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故宮的離合--野島剛著 張惠君譯（簡介）

編輯推薦

只有共同的歷史，才有共同的未來！最會講故事的日本媒體人，帶你見證「兩個故宮的離合」！「譯文紀實」系列 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書評委員一致推薦！一舉同步狂登各大媒體書評專欄！亞馬遜編輯推薦：台灣自由行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而當問到台灣行最想去的景點，台北故宮往往是多數人的答案，台北故宮收藏的中華文物以精美著名，這批文物不僅是中華文化歷史的濃縮精髓，它們更在近代東亞歷史動蕩的舞台上，佔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日本朝日新聞記者野島剛，對這世上僅有的兩個＂故宮＂感到興趣，他耗時五年，考察文字史籍，親自訪談數百位相關人員，並跟著文物搬移的路線走了一圈，完成這本兩個故宮命運糾纏的故事。作者直白地描述故宮文物的悲歡離合，娓娓道出中國歷史上利用＂政治＂控制＂文化＂的手段，以及＂文物＂對於權力的重要性。野島剛說：＂政治的庇護對於文化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政治，文化得以振興；因為政治，文化也可能遭到無法挽回的破壞。」如果你已經造訪過故宮，推薦閱讀本書；如果你正要前往故宮，你更應該閱讀本書，如此一來，當你遊覽故宮博物院的同時，你看到的將不僅是文物，而是更強烈的感受到中華文化千年的歷史重量。 。——亞馬遜編輯李思霈（台灣）

野島剛，1968年生，上智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作為朝日新聞外派記者長期滯留過新加坡、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其後擔任東京總社政治部記者，2007年至2010年擔任駐台北特派員。採訪報導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目前擔任朝日新聞國際編輯部副部長。長年採訪和撰寫有關中華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方面資訊。出版過《伊拉克戰爭從軍記》（2003），近期作品有《謎一樣的清明上河圖》、《銀輪巨人捷安特》。

簡體中文版序序章 什麼是故宮？什麼是文物？二十年前對於台北故宮的不協調印象蔣介石決定把文物運到台灣與中國近代史息息相關的故宮命運故宮與其他世界性博物館的不同之處變革季節的到來故宮日本展的啟動故宮大廳被大陸遊客淹沒第一章 民進黨未完成的美夢——故宮改革民進希望改變故宮定位表現改革精神的電影陳水扁起用的院長在「華夷思想」影響下的孤島被釘在南部的「改革」之鑰——「故宮南院」第三位院長是女性圍繞文化行政的主導權拉開女人的戰爭被國民黨阻止的行動陳水扁的密訪「被中華中心主義的銅牆鐵壁阻擋」第二章 文物流失——是喪失？還是獲得？中國朝代的盛衰與文物文物流失的主角——「末代皇帝」香港展出的溥儀的首飾文物流出將中華文化傳播至世界在日本關西開花結果的中國藝術沙龍第三章漂泊的文物九·一八事變改變了文物命運首次故宮海外展覽大獲成功大陸向西再向西南京和北京迄今仍「互不相讓」第四章 文物到台灣遍尋不著蔣介石對故宮的想法因國共內戰急轉直下的文物命運與文物一起渡海的人第二批文物也包括世界最大規模的叢書《四庫全書》是「造反者」？還是英雄？第五章 邁入「兩個故宮的時代」台北故宮為何稱為「中山博物院」？台北故宮建築與當時的國際情勢現在已經荒廢的北溝倉庫遺址探究設計者的心路歷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浪潮日本人寄贈的文物北京故宮的進展第六章 中華復興的浪潮——國寶迴流香港出現圓明園的掠奪品參與迴流的特殊人士一掃圓明園遺恨的人受到全世界矚目的巴黎鼠像拍賣會要求返還文物的中國國內動向歸還運動的結果第七章 故宮會達成統一嗎？記者會上兩位故宮院長的反應兩岸關係改善後台北故宮的「反向操作」「南院」的命運如風中之燭另懷心思地展開交流下一個目標——「日本展」喚動李登輝的司馬遼太郎平山郁夫有志未竟成民主黨政權的混亂引發再度觸礁秘藏在文物里的價值觀後記附錄1 本書主要人物附錄2 故宮以及中國大陸、中國台灣、日本之主要大事 268附錄3 參考圖書、新聞報導一覽表

