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政治：亞洲政治的魔咒

06-19

作者介紹

徐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正文

近年來，亞洲地區出現了一種「政治返祖」現象，即古老的家族政治在現代政治體系下復活並大行其道，直至愈演愈烈，大有時空倒流之感。家族政治並不是亞洲所獨有，歐洲、美洲也曾存在，但亞洲更為集中。而且，無論使用的是什麼國號，都有「家族政治」的影子；無論是實行什麼體制，家族政治的影子都難以揮去，依然左右著政治運行的格局，如同一種難以擺脫的「魔咒」一般。本文試就這一政治現象進行一些探討。一、亞洲家族政治譜系家族政治是家族組織長期控制或者影響政治體系的一種政治形態。它表現為家族力量在一個政治體系里居有支配性地位和特殊影響。在亞洲地區，家族政治成為一種政治常態，左右著一個國家的政治格局。相對歐洲地區而言，亞洲的民族國家建設起步較晚，一般採用的是現代民主體制。但古老的家族政治仍然在現代政治體系下運行。它與「主義」無關，也與「制度」無關。——南亞國家長期為英國殖民地，獨立後的政治權力為家族執掌。

——東南亞儘管移民較多，但家族政治也十分活躍。

二、家族政治的淵源政治是在社會的土壤上生成的。有何社會，就有何政治。家族政治的深厚土壤是久遠的家族社會。人類由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就是由氏族社會進入家族社會。在人的所有社會關係中，血緣關係是最牢固、最原始且最不可改變的關係。家庭組織將這種血緣關係限定在家庭範圍內。而隨著血緣關係的延展，家庭的範圍擴大，從而形成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家族社會。家族便是放大了的家庭。家族社會有著悠久的歷史，且在亞洲格外發達，與亞洲久遠的農耕生產方式相關(如果說西方文明的根是商業文明，那麼，東方亞洲文明的根則是農耕文明)。農業社會是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和生活單位的。財產的佔有、支配和繼承也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由此形成家產制。所謂私有制，實際上是家庭所有制。而在農業社會，一家一戶並不能完成全部的生產生活活動，人們還需要社會幫助。最接近、最直接的社會就是與本家庭有血緣關係的家族。家族社會是比家庭更大、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次級社會群體，是「擴大了的家庭」。在農業社會，人們依靠家庭這一初級社會和家族這一次級社會，就可以完成人生的全部活動。因此，人們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家是內生的，不可或缺的；國是外生的，可有可無的。正因為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家族在人的生活中具有基礎性甚至唯一性地位，從而形成牢固的家族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成為支配人們行為最重要的理念。其主要表現為：先人崇拜。因為個人的生命是由上輩先人賦予的。沒有前輩，就沒有後人。由此形成對先人的尊重並以各種儀式強化其這一理念。在中國，就是孝道文化。「孝」的核心是對先輩的感恩遵從，即「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即使是前輩出現錯誤，也要「為親所隱」。因為如果沒有先人，個人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就會為人所輕視，甚至蔑視。對人最具有傷害力的是「挖祖墳」。這不僅僅是對逝者個體生命的不尊重，更重要的是對活人的污辱。而西方宗教的「上帝造人」則淡化了「生命唯一源於祖先」的先人崇拜理念。傳宗接代。生命由前輩而來，且要通過自己延續下去，由此形成對血脈的延續。在儒家文化看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絕後」是最具有傷害力的話語。這意味著祖先傳承的「血脈」因此中斷；意味著長期積累的家產無人承接；意味著年老無人照顧，死亡無人送終，亡後無人紀念，靈魂不得安寧。所以，傳宗接代成為人生最重要的使命。特別是要生育男性。因為只有男性才能完成傳宗接代的重大使命，才能保證先人延續的「香火」代代相傳。血統意識。血統是對血緣關係的認同。為了承接祖先的生命並將生命力延續下去，必須認同一致的血緣。即人的生命只能來源於一個祖先，人的財產也只有傳遞給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只有這樣才是為人們所信奉的「正宗」，才能保持生命的優良性。正因為如此，在中國文化中，流行的是「生為×家的人，死為×家的鬼」，「雜種」是罵人最甚的話之一，不同血統的人不能通婚。