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看快評 | 中日關係的困境與機遇：海外華人學者的新思考 |【海外看世界】

本文是「海外看世界」首次和紙質期刊合作，是2017年6月21日海看快評的升級版，在遼寧大學《日本研究》2017年第二期上發表。

編者按

2017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 周年。在這45 年裡，兩國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日兩國政府相繼簽署的三個政治文件為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儘管其間兩國關係也出現各種各樣的波動，但大部分時期都處於良好的態勢。但是，進入21 世紀之後，兩國之間的矛盾出現了逐漸激化的趨勢，特別是近幾年來，中日關係已經陷入了建交以來的最困難時期。幾十年來，中日兩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領域實現了深度交往，雙方作為世界經濟大國在變化的國際秩序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雙方關係的健康發展不僅對兩國自身是互惠互利的，而且對於亞洲乃至整個世界都是有利的。

近來，中日關係出現了一些新動向，這些新動向是否意味著兩國關係會實現從最困難的狀態中「解凍」進而轉入健康的發展軌道，這是人們非常關注的問題。趙全勝、杜進等教授策划了「海外華人評中日關係」的課題，邀請九位在國際政治經濟研究領域非常活躍的海外華人學者就此進行了筆談，文章同時發表在本刊和網刊「海外看世界」中。這些活躍在相關研究領域的海外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中日關係的發展做出了思考，闡述了不同的觀點並提出了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中日關係一直是中國對外雙邊關係中最重要的關係之一，同時也是當前最困難的關係之一。2017 年5 月14 日至15 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日本首相安倍派了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帶上首相親筆信赴會。6 月5日安倍在第23 屆「亞洲的未來」國際交流會議上正面評價了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表達日本願意同中國合作的意向。國務委員楊潔篪也在近期赴日會見了安倍和日本外務省高官。在中日韓首腦峰會即將於下月在東京召開之際，我刊聯合海外九位華人學者以筆談的形式分析了當前中日關係的困境與機遇。

討論主要圍繞下列問題進行：

——日本為何在這個時機向中國示好，其用意何在？

——國際形勢和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的哪些因素促成了安倍政府對中國態度的轉變？

——東京釋放友善信息僅僅是外交策略的調整，還是日本對華外交戰略重大轉變的徵兆？

——北京將如何回應東京發出的信號，中日關係中的哪些領域有望得到改善？中國應該怎樣做才能最大限度地體現中國的國家利益？

——李克強總理今年赴日參加中日韓峰會是否已成定局，是否會發展成中日兩國間久違的首腦級國事訪問？

從零和到雙贏？

趙全勝 美國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大家都說中日關係太複雜，但為什麼複雜？這裡面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辯論與思考：

——中日關係的癥結在哪裡？如何處理歷史問題和現實戰略問題的關係？

——中日關係可以從零和走向雙贏嗎？雙贏只是經濟層面嗎？ 戰略方面呢？

——如何把作為雙邊問題的中日關係放到亞太以至全球的大格局中來思考？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句話不光是指我們應該牢記日本軍國主義在戰爭期間所帶來的災難，同時也強調我們不應該忘記就在不遠的過去（1972 年和之後的一段時間），中日關係曾經得到過重大的修補與改善。兩國老一輩領導人在其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中國方面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等； 日本方面是：田中角榮、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從大的戰略格局出發來處理中日關係。這就需要雙方相向而行，互有妥協，從而擺脫了所謂的「歷史宿命」的怪圈，為中日兩國爭取到了20多年的和平繁榮期，這對1978 年開始啟動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和平崛起都是至關重要的。

當今世界格局動蕩，「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有永遠的朋友」，冷戰結束以來，大國之間的博弈就以更加錯綜複雜的形式出現，在很多情況下「既競爭又合作」與「合縱連橫」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的新常態。那種非敵即友、黑白分明的簡單思維，已經不能適應當今世界的潮流。我們應該看到，日本國內對其外交政策的辯論從來沒有停止過（ 參見趙全勝：《日本外交政策辯論和大國博弈中的中日關係》，《日本學刊》2016 年第一期，第21-40 頁），既出現過九十年代的「同盟漂離」，也有過由安倍晉三2006 年第一次任首相時所啟動的「帶傾向的中間路線」。此次安倍對華示好，完全是預料中的，關鍵是中方如何接這個球（參見趙全勝：《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維——「帶傾向性的中間路線」》，《日本學刊》2009 年第一期，第16-27 頁）。

