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沙漠」的文化何以席捲亞洲華人地區

港片黃金時代背後的中國影像

信力健

香港知名導演許鞍華大概沒想到，其執導的影片《黃金時代》，意外地喚起了內地許多「港迷」對上世紀八十年代港片的集體懷舊——儘管影片主題與香港並無太大關係。在「港迷」們看來，八十年代，就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寬泛些來說，稱八十年代為香港的「黃金時代」，大致沒錯。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香港成為華人社群的經濟和文化首府。特別是在八十年代，達到鼎盛狀態。香港的電影、電視、錄像、錄音、金庸武俠等文化產品，行銷國內以及東南亞、歐美等各地華人社會。

作為一種地域文化，香港文化席捲內地，這在中國文化史上，當是值得濃墨重彩的一筆。蓋因為，中國文化傳播的路徑，歷來是由北而南的，或說由中原向四周輻射，方向極少改變。超穩定的華夏文化重心，在八十年代出現短暫的變遷，一定有著深層次的原由。

一個時代巔峰的到來，並非突然憑空而起，而是經歷了一段漫長的孕育期，香港亦然。就文化而言，由於香港特殊的政情關係，其文化既受殖民文化影響，又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是一個東西方以及傳統與現代文化，不斷衝突、消長和相融的百年歷程。

事實上，自淪為殖民地的百餘年來，香港本土文化不被殖民政府關注，基本處於一種自生自滅的狀態。而期間被日本佔據的四年，香港的經濟、民生、文化更是處於崩潰邊緣。直至7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殖民政府才將視野逐步轉向對香港文娛事業的大力投入。

這其中，不應忽視的是，香港的三次移民潮對香港的締造之功。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重要城市相繼淪陷，作為偏安之地的香港，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勢，使其一時成為臨時避難所，以及通往大後方的中轉站和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陣地，因而吸引了大批內地難民，以及包括夏衍、田漢、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香港一時成為文化運動的中心之一。

二戰結束後，英國作為宗主國又回到了香港，而大陸又進入全面嚴酷的內戰。這一時期，香港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避難所，而香港本應出現的反殖民主義運動的良機，則被全面內戰一筆勾銷。內戰結束，共黨完勝，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及此後的二十多年裡，出於對新政權的複雜心態，以及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引發大陸一大波逃港移民潮，內地大批資本家、知識分子、電影界人才，紛紛南下香港發展。資料顯示，1949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高達130萬多人次。

大陸逃港移民潮，無疑給彈丸之地的香港帶來了豐厚的資本和廉價的勞動力。數據顯示，僅從1946年到1948年，來自內地的資金和勞工促使香港的貿易額翻了一番。更重要的是，大量文化人士的到來，極大地增進了香港的文化活力。如果說，1927年魯迅到香港演講時，還有本地學者為香港是文化「荒漠之區」而憂慮不已，那麼此時，就像魯迅當時所說的「沙漠也是可以變的」，香港已然成為「文化中心」之一了。

及至1980年代，香港進入黃金十年——經濟騰飛，百業繁榮，文化百花齊放，人才輩出。這一時期，香港人均GDP即超過10000美元，成為亞洲最發達的城市，並躋身亞洲四小龍，整個社會無不洋溢著積極樂觀、奮發向上的精神，體現在電影、電視、音樂上，則是創作了包括香港「市歌」《獅子山下》等一大批勵志曲目。文娛界湧現出一大批優秀藝人和詞曲作者，如歌手張國榮、梅艷芳、陳百強、譚詠麟、許冠傑、羅文、徐小鳳，詞曲作者黃霑，以及無線電視（TVB）發掘的「五虎將」（黃日華、苗僑偉、湯鎮業、劉德華及梁朝偉）等等，成為藝壇中堅。加之TVB對劇集主題曲的推廣，歌星得以在電視上曝光，兩者相互推動，粵語流行曲自此大放異彩，風靡一時。

需要提及的是，此一時期，香港主權歸屬等政治議題風起雲湧的時期。特別是1984年底《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引發港人對香港命途的強烈不安。受此影響，「新浪潮」導演如許鞍華和嚴浩等人，領銜拍了一系列充滿歷史文化意識和人文關懷的本土化題材，試圖為迷途中的港人構建一處心靈家園。如許鞍華的「越南三部曲」（《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來客》）,嚴浩的《似水流年》、《滾滾紅塵》等佳作，展示了時代變遷下的個人無助感，為觀眾帶來關於命運與超越的思考。「新浪潮」的出現，提升了香港電影的品質，最重要的是藉由電影本土化進程的完成，進而確立了香港的本土意識和文化身份。

而此一時期，香江對岸的廣袤大陸，又是一番怎樣情況呢？作為一個共識，1980年代的大陸，同樣是一個「黃金時代」。這是一個思想大解放和啟蒙激情的時代，此時，「文革」結束，百廢待興，整個社會蓬勃朝氣，各種思潮蜂擁而起，思想和文藝領域的禁區被打破。特別是，官方不再把港台流行音樂定義為「黃色歌曲」、「靡靡之音」。官方這種開明、寬容的態度，一定程度上為港台流行文化進入大陸提供了一種「制度保障」。

對於剛從樣板戲裡解放出來的國人來說，新世界裡的一切無不感到新鮮。禁慾時代被長期壓抑的人性全面釋放，其文化趣味，一改過往單調而生硬的「教育」，轉變為「娛樂」，由此形成對黨文化壟斷和所謂文化精英主義的反叛。一方面，黨文化強制推銷的主旋律和精英們的說教，越來越失去市場；另一方面，以港片、流行歌曲、金庸武俠為代表的通俗文化則風靡大陸，《霍元甲》、《陳真》、《射鵰英雄傳》、《上海灘》等一系列經典劇目及其主題曲，讓國人驚嘆不已。

當然，從微觀講，傳播介質的變革，比如電視機、輕小便捷的飯盒式錄音機（如隨身聽等）的出現，客觀上也助推了港產電視劇、流行音樂在大陸的傳播和流行。

比較言之，不難看出香港「黃金時代」的演進路徑：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發力，而同時的大陸，則處於封閉狀態；到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文化需求猛增，而香港文化此時亦到成熟繁榮時期。南北之間，一者文化豐饒，一者文化饑渴，兩者互為補充，形成穩固而強大的供求關係，香港文化北上也就勢所必然。以此而論，八十年代的香港和大陸，固然都處於「黃金時代」，但不妨說，一個是文化輸出的黃金時代，一個則是文化輸入的黃金時代，兩者交匯融合，共同締造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觀。

一言蔽之，香港在八十年代的繁榮，並不在於它的殖民主義制度有多麼完美，而是得益於它的「比較優勢」——說白了，一定程度上是撿了大陸相對落後的便宜。而這，又實乃時勢所造——借用黃霑總結香港流行音樂的話來說，即，歷史遺留的現實，地理環境的配合，經濟條件的繁榮，政策因素的因緣際會，以及人才的巧合匯聚，創造了香港劃時代的文化高峰。一旦時移勢易，文化走入低谷，也就不足為奇，此乃規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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