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奴隸制：心照不宣的癥結所在

[摘要]美國內戰的發生，是某些問題長期累積的結果。

美國內戰從表面看來是突然爆發的，雙方起初都以為戰爭的結束會非常迅速，絕沒想到會持續那麼長時間。一種常見的觀點是把原因歸結於林肯，似乎上帝要他當選總統，就是為了引爆南部的怒火和戰爭。還有一種更常見的觀點，認為這場戰爭是兩種社會經濟制度的對決，終究是無法避免的。無論訴諸偶然還是必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我們需要的，是對美國政治歷史更為體貼的理解。

美利堅合眾國的原罪

美國內戰的發生，是某些問題長期累積的結果，這些問題誰都看得到，可同時誰都只想拖著，以為時間最終會化解一切。源自盎格魯撒克遜的民族，對於妥協精神再熟悉不過。像林肯那樣偉大的頭腦，也不得不長期忍受良心的折磨，依靠《聖經》和莎士比亞獲得靈魂的開脫，絕不願意意氣用事，輕啟戰端。可問題的發展最終超出了一切主客觀限制，無論多麼優良的政治制度，無論何等卓異的政治人物，都無能為力。

這是悲劇之為悲劇的真義所在。一切都是人類自己釀成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循環，報應不爽。不相信千百年來流傳的智慧箴言，一定會吃虧。大英帝國的殖民主義者最終被北美殖民地推翻，北美殖民地的黑奴販賣者和奴隸主們為未來的美利堅合眾國播種下原罪。這是問題的最初由來。

美國是第一個明確地把立國根本建立在啟蒙哲學基礎上的國家。什麼是啟蒙？康德回答得好：「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使得美洲殖民地從英帝國羽翼下獨立出來的革命者們知道這一點，通過制憲會議為獨立後的各邦制定統一憲法、建構聯邦共和國的制憲者們也知道這一點。再沒有誰比美國建國者們更相信人類自身的「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了，當然，也再沒有哪個國家更有條件讓自己的建國者們充分運用理智來描繪其未來草圖了。可是，即便是他們，也要面對種種自然的或人為的限制，其中之一就是奴隸制。

關於奴隸制的三項妥協

在1787年制憲會議上，議程一度呈膠著狀態，無法進展。問題核心一開始表現為國會議席的分配，這觸及了新政治體的基本建構原則，到底是以「州」為基礎還是以「人民」為基礎？最終的解決方案是妥協：國會設兩院，眾議院代表人民，參議院代表各州。

然而，問題的真正本質接著便暴露出來。如果眾議院席位按人口比例進行分配，那麼黑人奴隸到底算不算在總人數之內？早在制憲會議開始不久，麥迪遜就曾指出：「各州利益的分野，不在它們的大小不同，而在它們的環境不同；實質性的區別，部分歸因於氣候，主要因素，還在於各州是否蓄奴，及奴隸制引起的後果。這兩個因素同時發生作用時，構成聯邦內最大的利益分野。這個最大的利益分野，不在大州小州之間，而在北部南部之間。」奴隸制在北部已經或即將廢除，即便不把奴隸計算在內，對於總人口數也無太大影響。南部則不同，如果除去奴隸人數，南部蓄奴州的人口總數便會減少三分之一還多，將遠遠低於北部各州人口總數。因此，南部各州堅持要把奴隸人口算入本州總人口，以爭取能與北部抗衡的代表權。而北部州則堅持，只有自由人才能作為州人口的基數。最終找到的解決方法，是把眾議院的席位分配與聯邦在各州所征直接稅掛鉤。這一妥協的結果就是著名的「五分之三」條款，即將奴隸人口數以五分之三的比例折算。

