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軍：怎一個「專制」了得

發布時間:2013-12-11 14:02 作者:方宇軍 字型大小： 點擊: 598次近幾天在共識網上看到兩篇論及專制的文章，一篇是王炯華老先生的《「封建」正解與皇權專制》；另一篇是《謝家寶樹偶有黃葉：儒學大師錢穆為專制辯護》，作者是「有毛僧」，想來是筆名，不知是何方神聖，不便亂稱呼，還是直呼其筆名吧。「有毛僧」指認錢穆先生為專制辯護，但在他的文章中卻罕見錢穆如何為專制辯護的字句，或許只是因為錢穆先生認為秦漢以來中國政治既非封建、又非皇帝專制，便是為專制辯護了；又或許根據徐復觀、張君勱、李敖等人對錢穆的評價，而認定錢穆有為專制辯護之嫌；再或許錢穆先生晚年受蔣氏父子禮遇，為蔣氏父子唱了幾句讚歌，就成了專制的走卒？王炯華先生的文章更有學術水準一些，他的「封建」正解，在下同意；但他認為中國自秦至清2132年都是皇權專制，卻沒有深入的論證。這樣來評價王炯華先生的文章可能有些吹毛求疵了，在當今中國，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不論是學術界還是輿論圈，認為自秦以後中國都是皇權專制，幾乎是人云亦云、異口同聲，又何必苛求於王先生呢？然而，如果此說成立，中國在秦以後將近兩千年內，一直領先於世界，這豈非專制之功？抑或中國本無專制，而另有其深奧，所以執世界文明之牛耳？總之，在下看來，認為中國兩千多年來惟有專制，是過於簡單化、模式化、教條化了。這裡附上的小文，大概是兩年前寫的，粗淺看法，望海內外識者正之。何為專制？查閱中國傳統政治論著，實在難以找到它的身影，更不用說把它作為一個政治現象來加以論證了，只是到了近代，當西方人把它強加於中國傳統政治時，它才暴得大名，但並不是什麼好名聲，而是使中國傳統政治更加灰頭土臉而已。專制一詞雖然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只是偶得一見，雖然中國的先賢們對它不屑一顧，但只要它出現，往往都帶有貶意，不被人們待見，試看幾例：「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1]這在誇獎周公，說他雖有權而不妄行。可見專制無褒意。「考憲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2]這是指考核官員執行國家法令的情況，如果超過了法令所規定的，就是專制，如果執行法令不足，則為虧令，二者都要處死。這就嚴重了，專制就是擅權，是要命的。「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3]這裡的專制是指大臣篡奪或僭越了帝王的權力，加之結黨營私、割地苟容，國家就要滅亡了。從這三例看，專制就是政治中的惡行，不僅在傳統政治中沒有立足之地，而且被人們所詛咒。在中國，把專製作為一種制度性建構加於論列，是晚近的事，而作為一種制度性建構，在梁啟超看來，專制未見得就是壞的制度。梁啟超這樣解釋專制：「專制者一國中有制者被制者，制者全立於被制者之外而專斷以規定國家機關行動者也。以其立於被制者之外而專斷也，故謂之專。以其規定國家機關之行動也，故謂之制。」[4]接著他指出，這樣的專制，不獨君主制中有，在貴族共和制和民主制中亦有。他又說：「夫以形式論，則非專制者固能發表極良之形式，專制者亦能發表極良之形式。專制者固能發表極不良之形式，非專制者亦能發表極不良之形式。其優劣無可言也。」[5]他認為，不管是專制還是非專制，以形式論，是沒有優劣可言的。其判定優劣的標準，是國家的安定，人民的利益。梁任公的這種看法，在我們看來，至少聊備一說。有人或許會說，梁啟超不就是一個保皇派嗎，他當然要為專制辯解了。姑且不說梁對專制的理解是否別出心裁，梁對專制的探討畢竟是認真的，面對現實的。我們可以不同意梁啟超對專制的定義，但要將專製作為一個制度來發起批判，首先要對專制有一個明確的界定。人們動輒說中國有幾千年封建專制的歷史，是中國近代停滯腐朽、落後挨打的原因，因之要進行批判，要把封建專制打倒。其情可原，但卻存在較多的誤區，以致我們今天一談封建，一談專制，就深惡痛絕，遮蔽了我們的歷史眼光。先來看一下封建專制，這一個片語本身就是矛盾的，作為一種制度設置，我們要講封建制度，可以，要講專制制度，也可以，但要將二者聯用，講封建專制制度，有自相矛盾之嫌。封建制度簡單地說，就是土地分封，各自為政，在這裡權力是分散的，政出多門，怎麼能說是專制？而專制制度，一般是指權力高度集中，政出於一人，多指君主制下的一種形態。因此，要講封建，就不應講專制；要講專制，就不應講封建，二者聯用，是自相矛盾的。對此，歷史學家們有明確的區分，蕭公權先生在他享譽中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把秦漢以前的政治思想稱為封建 天下之政治思想，把秦漢以後的政治思想稱為專制 天下之政治思想，二者的區分是明確的，這裡不只是政治思想的區分，同時也是政治制度的分野。在拉吉羅的《歐洲自由主義史》中我們也看到，貴族與君主的鬥爭主要集中在貴族的封建特權與君主的專制集權的爭奪中，可見封建與專制是對立的[6]。