序言

對於日本來說，中國是一個從很多角度講非常特殊的存在。特別在文化方面，歷史上日本從中國學的東西多不勝數。繪畫、書法、陶瓷等等所謂的日本傳統文化，基本上都是以中國為藍本，再根據日本人自己的偏好發展而來的。對於這樣的中國，能讓現代日本人最感親切的地方會是哪裡呢？不言而喻，正是故宮博物院。日本人第一次到北京旅遊，非去不可的景點就是紫禁城。不但建築物本身是世界遺產，而且還是有著180萬件收藏品的巨型博物館。紫禁城過去是明清皇宮，英語的Old Palace，翻譯過來正是「故宮」。但每次拜訪總是忘情於紫禁城雄偉的建築，而難以氣定神閑地在文物上面多花時間端詳揣摩。2012年1月至2月，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了北京故宮展，過去在日本也曾有過北京故宮的展覽，但是這次的「北京故宮200精品」和以往的展覽有些不同，這次的展出品的檔次與之前不可同日而語。以中國首屈一指的古代繪畫《清明上河圖》為代表，書畫、陶瓷、青銅、漆器、琺琅器、染織品等200件展品中，有一半是中國「國家一級文物」。我格外要提及的一點是，中國書畫的黃金時期——宋元的展出書畫有41件，根據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導覽說明，中國曆來嚴格限制這兩個時代的書畫到海外的展出，所以一個展覽會最多能借出有數的幾件，可見此次展覽的殊榮。而這次北京故宮的「大手筆」的原因是什麼呢？北京故宮在最近幾年，和世界各國的主要美術館積極締結友好合作協議，其中可以隱約看見中國政府希望通過加強「故宮」這一品牌的建設，給中國文化的傳播開闢疆土的意願。中國和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在2008年締結了友好合作協定，這次展出也是以這一協定為基礎而得以實現的。另外，2011年末來日本訪問的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陳麗華女士在記者會上，也表達了對日交流的積極意願。這次展覽能夠得以實現，也幸虧她的支持。她在記者會上表示「本次的展覽將會是空前的規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將是具有重大意義的舉動」。「宋元文化對日本有很大的影響，通過這次展覽會，可以進一步宣傳中國文化，增進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但願對大地震後的日本也能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台北故宮也好像不要輸給北京故宮似的，將於2014年6月來日本舉辦展覽，其實日本方面曾經有過讓台北故宮和北京故宮一起到日本辦展的想法，擬稱為「兩岸共展」。2009年，日本畫家平山郁夫主動擔綱，熱情地向東京國立博物館、朝日新聞社、NHK電視台等機構發出邀請，希望共同舉辦這次重大展覽。然而非常不幸，在這期間平山先生因病逝世，中國台灣和大陸兩方面又都對共同辦展表現消極，共同展遂變成了兩岸故宮的各自展出。不過不論如何，故宮對於文化和外交，都有著極其特殊的意義。本書《兩個故宮的離合》，採訪加上執筆，大概花了五年的時間。這期間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裡面，鄭欣淼先生不得不提。我和鄭先生見面時值2010年嚴冬，中國官員在接待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為了避免有什麼後續的不良影響，一般來說，對各種提問都是採取極其慎重的、幾乎沒有什麼趣味性可言的回答方式。