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的中國慈善

複雜的中國慈善http://www.sina.com.cn2010年09月16日12:31中國新聞周刊

  複雜的中國慈善

  中國的文化傳統從來不缺少慈善的基因,只是中國存在著一個不確定的、含糊的、真假難辨的,同時受到制約的慈善環境

  本刊記者/龐清輝

  巴菲特與比爾·蓋茨的「慈善晚宴」即將開幕,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游標高調向二人發出公開信,稱自己要「裸捐」。愛國者總裁馮軍隨即同樣以公開方式表示「裸捐」。如此高調的慈善行為,似乎不符合中國富豪一向低調的行為方式。

  二人的聲明,立即引來致敬與質疑無數。

  質疑首先對準了富豪們的財產數量與質量。做建築垃圾處理生意的陳游標如何賺來50億身家,首先引來了質疑。《南方都市報》發表評論稱,陳游標辦的企業主要業務就是拆遷和廢品回收,這個領域 「很難解釋靠拆遷和廢品回收能掙出五十多個億來」,「一個企業家如果發了財,講不清楚是如何發財的,或者故事講得雲山霧罩,基本上是為了忽悠的目的。」

  而第二個要裸捐的馮軍,由於其歷來在慈善方面並未有大動作,引來的爭議也就更多。甚至有「老中關村人」網上爆料稱,「愛國者及其子公司都虧損4~5年了,一直想上市圈錢上不了。」

  胡潤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說:「美國富豪其實也是各種各樣的都有。好多也假得不得了,很多人都是嘩然起來的,歐洲人也有。」

  「這也反映了我們社會的慈善文化還存在一些問題,社會上有時候很多情緒是不理性的,總是希望在雞蛋裡挑骨頭,找出一些動機問題,背後有什麼邪惡的東西。從這個角度我是反對的。」希望工程創始人、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也說。他認為,願意行善的中國人一點也不少,只是對怎麼做好還不怎麼有經驗。

  「中國的慈善還很年輕。我們還是很明確地要說,不要隨便亂做慈善。必須要好好地考慮真正的社會最根源的問題在哪裡。」胡潤說。

  被「算計」的慈善

  其實,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從來不缺少慈善的基因。只是中國存在著一個不確定的、含糊的、真假難辨的,同時受到制約的慈善環境。

  浙江人林傑(化名)深諳這種環境的制約。林傑的家人都是做製造業起家的,他公司生產的皮鞋、皮具在國內外都有不錯的銷路,現在正積極準備打入北京的中友、百盛等市場。雖然林傑的財產讓很多人望塵莫及,但是林傑總覺得「身邊就是隱形富豪的森林」,所以林傑說自己是「沒錢的人」。

  2008年汶川地震,林傑在自己捐款的同時,想「攛掇市裡的商會捐錢」,結果「比登天還難」。雖然商會的會員很多都是千萬身家,但最後才募捐了200萬。

  為了號召富豪們募捐,林傑列出了慈善的三項好處:第一,企業可以抵稅;第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也即榮譽的收穫,「可以給你頒個牌,上個電視專訪」;第三,汶川地震後的建設「三十年都做不完「,這是和政府建立聯繫和政府熟識的途徑,「做項目的時候好說話」。

  「都是在商言商,利字當頭,有好處才做的。」林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身邊大部分商人的捐款大多出於如此動機,「有政治需求。」如果你問為什麼會如此,林傑自己分析,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些富人大多是第一代富人,「剛剛脫貧,還是很捨不得,有的甚至有些反感。」