圖片來自網路

中日關係的走向是中國從根本上改善周邊關係以及穩定亞太地區的關鍵點之一。對日關係是中國外交無法繞過的一個坎兒。在處理中美關係和周邊外交這兩大基本國策中，日本如何轉向都是帶有指標意義的，其「釜底抽薪」的震撼作用和示範作用將遠超韓國和菲律賓。當然，難度也會更大。從對日外交的角度來看，中國應認真研究日本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和思潮的發展，善於捕捉其內部外交政策辯論的趨勢，抓住戰機。隨著亞太國際關係權勢轉移的進一步發展，能否設想中方也可以把促成日本「中立化」作為一個長期（20-30 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戰略目標呢？從而逐漸改變中美日三邊關係不對等的狀態。如果官方緩和關係一時難以做到，最起碼也要充分發揮民間外交的作用，和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一起努力延緩甚至阻止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從而避免出現兩大民族對抗的局面（這對日方其實又何不是一件好事呢？）。長期戰略確定了，其他就是戰術層面上的問題了（戰術問題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例如東海、南海之爭，中日首腦應該如何會面，安倍是否會因其本人身體原因或國內政治醜聞而提前下台等等（特朗普又何嘗不存在國內政治分裂這個問題呢？）。各種國際峰會上的首腦會晤（例如中日韓峰會、G20，APEC 等）當然是相向而行的重要一步。至於恢復領導人互訪，如果日方提出的國事訪問「條件尚不成熟」的話，那可不可以安排成「工作訪問」呢？ 而把國事訪問留給在不久的將來「條件成熟」的時候進行。

安倍演說中的伏筆

杜進 日本拓殖大學國際學院教授

安倍首相在6 月5 日日本新聞社主持的「亞洲的未來」論壇上發表演說，正面評價了「一帶一路」倡議。此舉引發了日本政府準備在經濟外交上放棄與中國對立，以換取現實經濟利益的猜想。但仔細閱讀講稿，可以發現演說中有兩個關鍵的伏筆：第一，安倍希望「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同亞太地區自由公正的經濟合作「良質地」融合起來，同時談到了日本將力挺美國脫離後的TPP，使之起死回生。第二，安倍對跨國基礎設施投資提出三項要求，即為所有人利用，並且以公開，透明和公正的方法招標；投資項目必須確保經濟性（即不以政治考量為主）；必須充分考慮債務國的償債能力和財政的健全性（即不能靠砸錢和兜底的方式硬拿項目）。與此同時，安倍還大談日本如何在印度、寮國、緬甸等地建設的「高質量的基礎設施」。

安倍第二次執政以來，「推進以促進日本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經濟外交」被規定為日本外交的一大支柱，主要包括「為建立自由公正的國際經濟體系而參與規則制定」，和「支援日本企業的海外活動」等內容。可見，安倍演說之所以要在這兩個問題上發聲，正是因為推進亞太區域合作機制和基礎設施出口，構成了日本經濟外交的核心，並直接關係到「日本再興戰略」的成敗。近年來，推動TPP 這一「21 世紀型的高規格」貿易協定，被高調定義為能使日本經濟脫胎換骨，並阻止中國主導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的國策。在美國脫離協定後，日本試圖挑起大梁，在樹立「日本引領全球化」形象的同時，守住陣地以待特朗普回心轉意，並同中國爭奪區域經濟整合的主導權。5 月份先後召開的加拿大會議和越南會議上，日本積極動作，試圖於11 月的APEC 會議中正式啟動由11國參加的新版TPP的運作。

圖片來自網路

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出口更是安倍政府經濟外交的重中之重。安倍自民黨奪回政權後，很快成立「海外經濟協力基礎設施戰略會議」，由內閣官房長官任議長，成員包括財務、總務、外務、經產、國土、經濟再生等6 位大臣。自2013 年3 月13 日至2017 年5 月30 日止， 已經召開了30 次會議，並每年更新「基礎設施系統出口戰略」。這一戰略確定了2020 年基礎設施出口總額達到30萬億日元的目標，並提出要改變「企業的海外事業由民間自行決定和實施這一陳舊觀念，通過包括首腦推銷在內的官民一體的戰略來獲取海外市場，實現包括海外獲取的財富在內的國民收入的增長」，並且要最大限度發揮「日本的技術和技能強項」，塑造「高質量基礎設施」品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基礎設施出口的地域戰略上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高度重合：首先，將東南亞地區規定為「絕對不能失去，絕對不允許失敗的市場」。其次，對西亞、南亞、中東、俄羅斯等市場潛力大，但日本的參入相對落後的地區，則確定了取得Critical Mass（重要性的份額）戰略，即在基礎設施領域中集中資源，力爭比其他競爭國更早在重要項目上奪標。為了實施基礎設施出口戰略，整合了政府開發援助和進出口銀行融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倍重新出山後頻頻出訪，對許多國家許以重金，積極推銷日本的基礎設施出口。目前，中日兩國在高鐵項目中相互過招，爭奪激烈，而在獲取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港灣設施的使用權上，日方積極拼打搏鬥，不願放棄領先地位。