然而，鄭先生的態度卻非常坦然，對於北京故宮的現狀和兩岸故宮的將來，侃侃而談。尤其讓我記憶猶新的是，他主張應該設立一個「故宮學」的專門學科。他說，故宮不但是收藏品豐富，而且故宮本身就是一個跨學科的大課題，它涵蓋了歷史、紫禁城壯麗的建築、文物背後的跌宕故事，還有民族精神。所以，極有必要創立「故宮學」。他強調說：「把故宮囿於美術領域，是非常可惜的。」這一句話說到我心裡去了。我作為一名記者，並非專家，卻膽敢執筆寫下故宮題材的書籍，理由正如鄭先生所說的，我被故宮的多元——文化、藝術、政治、歷史、民族精神——所震懾並吸引，產生了要把這個完整的多面的故宮向讀者傳達的強烈意願。鄭欣淼先生從推動兩岸故宮的交流之時開始，就陸續推出一些著述，2008年出版了比較兩個故宮收藏品的《天府永藏》，在後來的一兩年內又出版了《紫禁內外》、《故宮與故宮學》等著作。他本人也多次到台灣訪問。有一次我到台北圓山大飯店採訪他的時候，他見到我，非常高興地說：「在北京也是你來採訪我，到了台北還是你來採訪我，而你又是個日本記者，這件事好像也蠻巧啊。」鄭先生的笑容也是我故宮記憶中的一環。在重走戰爭期間故宮文物遷徙之路的採訪過程中，我聽到了很多讓我難忘的趣聞逸事。不過被我釐清的一件事就是，對於中國人來說，所謂「故宮」，不但是指北京和台北。瀋陽也有瀋陽故宮，那裡至今保管著眾多的清廷寶物，在本書的正文中也將會提到，一次在香港的拍賣會上出現的翡翠頭飾，居然在瀋陽故宮找到了和它配對的另外一隻。而這兩隻頭飾，據說是在末代皇帝溥儀於政府監視之下，自己用手提包從故宮偷運出來的。真是令人咂舌的戲劇化「身世」。另外，位於南京的南京博物院，也可以說是又一個「故宮」，因為南京博物院，曾經是北京的文物「南遷」後位於南京的保管所；為躲避日本侵華戰爭而一度蒙塵於四川等地的文物在1945年「光復」後，回到的依然是南京博物院。蔣介石這個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未來把文物運回北京的打算。然而如果國共戰爭的時間拉長，就這樣直接在南京成立一個故宮也未可知。剛到南京，我就聽到了一些真真假假的關於南京和北京故宮的口水戰故事。圍繞著這些故宮文物，有一個未解的謎。北京方面對於被搬到南京的文物有一個嚴密的記錄，南京方面也有一個被運到台灣的文物數量記錄，後來從南京運回北京的數量也有記錄。這樣一來，運到台灣的和運回北京的，加起來就應該等於之前「南遷」的文物數量。可是，這中間卻有幾百箱的差異。關於下落不明的這幾百箱文物，傳言認為，目前依舊被保管在南京博物院。為了確認，我找到了南京博物院的前任院長梁元先生當面詢問此事，他說，南京博物院確實留有舊故宮的文物。關於這批文物的處理，北京故宮方面多次要求返還，但南京博物院方面找了很多理由拒絕，最後甚至鬧到中央領導那裡。中國的所謂「故宮」，有舊時宮殿的意思，也就是指清朝的宮殿，中華民國政府推翻了清朝，開始了中國的現代化，清朝的宮殿對於新政權來說，象徵著舊時代，所以為了和舊時代訣別，新政府設立了故宮博物院，以收藏清朝的文物。從這個意義上講，對於當時的中華民國，以及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宮都是意義重大的政治資產。象徵著中國奪回了失去的那一段時光，正是由於這樣的重要性，所以才會有為了躲避日軍向西遷徙，蔣介石戰敗後又往台灣搬遷、南京和北京為文物爭執不下的現象吧。此外，關於故宮和文物的問題，對我而言非常有啟發的是，最近幾年的「文物迴流」事件。2013年6月我從東京來到上海，目的是參觀上海的「海外迴流美術品拍賣會」。在中國大陸的拍賣會每年有春秋兩次，正好和季節的節拍相合。在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大城市有數十、數百的大小拍賣會頻繁展開。在中國的土地和股票都告別飛漲的時代，中國的美術品市場還在持續著它的泡沫，一路增長，可以說是碩果僅存的投資領域之一了。我花了兩天時間，一直在上海的五六個拍賣會所間往返，不管哪個會所都是人滿為患，讓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國拍賣品熱的未艾方興。