  按照《公益事業捐贈法》規定,只有在發生重大自然災害並應捐款人的要求時,政府才有權接收捐款。「在非災『和平』時期給政府捐款,背後可能是一種隱蔽的錢權交易,或謀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或謀求人大、政協的頭銜,還可榮登『慈善家』排行榜。這種行為不僅擾亂了市場正常秩序,也破壞了慈善的規則。」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林傑介紹,現實生活中,一些吝於捐款的富人,家庭消費卻往往不菲。就房產而論,可能至少包括三套:一幢400平米的別墅、一套市區的公寓和一套三亞的度假房。家裡可能有8個衛生間和值20萬元一個的馬桶。日常消費包含了8.6萬一粒的橄欖、99999元一盒的月餅、幾十萬元一桌的年夜飯。此外,每年還要採購大量的奢侈品牌萬寶龍、卡地亞、愛馬仕、傑尼亞等產品用於送禮。

  林傑一位有兩架直升飛機的朋友,每年飛機的總養護費用大概在300多萬元左右。「他就當這筆錢是招待費。很多人打高爾夫、開跑車、帶客戶上天飛一圈都是為了交際。」

  慈善,以及這些奢侈品和奢侈的生活,用林傑的話來說,都是被富豪們「精明算計的東西」,都是「用來接著賺錢用的工具」。

  「西方的慈善有一定的宗教和道德的激勵。他們認為自己的財富其實本來就是上帝給的,中國的捐款是有很多實用主義的考慮。」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系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教授趙可金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中美兩國對待財富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差異是:中國富豪會賺錢,但不會花錢。

  而胡潤則認為,差異還在於中國企業家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在英、美等國家能見到四代、五代、六代的企業家族。「中國的企業家們擁有真正的經濟實力也才十多年,還處在一個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像西方國家,它是一個維護財富的階段。」胡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被「盯住」的慈善

  在林傑眼中,不排除有「富並奢侈著」的富人,而且佔了大多數。但是,也有「富並追求著」 和「富並慈善著」的富人。

  2010年6月16日,巴菲特在《財富》雜誌發表公開信,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對財富的看法:「一些物質上的東西使我的生活更加舒適和享樂,但許多物質上的享受卻並不能帶來真正的生活享受。我喜歡擁有一架昂貴的私人飛機,但擁有幾座豪華的住宅將會是一種負擔。很多時候,巨大財富的擁有者最後成為財富的奴隸。我的家族就算把我的財富多用超過1%,也不會增添更多的快樂和幸福。」

  這種財富觀並非是中美最大的差異。林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其實,他身邊有這種想法的富人不在少數,尤其是一些年輕的、或者從高科技行業創業起家的富豪。

  而胡潤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也表示他一直不太理解「美國富豪比中國富豪更慈善」的觀點:「中國最近一百年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中國這些富豪都吃過苦的,對需要慈善的人的理解,比好幾代沒有吃過苦的人更多。」

  胡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巴菲特與比爾·蓋茨的50人慈善名單和《胡潤慈善排行榜》在理論上應該是一樣的,選擇的都是「最慷慨的,最有透明度」的慈善家:「但是我們心裡都很清楚,還有人做了不少慈善,有的在某一個圈子上是認識的,有的可能沒有露面的,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

  「低調地做慈善」,可能是大多中國富豪的選擇。徐永光把富人低調的原因歸結為,大多富人相信佛教教義「為善不要追名」;還有一種,就是迫於現實,「不得不低調行善」。

  林傑就經常碰到索捐的情況:「工商、街道會找,衛生、防疫全都會跳出來,找出各種理由讓你捐款。有的時候,會把你請到各種晚會上,捐也得捐,不捐也得捐。」

  而不久前發生的一則新聞更證實了這種情況的普遍性。2010年春節,陝西府谷縣黨政領導宴請全縣企業家簽訂「城下之盟」,一個晚上政府就收捐13億,打入縣財政。

  林傑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一旦企業捐款,往往導致「一捐就查,沒人敢捐」,企業家捐多了,稅務部門「准過來查,覺得你有問題,怎麼你有那麼多錢去捐款」。