在印度則將這種血統觀念制度化了，形成了種姓制度。不同種姓的人有著嚴格的等級制度界限。由家庭經濟、家族文化構成的家族社會具有強大的內聚力和排他性。費孝通將鄉土中國稱之為「熟人社會」。其實，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親人社會」。因為在農業社會，人們生活在村落之中。而村落實際是由一個個家庭及放大了的家庭——家族所構成的。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對此的認識很深刻，他說：「從社會角度看，村子裡的中國人直到最近，主要還是按家族制組織起來的，其次才組成同一地區里的鄰里社會。」①因此，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才是最親近的人。人們的行為方式是以與自己的親近程度所決定的。費孝通將人與人的關係定位為「推己及人」，一圈圈向外推。②其實，人們的關係不是簡單推及，而是根據血緣的親疏。如果說在西方遵循的是「對事不對人」的無差別主義，那麼在中國則遵循的是「對事更對人」的差別主義。這種「親人社會」具有強大的內聚力。這首先在於，它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而血緣關係一經形成就無法改變；舉凡其他任何社會都可以改變。如中國民間所說「遇險是救母親還是救妻子」？相當多數的人選擇救母親，因為母親是唯一的，妻子則可以不是唯一的。所以，由血緣關係構成的血緣共同體是最牢固的，「血濃於水」。中國民間因此流傳「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其次，它是利益共同體。「親人社會」不僅「骨肉相親」、「血肉相連」，而且利益攸關。由於財產的家族佔有制，有利益可以共享，有難處可以互幫。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家庭是個體生命漂泊的港灣。當家庭與家族之間、家族與家族之間發生衝突時，最可靠的保護是家庭和家族共同體。再次，它是信任共同體。在生活世界裡，人們必然會發生各種交往。交往中就會存在信任關係，信任就可以交往、交心。而在信任對象中，親人是最容易，也是最值得信任的。因為他們自小長期相處，相互了解，更重要的是還有天然的血緣關係和利益關係作為支撐。因此，親人是天然可以信任的「自家人」，其他人則還需要熟悉才能信任，其交往獲得的信任成本大大高於「親人」，隨時都面臨背叛的風險。因此，家族「親人社會」的內聚力與排他性是相輔相成的。內聚力恰恰是建立在排他性基礎上的。只有排他，才能保持內聚。國家是比家庭、家族更高級的社會共同體。有了國家，就有了政治。但國家是由一個個家庭和家族構成的。家庭和家族必然向國家滲透。最開始的國家就是以一個家庭作為統治者的。隨著國家的擴大，擴大了的家庭—家族力量進入國家，形成家族政治。國家是一種特殊的公共權力。利用這種具有強制力的公共權力，人們可以獲得原有家庭和家族所不可能獲得的巨大財富、聲譽及其各種資源。於是，人們利用家庭和家族的力量去爭取國家權力，同時又希望將這種特殊的公共權力永遠保留在本家庭和家族之內。因此，國家一開始產生就是以王朝國家的形態出現的。所謂王朝國家，就是國家統治權力由某一家族所獨掌並世襲。王朝國家實際是家庭所有制的擴大，即將家庭對財產的佔有擴大到國家，形成家一國體制。家是國的縮小，國是家的放大；皇帝大家長，家長小皇帝，國家成為某一個家庭的私有財產，即「家天下」。而且這種「家天下」具有正統性。如中國漢代的王莽要執掌國家權力便不具有合法性，因此被稱之為「王莽篡政」。漢朝皇帝必須出自於劉家，唐朝皇帝必須出自於李家，宋朝皇帝必須出自於趙家，明朝皇帝必須出自於朱家。王朝國家實際將家族社會的一套理念和行為方式延伸到國家政治生活之中。統治者家族是國家的內核，國家只是統治家族的放大和依附。中國在世界上很早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為了鞏固王朝統治，國家實行官僚體制。行政官僚儘管沒有家族身份限制，但其本質是王朝統治的「管家」，即皇帝家庭的私人奴僕。不論他有多大才能，都不可能取代皇帝執政，否則就是「僭越」，即君臣如父子。因此，在韋伯看來，「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家產制支配以後，中國基本上就是個家產官僚制國家，具有家產官僚制的一般特性」③。而由於皇帝希望多生產子孫，其家族無限擴大，又會在王朝之下形成若干家族。同時，在國家鞭長莫及的地方和王朝力量衰減的時候也會產生若干地方家族力量。這些地方性家族與國家性家族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會以其家族的力量控制和影響國家這一特殊的公共權力。如中國古代名著《紅樓夢》所描繪的「四大家族」。同時，王朝對社會的統治經常會利用家庭力量。一人有功，光宗耀祖；一人有過，株連九族。由此進一步強化人們的家族認同意識。