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色,戒》與電影《色·戒》的差異性比較

小說《色,戒》與電影《色·戒》的差異性比較

　　［摘要］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改編於張愛玲的短篇小說《色，戒》，上映後引起了熱烈反響，好評如潮。雖說改編後的電影是在小說的基礎上，用電影語言進行了深入曲折的演繹和解讀，填補了小說中許多的空白，將人性的複雜、情與欲的衝突更直接、更清晰地呈現出來。但李安與張愛玲對「色」「戒」不同的詮釋，表達了各自對人性的理解和人生態度。本文試圖從敘事方式、藝術風格、主題表現三方面來比較它們之間的差異，從而希望能夠引起廣大讀者的更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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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小說《色，戒》；電影《色·戒》；敘事方式；藝術風格；主題表現；比較

　　張愛玲是20世紀40年代上海最負盛名的女作家，她於1950年完稿的短篇小說《色，戒》，幾經改寫，1983年收入《惘然記》出版。然而，《色，戒》並沒有受到廣大讀者的青睞，甚至引起了部分讀者的誤讀與曲解，為此，張愛玲特意寫了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談〈色，戒〉》的文章來作為辯解。2007年李安改編於小說《色，戒》的電影《色·戒》上映，引起了巨大轟動。電影《色·戒》相繼獲得第64屆威尼斯金獅獎，第44屆台灣金馬獎。鑒於此，張愛玲的《色，戒》再度引起人們的關注。李安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解讀了張愛玲的《色，戒》，與原著形成了諸多方面的差異，下文將略作分析。

一、小說與電影敘事方式的比較

　　（一）小說與電影敘事順序的不同

　　張愛玲的小說《色，戒》的敘事順序是：「現在時間」暗殺當天與易太太打牌——「過去時間」香港結識易太太——「過去時間」上海重逢易太太——「現在時間」暗殺當天與易太太打牌——「現在時間」咖啡館——「過去時間」上海接近易先生——「過去時間」香港演話劇——「過去時間」香港策劃第一次暗殺——「過去時間」香港結識易太太——「過去時間」易先生搬回上海——「過去時間」上海策劃第二次暗殺——「現在時間」珠寶店。她在敘事方式上使用了電影里的蒙太奇手法，並且又借鑒了意識流的手法，王佳芝的回憶不斷交錯、跳躍，使得小說初讀起來有模糊、晦澀、難懂之感。

　　而電影《色·戒》的敘事順序是：「現在時間」暗殺當天與易太太打牌——「現在時間」咖啡館——「過去時間」香港演話劇——「過去時間」香港策劃第一次暗殺——「過去時間」香港結識易太太——「過去時間」香港結識易先生——「過去時間」易先生搬回上海——「過去時間」上海策劃第二次暗殺——「過去時間」上海重逢易太太——「過去時間」上海接近易先生——「現在時間」咖啡館——「現在時間」珠寶店。電影《色·戒》基本按照小說的結構，只是局部作了調整，把回憶都集中在咖啡館進行，加之電影聲、光、影的不同調換，既保留了小說的電影感，也使整個故事的脈絡更為清楚。

　　（二）小說與電影敘事角度的差異

　　小說《色，戒》通過王佳芝的意識流動進行，「回憶」佔據了大量篇幅，其中「過去時間」與「現在時間」參差交錯，零零散散地將「美人計」的整個概況交代給了讀者。從開始到結尾，王佳芝一直是主角。只是臨近結尾處有一小段易先生的心理描寫，展示了易先生當時的心理活動。由此可見，張愛玲的《色，戒》是以王佳芝的心理展開敘事的，電影《色·戒》則是以王、易兩個人物的內心活動相互交織展開的。王佳芝的中心地位依然沒有動搖，只是易先生由一個符號化的形象演變成了又一個焦點。李安通過王佳芝的回憶，讓她的身世前史明晰可見，暗殺計劃也連貫完整。影片中有兩處鏡頭對準了易先生，一處是《天涯歌女》一節中易先生的鼓掌、拭淚；另一處是影片結尾處，易先生坐在王佳芝曾經睡過的床上，神情蕭瑟。這兩部分對故事的結局多了幾分情節上的合理與人性中的無奈的解釋，可以說，電影以王佳芝和易先生兩個人的角度予以刻畫，讓觀眾更容易理解與接受。