在會場裡面，年輕女性的翩翩身影尤其引人注目。另外穿著POLO衫、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的男性也到處都是。還有不停刷新報價，一邊舉牌，一邊不停用手機和外部通話的人。這種拍賣會上人氣沸騰的，是從日本回收的中國美術品。因為是「日本貨」，所以大受歡迎。中國的拍賣會也反映了中國人性急的特點，中標的決定時間非常之短。「八千、八千、有沒有接手？」「一萬、一萬、有沒有？」「最後一次機會！」這樣說了一次之後，拍賣人就敲錘：「是你的，幾號？」然後就立即轉到下一個拍賣品上。成交之多讓人驚訝。我所知道的蘇富比和佳士得等公司，他們半天的交易量一般是100—200件左右。而中國的拍賣會場，單是看看那個分發的厚厚的商品名錄，就知道不止1000件。這1000件就將在這一天的早上10點到下午6點之間被賣掉。大部分拍賣品都會在一分鐘之內成交，流標(交易不成功)的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國的市場規模確實是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我還去參加了開設於上海郊外、大眾拍賣公司主辦的「海外迴流品拍賣會」，外國人雖然可以自由參加。但是領取投標需要的中標者序號，必須要提供銀聯卡。沒有銀聯卡，所以我只好放棄投標。在我仔細查看目錄之後，我吃驚地發現，籠統地說是「海外迴流」，其實裡面數百種都是「日本迴流」。雖然上面也寫了具體出手的日本人姓名，但是否真的是這個人出手的很讓人懷疑。而且也沒有其他材料以資佐證。我詢問了該公司的負責人，他表示，有專門收集日本迴流品的中間商在協助交易，所以對於出手人的相關背景，拍賣公司並不能真正把握。但是「迴流品買到就是賺到」總是沒錯的，所以專門交易「迴流品」的拍賣會才會不斷有舉辦，中標率也非常高。當然，這種拍賣會裡面既有淘來的珍品，也會出現假貨。但不管怎麼說，日本存在著大量沉睡著的中國美術品的事實沒有錯。這對我來說，是一件讓人感慨良多的事情。本書中也寫道，辛亥革命前後的混亂期，中國文物向歐美和日本大量流出，這裡面也包含了很多完全夠格被故宮收藏的寶物。從這種意義上說，美國、日本、英法等國家豐富的中國美術品收藏，宛然組成了另外一個流動的「故宮」。從前通過民間的買賣以及通過政府途徑的盜竊、掠奪行為而被帶出去的寶貝的迴流，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這十年來變得異常顯著。我在本書中也專門辟了一章，來詳述這個問題。從這個現象也可以推論出的是，故宮問題不但是北京故宮和台北故宮的問題。在中國國內，還和瀋陽、南京掛鉤，在國外，還和歐美日相關。我展示給讀者的，正是這個多稜鏡一樣的複雜故宮。拙著的日文版於2011年6月由新潮社出版，現在兩年多行將過去，我又為本書的中文版寫序。其實當初日文版付梓之時，我就在內心偷偷希冀它有一天能進人中國讀者的視野，因為這畢竟是寫發生在中華世界中的事。另外，這本書又是關於北京和台北兩所故宮的，所以在兩岸我都希望有出版的機會。2012年7月繁體字版由聯經出版社出版，現在簡體字版終於也可以和讀者見面，我內心非常欣喜。繁體字版刊行的時候最意外的是台灣民眾對拙著的反響甚巨，在短短的時間內重印數次，媒體的採訪超過十家。之前出版方曾經擔心外國人寫這種書會不會遭冷遇，而結果恰恰相反。出於我個人的分析，拙著在台灣引起巨大反響的理由，大概是因為我本身是日本人的緣故。通常而言，有關故宮的著述都是以台北故宮為中心，可稱得上一種「台灣式的故宮理論」；而大陸方面，應該也有一套「大陸式的故宮理論」，這兩套理論在1945年之前大概相去不遠，但是1945年之後則各說各的、莫衷一是。而由我來陳述這個故事，則彷彿出於「第三隻眼」，關於北京故宮和台北故宮，哪一個是「真正的故宮」，哪一個收藏最佳，我沒有先人為主的觀念。只是由於兩岸的大型博物館都用同一個名字，讓我感到不可思議，靠著不帶政治色彩的新聞記者的好奇心不斷收集資料和人們的觀點，並集結成書而已。台灣的讀者也許對拙著的視角感到新鮮，所以我也寄望大陸的讀者能夠隨手翻翻，看看我這個外國人寫的「故宮論」，我將感到不勝榮幸。2013年6月25日野島剛寫於東京自宅