亞洲許多國家雖然未能建立或者長期延續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但地方性家族卻長期存在。這些國家的統治權也往往為不同的家族所執掌。以日本為例，世襲家族政治淵源達千年之久。「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儘管延續時間長，但一直未能建立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地方性家族十分發達，並把持著地方政權。如藤原家族是歷史上世代擔任關白(相當於中國的丞相)、攝政、太政大臣(相當於中國的副丞相)等職務的顯貴家族，享有榮華富貴長達1300年，幾乎是全世界持續時間最長的貴族世家。在日本，沒有家族的背景和支持是很難取得政治地位的。豐臣秀吉儘管才幹卓著，功績非凡，但由於是農民的兒子，只好認藤原家的族長近衛前久為養父，改姓藤原，後來天皇才賜予其「豐臣」姓。在巴基斯坦，貝·布托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古老的布托部落是信德省最大的部族之一，擁有數十萬名成員。應該說，家族政治曾經是世界上普遍的政治現象，並不為亞洲所獨有。在歐洲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前，也普遍存在著家族政治和王朝國家。只是其家族社會的土壤不深厚，家族政治影響相對較弱，並不講究血統的正宗性。許多王朝為了鞏固和擴展其統治，往往採取政治聯姻的方式。而且，來自另外一個王朝的人員可以因為姻親關係成為本王朝的執政者。更為重要的是，在歐洲王朝國家形成不久，歐洲就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場革命的深遠後果是將國家與社會、公共性與私人性分離開來，形成了私人性的市民社會和公共性的民族國家。市民社會的形成一方面使得人們衝破了家庭、家族的狹隘樊籬，大大豐富了人的社會關係。人們不僅僅是依託於血緣關係，還產生了地緣、業緣關係；同時形成了自由、平等、人權等以獨立個體為本位的理念，個人不再是聽命於國家的臣民，而是享有平等權利的公民。而民族國家便是建立在個體公民權利基礎上的。國家不再是某一家族的「私產」，而是全社會的「公器」。隨著國家越來越多地為公民提供福利，使得人們的家庭、家族觀念趨於淡薄。為了保證國家的「公共性」，歐洲國家普遍實行政黨制和議會制。政黨是某一階級或者社會群體的代表，通過議會執掌和行使權力。政黨政治因此替代家族政治。它們兩者所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前者是某一階級、群體，甚至全體人民利益的代表，後者只是家族利益的代表或者是以家族利益為上。當然，在實行政黨政治的歐美國家，家族的政治影響仍然存在。但它是在政黨政治的框架下運行的，受到政黨政治的制約。一些家族能夠藉助其強大的經濟和人脈資源影響政治，執掌權力，但對社會的控制力相對較弱。從總體上看，資產階級革命越徹底的國家，家族政治的影響就越小。亞洲的家族政治之所以影響深遠，除了悠久的家族社會傳統以外，就是幾乎都沒有發生徹底的或者內生的資產階級革命，從而將家族社會與家族政治剝離開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均有著長期王朝帝國歷史，後相繼淪為殖民地，直到20世紀中葉獲得獨立，建立民族國家，實行民主共和體制。但這一過程並沒有伴隨深刻的社會革命，長期歷史沿襲的種姓制度、宗教性和地方性家族部落社會得以延續下來。那些長期以來居於優勢地位的家族或者在獨立建國時做出重要貢獻的領導人的家族人員，得以在共和制度下長期居於政治主導地位。日本長期處於封建社會，近代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但很快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戰後在美國的刺刀下實行民主體制。但無論戰前和戰後，日本社會都沒有進行徹底的社會改革，歷史上長期沿襲的家族社會繼續承接下來。正因為如此，在亞洲國家，民主共和制度都具有外生型，不是由於社會自身變遷的結果；而且，家族力量可以借用政黨的外殼和更替執掌統治權力。因為政治是廣闊的公共領域，民主政治是各種力量參與並相互博弈的過程，沒有相當的資源是難以參與政治競爭並獲得優勢地位的。如在日本要想通過選舉當選議員，需具備「三番」：即地盤、看板和提包。所謂「地盤」，指選舉區內支持者的組織，如後援會或候選者自身擔任要職的地方團體等；「看板」，即知名度；「提包」，乃競選資金。④只有那些大家族才擁有豐富的政治資源。在韋伯看來，「中國的氏族性家族組織，在與世界其他文明中的氏族發展(多半是斷絕)相對照之下，不管其內在本身有多少變化……其中的氏族血緣紐帶(或擬血緣的凝聚關係)，曆數千年，一直到近代，恆為一切關係中極具支配性的一道鎖鏈」⑤。中國早期國家產生的標誌就是王位的家族世襲。世襲伴隨整個文明史。