可見，不能天真地認為，安倍演說後日本的經濟外交戰略就能夠同「一帶一路」建設對接。正如日本經濟新聞的評論所述，安倍演說中所說的「合作」，充其量只是意味著日本政府將不去妨礙日本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然而這一變化的意義不可小窺。跟隨二階幹事長參加北京峰會的經團聯榊原會長，在安倍演說後立即再訪北京，同汪洋副總理具體討論了中日經濟合作事宜。日企的參與或許是個良好的開端，然而，兩國在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和基礎設施出口方面的「規則」之爭將會全面展開。如何削弱日本的經濟外交與中國對抗的色彩，促使「日本唯一」式的日本外交戰略變得更開放、更包容，中國不僅需要展示外交智慧，還要做大量認真細緻的準備工作。

調整心態 建立平等關係

朱志群 美國巴克內爾大學國際關係系教授

中日關係近幾年跌至建交以來的最低點有著多方面多層次的原因，要恢復如初實非易事。其中很大一個挑戰是如何調整雙方的心態。中日關係正常化後直至20 世紀90 年代初，雙方經濟實力相差懸殊，日本早已是發達國家而中國剛開始起步。當時中國對日本充滿羨慕，以日方為榜樣和目標。中國留學生去日本的人數也大大超過去歐美的人數。而日本那時看中國帶有複雜心態，既有一種優越感又帶有歷史愧疚感，願意真心幫助中國。歷史和台灣等問題沒有妨礙雙方建立睦鄰友好關係，雙方老一代領導人的努力功不可沒，他們的親密關係也傳為佳話。20 世紀90 年代中國經濟騰飛之後，特別是2001 年中國加入WTO 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後，中日經濟實力對比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雙方心理也發生微妙轉變。2010 年中國GDP 總量超越日本後，不少中國人變得自高自大，充滿膨脹心理，開始不把日本放在眼裡，滿口「小日本」，電視台也日夜播放抗日神劇；而日本經濟久蹶不振，不少日本人變得妄自菲薄，生活中充滿危機感。日本人看中國產生了一種矛盾心理：既佩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又鄙視中國暴發戶式的「落後文明」。日本右翼勢力誇大來自中國的威脅，並以此為借口推動國家正常化。久而久之，中日關係中出現了一個新怪圈：相互不服氣、不順眼，有矛盾就怪罪對方，雙方好感度急劇下降。

中日關係長期僵持不符合雙方長遠利益，這是共識。 雙方一直在尋找一些突破口。今年的中日韓峰會如果能順利在東京舉行將是個好時機。為了迎接峰會雙方都展示了一些善意，特別是日方急切盼望李克強總理能順利赴日，恢復高層互訪。最近日方在「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等方面表現出了彈性，一改過去冰冷的態度，表達了希望參與的願望，最近高層也少有對華負面的評論，這給雙方關係再次融冰打下了良好基礎。

圖片來自網路

日方釋出善意跟2017 年4 月「習特會」後中美關係改善有關。鑒於日本外交在大事上有緊隨美國的特點，中美關係的改善給中日關係改善既增加了壓力也提供了機會。對於善變的特朗普總統，日本也不放心，希望改善對華關係以避免完全陷於被動。日方主動伸出橄欖枝是戰略還是戰術上的調整還很難說，但不管如何，北京不妨抓住機會，積極響應，為改善雙方關係儘力。如果進展順利，雙方可趁熱打鐵，進一步推進關係向前發展；如果峰會前後國際形勢發生變化或日方出現反覆，中方可以隨機應變，及時調整對策。

在兩國交往史上大部分時間是中國強於日本，而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快速實現工業化，實力大大超越中國。21 世紀初是鮮有的兩國同時強大的時期。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和區域競爭的關係，中日之爭往往被看成是「一山容不下兩虎」，但環境如果改變，老虎也可能變溫順。雙方都要面對現實，學會平視而不是俯視對方。對中國來說，日本既是鄰居又是經濟大國，是中國的「大國外交」和「周邊外交」重疊之處。日本也是中國外交「重中之重」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沒有良好健康的中日關係可以說中國外交是不成功的，這對中國和平發展很不利。中國從政府到民間都要謙虛謹慎，畢竟日本仍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國學習，例如環境的整潔和社會的文明。對日本而言，其亞洲經濟龍頭老大的地位已是過去式，當亞洲各國包括其它美國盟友都在平衡中美關係並搭上中國發展的列車時，日本應視中國發展為機遇，不再採取「鴕鳥」政策或故意跟中國過不去。雙方如果調整一下心態就會發現海闊天空，中日關係的新局面是能夠打開的。