對日本來說，中華文明的存在有著特殊意義。到台北或北京觀光，首選造訪的地方就是故宮，曾經去過故宮的日本人可不少。然而觀光客可以慢慢欣賞故宮文物的時間或是空閑並不多，因此在日本得以好整以暇欣賞故宮珍品的「故宮展」，是一個體驗中國文化的絕佳機會。光是「故宮展」這個名稱，就讓展覽魅力倍增。過去日本的朝日新聞社和日本經濟新聞社都曾強烈希望主辦台北故宮的赴日展覽，我在書中提過。2011年6月時，日本新潮社出版本書日文版後，故宮赴日展覽一事在日本社會引發討論，故宮問題正持續發酵中。在後記中，我想說明2011年6月以後故宮赴日展覽的最新動態，也要談談故宮問題在台灣的後續發展。在日本的文化界有個不成文的習慣，每當舉行大型藝術展時，一定是由美術館或博物館與報社或電視台共同擔任主辦單位。有關選擇展品、製作目錄、安排會場展示，及與藝術相關的專業工作等，都由博物館或美術館一方負責。而跟保險、運費、入場券收入等財務事項及宣傳有關的，就由媒體一方負責。博物館、美術館把不擅長的「經營」、「涉外」部分交給媒體，專註於辦理專業的大型文藝展覽。另一方面，對媒體而言，如果展覽成功不僅有收入進賬，同時可向社會大眾展現熱心文化事業的形象。2011年5月朝日新聞社拜見馬英九先生，我因為也是採訪者之一，從東京飛來台北，手上握著一封信和一份中文翻譯。這是朝日新聞社社長寫給馬先生的信，希望台灣方面將台北故宮的赴日展覽交給朝日新聞社主辦。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兩岸關係大幅改善，一改過去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冷卻情況，兩岸故宮一同到日本舉辦展覽的可能性大增。基於這樣的期望，由日本著名畫家平山郁夫、朝日新聞社、NHK、電通公司等為主體，著手策劃兩岸故宮展。雖然如此，我一開始對於兩岸故宮展實現的可能性就抱持懷疑的態度，原因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與台灣故宮一起聯展，或多或少有利於統戰工作。但是對於台灣而言，在日本聯展只是與中國大陸並列，並不能達到台灣方面期望的「提高日本社會對台灣的關心」。在日本，一般而言低估了兩岸關係的複雜性。兩岸故宮展的計劃雖與我的工作沒有直接相關，但現在事後來看，日本的確對於台灣故宮問題的重要性，缺乏一定的敏感度。如我所預期的，台灣方面對於兩岸故宮聯展不感興趣，計劃受挫，改為台北故宮單獨辦展。為了要在日本舉辦台北故宮展，日本各家媒體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向台灣方面遊說，希望能獲選為主辦單位。馬英九先生在接受專訪時也提到故宮問題，他說：「故宮文物到日本展覽，如果一切順利，故宮方面認為2013年應該是一個適合的時機。文物蘊含歷史文化的意義，有助於雙方深入了解。如果日本博物館的文物也可以同時來台灣辦展的話，效果會更好。這是我個人熱切希望達成的。」專訪順利結束後，我就把社長的信親手交給馬英九先生。台灣方面對於故宮展的時間及辦理的形式，當時還沒做決定，甚至連決策的架構都還沒形成。不過有趣的是，我們獨家專訪馬英九先生，刺激了其他媒體。就在朝日新聞專訪後，日本經濟新聞社的會長、讀賣新聞社的最高顧問都接連訪問台灣，拜見馬英九，形成了「朝日新聞VS日經+讀賣」的態勢。不僅如此，向來與台灣關係深厚的產經新聞也表達強烈的意願，加上東京中日新聞、每日新聞等數家媒體，都開始關切台北故宮赴日展覽的事情，呈現出「台北故宮爭奪戰」的態勢。2011年，「台灣駐日代表」馮寄台成為日本媒體鎖定的對象。馮代表是馬英九先生身邊的人，2008年「總統」選戰時曾擔任海外事務的顧問，2008年奉命到日本，馮代表也強烈希望促成故宮赴日展覽，並曾交給我一篇投稿的文章，題為《在日舉辦故宮展，必須通過免除假扣押法案》，後來刊載在《朝日新聞》的意見版專欄《我的觀點》中。當時日本國會遲遲未審議海外文物免除假扣押的法案，馮寄台也期盼儘早通過。