近代以來，中國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民主主義的社會革命，革命對象之一就是家族政治，如在底層反對家族意識，上層反對「四大家族」，家族政治的影響被弱化。但革命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將國家與社會高度一體化，權力過分集中，造成家族政治特別是傳統王朝政治的一些因素以新的形式復活。如「文化大革命」是要「破四舊」，是一次思想文化的大「革命」。而正是在這樣一場「革命」中，家族政治意識以新的形式復活並強化，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子會打洞」的血統觀念。「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尖銳指出了「革命隊伍內的家長製作風」，認為「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⑥；「拿宗法觀念來說，『文化大革命』中，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一人倒霉，株連九族，這類情況曾發展到很嚴重的程度」⑦。三、家族政治的演進家族政治是一種久遠的政治現象，它的存在和延續有其基礎，特別是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特殊時期有其特殊的價值。主要表現為：第一，保持政權的穩定性。亞洲國家基本上都是在內部沒有足夠的民主社會發育基礎上實行民主共和體制的。現代民主共和體製為人民帶來了參與政治的可能，打開了各種人士參與政治並獲取利益的大門，並會出現所謂的「參與爆炸」。這種參與並不是制度化參與或者是有序參與。政治參與因此往往與政治動蕩相伴隨。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時期，特別需要強大的權威保障參與與秩序的平衡，以保持政權的穩定。家族政治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家族政治將政治主導許可權制於家族內部，他人沒有問鼎最高統治權的可能，除非「謀反」和「造反」，由此保障政治核心層的穩定和政局的穩定。特別是建立國家的第一代領導人大都屬於特殊魅力型的領袖，享有很高的威望。而擁有廣泛資源的大家族的社會聲望也很高。由這些政治領袖和政治「世家」執掌統治權，能夠得到為傳統意識浸淫甚久的民眾的信任和擁戴。如印度拉吉夫·甘地的妻子索尼婭·甘地，在自己的公婆、丈夫遇襲身亡，自己又是外國人血統的情況下，一再聲稱不參與政治，但經國大黨領導層的再三要求，只得擔任黨的主席。而那些儘管出身非政治世家的「草根領袖」，因為執政後的表現往往讓民眾對他們失望，從而更相信有政治「家底」的家族後代。在菲律賓，演員出身的約瑟夫·埃斯特拉達當選總統。因為其平民背景，被稱之為「草根總統」。但是，他上台後因受賄醜聞被迫下台。阿基諾三世參加選舉之前並沒有太多準備，但參加選舉後的影響卻「不可思議地快速上升」。在這一過程中，商人羅塞斯收集百萬簽名「勸選」，同一政黨的候選人羅哈斯「避讓賢路」。為此他得以高票出任總統。中國台灣地區解除「黨禁」後，因出身僱農而號稱「台灣之子」的陳水扁當選「總統」，但在任期間就因貪腐受到抗議。失去執政權的國民黨重新執政，原任蔣經國秘書的馬英九當選「總統」。第二，保持統治的連續性。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中，由於各種因素，政治變遷過程經常會中斷，並伴隨著政治動蕩。而家族政治可以保持統治的穩定性。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來自久遠的家族忠誠的傳統。因為血緣關係是無法改變的，自己的生命都來自於前輩，忠誠前輩成為至高無上的信念。背叛自己的前輩將會冒極大的道德風險，甚至自己無立足之地。基於血緣的忠誠意識，不僅使前輩領袖願意將政治統治資源傳遞給自己的後人，後人也會忠誠於自己的前輩，由此保持政治統治的連續性。而對於亞洲國家的民眾而言，他們更看重的是誰能夠給自己帶來好處，而不在乎誰當領導人。相反，他們往往理所當然地認為前輩能夠讓自己生活幸福，其後輩也會如此。至於那些抽象的民主形式，他們並不看重；相反，對不能給自己帶來「好處」的「民主」還嗤之以鼻。如在新加坡，即使是許多飽學西文的上層人士，對競爭性民主也很不以為然。菲律賓許多民眾是「選家族而不選政綱」，因為實體家族比空洞政綱更靠得住。所以，由西方世界舶來的「民主」在亞洲往往被轉化為「爸爸式民主」，即爸爸是最關心自己子女的。儘管他可能很嚴厲，但都是對自己好。爸爸也會出現失誤，但其做爸爸的地位是無法改變的，更是做「兒子」的不可替代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實行家族統治的國家，其統治的連續性更強。第三，實現政治轉型的特殊保障。