加之歷史學家們曾經說過，嚴格意義上的封建制度，在中國秦漢時期就已結束，何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呢？！人們或許還會說，在中國就算封建專制不成立，君主專制總是有的吧。這也未必沒有問題。專製作為一種制度來定論，是從西方開始的，那我們就從它的發源地來看西方人是如何看待專制的。兩千多年前的亞里士多德這樣寫到：「統治有兩個基本不同的方式：其一以統治者的利益為中心，另一則以被統治者的利益為基礎，前者即所謂『專制統治』，後者即所謂『自由人統治』。」[7]在近代，洛克在「論專制」的那一章中說：「任何人使用手中的權利，不是為受其統治的人謀利益，而是僅為了他自己的私人利益。不論統治者使用什麼名義，只要他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為準則，只要他的命令和行為不是為了保護他的民眾的財產，而是為了滿足他的野心、報復欲、貪慾和一切其他不正常的情感，那就是專制。」[8]這種對專制制度的定義，應該是可以接受的。據此，洛克認為「國王和專制君主的區別是：國王以法律作為其權利的準繩，以公眾的利益為施政的目標；專制君主以自己的意志為準繩，以自己的慾望為施政的目標。」[9]或許孟德斯鳩正是受了洛克的啟發，並承襲了洛克關於專制的定義，他把政體分為三種，即：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注意，孟德斯鳩是把君主政體與專制政體區別對待的：「君主政體是由一人依固定和確立的法單獨執政的政體；專制政體也是一人單獨執政的政體，但既無法律又無規則，全由他的個人意願和喜怒無常的心情處置一切。」[10]按照這兩位西方權威的觀點，中國秦漢以後中央集權的君主制，肯定不屬於專制政體[11]。我們再來看中國的專家的說法。錢穆先生以平和的語氣說到：「我們這幾十年來，一般人認為中國從秦漢以來，都是封建政治，或說是皇帝專制，這是和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12]隨後他以大量的歷史事實來說明之。錢穆先生在其另一部傳世之作《國史大綱》中專門論及專制：「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後，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總觀國史，政治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之政府，漸變為士人政府，二也。由士族門第而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所不能搖，宰相所不能動者。……特以國史進程，每於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曆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13]我們這裡大段地引用錢穆的話，就是要說明，秦漢以後中國的政治制度，既非封建，亦非專制。錢穆先生的非封建論，在中國學術界信者甚多，而先生的非專制論，則應者寥寥，反對之聲卻可能爆棚。我們這裡不可能為這一論戰詳作分析，而只能取一個巧，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傳統政治制度是否專制。我們的理由是，專製作為一種制度是西方人提出來的，有些人把它當作標籤貼在中國的傳統政治上，這樣的貼牌近似於盜版，根據常理盜版者是不應該吭聲的，解釋權在西方人手裡。按照西方的標準(見前述洛克和孟德斯鳩的定義)，比照中國的史實，的確不能認為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專制政體。因此，我們贊同錢穆的觀點，中國沒有專制政體。那麼，中國秦漢以來的政治體制是什麼呢？按照錢穆的分類，主要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其間有竄謬)；按照洛克孟德斯鳩的觀點，應該算作君主政體(正好這兩人對君主政體與專制政體都有明確的劃分)[14]。如果尋找二者的共同性，並使之更有廣延性，把秦漢以來的中國政制稱為君主制[15]，應該是中西雙方都能接受的。僅就君主制而言，中國的君主制由於有道的信守，有民本的堅持，有尚賢的規制，有大一統的格局，所以在全世界君主制的歷史中，中國的君主制有突出的表現，它的效率，它的開明，它的親民，它的尊師重教，它的勵精圖治，它的協和萬邦……是其他國家的君主制不能比肩的。這一切都見諸史籍，而且受到西方有識之士的青睞。而我們自己卻在極力詆毀中國的傳統政治，這不僅有數典忘祖、做不肖子孫的意味，更妨礙我們總結、借鑒、繼承中國傳統政治的精華。我們褒揚中國的君主制，不是說中國的君主制沒有黑暗的篇章，更不是說中國的君主制值得留戀，而是說在君主制這個特定的歷史前提下，要客觀地、公允地看待歷史，而不是自虐式地潑污歷史，歪曲歷史。