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 | 中國社會學的歷史擔當

（原文發表於《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5期，此為本期「社會學筆談」欄目第一篇）

提要：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了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歷史使命，意義重大。本文從中國社會學的歷史擔當入手，闡述了中國社會學「問題導向」的中國風格，並從我國當前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中選擇了五個突出議題進行了細緻分析，包括中等收入陷阱、社會結構轉型、創新驅動、社會公正和創新社會治理。作者強調社會學應關注和研究這類重大問題，並形成解決中國問題的中國理論。

關鍵詞：中國社會學 問題導向 發展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他還強調，「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習近平，2016a）。這些論述對於繁榮和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意義重大。

社會學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學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立足國情，以重大現實問題為主要研究方向，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社會學風格的學術道路。「問題導向」就是當代中國社會學風格的最鮮明的體現。當今世界上，像中國這樣把社會學研究的問題與本國社會亟須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聯繫得如此緊密，社會學研究受到民眾和政府如此高度關注的國家還是為數不多的。「問題導向」的風格，使中國社會學具有了幾個鮮明的特點：一是絕大多數的研究都聚焦於當前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二是開展了眾多大規模、深入細緻、持續跟蹤的社會調查；三是以經驗材料為支撐的研究方法成為了社會學的主流研究方法。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學在對小城鎮發展、家庭結構變遷、鄉鎮企業崛起、區域發展模式、經濟社會和城鄉協調發展、當代階級階層結構、社會結構轉型、全面小康社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新社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為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塑造了當代中國社會學注重重大現實問題研究的「中國風格」。

在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新趨勢，中國社會學應當繼續發揚自己的「中國風格」，有自己的歷史擔當，深入地調查和研究關係我國中長期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對熱點、難點、焦點問題也要從學理上給予解讀和回應。在這裡，我提出幾個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問題與大家一起探討。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小康社會」是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的一個關於中國式寬裕社會的概念，是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階段性目標。自1978年鄧小平同志提出「小康」目標（鄧小平，1978：64）以來，近40年已經過去。就數量指標而言，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初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人均GDP800美元。2015年，中國人均GDP實際已達到約8000美元，是800美元的10倍。按照從現在到2020年我國GDP每年增長6.5%計算，大約在2022-2024年中國將邁入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門檻（目前的標準是人均GDP約1.27萬美元）。按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數據劃分，2015年國家收入分組標準為：人均國民總收入低於1045美元為低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1045-4125美元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4126-12735美元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高於1273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World Bank，2016）。在2015年世界銀行統計的215個經濟體中，高收入經濟體有80個，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有53個，中等偏下收入經濟體有51個，低收入經濟體有31個。像中等收入國家一樣，高收入國家之間也有很大差異。如果上不封頂的話，最高的盧森堡人均GDP高達11萬多美元。如果排除最富的七八個特殊國家，發達國家包含了人均國民總收入兩萬多美元到五萬多美元的幾十個國家。

沃勒斯坦曾提出「世界體系」的概念，並把世界各國分為核心國家、半邊緣國家和邊緣國家。他認為，一個國家要從邊緣進入半邊緣，或從半邊緣進入核心，都是非常困難的（沃勒斯坦，2013）。縱觀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史，真正從邊緣和半邊緣進入核心（發達國家）的經濟體，也就只有東亞四小龍、拉美個別國家、東歐少數新興經濟國家和少數石油輸出國，總共加起來覆蓋大約1億多人口。相當一批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人均GDP 8000-10000美元這個水平停滯了很長一個時期。

那麼，該怎樣認識中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呢？首先，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全世界發達國家的總人口也就只有十幾億，如果中國實現現代化，那將是世界史上的壯舉，會在很多方面改變整個世界的經濟政治社會格局，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巨變。其次，中國的現代化仍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即便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或邁入高收入經濟體門檻，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是發達國家，在很多方面、很多領域達不到發達國家的標準。最後，中國具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許多有利條件，比如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還具有很大的變動彈性，特別是製造業的創新能力在持續增強，區域發展的梯度格局形成雁形方隊。2015年，中國已經有十個省市跨越了人均GDP 1萬美元的門檻。另外，中國人力資本增長的潛力仍然巨大，還有推動未來發展的廣闊空間。但是，我們也不能輕言中國沒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畢竟一個世紀以來從邊緣進入核心的大國十分罕見。