  2010年9月初,瑞士瑞信銀行(Credit Suisse)組織完成的一份報告稱,中國富豪的「灰色收入」有可能高達1.4萬億美元。對於中國富人來說,一旦公開行善無異於自找「聚光燈」,可能最後被「圍觀」的不只是巨額財富,還有自己不為人知的「財富秘密」。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資中筠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覺得巴菲特與比爾·蓋茨二人「很天真」,把美國的國情套在中國頭上:「現在我們的民間資本沒有多少安全感可言,他們又怎麼會安心捐款呢?無數的人盯著那點錢,他們只能不露富。該捐的自己早捐了,不想捐的不會因為他們來動員就會捐。」

  林傑也說,中國的富豪們之所以願意將巨額財富留給子女,往往是他們對社會公平的信心不足,對未來無法把握。這樣,留給子女的財富就成為對子女的一種有效保障和安慰。「他們未必不知道過多的財富容易使子女喪失奮鬥的動力,但兩害相權,財富的保障往往更有現實意義。」

  被制約的慈善

  即便是在複雜的情況下,慈善早晚要來。林傑和身邊大多的富豪們都承認,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真的想回饋社會,像信佛一樣的信仰,並非作秀。前幾年的確是為了目的去捐錢,現在有的還是真的是用良心在捐錢」。

  但「用心捐錢」,也會遭遇現行慈善體系制約。

  中國的公益組織是由三個官方組織承辦:這三個組織的下屬機構約有四五千家,吸納了民間捐贈資源的絕大部分。

  「這些慈善機構與政府有著天然的關係,等於是變成了政府的第二事業。」徐永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樣的資金流動過程中,經常使捐款人參與慈善的熱情「受到挫傷」。

  在徐永光看來,做慈善最理想的模式,是富人捐出一大筆錢成立基金會,然後這個基金會通過自己的資產管理來增值,再來投入公益,這種慈善專業化的方式也是全球最流行的一種方式,蓋茨等的基金會基本上都是如此運作。

  而中國的慈善離專業化還有一段距離。比如首善陳游標,「到處撒錢、給紅包」,徐永光勸陳游標說:「現在你的名聲已經到一個頂峰了,如果你不向專業化跨越,你就要開始走下坡路了。」

  慈善家,還是企業家?

  慈善家首先是一個好的企業家。中國的富豪們先做企業家,還是先做慈善家?《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大多被採訪的富豪和專家都存在一些質疑之聲。

  全國政協副主席、審計署原署長李金華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曾表示,他現在對企業的社會責任關注很多,「現在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有片面的理解,認為主要是慈善、捐贈、環保等,其實企業的第一責任是為社會提供合格的、質量好的產品,而這反映的是中國的經濟質量。」

  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則認為,「富人到了非常自覺捐款的時候要有兩個條件,一個是他有充分的財富積累,二是他有了一個真正的慈善意識。這兩條中國的富人絕大部分都不具備,甚至有些富人還是在謀財害命的階段。」徐永光覺得,還沒有做企業家,就要求做慈善家,這是社會公眾心理的浮躁,是「有偏差的」。

  徐永光甚至為企業家的慈善步驟進行了更詳細的排序:1.是否給消費者提供了合格的產品;2.是否保障了員工的基本權益;3.是否給投資人創造了利潤;4.是否承擔了環境保護的責任;5.是否依法納稅。

  上述5項,屬於徐永光認定的「企業必須履行的強制性社會責任」,慈善捐款則屬於「自我擔當的社會責任,完全出自包括富人在內的一切公民的自願」。

  「現實情況是,中國企業基本社會責任還沒有履行好,外部評判卻出現了本末倒置,把本該屬於自願承擔的社會責任提到前面。如果用掙來的不義之財捐款,那不是慈善,叫偽善!」徐永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與此類似,作為巴菲特與比爾·蓋茨「慈善晚宴」的在邀嘉賓,娃哈哈掌門人宗慶後拒絕了該晚宴的邀請。宗慶後對媒體表示,相比捐獻資產的慈善行為,他認為,「當下中國更大的慈善是做大、做強企業」,也就是要持續地為社會創造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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