在這篇投稿中，馮寄台提到：「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無法實現在日本舉辦故宮展覽。台灣和日本雙方並非不期盼舉辦故宮展，反而是熱切期待的。馬英九先生在兩年前就任後不久，就提出希望在日本舉辦故宮展覽。目前實現故宮展覽的唯一障礙，就是免除假扣押的法律問題。」其後，終於在2011年春天，日本國會通過了延宕多時的免除假扣押法案。依據內部消息，台北故宮將在2014年6月至8月間赴日展覽，地點就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此外，也計劃在日本的九州國立博物館、東北地方的仙台等地巡迴展出，其中也帶有鼓舞東日本大地震受災災民之意。媒體間的競爭更為激烈，但我個人希望所有媒體一起組成一個「All Japan」團隊，共同擔任主辦單位，作為最適的解決方案，不知道能否可行。另一方面，故宮在台灣仍是熱門話題，2008年啟動的兩岸交流，從2009年舉辦的「雍正大展」起陸續展開，2011年將分隔兩岸的《富春山居圖》合璧展覽。同一年，兩岸故宮相關人員循著故宮文物在中國顛沛流離的歷史，重走了故宮文物之旅。在兩岸文化交流範疇中，故宮的交流可說是最為順利的一項。此外，民進黨留給馬英九國民黨當局的「負面遺產」——「故宮南院」問題——至今仍呈現不明狀態。本來應該在2008年完工的「南院」，馬英九先生在2008年就任時曾表明，「2012年正式開幕」，但是因為「八八風災」等因素延宕工期，周功鑫在2012年3月下旬公開表示，將以「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之名，於2015年12月正式開館。這比原定計劃晚了七年之久。2015年開館能否實現，仍有不少懷疑的聲音。「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是否會冠上「故宮」的名稱，目前尚難判斷。依據目前故宮方面的規劃，將在「南院」設置四個主題公園。事實上，關於「南院」未來是以觀光還是文化為重點，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2015年完工的時點，正好是馬英九「總統」第二任任期當中。台北故宮和馬英九先生究竟會將多少台北故宮的貴重文物運往嘉義，或是如何定位台北故宮的「分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課題。最後我想向擔任譯者的好友張惠君表達由衷的感謝。二十年前在德國偶遇產生的友誼，促成今日的合作成果，這是人生中令人難忘的一大驚喜。

兩個故宮交流的頻繁促進了《富春山居圖》的台灣合展元朝有位書法家黃公望（1269—1354），他是江南地方的漢人，行政能力很強，在地方政府當官，但是當時是蒙古人統治天下，漢人不免懷才不遇。於是他四十歲就辭官，專心書畫。在七十九歲時花了三年的時間畫出，《富春山居圖》，後來成為元代的代表性名畫。到了明朝末年，《富春山居圖》流落到吳姓員外的手中，他交代家人自己死後要像皇帝一樣「把畫一起燒了」，家人遵照他的遺囑要燒畫時，其中一個家人無來由的覺得「燒了很可惜」，因此在燒了一部分之後，又搶救了一部分回來。《富春山居圖》畫卷全長七米，燒了部分後分成兩半，分別流傳於世，一半在台北故宮，一半在中國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館收藏著。2010年3月中旬，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人民代表大會的記者會上，特別提到了這張畫：「我希望兩幅畫能合成一幅畫。」大陸丟出了球，台灣方面則回應：「正在規劃黃公望的特別畫展，希望向大陸借出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館的另一半畫作。」雙方你來我往的對話，像是套好招的表演，著實感受到文化在政治上的「效用」。溫家寶的發言產生了效果，2011年6月浙江省博物館收藏的《富春山居圖》終於運抵台灣，成功在台北故宮舉辦了特展。