中國即將邁入高收入國家門檻的這個統計上的事實，與我國民眾的現實感受可能有較大抵牾。這種抵牾也反映了我國在很多方面與現代化國家還有較大距離，中國的現代化還有很艱難的路要走。中國社會學要理性、冷靜、全面、準確地研究和判斷我國當前發展的歷史方位，要有一個分析我國現實發展中各種社會現象的總邏輯。

二、經濟新常態和「社會結構轉型」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快40年了，而目前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世界經濟自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似乎進入了一個漫長的低增長周期。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概念來說，這是「新平庸」(new mediocre)時期的到來，而這個時期究竟會持續多少年，短期內並無定論。就國內經濟來說，原以為在長達30年的GDP年均約10%的增長時期結束之後，我國還會經歷一個持續約20年的GDP 7-8%的增長時期，但沒有想到7%以下的GDP增長時代到來得這麼快。

實際上，這樣一種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除了受國際形勢的影響，背後更深刻的原因還是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從十幾年前就開始了，但變化的壓力從來沒有像今天感受到的這麼強烈。產業結構升級的大勢，讓人感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與此相適應，我國的社會結構轉型也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社會學界大概是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才開始討論社會結構轉型問題，儘管這個問題其實是社會學研究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經典問題。當時，學者們就討論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結構轉型的關係，並且認識到相較於經濟體制改革，社會結構轉型是一個更加漫長、坎坷和艱難的過程。所謂社會結構轉型，實際上就是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過程，它暗含的假設是這些巨大的結構性變動具有一種連帶的相關性。根據這種相關性，漫長的現代化過程可以分成幾個大的階段，比如工業化初期，對應人口大規模地向城市集中；工業化中期，對應城市的郊區化擴展；工業化後期，對應所謂「逆城市化」等。目前，雖然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但社會結構轉型的大船並沒有因此而減速或停滯，仍在破浪前行。只不過，這種轉型不再是以腳手架鋪天蓋地、廠房密布、高樓林起等為符號特徵，它更像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換言之，大量的來自社會經驗層面的資料和數據顯示，我國的社會結構並沒有像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已經固化，相反，我認為它仍具有非常大的變動彈性。國際上一些國家的發展經驗也表明，即便是在經濟增長較慢的時期，社會結構仍然會發生深刻變化。

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結構轉型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城鄉之間的社會流動仍在快速進行，以各種形式表現出的非農化、城鎮化走勢依然強勁，無論是在經濟產出、就業、居住等方面，還是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行為取向等層面，都是如此。二是職業之間的社會流動也在快速進行，現代服務業呈現出最為強勁的增長，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不僅超過了工業，也超過了工業和農業之和。這是一個具有標誌性的轉折，一個新的、龐大的所謂「白領」階層正在形成。三是以創新為驅動力的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正在興起。如果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波社會大流動是資本驅動的，第二波社會大流動是城鎮化驅動的，那麼現在的第三波社會大流動就是創新驅動的，這三種社會流動是當前中國仍然充滿活力的重要基礎。社會流動的走勢是提高社會產出、提高社會效率、增強社會成員的能力。如果非要用什麼指標來闡釋的話，這個大變化可能一直要持續到我國城鎮化水平達到75%、第三產業人員比重達到65%、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60%以上才會逐步穩定下來。