此外，制憲會議還就奴隸進口問題達成了妥協。北部大部分州希望聯邦政府擁有較大的管理州際貿易和進出口貿易的權力，這樣有利於北部的經濟發展，而南部州則產生了較大的分歧。表面上，弗吉尼亞和馬里蘭的代表譴責進口奴隸的貿易是「罪惡的」，但兩州有更實際的經濟打算：弗吉尼亞是當時最大的蓄奴州，馬里蘭的奴隸也不少，奴隸人口的再生率很高，將大量過剩奴隸轉賣到南部腹地的蓄奴州可為兩州奴隸主帶來豐厚利潤，而取消海外奴隸貿易，正好可為國內的奴隸專賣掃除競爭對手。對此，南卡羅來納的一位代表一針見血地指出：「宗教和人道，與奴隸問題無關。利益是支配國家的唯一原則。」

關於奴隸問題達成的還有第三項妥協：制憲會議接受了南部關於各州在奴隸主的要求下幫助捕捉逃奴的提議，但在文字上作了技術性處理，把「在一州合法服勞役者」改為「在一州按該州法律服勞役者」。言下之意是，既有的奴隸制僅僅是不受憲法本身認可的地方性體制。這樣，奴隸制問題得到了暫時的解決。

曾經隱忍的「獨裁者」

正因為美國立憲時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奴隸制問題，它始終是美國政制的心腹大患，最終差點導致國家的分裂，以致只能通過內戰來解決。

最為悖謬、也最令人深思的是，美國內戰南北雙方至少在表面上都沒有把戰爭原因與奴隸制相連。雙方甚至都訴諸革命原則：南部認為，正像當年十三州脫離大英帝國一樣，南部各州有退出聯邦、重建一個新聯盟的自主權利；北部認為，革命先烈的犧牲與奮鬥是為了建構一個更完美的聯邦，決不能允許任何分裂聯邦的行徑。雙方似乎心照不宣，雖然都知道問題的癥結何在，但都不好意思說出口，只好以明面上堂皇的理由為分裂或統一賦予正當性。

當然，南部可能真誠地認為奴隸制是自然正當的，它正是自由共和國的基礎，因此應該擴展到整個聯邦。而北部也有很多人真誠地認為奴隸制是違反自然和人性的，其中不乏堅決的廢奴主義者，對奴隸制採取零容忍態度。但林肯與廢奴主義者不同，他的一切作為是為了拯救聯邦。林肯從內心否定奴隸制這種存在，他甚至想過，如果可以把奴隸徹底移出國外，該有多好，但他更願意麵對現實：如果南部願意維持在統一聯邦之內，他本可與其妥協，允許奴隸制在既有範圍的存在。

但問題在於，在美國聯邦制下，奴隸制如不繼續尋求擴張，就只能等著滅亡。南部理論家卡爾霍恩深知，參議院是南部在政府中藉以保持力量平衡的僅有機構，創立一些新的奴隸州已成為保持參議院中力量平衡所必需。事實上，無論是南部，還是林肯，甚至林肯的強大對手北部民主黨人道格拉斯，都明白這一點。真正的分歧在於，是否允許奴隸制在其既存範圍之外繼續擴展。

只是因為南部一意孤行，或者說看穿了林肯的政治策略的真正意圖，不想坐以待斃，故而走向魚死網破的地步，成就了林肯偉大的聲名。可以說，在戰爭發生前，林肯的最高智慧就體現在他的節制與隱忍，它們把南部置於進退失據的困局；而在戰爭發生後，林肯被稱為「獨裁者」，所顯示的正是他另一面的才能——該過分時就要過分。林肯熱愛自由與寬政，但他從不被抽象觀念所惑亂。

反觀圍繞奴隸制的爭鬥，南部一直佔上風。1820年《密蘇里妥協案》擴展了奴隸制在領地（即美國內部尚未達到憲法為建立自由州所規定人口數水平的殖民地）中的地理界線，1854年《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消除了每一條地理界線而代之以建立一種政治壁壘，即居民多數的意志，1857年美國最高法院則以其在「斯科特案」中的決定，把這個政治壁壘也拆毀了。與此同時，在布坎南政府下，1850年所制定的關於引渡逃亡奴隸的更為嚴厲的法律，在北部諸州被殘酷無情地實行起來。為南部奴隸制捕捉奴隸，幾乎成了北部合乎憲法的正當職業。如同對內政策一樣，外交政策的目的顯然也在於以征服新領地來擴展奴隸制和奴隸主的利益，與此密切相連的是，聯邦政府也秘密支持奴隸貿易的重新開放。南部通過與北部民主黨人的聯盟而逐漸掌控對聯邦的統治權達到頂峰。

