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稱「經」考論

內容提要：晚近以來，學者們認為《山海經》的書名中的「經」字不同於《詩經》《易經》之「經」，當作「經歷」或「推步」講。這種解說不符合實際，「經」字仍當指「典籍」、「經典」。《山海經》之稱「經」，體現了漢代學術思潮以儒家經術為主而兼收並蓄其它各家的格局，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山海經》一書接受中的「尚實」(記載礦物)與「尚奇」(神怪)並存的狀況。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禮樂制度變遷與春秋文體源流演變研究」(09BZW020)；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文》編纂整理與研究」(10ZD&103)。

作者簡介：韓高年，男，西北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先秦兩漢文學。

《山海經》一書號稱難治，其中最難處理的有兩個問題：一是其著作時代。二是其書的性質。關於成書的時代，過去學者有「夏代說」、「西周說」、「春秋戰國說」、「秦漢說」、「西晉說」等等。晚近以來，隨著《山海經》研究的逐漸深入，學者們對於其著作時代有了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此書各部分成書時代不一，非一時一人之作，全書是先秦至秦漢間逐漸附益而成。而對於其書的性質，則有以下數種觀點：魯迅認為《山海經》是「古之巫書」。袁珂認為：「《山海經》非特史地之權輿，乃亦神話之淵府。」[1]徐旭生認為：「《山海經》中之《山經》是我國最古地理書之一，並非如清代修《四庫全書》諸臣所斥為小說家言，固無疑問。其『海內』、『海外』、『大荒』各經，亦保存古代傳說甚多。其真正價值絕不在《禹貢》諸篇之下。」[2]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也持此說[3]。新近一些學者又提出《山海經》是「方物書」、「小說家書」、「綜合志書」等說法。總之，對《山海經》性質的界定存在很大的爭論。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一爭議，首先要從《山海經》書名稱「經」問題入手。

古今大部分學者認為《山海經》書名之「經」等同於儒家「六經」之「經」，指典籍、經典而言。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從大禹、伯益著《山海經》的舊說入手，認為書名「經」字非「書籍」之謂，而是指「經歷」、「推步」，意思是大禹治水，平定九州，推步、經歷山海道里而述其所在之物產風俗神話[4]。筆者以為，《山海經》之「經」仍當作「經典」、「經典」解。略陳己見如下，以就正於方家。

一、《山海經》之「經」非「推步」

持《山海經》之「經」為「經歷、推步」說者，時間遠者有清代學者郝懿行，後有現代神話研究專家袁珂先生，最近者有張春生先生。郝氏《山海經箋疏》云：「經，言禹所經過也。」袁氏在此基礎上也說：「《山海經》之『經』乃『經歷』之『經』，意謂山海所經，初非為『經典』之義。」[1]222到張氏則進一步推衍其說，謂「如上所說，『天下名山』，既為禹所經，其里數又為禹所步，因此，『經』字除了『經過』、『經歷』之外，還應當包含『推步』這一層意思在內。」他還舉了《海外東經》中「帝命豎亥步」的例子來說明「步」即是推步，並說其術具載於《淮南子·天文訓》。末了又說劉歆《七略》將《山海經》列於「數術略形法家」之首，《漢書·藝文志》承之。也可證明其說。其實仔細推敲起來，上述證據均不能成立。

第一，謂《山海經》所記山川為禹所經歷，前提是肯定《山海經》為記禹治水敷土之舊說。由其內容及文字風格來看，《山海經》非經一人一時而成書，當是逐漸附益而成。今經學者們考明，《山海經》為「古之巫書」，各部分成書時代不同。如此，則其說之不能成立，顯而易見。

第二，《海外東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箅，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按：此句為注誤入正文)」此處之「步」為推步不假，然而與《山海經》稱名並無任何關係。

第三，劉歆及《漢書·藝文志》將《山海經》列入「數術類」「形法家」之首，固然可以說明《山海經》與某種術數有關，但也不能成為《山海經》稱名的直接證據。班固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形法的核心是相術，即因形而求氣。以此類之，有的學者認為將《山海經》與相人、相畜、相宮室之類的書並列在一起，殊為不類。章學誠《校讎通義·內篇二》：「《山海經》與相人書為類，《漢志》之授人口實處也。」[5]223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亦云：「以此形氣言相，非專門名家難言之。然以《山海經》次其間，則其駁也。」[5]223由此來看，前人已經意識到，將《山海經》視為「推步山、海道里遠近」之書是有問題的。既然如此，《山海經》書名之「經」亦不能理解為「經歷」、「推步」。