二、藝術風格上的差異

　　（一）小說中的「留白」與電影中的「填空」

　　小說《色，戒》只有28頁，故事情節隱而不張，很多故事細節都是輕描淡寫、點到即止，語言更是極為簡練，惜墨如金，場面不多，這樣就為讀者和導演留下了很多想像的空白。正是小說中的「留白」的地方，經過李安的填空之後，使故事情節變得有血有肉，故事結構更加完整流暢，人物形象更加鮮明。他借用了張愛玲的故事框架在講述著他想講的故事。

　　第一個場面是鄺裕民等人與老曹的群搏。小說中只有一處這樣寫到：「汪夫婦倆與陳公博等都是廣東人，有個副官與鄺裕民是小同鄉……定下一條美人計。」［1］279之後，小說中再也沒見那個「副官」的影子。然而，李安在影片中將那副官具體為老曹，並且增添了一幕場景：易先生突然搬回上海，暗殺計劃終止，正在鄺裕民等人忙著收拾東西準備離開時，老曹氣勢洶洶地來找麻煩了，「搞了半天，麥先生還是嶺南大學的學生啊……從一開始我就覺得你們不對勁，只是沒想到你們是搞地下工作的……」老曹的話引起了鄺裕民等人的恐慌和憤怒，一場群搏繼而展開了。鄺裕民等人群而攻之，幾經周折，才殺死老曹。場面拍得很血腥，鄺裕民等顯得手腳笨拙、驚慌失措，王佳芝風一般地跑了。李安在影片中增加的這一幕，為故事結尾鄺裕民等六個人命運悲劇的必然性作了鋪墊。他們幾個人殺一個送上門來、沒有外力協助的副官都這麼難，更何況他們要除掉的是有保鏢尾隨、住處守衛森嚴、時刻都相當謹慎的特務頭子呢？這一幕的增加，使得整個故事更具連貫性，故事的結局也多了一層合理性。同時，這一幕也暴露出鄺裕民等人的幼稚、不成熟和殘忍，展示了人性的獸性與暴力，也透露出王佳芝與其他成員的隔閡與疏遠，更加劇了她內心的孤獨與壓抑。

　　第二個場面是影片中的三場床戲。李安豐富了張愛玲只有框架的故事，注入了人物的血肉。張愛玲欲言又止的東西，李安替她說了；張愛玲戛然而止的地方，李安接著前行。李安直譯了張愛玲，同時又將張愛玲欲語還休的部分赤裸裸地呈現在了觀眾面前。小說中只這樣寫：「事實上，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熱水澡，把積鬱都衝掉了，因為一切都有了目的。」［1］281電影中李安將其轉化為了三場裸戲。這些性愛鏡頭在電影里是需要的，是整部電影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它們是生命的死亡，是人物性格的真實體現。《色·戒》中第一場床戲，易先生把王佳芝像捆羊羔一樣捆在床上，粗暴地剝去衣服，搧她耳光，用皮帶抽打她，然後從後面暴力入侵。在這一場情慾戲中，只能感受到的是男人的獸性和暴力，將女人當成了洩慾工具。這一場，表面上是易先生佔了上風，因為他內心的殘暴、壓抑之情在此處得到了酣暢淋漓的發泄，但王佳芝事後的一抹淺笑卻更像是勝利者的宣言：一種魚終於上鉤的快樂。第二場情慾戲中，易先生常常用手按住王佳芝的頭，沒有語言和情感上的交流，身體相互折騰、不斷變換姿勢，這樣的性愛讓人感到無比的壓抑、苦悶，心理和生理的痛與快感毫不遮掩地展現了出來。到了第三場中，易先生的動作越來越溫柔，王佳芝臉上則越來越呈現出陶醉的表情，幾番如此這般溫柔的雲雨後，兩人僵硬的心變得無比柔軟起來，都有了一種被愛的幸福感。正是這樣由生理到心理的突變，當這些無比強烈、複雜的情感與掙扎都達到極致的時候，眼淚才是惟一的出口，這才有了結束後王佳芝痛苦的表情與眼眶中隱約的淚光。