圖片來自網路

安倍對華政策轉變了嗎？

殷燕軍 日本關東學院大學教授

近日安倍似乎開始熱心中日關係改善了，儘管看著並不自然。安倍對亞投行有條件加入也好，派人參加「一帶一路」會議也罷，在筆者看來，這些都是被形勢逼的。首先是美國特朗普政權的對華政策，第二是中國發展及國際影響提升的大勢所趨。特朗普衝擊不僅對歐洲各國，而且對亞洲盟國都是極為深刻的。就日本而言，面臨安全與經貿的雙重壓力。

人們大概都記得安倍上台四年多來，其對外基調大體是「逢中必反」，2016 年達到高潮，因為在奧巴馬政權末期及美國大選等背景下，制華政策也達到高潮。不光釣魚島、東海等與日本直接關係的問題，加上南海，還是有TPP 等，安倍都是全面配合，甚至比美國更過分地牽制及抹黑中國。在國內通過他本人及閣僚、媒體總動員，利用各種機會惡搞中國，基本形成厭華仇華的政治氛圍。據民調顯示近幾年來日本民眾「對華沒有好感」的比例達到90% 以上，為72 年建交以來所僅見。去年希拉里當選呼聲極高，安倍更以為圍堵中國，以為日本能突顯地位的時機到了。

然而事與願違，特朗普當選給安倍當頭一棒。因為特朗普「美國第一」原則並不把是否盟國作為標準，並不熱衷於繼續充當「國際警察」。安倍為彌補「怠慢」特朗普的「過失」而奔走，也為給「沒有經驗」的特朗普上課，三個月內兩次會晤特朗普，一是為了表忠心，二是為了抓住美國繼續為日本撐腰。可這幾招都不太靈，特朗普無視安倍感受，上台當天就廢除TPP 這個安倍最看重的制華武器。而「習特會」又給安倍新的教訓：中美關係不會向著安倍期待的方向發展。相反中美可能會甩開日本，達成對亞太國際框架新的共識。「一帶一路」美國人來了，亞投行也可能去。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中國的影響力大幅提升勢不可擋。無論在歐洲還是在亞非拉地區。日本怎麼辦？近來日本多個智庫警告不要太單一政策，別把事情做絕。安倍為了避免日本被徹底邊緣化，不得不做出對華緩和姿態。

圖片來自網路

未來會如何？更取決於中國及中美關係走向。中美關係越發展，日本就只能全面順從，或再現1972 年趕在美國之前，出現比美國更積極發展中日關係的局面。不過，最好別抱幻想，安倍繼續牽制中國政策不會變。如果中美關係出現曲折，安倍則可能乘機積極跳出來充當美國的幫凶。最大的問題是，中日之間實現互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中日兩國在歷史、領土、專屬經濟區及台灣等等諸多結構性問題上遠還沒有解決。經濟關係發展與政治安全關係對立的扭曲狀態可能會持續。

當然，近來，安倍深陷國內政治醜聞，支持率及人氣都受到重挫，剛剛結束的東京都議會選舉中，小池百合子率領成立數日的新右翼政黨「都民第一會」（模仿特朗普「美國第一」）擊敗安倍自民黨獲得半數以上席位，使安倍的自民黨勢力受到幾年來最沉重的打擊。安倍政權已經維持近五年已算「破紀錄」的長期政權，但這次「東京都地震」必將使安倍的政治運營受到極大影響，其政治生命已不可能如原來預估的到2020 年東京奧運會那麼長遠，加之安倍生病傳言，9 月份的自民黨總裁選舉可能成為安倍集團的「大限」。也預示著日本政治面臨巨變，不過無論誰當政，日本右翼勢力仍然是主角。屆時中日關係也將面臨新的調整，機遇與困難將會並存。對中日關係估計不應過於樂觀。

中國應該積極自信地回應安倍政府的善意

邢予青 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一帶一路」是中國政府的重大外交和經濟戰略。安倍對日本參與「一帶一路」可能性的表態，是緩和中日政治僵局的善意信號。自從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後，日美經貿關係面臨著不確定性。首先，特朗普總統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TPP）條約。這對積極推動TPP的日本政府是一個重大挫折。TPP 是安倍經濟學第三隻箭——結構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除了追求TPP 帶來的潛在經濟利益外，試圖利用TPP加強日美同盟，主導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也是日本政府推動TPP 的戰略目標。美國的退出打亂了日本政府實現這些目標的計劃。 除此之外，特朗普總統也多次對日美貿易不平衡表示不滿。認為日本汽車市場不開放是導致美國汽車製造商在日本全面潰敗的主要原因。自從安倍執政以來，日本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導致日元對美元的大幅貶值。日本央行持續的量化寬鬆政策可能會成為操縱匯率的嫌疑。因此，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和日本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都有可能成為美國挑起日美貿易爭端的理由。在未來的日美雙邊貿易談判，美國會利用這些問題向日本施壓。