隨著新社會因素的發育和發展，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轉型過程中的政治轉型最為困難。一方面是傳統社會習慣十分強大，另一方面是新經濟往往是在權力懷抱中成長的，由此形成特殊的利益結構。要成功實現政治轉型，必須有一個擁有強大政治資源的「政治強人」發動和推進。家族政治在這其中往往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他們可以利用長期積累的政治資源，一方面啟動政治轉型，另一方面在轉型中保持基本秩序。中國台灣地區得以從「威權政治」步入「民主政治」，沒有蔣經國的推動是不可想像的。由於以上因素，家族政治得以在亞洲長期延續下來。但當今的家族政治與傳統形態有明顯的區別，它畢竟是在共和國制度下存在的，並受其制約和影響。其一，家族政治不是王朝政治的簡單復活。儘管一些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是世襲，但不是簡單的指定，也要通過一定的社會形式將家族後代的地位合法化。這與傳統王朝政治將統治權力僅僅視為「家事」有所不同。特別是在政黨政治的格局下，領導人的地位需要政黨加以認可。領導人的產生儘管還沒有成為「國事」，但至少已成為「黨事」。其二，家族也要藉助一定的政治程序執政，且不是一直把持著統治權力。亞洲多數國家實行多黨制。這就意味著那些政治世家也得利用政治競爭的規則執掌權力。家族要披上黨派的外衣參與權力的角逐。家族之間的政治競爭不再只是家族之間政治實力的較量，還得接受民眾的選擇。這就意味著家族的政治統治地位不是先天就有，也不是永遠不變的。家族政治在特定時期有其特定價值，但也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是接班人的正統性問題。儘管在家族政治體系中，政治地位的獲得只是家族內部的「家事」，但是，家族也是一個小社會，特別是從家族延續的角度看，家族意味著子嗣甚多，如何在眾多子孫中選定接班人成為最大的難題。這是家族政治先天具有的難題，並往往成為致命的缺陷。因為並不是本家族後代都適合或者都願意做統治者的。這就為那些陰謀者留下了空間。所以，傳統王朝政治總是伴隨著宮廷爭奪，甚至腥風血雨。當然，這種家族內鬥在傳統社會裡對社會影響不大，而在國家越來越深入到民眾生活的當代，「家事」處理不好會造成國家的重大動蕩。二是家族政治的認同性問題。家族政治建立在對家族的認同基礎上。這種認同基於久遠的道德理念。人們根據家族不同，其行為只問好壞，不問是非。不同家族之間會因為這種理念勢不兩立，爭鬥不已。因此，傳統社會的家族鬥爭也是非常殘酷的，甚至成為世代血仇。這種家族認同也會帶入現代政治生活之中，並會由於黨派競爭而放大，使政治成為永不妥協的「骯髒戰場」，充滿著家族派系之間的爾虞我詐和你爭我奪。人們不是忠誠於政綱而是忠誠於家族。中國台灣地區實行「民主政治」後，藍綠陣營勢不兩立，不斷撕裂著社會。三是權力經濟問題。家族力量得以在政治上取得主導地位，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地位。特別是在政黨競爭體制下，家族需要投入更多經濟社會資源進行社會動員。這種情況使得本來就是經濟與權力相關聯的家庭政治與經濟社會的聯結更為緊密和複雜。權力經濟與家族政治成為一對難以分割的孿生兄弟。泰國的他信被指控以權力謀取家族利益而下台，並受到審判。日本的財閥與政治世家也是相互關聯的。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在任時享有很高威望，但離任後因親屬接受商人不正當錢財為輿論所迫，不得不跳崖自盡。四是家族政治造成的政黨分裂問題。家族具有強大的內聚力和排他性，帶來家族之間的爭鬥，並擴展到公共政治領域。現代政治是政黨政治。政黨是比家族更大的共同體，並是公共性、專門性的政治團體。政黨的團結依靠的是政黨綱領的正確和黨員的平等權利。但家族政治將私人關係帶進政黨政治的公共領域，將政治資源向本家族的人傳遞，甚至「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由此必然造成政黨的分裂。日本的自民黨內派系林立最後造成分裂便是由家族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首相任職時間平均不到一年。五是家族政治的可持續性問題。家族政治畢竟是長期農業文明積澱的產物。它存在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封閉性和對家族的依賴。隨著信息開放和人們對家族依賴程度降低，家族政治的認可度也會降低。吉爾吉斯斯坦獨立建國以來，政治動蕩不安，重要原因是執政的領導人都試圖實行家族統治。巴基耶夫依靠對阿卡耶夫家族統治的批評而上台，執政後卻重複阿卡耶夫的老路，後又被推翻。

本文來源：學術月刊2010年第12期

本期編輯：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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