　　由此視之，李安設置的這三場床戲是遞進的，性描寫之於易先生反應出的是其內心的壓抑，是其對人生的無奈，對命運的徒勞掙扎，是易先生從獸性向人性的回歸，更是兩人情感的轉變，是兩人從肉慾到心靈的交融；之於王佳芝的最大意義則是對其壓抑命運的同情書寫。所以，可以這樣理解李安對三場床戲的設置：那些身體的扭曲是他們心理、精神和命運扭曲的隱喻和外部顯現，沒有那些身體的扭動，沒有那些身體的狂歌亂舞，他們那種始終壓抑的內在悲劇性就不可能爆發出來。因此，通過對性的處理的不同，可以看出李安對故事中人物命運持著同情與理解的態度，而張愛玲的小說，名為「色」，卻沒有一點色的描寫，更多地展現的是她對人性的感悟，有一種洗盡鉛華的蒼涼之美。

　　同時，還有一些場面，比如王佳芝對老吳等歇斯底里的發泄，「你以為這個陷阱是什麼，我的身子嗎？你當他是誰，他比你們還要懂戲假情真這一套，他不但要往我的身體里鑽，還要像一條蛇一樣往我的心裡愈鑽愈深，我得像奴隸一樣的讓他進來，只有忠誠地呆在這個角色里，我才能夠鑽到他的心裡。每次，他都要我痛苦的流血、哭喊，他才能夠滿意，他才能夠感覺到他自己是活著的，在黑暗裡，只有他知道這一切是真的。這就是為什麼，為什麼我也可以把他折磨得撐不下去我還要繼續，直到他精疲力竭崩潰為止，每次到最後他身體一抽倒下了，我就在想，是不是就在這個時候，是不是你們應該衝進來朝他的後腦開槍，然後他的血和腦漿就會噴到我一身。」老吳的一聲「夠了」，王佳芝的哭訴停止。這一節是小說里沒有的情節，李安將其加諸影片中，一方面，對故事結局的悲劇性多了一絲合理性的解釋；另一方面，李安在影片中增加的這一節，使得王佳芝這一主人公的性格、形象在小說與電影中大大地區分開了。小說中，王佳芝是一個感性的女人。兩年的精心設局與愛國熱情為了那一剎那「真愛」感覺與感動，她全部拋之腦後，甚至連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忘了。電影中的王佳芝，相比於小說中的王佳芝而言，她是理性的。小說中對王佳芝的身世背景隻字未提，而電影中都填補了進去，父親的寡情離去、舅母的勢利自私使她成為一個孤苦無依、寄人籬下的孤兒形象。後來她加入了鄺裕民等人的愛國小團體，破處後，她發現同學們都用異樣的眼光看她，甚至她發現自己只是老吳手中操縱的一把工具而已，王佳芝無力找回自我。然而，和老易在一起，她才能夠感覺自己是活著的，這個時候她才是她自己。所以，珠寶店裡的那聲「快走」應該是她經過缺乏被愛、工具化與想做回本真自我的思想鬥爭後作出的理性的抉擇，即使她知道自己難逃一死。所以，她放走易先生從珠寶店裡出來的心情是舒暢的、愉悅的、輕鬆的，就像車夫車頭的三色小風車一樣歡快地轉著。

　　（二）張愛玲的「冷酷」與李安的「溫暖」

　　小說《色，戒》與電影《色·戒》在藝術風格上的變化，還表現為由張愛玲「冷酷」轉為李安「溫暖」的演繹。張愛玲用蒼涼而冷酷的筆調，將男女主人公放置於敵對的關係中，對兩性愛情用生命進行冷酷拷問，揭露的是王佳芝的感性、易先生的無情，冷眼旁觀故事中人物命運的悲劇。她字字珠璣之後，是對人性和愛情痛徹的感悟，「他們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係，虎與倀的關係，最終極的佔有。她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1］291這裡無不透露出作者對愛情深深的絕望和對女性的悲憫。然而，李安則逆轉了張愛玲的冷酷，對人物命運的悲劇，他多了幾分同情與理解，他認為那是人們在社會悲劇中的無可奈何，正如他對易先生的塑造一樣，他認為易先生不完全是小說中內心陰鷙、殺人如麻的漢奸賣國賊，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亂世情形下的被人利用的一顆棋子而已。李安大體還原了張愛玲小說的風貌，他用電影語言將人性的複雜、情與欲的衝突，更直接、更清晰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少了一絲張愛玲式的冷峻與決絕，多了一絲李安式的溫情與體諒。