儘管近幾年中日雙邊貿易有所下降，中國依然是日本出口的最大市場。中國訪日遊客已經達到637 萬人次。6.5% 的經濟增長率，對於超過10萬億美元的經濟體而言，帶動的需求增長也是巨大的。緩和與中國的政治關係，有利於日本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擴張，相對地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從而增加日本與美國 進行貿易談判時的籌碼。中日之間政治關係的良性互動，也許可以迫使美國重新考率如何參與亞太經濟一體化。

圖片來自網路

日本一直存在著基礎建設方面的產能過剩。在電子和汽車產業已經走向世界之後，推進基礎建設設備和產能的出口，是日本政府經濟增長戰略的重點之一。日本政府多年來利用對外援助和日元貸款，積极參与東南亞國家港口、鐵路、公路、發電廠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如果可以和中國合作並參與「一帶一路」沿線的基礎建設，有著巨大的需求。如果日本可以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建設中，則有利於日本把過剩的基礎建設產能出口到國外，從而帶動日本的經濟增長。

中日之間持續的政治關係僵局， 源於釣魚島的主權之爭。中國政府應該理性地認識到， 釣魚島主權之爭短期是沒有解決的可能。日本國內關於日本侵華戰爭的噪音也會一直存在。解決釣魚島主權爭端和消滅日本國內關於侵華戰爭的噪音，不應該是中國對日政策的全部目標，甚至不應是主要目標。因此，中國的對日政策不應該被這些問題所綁架。作為一個經濟和軍事整體實力完全超越日本的大國，中國應該有自信的對於安倍政府釋放的善意，予以積極和善意的回應，打破兩國政治關係的僵局。日本是除香港外在華最大投資經濟體。加強與日本的合作，對於推動中國經濟脫虛向實，推動經濟增長，以及促進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至關重要。

如果中日不和， 21 世紀是不會成為亞洲的世紀。

中國如何回應日本改善關係的信號

李春利 日本愛知大學教授

中日關係自2010 年釣魚島撞船事件以來，已經持續冷卻降溫了7 年。筆者認為，應該到了一個新的調整時期。中國應該適當接住發自東京的改善關係的信號。

具體理由和建議如下：

其一，從日本的國民心理來看，日本人二戰後普遍不喜歡政治強人。遠至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和佐藤榮作（兩人實際上是親兄弟），近至田中角榮和中曾根康弘，越是在國際上知名度高的，在日本國內反而越沒有人氣。這個悖論反映了中產階級占絕對主流的日本社會的一種保守且追求穩定的心態。

安倍晉三近來在日本國內越來越著意扮演一個政治強人的角色，標榜強勢政權，強推倒計時修憲，必然會引起日益劇烈的社會摩擦，包括來自盟友的反對（如公明黨）。因此，改善中日關係，也有其來自國內政治的需要，他不可能內外樹敵，兩線作戰。

其二，中日關係中的美國因素日益凸顯其重要性。1971 年尼克松訪華的消息正式公布前幾十分鐘才通知日本政府，給當時的佐藤內閣造成的衝擊記憶猶新，被稱為新一輪「尼克松衝擊」。同時導致後來佐藤內閣下台，主張中日建交的田中角榮內閣應運而生。也就是說，中美「越頂外交」是誘發日本國內政治變動、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因素和直接的導火線。

溫故而知新。這次特朗普政權誕生時，安倍內閣和日本的輿論界、經濟界都把寶押錯了。他們都寄希望於對日懷柔、對華強硬的希拉里·柯林頓。當特朗普出人意外地勝出時，日本各界真可謂是跌破了眼鏡。儘管安倍兩次訪美會見特朗普，力圖挽回頹勢，但實際上還是心存不安。

習近平國家主席正式訪美後，中美關係展開的比預想的要順利，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也不像競選時那樣招招死穴、咄咄逼人，有開始回歸中美關係「常態」的一些跡象—即所謂「好也好不到哪去，壞也壞不到哪裡」的狀態。形象地說，就是桌面上握手寒暄，桌底下推推搡搡、小摩擦不斷的狀態。這也可以說是美國對華政策恢復理性外交、逐漸擺脫競選時情緒化色彩的一個重要的變化信號。

在中美日大三角外交的框架下，歷史回憶以及對中美關係走向不確定性的擔憂，是促使安倍改善中日關係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動因。或者說，安倍政權擔心再次壓錯了寶，為諸多變數錯綜複雜的中日美關係加上一個保險，免得重蹈他的外祖父、以強硬反華著稱的佐藤內閣的覆轍。

其三，如果李克強總理或其他國家領導人訪日，應該在不忘掘井人的同時，多交些新朋友，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各界翹楚，延續並發展胡錦濤時代的中日青少年交流。據日本內閣府民調（2016 年度），87% 的日本年輕人認為中國對日本的未來至關重要，遠遠高於平均的70％左右，這是一個重要的動向。