既要民主，又要聯邦

轉折點的最終到來，在於1854年後圍繞堪薩斯的爭奪，這場持續多年的小型戰爭可謂內戰的預演。共和黨起源於此，民主黨內部的第一次分裂也起源於此。道格拉斯想要討好南部選民又要樹立民主牌坊，但如果他允許南部以武力或通過法案來竊取北部所拓殖的領地，他自然會失去他的全部勢力。結果，北部民主黨人把選票集中在道格拉斯身上，南部民主黨人把選票集中在布勒肯里奇身上。在某種程度上，林肯的勝利是民主黨陣營內部發生分裂的結果。

傑斐遜的回憶錄告訴我們，在「密蘇里妥協案」提出、鬥爭雙方勢均力敵時，他就預感到聯邦將有因這種致命的敵對而分裂的危險。兩種敵對的勢力，其間的摩擦成為美國歷史的動力歷半世紀之久，內戰是長期鬥爭臻於成熟的結果，而不是一朝一夕所產生的幻象奇事。南部奴隸主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聯邦，當聯邦不能再被利用時，他們就選擇脫離聯邦。北部民主黨的絕大多數拋棄了它與奴隸主領袖們的悠久聯繫，犧牲了巨大的商業利益與更大的政治成見，群起而支持共和黨的政權，並無所吝惜地供給它以人力和金錢。是否允許奴隸制不斷擴展和長期存在，不僅是利益之爭，更是原則之爭，它關係到美國為何而存在。把南北雙方的鬥爭僅僅解釋為經濟利益的鬥爭，歷來並不乏人。事實上，當年英國人就把南北戰爭降低為關稅稅則的戰爭，保護關稅和自由貿易的戰爭。他們甚至直言反對廢奴，稱它不過是北部「不顧一切的權宜手段」，北部只有「主權欲」，根本不為任何原則而戰。他們當然支持南部奉行「自由貿易」原則，支持南部的分離，因為一旦美國重新分裂為兩個或更多的國家，關稅問題、奴隸制問題等將成為它們相互之間無數紛爭的源泉，將造成一個英國再也不用害怕的弱小的北美大陸。

林肯的偉大就在於他實現了聯邦主義者與傑斐遜主義者的結合，既要捍衛聯邦，又要接受民主原則。在他看來，美國革命的成果同時包含這兩個部分，缺一不可。林肯在政治生涯中所顯示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完美結合，也正是源於這種信念。對於林肯而言，奴隸主們的政治偏見只是玷污了民主制度，即便他能夠為了保全聯邦而暫時忍受奴隸制的存在，但他絕不能接受民主以奴隸製為基礎，或者民主地選擇奴隸制。

說到底，「南北問題」的致命後果就是使美國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統一的政治共同體，而奴隸制問題作為「南北問題」的癥結所在，就在於只要奴隸制存在一天，美國的立國原則就必然會被玷污，美國即便沒有在領土上發生分裂，也必然在事實與價值、身體與靈魂之間發生分裂，成為一個自我撕裂的國家。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們允許奴隸制的存在，絕不是把它本身視為好的東西，更不是要使它成為整個國家建築的基礎，而是把它看作從英國殖民者輸入的一種將在時間中消失的罪惡。林肯訴諸《獨立宣言》的革命原則，不只是因為政府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更是因為民主必須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礎之上。這是啟蒙時代的政治哲學賦予人類的共有尊嚴。

（作者系中央黨校科社部講師，現掛職拉薩市委黨校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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