　　在電影中，有一個小說里沒有的敘事場景：在一個日式的娛樂場所里，王佳芝給易先生唱了一首《天涯歌女》——「天涯呀海角，覓呀覓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們倆是一條心……」聽完後，易先生邊鼓掌邊拭淚。影片中這一場景的增設，使得易先生的形象不再是一個符號化的人物，不再是一個自私、無情、卑瑣的人物，而是有了人性中溫情的一面。易先生和王佳芝的第一場床戲中含有施虐的成分，足顯他的暴虐；易先生在汽車裡惡狠狠地對王佳芝訴說他拷問犯人的情況，將他險惡、毒辣、無情的一面暴露無遺。可就是拭淚這一場景的增加，將觀眾對易先生升到半空中的憎惡又拉回到了地平線，再聯繫影片結尾處易先生獨自坐在王佳芝曾經睡過的床上，神情蕭瑟，那種凄楚，那種失魂落魄的心情，足見他內心的矛盾、複雜和無奈。張愛玲冷酷蒼涼的筆調，李安將張愛玲「虛」的部分都落實了，冷觀的部分溫情化了。

三、主題表現的不同

　　（一）張愛玲注重的是對人性的表現以及人生空幻、人生如戲

　　縱觀整部小說與電影可知，張愛玲與李安對故事發生的背景處置不同。小說《色，戒》中故事的發生時間儘管是抗戰時期，但張愛玲淡化了時代背景，她只單純地記敘了王佳芝等一行人謀殺特務頭子易先生的一系列事件，至於時局世事、人物身世等顯得雲淡風輕。同樣的，家國、革命、救亡、除奸也被淡化到了極點，剩下的只是純粹的人性。「鑽石」象徵著一種人生，晶瑩剔透，它的價值在於純凈和光耀，而純凈是空，光耀是幻。易先生為王佳芝選擇了一顆六克拉的粉紅鑽石，對他這樣的人來說，一顆鑽石只不過是給情婦的小小紀念品，「陪歡場女子買東西，他是老手了」，可以讓他為自己的權勢感到陶醉。「本來想不到中年以後還有這樣的奇遇。當然也是權勢的魔力。那倒還猶可，他的權利與他本人多少是分不開的。……明知是這麼回事，不讓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憮然。」［1］287這種陶醉本身是一種自欺，當然也是空幻的，因為他明知道他在中年以後還有艷遇的魔力在於身外之物——權勢，而不在於他自身，所以他「臉上的微笑有點悲哀」。而王佳芝卻因為這顆易太太索要多次而不得的六克拉粉紅鑽戒而感動，誤解為「這個人是真的愛我的」，這其實是她的一種幻覺。弗洛伊德認為幻想來自未滿足的願望，其實質就是被壓抑的慾望。王佳芝對「溫柔憐惜」的幻想正是她從家人那感受到的寡情勢力，從鄺裕民那感受到的膽怯退縮，從同學們那感受到的冷漠鄙夷，從革命組織那裡感受到的蒼白許諾，而由此產生的對溫柔關愛的極度渴望。眼前這個男人給了她切膚之痛和切膚之愛，尤其是當易先生給她戴上戒指，眼神一改往日的深沉，顯出小孩子一樣單純快樂的表情時，她所有的革命意志在這一刻全部崩塌，愛勝過了一切，「快走」兩個字里道出的是為愛飛蛾撲火般的勇氣和決心。縱使她也覺得像是一場夢，「那沉酣的空氣溫暖的重壓，像棉被搗在臉上。有半個她在熟睡，身在夢中，知道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過是個夢」［1］285。張愛玲把兩個人不同的感受和想法作了尖刻的對比，突出了人生的空幻。再聯繫小說的開頭與結尾，開頭由幾個官太太打麻將起，到一場麻將尚未打完止，一場愛恨生死的較量就和一場空虛無聊的遊戲形成了對照關係，這不正是作者要表達的人生空幻、人生如戲這樣的主題嗎？