當然，要準確把握社會結構轉型這樣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需要不斷研究新的階段性特徵，要把這樣一個宏大的課題進行層層遞進的具體化。我們所面對的現實問題和未來挑戰，與改革開放的前30年相比，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在城鄉一體化進程、勞動力供給關係、職業結構變動、收入分配格局、老齡化社會等方面，都出現了一些具有標誌性的「轉折點」。換句話說，改革開放以後前30年的發展，與我們正在進行的後30年的發展，似乎是兩個具有不同特徵的大階段。我曾經用「經濟起飛階段」和「新成長階段」來概括（李培林，2012），但還不能說非常準確，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社會學需要研究這種大的階段性變化，以便我們在變化萬千甚至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中尋覓出一些規律性、規則性的東西。有的學者認為，當代社會學研究的分化和細化會使「宏大敘事」失去意義，我認為這種觀點有些偏頗。但研究「碎片化」也是要避免的一種格局，研究的突破要從聚焦和細化兩個方面用力。

三、新發展理念與創新驅動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際形勢和國內發展階段性特徵的重大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特別是在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實現了我國發展理念的與時俱進。踐行新發展理念，是關係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是指引我們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發展實踐的行動指南。

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中，相比較而言，社會學對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研究已經有不少，但對創新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創新這個概念，實際上與社會學一直在研究的「社會動力」有密切聯繫。

人們逐漸意識到，觀察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發展現狀和發展前景，除了用一組指標來評價其發展水平，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具有持續推動發展的「社會動力」。這種「社會動力」決定了發展潛力和發展前景，說到底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創新能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說「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2016）。「社會動力」（social dynamics）是社會學的核心概念。但社會學中所說的「社會動力」，還不能說是一個規範的科學概念，而且無論是經濟學還是社會學，對創新的研究都還十分匱乏。

經濟學試圖用全要素生產率、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些指標來測定創新能力；科技界則習慣用R&D投入強度、發明專利授權數、高新技術產業比重等指標衡量創新能力；社會學則用創新精神、社會流動頻率、結構變化彈性等來描述社會動力和創新能力。

我們所說的創新，並不僅僅指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也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的創新，這是非常正確的。因為要使創新成為社會成員普遍追求的行為，必須有鼓勵創新的制度保障和文化氛圍。如果一個社會的制度總讓創新者吃虧，讓標新立異者受千夫所指，那麼創新的萌芽就很容易被扼殺在搖籃中。

就社會群體來說，企業家精神、科學家精神和知識分子精神也許是最能集中體現創新意識的。企業家每天要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面對無數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特別是在產業結構升級和市場供求關係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不創新就是死路一條。但創新也不僅僅是社會精英的事情，「企業家精神」所對應的是「工匠精神」。工匠把一項小技術做到極致，這也是一種創新精神。瑞士的工匠可以把鐘錶做得出神入化，德國的工匠可把吃飯的刀叉做得世界聞名，日本的工匠可以為擰一個螺絲釘列出六道工序。沒有這種「工匠精神」的依託，「天使投資」和「企業家精神」也會成為泡沫。所以說，「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蘊含在理論、制度、組織、文化中的一整套創新體系。

「社會動力」是比「創新」更加寬泛的概念。我覺得社會學應當從「社會動力」這個問題入手，展開對創新驅動的一系列研究，特別是在政府、市場、社會這樣一個三維框架下，形成對「社會動力」和「創新驅動」的分析和解釋體系，這也是一門「新社會動力學」吧。

四、社會公正和農民普遍富裕的問題

儘管按照基尼係數的變化，我國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差距從2008年達到頂點後開始回落，但從國際比較看，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在世界上還是比較高的，這並不符合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也不符合我國改革的初衷和目標，更不符合廣大民眾的普遍期待。

從影響我國收入差距的因素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對基尼係數在上升後出現拐點並緩慢回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社會成員個人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仍然沒有發生根本性扭轉。在這方面，社會學應當特別注重對社會公正的研究，社會公正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社會公正」或「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與「社會平等」或「社會公平」（socialequality）有著密切的聯繫，但並不是完全一樣的。社會平等是基於事實，對社會差異的客觀評價，而社會公正則是基於價值觀的價值判斷。對同一事實，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價值判斷。比如，把重點大學的招生名額向欠發達地區傾斜是一種社會公正，因為不同地區的孩子享受的教育資源有較大差異，但重點大學所在城市的居民則認為這是對他們子女的一種不公，因為分數面前應當人人平等。再比如，企業家認為憑本事發財致富理所當然，一般民眾則會對少數人迅速暴富的合理、合法性抱有疑慮，甚至產生「仇富」心理。

