」損害民主價值(勢所必然)
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研究員保羅·杜阿特
《人民日報》(2015年07月26日05版)
在美國，以具有可實踐性的理念為基礎且受到市場這一無形的手自動調節的民主及資本主義價值觀，實際上已經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我們可以回想一下那些給低收入家庭和中產家庭帶來不穩定生活、失業乃至讓他們苦苦求生的各種投機活動、金融泡沫、次貸和債券。為了避免出現這些問題，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那些具有戰略意義的、不能任由市場波動性和不確定性來影響的經濟領域中，並對這些經濟領域進行干涉。當然，這種干涉僅僅是互補的和有益的。因此，從這點出發，我希望能對美國的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如果將美國民眾完全地從經濟、政治、社會、軍事和文化生活中脫離開來，那將會對民主制度帶來巨大衝擊。這就是為什麼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預來維護民主制度。
但是，美國式民主是一種真正的民主嗎？有學者已經堅定地認為美國已經不是民主國家；相反，美國政治已經開始變成一個由一小部分掌控權力的階層控制普通大眾的寡頭政治。過去這幾年，當全世界，包括美國，因為俄羅斯大量的社會財富集中在精英階層而習慣於將俄羅斯稱為「寡頭政治」時，很多人還並不太願意接受對美國民主的這種說法。
所以，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嗎？是的，在一定程度上，這一說法得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理論和實踐上的支持。這一結果非常令人不安，因為美式民主一直被譽為是西方民主的範本。確實，普林斯頓大學這份包括1779份政策資料的研究報告得出的結論是：經濟領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經濟利益的團體對美國政府的決策有著實質性影響，而普通大眾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團體沒有或者僅有很小的影響力。儘管美國很欣賞民主的核心價值觀，比如普選、言論和集會自由以及其他廣泛的公民權利，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報告卻將大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如果政策的制定是由一些有支配力的機構或者富裕階層控制，那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就會受到嚴重威脅。
一些遊說活動證實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結論並非無根無據，甚至有些人希望報告里的情況成為現實。事實上，美國的民主和外交政策充滿了各種遊說團體的活動，這是由其政治制度的特質決定的。在外交政策方面，這種寡頭制和遊說團體也很令人擔憂，現實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比如海灣戰爭，就是貪得無厭的遊說團體為了能源以及維持戰爭機器的運轉而帶來的結果。
長期以來，威廉·富布賴特的《權力的傲慢》一書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美國的價值觀。我們注意到，像美國這樣的大國，會傾向於將他們的力量理解為是「上帝的恩惠」，因此他們會認為他們和別的國家不一樣，他們有著國際任務，以及對其他國家的責任。這就意味著他們會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正確的，並且應該被推廣到其他國家。這些國家也會認為他們有責任將其他國家帶離「黑暗」。因此，他們會在善惡之間建立一個二分法並用此來支配他們的外交政策。
需要聲明的是，我們並不反對民主，因為民主沒有寡頭政治，沒有財閥統治。作為一個西方人，我理解丘吉爾所說的「民主制度是一種糟糕的制度，但迄今為止，這是我們對政府形式所有嘗試中發現的最好形式」。然而，因為美國是一個巨大的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試驗場，並且引發了國際範圍內的憎恨或支持，我很堅定地認為，如今美國的寡頭政治恰恰是全球範圍內戰爭及其他不穩定因素的原因。
(展騰翻譯)
美國民主並不是適用於其他各國的制度
照搬照抄行不通(適勢求是)
土耳其中央銀行北京經濟參贊尤科賽爾·戈邁茲
《人民日報》(2015年07月26日05版)
丘吉爾曾說，民主制度是一種糟糕的制度，但迄今為止，這是我們對政府形式所有嘗試中發現的最好形式。這一論調反映了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的失靈。世界上有多種不同的民主形式，從歐元區到拉丁美洲，從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到紐西蘭，或是從橫跨亞歐大陸的俄羅斯到非洲和亞洲，都實行著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即便如此，到目前為止，「民主」一詞還沒有合適且準確的定義。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上世紀美國的民主制度給全球帶來了福利提升。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對西歐包括土耳其在內的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這一例子是最好的體現。但我們仍需特別注意，中國的發展令人印象深刻，這也得益於自由貿易原則。
然而，美國的民主制度並不是適用於其他各國的最佳制度，其他國家簡單地照搬照抄是行不通的。首先，萬事「切不可以偏概全」。為了避免「照搬照抄」，我們一直在探索一種適合自身的民主方式。其次，美國的民主制度並非完美無缺。其社會收入不公平、社會安全隱患、教育不公平等問題也面臨著多方挑戰。必須承認，美國企業的大量研究和創新在歷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顯示出美國經濟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被過分誇大了。美國中央銀行即美聯儲不斷調整名義利率，以適應經濟的穩定運行。而制定合適的名義利率，控制貨幣發行量，也被視為美國經濟決策中的難點。冷戰結束以來，過去7年中美國的危機處理能力令人大跌眼鏡。
中國走了另一條發展道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自由市場的優化資源配置為前提，國家進行合理的宏觀調控，以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在這一體制下，國家通過一些大型國有企業進行宏觀調控，將社會基本資源合理配置到鐵路交通、醫療和教育等領域。中國的繁榮之路與美國大相徑庭。中國的繁榮也不是建立在所謂「帕累托原則」之上，依賴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相反，滿足個人需求，促進社會團結，構建和諧社會，以推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前提下實行國家宏觀調控，以達到共同富裕，是否比純粹的自由經濟制度更優越呢？時間會給出答案。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市場表現並不如我們一直以來所信賴的那樣完美無缺。這場危機所產生的社會混亂讓我們吸取了一個教訓，那就是自由經濟也需要政府制定對市場的長遠規劃和指導。無論是中央計劃，國際清算銀行資本充足率計算規則，還是二十國集團合作，中央銀行的「前瞻性指導」制定貨幣政策、引導市場利率，都是為了減少市場失靈對社會造成的損失。
那麼，中國的發展道路是否對其他國家有借鑒意義呢？如果中國持續推進有效的經濟結構轉型，在下一個十年繼續保持當前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那麼中國發展道路的借鑒意義將會變得清晰明朗。中國倡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一帶一路」建設項目，這被視為中國幫助實現全球福祉提升的關鍵信號。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大大促進了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有更多機會參與到全球有效資源分配中去，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外匯儲備豐厚，同時以其大量的人力資本支持他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果這種能力得到最佳運用，那麼不僅僅是美國，世界各國都將從中國發展中獲益。中國的經濟轉型能否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基於全球視角去等待結果和正確評價。我們身處於一個競爭世界，一國表現和其他國家息息相關。在這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國家總是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提供借鑒。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級研究員，臧舒邁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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