「單一文明」的收藏理念讓故宮與世界其他博物館大不同故宮是個不可思議的博物館，從展示品的角度也可以看出這點。台北故宮自稱是「世界四大博物（美術）館之一」。世界四大博物館除了台北故宮以外，還有法國的盧浮宮、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和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若再加上俄羅斯的艾爾米塔什（冬宮）博物館，也有「五大博物館」的說法。無論怎麼說，台北故宮具有亞洲第一博物館的地位，這評價在世界上是屹立不搖的。但是如果檢視收藏品的內容，我們必須指出，台北故宮與世界其他博物館有著根本性的差異。盧浮宮、大英、大都會等博物館，收藏的文物不僅是西洋的東西，還含括中東、亞洲、非洲等地的文物，絕非浪得「博物」之名，他們多元的收藏值得誇耀。雖說收藏品亦背負了殖民地經營及侵略的負面歷史，但這也無損於博物館的價值。另一方面，在台北和北京的故宮會看到一點點歐美的繪畫或雕刻，但是幾乎看不到中華文物以外的其他亞洲各國文物。也許可以看到一些日本、朝鮮、東南亞等使節贈送或進貢的禮物。這裡有的是僅以中華文化為對象的「單一文化」博物館。中華二字含有「璀璨世界文明中心」的含義，從各種層面，卓越的中華王朝政治向世界擴散之際，藉由禮儀、道義等優良文化來感化蠻夷異族，他們便能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員。這種華夷思想也是中華文化的基本概念之一。相對來說，也意味著「除了中華文化以外，其他的無甚價值可言」的排外思想，尤其在儒學上，對於華夷之別有著嚴謹的態度。中華世界裡「文化」與日本「三種神器」的相似之處談到政治權力和文化的關係，日本人會想到「三種神器」。瓊瓊杵尊是日本傳說中的開國之神，天照大神授予他三種神器：鏡、玉、劍。為何這三種神器象徵著歷代天皇繼承皇位呢？那是因為在神話里，確立了擁有這三種神器的人才是真命天子。可以推斷的是，在古代日本的草創時期，這個神話里開始出現將「唯我天皇擁有三種神器」當作政治權力的證明。例如日本南北朝時代是三種神器價值被提升到最高的時期，南朝和北朝兩方勢力互相爭奪三種神器，政治權力愈是不安定，人們愈想追求文化帶來的「公信力」。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故宮文物就是「三種神器」。近代中國在動蕩中，展開歷史上最浩大的文物運送征程，最後還橫渡海峽。可見蔣介石不肯將故宮文物放手的決心之大。在中華文明裡，文化被定位成有特殊的意義，政治守護了文化。我想正因為有了政治的庇護，即使在戰亂中，也能發生守護文物的「奇蹟」。故宮大廳中與孫中山合影的大陸遊客讓人心生感慨我在台灣擔任特派員期間，造訪故宮至少二十次以上。在2010年4月離開台灣前，我特別去故宮「道別」。我當時目擊的畫面，象徵了故宮的現狀。淹沒大廳的大批大陸觀光客圍著坐鎮大廳的「國父」孫中山銅像熱情地按下相機快門。日本人和其他外國人大概沒什麼興趣和孫中山銅像照相，但是在含括中國大陸、台灣的中華世界裡，孫中山無疑是最受尊敬人物的第一人選。大陸觀光客造訪故宮，起因於2008年5月誕生的馬英九政權與大陸開始改善關係。馬政府以每日三千人為上限，同意大陸遊客造訪 「寶島」台灣。湧入故宮的大陸遊客人數已超越了日本人，他們搶購故宮博物院紀念品，台北故宮的收支狀況也因此受惠。台北故宮的建築物，據傳是仿照位於中國南京孫中山陵寢「中山陵」所建，建築物的正式名稱用孫中山的名諱取為「中山博物院」。正面入口的大門上也寫著孫中山的墨寶「天下為公」，落成典禮選在孫中山1965年11月12日的百歲冥誕時舉行。台北故宮的孫中山銅像是委託法國著名雕刻家保羅·蘭多斯基（Paul Landowski）製作的，巴西里約熱內盧巨大耶穌雕像也是他的作品。民進黨政權曾在2004年把孫中山的銅像從正面門廳移走，就放在戶外風吹雨打。國民黨政權在取得政權之後，立刻修復銅像，2010年起改放在展示館的正面，孫中山像成功「復活」。復活的孫中山銅像與聚集在此的大陸觀光客，說明了政治對於文化的巨大影響。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