如果可能，可以考慮安排一場與日本年輕人的直接對話，這對提高中國的軟實力，抵消中國威脅論，發展未來導向的中日關係，都是有益的。應該把這一代國家領導人的親民形象帶到日本和國際社會中來。

對日採取裹挾政策

朱建榮 日本東洋學園大學教授

觀察安倍最近對華示好的表示，想到「形勢比人強」五個字。安倍本身因大國地位失落及其歷史修正主義思想，內心幾乎沒有與中國改善建立新關係意願，這可以從近三四年其外交執意建構對華包圍圈、對華當面說一套背後做一套的一貫言行看出來。

但內外形勢迫使他改變姿態。日本國內方面，結構上看，經濟低空飛行，少子高齡化趨勢無法扭轉，其經濟界要求改善對華關係呼聲更趨強烈；當前形勢看，過度壓制各政黨甚至包括自民黨內不同意見，已引起反彈，執政黨議員醜聞近期被連連曝光。7 月2 號東京都議會選舉安倍勢力遭遇了近幾年來最慘重失敗。國際方面，因AIIB 和一帶一路獲得遠超日本預料的進展，多年來一直執行鴕鳥政策自我感覺良好的安倍政權感到了中國經濟和外交不可阻擋的勢頭；更關鍵的是特朗普調整對華戰略，日十分擔心被再次「越頂外交」。

安倍政府目前陷入內外交困，為了在明年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獲得再次連任，那就需要在內政外交上有所起色。而因其反華姿態尤其遭到國內和平勢力反對，對華政策調整又比較容易吸引眼球，所以預計今後一段時間會在對華關係上尋求一定成果。

但安倍政權改善對華關係更多是形勢所逼，並非有明確的與中國友好合作的戰略，估計其做法是邁出半步，邊走邊看。日方認識到緩和東海、釣魚島對峙是改善氣氛的前提，我預測日方在建立東海海空聯絡機制上有尋求妥協的可能。

對於這樣一個內心有所不甘但又不得不做些自己我調整者，筆者認為中國應以我為主，繼續引領東亞乃至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大勢，把日本「裹挾」進來，使之不管有什麼小算盤，也無法退回去。中國對日做工作首先應面向廣大民眾和經濟界輿論界，使其認識中國崛起不可阻擋，還要表示一下對日重視，並提出一些形象性的長遠合作構想，讓日本輿論和社會明白與中國對著干無利無益，跟著大勢走才有未來。當然，也不必期待其馬上洗心革面，要對其的反覆做好心理準備，但還是要以拉以促為主。據此，對於領導人互訪等應積極推動，也應該對其過去的援助及其在國際上的作用給予評價，這有利於日方有體面地儘快轉換。

日本近期對華示好並非戰略轉變

趙宏偉 日本法政大學教授

安倍政府並無重建中日正常國家關係的意圖，仍在堅持搞他自身的中日關係新常態。即是王毅外長連續三年在全人大會議時記者招待會上表述的：「日本處處跟中國較勁兒！」安倍政府時時尋機會，在搞聯美、聯歐、聯澳、聯韓、聯印、聯東盟，跟中國處處較勁。其近期的幾次對華示好，僅僅是因為「形勢比人強」，安倍政府的反華統一戰線工作不僅毫無起色，更在擔心特朗普重華輕日，反使日本陷入孤立無援困境。3 月，安倍極右勢力的精神巢穴——「日本會議」，其會長田久保忠衛帶頭轉向：「日美關係就是日中關係，從來都是這樣。日本必須時刻警惕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的尼克松那雷鳴電閃般的訪華而震撼了世界的那場「尼克松衝擊」的再現。……安倍和特朗普會談在內容上無成果可言。現在不是安倍因握到了特朗普的手而歡喜的時候，應該去訪華，應該跟中國握手了！這才是深謀遠慮的日本外交。」（《周刊朝日》3 月第4 期）。

5 月16 日，筆者在日本會議舉辦的「新外交論壇」講演時，引用了他們會長的這段話，滿場意氣消沉，結果還是要向中國低頭嗎？！

日本外交確實又走到了轉折的關頭。何去何從？

特朗普總統強硬堅持他的美國第一主義。他真的是把日本、韓國這些夥伴們看成是負擔。在特朗普眼中，只有中東地區關係美國的核心利益，那是要壓住伊斯蘭教地域，堵住難民、移民潮，拯救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天下。所以他也要跟東正教俄羅斯握手言和。只是美國普世原教詣主義者們拚死抵抗，弄得特朗普舉歩維艱。

安倍政府被迫對華示好，但又想要些表面成果。他的計劃是以示好求來7 月份召開已經推遲一年多的東京中日韓首腦會談，請到李總理訪日。再順勢實現在7 月的德國G20 首腦會議上會晤習主席，更想要的是邀請習主席明年訪日。但是，安倍見中國首腦是想解決什麼問題以發展中日關係嗎？完全看不到他在這方面拿出了什麼主張。中國會給安倍多大一座牌坊呢？這是一個問題。安倍想要的只是在日本民眾面前彰顯安倍把美中俄都搞得妥妥之雄才大略。

