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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杜甫的隱逸思想Sample Text

論杜甫的隱逸思想

論文摘要:一般人認為杜甫沒有隱逸思想,但筆者在認真分析杜詩的基礎上,分析了杜詩中隱逸思想表現出來的幾種情況,概括出杜甫隱逸思想的特點,讓我們對杜甫思想有個較全面的了解。

關鍵詞:杜詩 隱逸思想

中國古代的隱逸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史書上記載的堯時洗耳的許由以及不食周粟、避居首陽山的伯夷、叔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伯夷列傳》)一般認為它的產生有兩個源頭:一是老莊的道家思想,一是孔孟的儒家思想。我們先看兩段文字: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牲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綉,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

這就是中國古代早期道家隱者形象。隱逸思想就在他們著作中得到體現。老莊主張自然無為,追求絕對的精神自由。老子在其著《道德經》里提出「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九章)莊子要「終身不仕,以快吾志」。

孔子在《論語·泰伯》里提出:「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在《論語·衛靈公》里說:「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在《論語·公冶長》里說:「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在《論語·公冶長》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子的這些思想,孟子做了最好的概括:「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

儒家的隱逸理論,成了後世文人在世俗激流之中無所作為和極度困窘之下全身而退的最終道德依據。因此,道家老莊的自然無為與儒家的獨善其身相結合,給中國文人奠定了隱逸的思想基礎。杜甫作為中國古代封建文人必然受到儒道兩家思想的影響。事實也是如此,筆者在研讀杜詩就發現杜甫在很多詩里流露出隱逸思想來。比如,杜甫就在《自京赴奉先永懷五百字》里坦率地說:「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 ,在《奉贈盧五丈參謀琚》說過「辜負滄州願,誰雲晚見招」。這說明在杜甫的思想深處一直潛藏著「江海志」、「滄州願」。下面就來分析杜詩的隱逸思想。

杜甫隱逸思想表現出來有如下四種情況:

第一,觸景生情,在生活中,一些幽僻之景,會觸動他,使他產生歸隱之情。

在天寶之末,安祿山未亂之前,杜甫寫了《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韋曲乃貴家園林,侯王別墅多在於此,是行樂之勝地。詩人寫道「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石角鉤衣破,藤梢刺眼新」。對此韋曲春景,詩人動了歸隱之懷:「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在第二首里,詩人寫了韋曲諸勝景:「野寺垂楊里,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表達自己羨慕村居幽事。「好鳥不歸山,言鳥猶知戀,引起下截意。」(仇兆鰲《杜詩詳註》),中華書局在詩的下半截,詩人慨嘆城市塵緣。詩末,詩人說「誰能與公子,薄暮欲俱還。」

在天寶十三載,詩人未授官時,寫過一首《渼陂西南台》,詩里首敘渼陂美景:「高檯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彷彿識鮫人,空濛辨魚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崷崒增光輝,乘陵惜俄頃。」對此渼陂美景,詩人頓生棲身物外之思:「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驊騮,吾甘雜蛙黽。知歸俗所忌,取適世莫並。身退豈待官,老年苦便靜。況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詩人要具扁舟逐清景,這與太白「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李白《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雲》)、東坡「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蘇軾《臨江仙》)同調。自京赴奉先之後,詩人寫了一首《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詩中「微則竹樹花草,變則煙霧風雨,仙境則滄州玄圃,州邑則赤縣蒲城,山則天姥,水則瀟湘,人則魚釋子,物則猿猱船,妙則鬼神,怪則湘靈,無所不備。」 (仇兆鰲《杜詩詳註》),中華書局詩人對此畫中美景而思託身外:「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在乾元元年寫的《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里,詩人見畫中「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因此詩人「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淡來悲風」。 「詩人因松下老人而動商山之興,蓋世亂而思高隱」同上。另外,還有許多因觸景而頓生高蹈遠引、棲身物外的隱逸思想。如:乾元元年寫的《崔氏東山草堂》、(《秦州雜詩》其十三、十四、十五)、在去成都路上寫的《石櫃閣》、在廣德二年自梓州往閬州寫的《玉台觀二首》、在大曆二年的夔州時寫的《覃山人隱居》等等。在這些詩里,或曰「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秦州雜詩》十四);或曰「羈棲負幽意,感嘆向絕跡」(《石櫃閣》);或曰「更肯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漁樵」(《玉台觀二首》)。

第二,是世事艱難,久未授官,或在貶官、棄官之時。

在天寶十一載,詩人困守長安,獻賦不遇,心情極為複雜,寫了《曲江三章五句》。這三章中,有悲嘆、傷其不遇:「遊子空嗟垂二毛」;有達觀、放歌自遣:「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傷淚如雨」;亦有歸隱之志:「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

在天寶十三載,物價暴貴,人多乏食時,往見諸官,詩人寫《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詩里詩人認為,朝廷與他似乎隔霄漢,因此想念山林。想自己多年來,漂泊如一葉浮萍,累及兒女忍飢挨餓,不禁於日暮途窮之時潸然淚下。於是,詩人想到「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鬱郁不得志的詩人想到了遁世隱跡。