　　（二）李安注重的是人物面對最具毀滅性的戰爭時的無可奈何與苦悶掙扎

　　電影《色·戒》與小說《色，戒》相比較，時代背景的處置不同，表現的主題亦不同。電影開頭有這樣一組鏡頭：一個革命黨人仇恨的眼神；然後是汪精衛偽政府官邸的全景，四周圍著鐵網，幾個特務聚在一起，低著頭，陰沉著臉；一群打手拿著槍臨窗而站，時刻都處在戒備當中；幾個人牽著狼犬在院里四處走動，天空灰濛濛的，一片陰霾。這突出了電影中故事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基調：抗戰時期的灰色及壓抑。這種對背景的強調，似乎在訴說著當時社會的壓抑引起的人物內心的壓抑、陰暗，為故事的悲劇性結果作了鋪墊。影片中對王佳芝的身世也作了簡要介紹：她爸爸帶她弟弟而不帶她去英國，且再婚；她常遭舅媽白眼，只能靠上學離苟且的生活遠一點；愛慕鄺裕民遭到女同學賴秀金的嫉妒，等等，於是，王佳芝變成了大時代里無法自主命運的、只努力想活出一點自我的可憐人。李安對她的悲劇報有一種同情與理解。不但如此，李安對反面人物易先生也報以同情，認為那是一種「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無可奈何。在李安的詮釋中，每個人都不過是棋子，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場悲劇，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所控制，是一種極端的無可奈何。所以，影片呈現出的是面對歷史命運的深沉悲痛和對人性的悲憫哀嘆。電影完全改變了小說的基調，將對世情的冷酷揭示，變成了對特定歷史條件下人物命運的關注，沒有冷嘲熱諷，只有大悲劇下的悲天憫人。那麼，從整體來看，李安向觀眾揭示的除了人性的壓抑之外，更是人面對最具毀滅性的戰爭時的無奈與搏擊、矛盾與掙扎。

　　將張愛玲的小說《色，戒》與李安的電影《色·戒》放到一起再度審視，李安的《色·戒》確實更容易理解些，不論是從敘事方式看，還是從藝術風格、主題凸顯上來看，電影《色·戒》將小說中含混的地方補齊了，將小說中虛化的部分落實了，將小說中一筆帶過的地方做得「血肉豐滿」了。可以說，這樣的改編是理想的，它迎合了大眾的理解力，滿足了大眾的喜好。但是，電影畢竟是視覺藝術，它能夠運用畫面、聲音、剪輯等炫麗的手段和場面緊緊抓住觀眾的眼球，但小說中人物的微妙心理，電影卻不能直接說。小說提供的是私密的閱讀空間，可以慢慢品嘗回味，它往往依靠讀者的想像來完成。然而，李安的溫情或多或少消解了張愛玲的初衷，他的這種理想化的改編遠離了原作對人生、人性清醒的、冷靜的諦視，失卻了原作那種對人生虛無的體悟給讀者心靈帶來的強烈的衝擊與震撼，不見了張愛玲對愛情、人性的直面。套用一句李安對《色，戒》的評價：「張愛玲的原著切入角很獨特，而她通過這個事件對人性的挖掘在中國沒有第二人能和她相比。」可見，電影對原著的改編，消弭了原著中張愛玲對愛情和人生的徹骨感悟，削弱了原著的悲劇力量。

　　［參考文獻］

　　［1］張愛玲.色，戒［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

　　［作者簡介］蔣麗（1977—），女，陝西漢中人，碩士，陝西理工學院文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文藝學與女性文學；宋芳香（1987—），女，陝西商洛人，陝西理工學院文學院學生，主要研究方向：女性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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