中國對日外交是堂堂正正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6 月底，中國已通知了日本，7 月份不會訪日參加中日韓首腦會議。至於在7 月的G20 峰會上習主席見不見安倍，還完全沒有信息。習主席的明年訪日也當然還沒提上日程。中國不搞面子外交，做實事求是外交。對安倍政府是聽其言觀其行。「日本要治好心病，不要處處跟中國較勁」（王毅外長：2015 年、2016 年、2017 年3 月記者招待會）這應該是判斷安倍的誠意的條件！

中日關係新突破還是新常態

張雲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教授

5 月16 日，中國國家主席會見了來華參加「一帶一路」高峰合作論壇的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他遞交了安倍晉三的親筆信。安倍晉三在親筆信中說以中日邦交正常化45 周年以及和平條約締結40 周年為契機構築穩定的友好關係，通過不斷對話在合適的時間實現首腦互訪，並期待在北朝鮮問題以及一帶一路的構想等強化對話和合作。5 月29 日國務委員楊潔篪同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共同主持中日第四次高級別政治對話。6 月5 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出席亞洲的未來國際會議晚宴的演講中首次對中國的「一帶一路」發出比較積極信號，據媒體報道中日領導人可能在7 月的20 國峰會期間會晤。中日關係在經歷了過去幾年的嚴重惡化後，中日之間的上述良性變化值得歡迎，但與此同時仍需要冷靜意識到中日關係的基礎仍然相當脆弱。

一、日本對「一帶一路」態度不是檢驗中日關係關鍵指標。

對於日本高層對「一帶一路」態度變化，有的分析認為既然日本已經明確肯定該倡議，可以將此作為中日關係發展的新平台，還有人認為這是因為日本已經認識到同中國對抗沒有出路才轉變政策。誠然，安倍晉三此次表態的確與到目前為止採取拒絕的姿態有很大的不同，然而這並不代表日本政策邏輯發生了質的變化。目前似乎存在一種把日本對「一帶一路」態度看成是檢驗中日戰略關係的指標的看法，這很可能具有誤導性。日本態度的變化並非根源於其對國際秩序和外交根本的反思基礎上做出的決定，相反是為了維護原有的政策邏輯需要做出的戰術上的調整。

圖片來自網路

首先，特朗普執政後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讓日本感到有必要維持同中國溝通的渠道作為一個「保底」的「對外關係保險」措施。安倍首相是首位同美國新總統會晤的外國首腦，這對穩定日美關係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特朗普在佛羅里達會晤後，日本開始擔心這位不同尋常的總統可能會按照「交易型」的方式處理中美關係，例如利用美國在東海南海問題上的讓步來換取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合作。為了避免美國可能出現的「越頂外交」，日本認識到同中國高層保持溝通渠道的必要性。正因為如此，此次陪同二階訪華的還有安倍的首相輔佐官，藉以獲得一手信息和建立直通首相的管道。

第二，日本國內經濟界內對於「一帶一路」存在不同意見，安倍政府感到不完全否定該倡議至少可以不得罪那些將「一帶一路」看成商機的經濟界人士。目前，日本經濟界中對於「一帶一路」沒有共識，有的認為基礎設施建設日本要以質量取勝沒有必要參與，有的則認為這是日本企業的新機會。二階俊博訪華代表團成員中包括了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按理說對於AIIB 以及「一帶一路」，日本經濟界最有發言權，但很有意思的是經團聯會長始終沒有表態。安倍的表態並非政府積極合作的意向，主要對內對於認為有商機的日本企業表明不會拖腿的信號，某種意義上說是「國內政治保險」。

圖片來自網路

第三，去年中日首腦杭州會晤後，中日關係緩和的情況下，安倍如果繼續展示處處與中國對抗的姿態在國內會讓民眾產生沒有必要的關係緊張的印象。與此同時，安倍任期已經比較穩定地可以持續到2021 年，今後主要挑戰在於安倍經濟學的實際效果以及東京都知事小池的新政治勢力崛起，這些都需要中日關係保持基本的穩定。

從上面可以看出，安倍政府對「一帶一路」的變化主要源於美國和國內因素，而不是日本對華政策定位的戰略調整。對於中國來說，對於其積極姿態當然要肯定，但要心中有數。

二、日本延續美國中心國際秩序思維及對中日關係影響儘管我們看到安倍對華政策在雙邊框架內的積極變化，但在多邊框架下情況則很不一樣。日本認為特朗普執政以及美國採取國際事務上的戰略收縮的態勢，並不意味著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結束，相反如果日本積極有所作為不僅能夠延續這個秩序，而且能夠讓日本獲得更大的國際領導力和影響力，擴大其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的作用。