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制，也曾出了不少的暴君昏君，但中國從來就有「從道不從君」的傳統，更有「誅暴國之君如誅獨夫」的古訓。一般而言，中國的君主制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內運行的[16]。按照西方人對專制的定義，中國的傳統政治不是專制政體，這是總體上看。但是，專製作為一種歧出、一種變態，在中國傳統政體中時有表現，甚至在某些時期還比較嚴重。錢穆先生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指出元朝的暴政，明朝的廢除宰相制、錦衣衛、東西廠，清朝的奴化管理、文字獄和滿漢之防等等，給中國的傳統政治帶來不少專制的戾氣。這使我們想到，正當清政府腐朽沒落之際，已是西方資本主義羽翼漸豐之時，以當時之形勢，西方人痛斥中國的專制，不只是意識形態的說教，更兼有帝國主義殖民的考量，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頗合當時的歷史狀況的[17]。把中國幾千年的政治說成專制，恐有欺師滅祖之嫌，跟在西方人背後指責中國惟有專制，難免桀犬吠堯之譏，數千年來，中華民族遺世獨立，雄視四方，實倚重於中國的傳統政治。誠然，在中華文明的長江大河中，總有泥沙俱下，暗潮奔涌，專制餘燼，偶或復熾，這正是需要我們認真觀察、嚴加防範的。如若以專制之毒焰，冒充中華文明之光，何能照徹我民族五千年長路？近人不察，實誤國矣。[1] 《淮南子·泛倫訓》[2] 《管子·立政》[3] 《韓非子·亡征》[4] 梁啟超：《開明專制·凡例》[5] 同上。[6] 參見拉吉羅：《歐洲自由主義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頁。[7]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387頁。[8] 洛克：《政府論》，載於《西方四大名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頁。[9] 同上，第430頁。[10]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4頁。[11] 利瑪竇通過對明朝的實地觀察，並結合西方的情況，甚至說出這樣的話：「這個帝國由一位皇帝統治，父死子繼，其餘一切與其說是帝國，不如說是共和國。」(轉引自朱維錚：《走出中世紀》增訂本)[12]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頁。[13] 錢穆：《國史大綱》， 商務印書館1996年修訂版，：第14-15頁。[14] 或許有人會說，中國的君主超越於法律之上，不是洛克和孟德斯鳩所說的君王制。其實，在洛克和孟德斯鳩所定義的君主制中，一切權力(包括法律)都出自君主，這和中國的情況相同，只是中國的君主制更強調德治、仁政，法制則為輔助。或許有人還會說，不要在這裡痴人說夢了，正是孟德斯鳩明確把中國劃入專制政體。確實如此，但孟德斯鳩的確認不僅失誤於他對中國的了解，不僅削足適履式地把中國硬塞進他的漏洞頗多的體系，而且明顯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一位長期在中國傳教的法國神父說：「那位《論法的精神》的著名作者也許是想把中國的法典納入他的理論體系，抑或並未進行深入探討，只是泛泛而論，總之，凡涉及中國這個大帝國的方方面面，他幾乎都是用小說的方式加以表現。與法蘭西和西班牙國王相比，中國帝王並不更專制……」(轉引自周寧：《天朝遙遠》，第586頁。)[15] 君主制的產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我們後面將會論及。[16] 羅素更其特別，他認為世界歷史上各國的君主制幾乎都與專制獨裁掛鉤，惟獨中國例外：「的確，在中國，皇帝並不獨裁，只有焚書的秦始皇統治的時代(公元前三世紀)例外，在其他時期，儒士通常是能夠挫敗皇帝的。」(羅素：《權力論》，第129頁。)[17] 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認知，從極盡褒揚到竭力貶斥，有兩極化的表現，周寧的《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下了細緻的功夫，關於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政體從欣羨轉變為抹黑的過程，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值得一讀。來源:共識網 | 來源日期：2013-12-10 | 責任編輯：孟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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