天寶十四載,詩人在率府時寫了《去矣行》。詩人「寧為鷹之颺,不為燕之附,以野性曠盪,不屑覥顏侯門也」。(同上)所以,詩人說:「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表示要餐玉藍田,也就是說要托之以遁世。

至德十二載三月甲戌時,詩人寫了《喜晴》。這時正是干戈橫放,龍蛇相鬥,安史之亂未平,而農事多荒蕪。詩人對此亂世,思古人之高蹈:「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嘆自己避世已遲:「顧慚昧所適,回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最後詩人表示決意遠去,故不作空嗟:「焉能學眾口,咄咄空咨嗟!」

大曆五年,詩人漂泊耒陽時作的《回棹》詩里詩人因謀生之故頻頻作客遠遊,深愧自己不能安身立命。表示要托跡襄陽:「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游寺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連。」

杜甫一生奔波漂泊,像這種情況很多,因此,這種流露隱逸之思的詩也就很多。比如,乾元二年秋,在秦州時寫的《遣興》、《遣興五首》、《秦州雜詩二十首》,廣德二年秋在閬州時寫的《過嚴氏溪放哥》,大曆元年在夔州時寫的《西閣二首》、《園官送菜並序》等等。這些詩里,或曰「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芝草」(《遣興三首》其三);曰「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遣興五首》其二);或曰「曬葯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秦州雜詩》其二十);或曰「詩盡人間興,蒹須入海求」;或曰「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州」(《西閣二首》);或曰「志士采紫芝,放歌避戎軒」(《園官送菜並序》)。這些詩句無非都是表示自己欲隱棲遁跡而已。

第三,是在與朋友交往,尤其是與逸士高人交往時的酬贈之作中經常流露出隱逸思想。

天寶三載,詩人與李白在東都交遊時寫的兩首與李白有關的詩,一是《贈李白》,另一首是《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在《贈李白》里,詩人自敘自己厭惡都市:「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並表示自己避世引年無術:「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葯資,山林跡如掃。」最後表示欲與李白遂偕隱初志:「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在後一首里,寫與李白「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而尋後所見的是「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詩人對此而思物外之游:「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在未獻賦之前,詩人寫過一首《贈比部蕭郎中十兄》。詩人自敘不遇,漂泊沉淪,無復遭際:「飄蕩雲天闊,沉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並表示自己唯有學嵇中散、愚公玩世而隱跡,從此歸老舊鄉:「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

天寶十三載,詩人寫的《玄都壇歌寄元逸人》中,詩人先敘逸人之居,記玄都壇幽僻之景,後稱羨其抱道高棲,超於塵俗:「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鎖高垂不可攀,置身福地何蕭爽。」詩人羨慕之情溢於言表。

大曆二年,詩人將往潭州時寫了《別董頲》。詩人素有欲居襄陽故園之志,所以因董頲適鄧而想到:「當念著皂帽,採薇青雲端。」就是說,自己也將取道漢陽,登峴首,皂帽採薇,為終隱之計。

杜詩集中還有很多這類詩。像天寶中在京師作的《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天寶七年作的《奉寄河南韋尹人》,天寶十三載作的《奉留贈集賢院崔於二學士》、《送裴二虯尉永嘉》等詩中,詩人或曰「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 (《奉寄河南韋尹人》);或曰「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奉留贈集賢院崔於二學士》);或曰「扁舟吾已僦,把釣待秋風」(《送裴二虯尉永嘉》)。

第四,是居址比較固定,生活比較安定,心情比較舒暢時也易表現出隱逸思想來。這種情況主要在卜居成都和暫居夔峽的時候出現得較多些。

上元二年春天,詩人卜居成都浣花溪,草堂已落成。此時的杜甫,遠離煙塵之外。他寫了《為農》,流露出詩人要在此卜居為農並要終於這「錦里煙塵外」的想法。詩人一年幾飄蕩之後,於此方得暫定。詩人喜愛這煙塵不到的幽僻之地,以之為仙隱:「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詩人竟以不得丹砂為慚。

在上元二年夏詩人寫的《江村》中,詩人儼然一個與世無求的隱士。他所看到的是「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詩人已是物我兩忘:「自去自來樑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詩人「匍匐多年,到此始得少休」 同上。此時的詩人覺得只要有人供米填飽肚子,身外更有何求?