首先，在國際經濟政策上，日本主要依靠三個支柱，第一推進TPP，第二日歐經濟夥伴協定（EPA）以及建立日美高級經濟對話。儘管特朗普宣布退出TPP，但日本認為如果堅持推進該協定的談判，在日本的領導下如果達成協定最終將美國拉回來不是沒有可能，這也是為什麼安倍晉三多次表示對於TPP 沒有放棄的原因。特朗普新政府執政後對於美歐貿易投資協定（TTIP）同樣持消極態度，因此在對於美國在自由貿易上的不確定性上日歐利益一致，日歐經濟規模大致為世界的1/3，同屬發達經濟體在規則制定上同樣有類似訴求，日本認為如果日歐EPA 能夠達成，那將會為世界樹立一個樣板，最終將美國拉回來。第三個支柱為建立日美之間以副首腦級別的高級經濟對話框架（日方為副首相麻生太郎，美方為彭斯副總統帶隊），日本認為此次的日美經濟論壇與90年代不一樣，那時候日本有很多的弱點，現在只有農業了，因此日本能有主動權。如果說前兩個做法是間接方式拉住美國的話，那麼第三個支柱就是直接方式拉住美國。日本上述戰略的最終目的實際上是要實現現有的美國主導的西方經濟秩序的延續和升級，按照安倍晉三的說法是「為亞太地區的模範規則建立框架」。

可以看出在日本的上述經濟戰略考量上，中國並沒有被放在戰略優先的地位，相反日本的思路是在建立好規則的基礎上來包容或者規範中國。正因為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安倍首相在演講中儘管評價「一帶一路」是一個具有潛力的構想，但另一方面他又說基礎設施整備需要以公開和透明公正的方式招標，並且具有經濟合理性，以及不損害借貸國家能夠還款和財政健康為前提。他還說「中國也需要足夠地引入國際社會共通理念」。對於亞投行，儘管二階在同習近平會見後說現在不是是否參加而是以多快方式來決斷的問題，然而同一天安倍晉三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參加的前提是需要保證內部治理公正，借款國家財務可持續性，以及基於社會環境影響分析等，還要同美國緊密聯絡。今後不排除日本為了實現儘快實現TPP，日歐EPA 以及日美經濟新框架建設進程，需要有意識地強調中日經濟構想的不同性，甚至可能以批評中國構想存在的不公平不透明不守規則來突出日本構想的高質量公平透明以法治規則為基礎的色彩。

其次，在政治安全領域，日本主要依靠兩個方面的政策。一是，強化日美同盟的直接方式拉住美國讓美國新政府認識到其東亞戰略必須以日美同盟為基石。5 月底在7 國峰會前的日美首腦會談中，安倍晉三對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再三表示評價，希望進一步增強，並且提及南海問題以及建立在法律規則基礎上的秩序，這實際上是在向特朗普暗示不能夠同沒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中國）過度接近。儘管他也提及了要強化中日之間對話，但這是基於美國同中國保持距離日美協商基礎上來對應中國的看法。二是，通過強化日本在7 國集團框架中的作用來拉住美國並且提升日本在國際秩序中的影響力。一方面，特朗普執政後帶來的美歐關係的困難讓日本感到扮演西方集團內部的橋樑作用的機會，同時目前7 國首腦中只有安倍首相和德國的總理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其他都是新面孔，這更增加了安倍的自信。另一方面，日本可以展示其作為亞洲事務的代言人的存在感。日本在7 國集團日程設定上積極發揮領導力，安倍晉三在2 月訪美後不久訪問了今年的輪值國義大利，並以上一屆輪值國身份向義大利對議程提出意見指南，認為經濟議題分歧大，從民主自由等基本理念為基礎以外交安保入手比較容易展示團結。此次7 國集團峰會上，安倍拿著地圖說明北朝鮮的威脅，並且在首腦聲明中將北朝鮮問題定義為進入了國際安全重大威脅的新階段，同時對南海和東海行動表示擔憂，強烈反對任何的單方面行動。在政治安全上，日本有可能為了強化西方內部的團結維護現有的美國中心西方主導秩序，將自己樹立為法治規則和自由民主為基礎的秩序維護者，塑造中國挑戰規則非民主的國際秩序破壞者反面教師地位。這些都孕育了今後中日關係不穩定的因素。

按照上述分析，儘管中日關係比前幾年會相對穩定，中日之間對話溝通會逐步增加，但與此同時要看到日本從戰略上調整中日關係並沒有準備好，中日關係很可能會呈現出對話與矛盾甚至間歇性的對立交替出現的的新常態。

（以上文字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責任編輯：徐沺

校對：陳俊婕、陳彤

海外看世界

主編：趙全勝

執行主編：孫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