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個人稟賦、能力、貢獻等產生的收入差距將是常態。實踐證明，民粹主義和平均主義的「大鍋飯」觀念是極為有害的，但又必須解決好社會公正問題，特別是杜絕各種不合理、不合法因素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在這方面，培育具有社會共識的「社會公正」價值觀至關重要，而現實中這方面的價值觀則有些四分五裂。當然，產生共識的基礎是要有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有一個橄欖型的收入分配格局。

在我國，解決社會公正問題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解決好農民問題。社會學要特別注重研究如何使我國農民普遍富裕起來，如何更有效地減少和消除貧困。老一輩社會學家，從費孝通到陸學藝，都把「志在富民」作為研究宗旨，而「富民」則首先是讓農民普遍富裕起來（費孝通，1999/1983；陸學藝，2002）。目前我國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仍然較大，而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背後是更大的福利差距，既有子女教育、就業、醫療、養老、購買住房等方面的福利差距，也有各種不易覺察的福利差異，如道路設施、水電供給、垃圾清理等。從鄉村體制進入城市體制，仍然如跳龍門一般艱難。比如最近媒體關注的「垃圾圍村」問題，城市有統一的垃圾處理制度，但農村的生活垃圾處理問題卻多數要村落居民自己想辦法解決，一些農村區域甚至成為城市垃圾的傾倒場。現在還有很多農民靠著人均一畝多的土地生活，穀賤傷農的事件周而復始，小農的農業經營比較收益持續下降，大農業的規模經營極難普遍化。怎樣才能讓農民普遍富裕起來呢？對中國來說，這是個世紀性難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即便消除了農村極端貧困，農民的普遍相對貧困狀況也仍然難以消除。

五、社區、社會組織和創新社會治理問題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需要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巨變，其中一個巨變就是社會治理方式的變化，即從單一的政府治理方式向政府主導下的社會多元治理方式轉變。在傳統治理體制下，「社會」這個詞有時是帶有貶義的，如在提到「社會人員」、「社會車輛」時，多半意為成分複雜的閑雜人員或車輛。現在這種不易管理的「社會領域」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如網路聊天社區、微信朋友圈等，單靠政府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在社會治理中如何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市場與社會的關係，成為創新社會治理的一個核心議題。

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中，要形成政府、社會、市場的治理合力，動員各種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我國的「社會力量」要根據我國國情比較寬泛地去理解，不能一說「社會力量」就要完全依靠民間自發。要特別注重發揮工青婦等人民團體、行業協會、城鄉社區居民自治組織和各種社會組織的作用；要善於團結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做好新社會階層、新社會群體的工作；要使約八億網民、近兩億信教民眾都成為我們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共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好家園。

保一方平安歷來是社會治理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第一位的要求。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平安是老百姓解決溫飽後的第一需求，是極重要的民生，也是第一位的發展環境」（習近平，2016b：223）。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是我國改革的一條極為重要的經驗。要善於用法治的方式解決好上訪和群體性事件，處理好維權與維穩的關係；要加大食品藥品監管力度，保障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和醫療的安全；要保護好生活的環境，讓群眾喝上清潔的水，呼吸到清新的空氣；要依法治網，營造天朗氣清、生態良好的網路空間。

以上談的五個問題只是根據個人的思考所做的概括，並非系統的闡述，類似的問題還有不少。總之，我認為社會學界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要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從那些我國發展過程中亟須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入手，在我國改革和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階段都貢獻社會學界的智慧，推動社會學的成長，這就是「中國社會學的歷史擔當」吧。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責任編輯：梅笑

圖片來源網路（cass.cssn.cn）

篇幅有限，參考文獻、腳註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