上元二年秋寫的《朝雨》中,詩人早起,見江雲亂眼,雨勢驟來,而鴛燕避雨。詩人想起黃綺、巢由,並慶幸有草堂樽酒託身,遠離塵世。

大曆二年東屯時作的《晚》:

杖藜尋巷晚,炙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仇兆鰲評析此詩說:「僻則與世無關,尊則自得其趣。朝問府主,耕學山農,見野人不豫國事矣。末言與物偕息,寫出優遊自在之意。」 同上

大曆二年冬作的《寫懷二首》的前一首中詩人寫道:「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採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詩人敘客夔之況,表示自己隨遇而安,無意於安排,但順其幽居之興。接著詩人寫道:「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鉤曲。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流露出任運自然,不與人情競曲直之意。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杜甫的隱逸思想有如下特點:

首先,終其一生,杜甫的隱逸之思是不絕如縷的。雖然不同時期表現得不一樣,有時強烈些,有時淡薄些,但從未斷絕。按照蕭滌非的劃分,杜甫一生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在第一期,即讀書遊歷時期中,有《題張氏隱居二首》、《贈李白》、《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等詩;在第二時期,即困守長安時期,有《冬日有懷李白》、《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贈比部蕭郎中十兄》、《玄都壇歌寄元逸人》、《渼陂西南台》等詩;在第三個時期,即陷安史叛軍、為官時期,有《喜晴》、《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贈阮隱居》、《秦州雜詩二十首》、《苦竹》《左還山後寄三首》、《寄李十二白》、《石櫃閣》等詩;在最後一期,即漂泊西南時期,有《為農》、《早起》、《朝雨》、《嚴氏溪放歌》、《寄常征君》、《覃山人隱居》、《耳聾》、《別董頲》、《奉贈盧五丈參謀琚》、《幽人》、《回棹》等詩。這些詩中,都有隱逸思想流露。

其次,雖然在杜甫一生中,隱逸思想不絕如縷,但在杜甫的思想中從未佔主導地位。他的主導思想還是儒家思想,因此,他從未消極過,更沒有頹廢過。他既沒有像王維那樣「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嘆白髮》),也沒有真正的「山棲谷飲,高居深視」 (《與魏居士書》)。他的一生是「奉儒守官」 (《進<雕賦>表》)的一生。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自京赴奉先永懷五百字》),他「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宿江邊閣》 )他「飄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熱」 (《鐵堂峽》),他「戀闕丹心破,沾衣皓首啼」, (《散愁二首》其二)他「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坐愁》),他「徒懷貢公喜,颯颯鬢毛蒼」 《承沈東八丈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面對這殘酷的社會現實,他感到極端的屈辱:「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他感到憤憤不平:「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同上);他感到萬分悲痛:「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 (《自京赴奉先永懷五百字》);他感到非常孤獨:「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南征》)「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樂遊園歌》)。但是,詩人「達則兼濟天下」,他任拾遺時上疏救房琯,自己卻落得個比房琯還重的懲罰。他窮也未獨善其身,他「竊比稷與契」 (《自京赴奉先永懷五百字》),關注國事。對平叛的皇帝、將士提出意味深長的警告:「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杖過崆峒。」 (《洗兵馬》)

最後,杜甫全集共有一千四百八十多首詩,但沒有一首詩表示要把隱逸當作進入仕途的「終南捷徑」。他不像盧藏用、孟浩然、李白那樣,將隱逸作為一種沽名釣譽的手段,從而最終達到入仕的目的。據《大唐新語·隱逸》記載:「藏用舉進士,隱居終南山中,以冀徵召,後果以高士名被召入士,時人稱之為隨駕隱士。司馬承禎嘗被召,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仆視之,仕宦之捷徑耳。』」「終南捷徑」這一成語就出自這裡。他更不像李白,未見召時,「與孔巢父、韓准、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中,日沉飲,號『竹溪六隱』」(《唐才子傳》)。一旦唐玄宗召他入宮,就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孟浩然四十歲以前在家鄉襄陽隱居,亦是以退為進,以隱取仕。不僅如此,杜詩中也沒有表示自己「吏隱」的思想。杜詩中只有兩處提到「吏隱」和「隱吏」:「吏隱逢梅福、游山憶謝公」 (《送裴二虯尉永嘉》)、「隱吏適性情」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都是寫別人,並未表示要自己做「隱吏」。他沒學比他年長的大詩人王維那樣「半官半隱」,身在朝廷而心存山野。也不像後來的白居易「中隱」。完全退隱山林是不容易的,對王維來說就是這樣:「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扣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不忍,而終身慚乎!」 (《與魏居士書》)於是他「半官半隱」,覺得無不適意。而白居易把「半官半隱」發展為「中隱」,這樣既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又有穩定而可觀的生活來源。身在仕途而不問政治,遠離流俗而不遁跡山林,既能全身避害而又可免除山林的寂寞。然而,杜甫不是這樣的。蘇軾說:「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王定國詩集敘》)。陳俊卿說:「杜子美詩人之冠冕,後世莫及,以其句法森嚴,而流困躓之中,未嘗一日忘朝廷也。」 (《 qiong溪詩話序》)這就是杜甫偉大之處。

因此,通觀杜詩全集,我們可以看出杜甫詩中的確存在著隱逸思想。這無損於杜甫的偉大。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古人,我們無須為尊者諱。陳貽焮《杜甫評傳》認為杜甫說的是牢騷話。蕭滌非的《杜詩選注》也叫我們不要把杜甫當作自了漢(《秦州雜詩》其二十注釋)。如果杜甫只偶爾說過幾次這樣的話,我們的確可以認為是牢騷話,但說多了就是其隱逸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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