二、《山海經》書名本意非「山海之經紀」

葉舒憲等學者所著《山海經的文化尋蹤》一書，是近年《山海經》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的著作。書中認為，將《山海經》之「經」解為「經歷」這種說法不可信。該書著者引述清代學者章學誠《文史通義》云：

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

在此基礎上，葉舒憲先生進一步推論認為：「把『經紀』與山川連用，大致可以看出《山海經》的本來意思是『經紀山海』或『山海之經紀』吧。『山海之經紀』就是『山海』之條理、秩序。」[6]其實這個推論也很有問題。

就拿《山海經》本身的例子，即可證明，將《山海經》書名之「經」理解為「經紀」是不妥當的。如《五藏山經》各部分均作「某某經」如「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等，其下均分作「某次某經」如「南次二經」、「北次二經」等，顯而易見「經」字並非「經紀」。再如《山海經》卷五末云：「右《五藏山經》五篇，大凡一萬五千五百三字。」此處之「經」顯見是指典籍而言。再如《海外南經》載：「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通其道。」據畢沅校，此段文字中「四海之內」，《淮南子·墮形》引作「四極之內」[7]。是《山海經》之言「四海」本意為「四極」，即四方邊遠之地，「海」字意為「極」，而非「江海」之「海」。葉舒憲先生顯然是把《山海經》之「海」誤解為後一義了，所以才說「經紀山海」。其次，上引《海外南經》中言「經」星辰，「紀」四時，「經」、「紀」顯然均為動詞，如果依葉先生之說，則《山海經》書名應作「經山海」才是。顯然，將《山海經》之「經」理解為「經紀」是說不通的。

最近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一書系統地梳理了前人關於《山海經》研究的成果，對以往《山海經》研究中的一些難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山海經》一書應是一部由上層統治者掌握的記載礦產資源的地理書，並認為其產生時代當在西周(前此張步天亦認為《五藏山經》為西周王官之學的產物)，即使到了漢代，《山海經》也屬皇家專藏文獻，不是一般人可以閱讀的。這些觀點都極富啟發意義。但他又據上所述指出：「《山海經》一名的原始含義就是關於山川和遠方各地的地理區劃。」[8]這個解釋卻仍不能令人信服。且不說將《山海經》書名「經」字理解為「劃界」、進而引申為「地理區劃」不符合「經」字的本義。退一步講，側重於行政目的的「地理區劃」和《山海經》記載礦產資源所在位置並不相符合，完全是兩回事。更何況《山海經》本有圖有文，是圖文並行的，文字當是對圖的解釋和說明。考慮到這一事實，將《山海經》書名中的「經」字解釋成「地理區劃」顯然也是不合適的。

三、《山海經》稱「經」的兩個取向

筆者認為，《山海經》是一部記錄遠古時期人們對當時中國境內及周邊山川、礦物、動植物及風物的認識和想像，以及與這些地區有關的祀典和神話傳說的地理書，這在其主體部分《五藏山經》①中體現的尤其突出。書名中的「經」，仍當理解為「經典」之經，即指「典籍」、「書籍」。西漢劉秀(歆)《上山海經表》曰：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言校、秘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肎(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寞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為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

劉歆文中六次提到《山海經》，從其上下文語境來分析，都是指一部書而言。最重要者，劉歆以《山海經》與《尚書·禹貢》相提並論，並認為其書與大禹治水有關。很顯然，《山海經》書名稱「經」，在劉歆眼裡，已與儒家經典、道家經典之稱「經」大略相同。經秦火之後，天下篇籍散佚嚴重，故漢代人十分重視前代書籍。劉歆以為《山海經》也是前代經典，因為書中所述「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為了證明其觀點，劉歆還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其中的內容都是信而有徵的。退一步講，如果書名中「經」字做「經歷」、「推步」講，書名應當是「經山海」才對，要不然就不能成詞了。

晉人郭璞為《山海經》作注，其《序》中云：「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意矣。於戲!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②郭氏之序，首言世人不解《山海經》，皆疑其所記虛枉，此非達觀之論。他舉出前人懷疑《左傳》《國語》等書言周穆王西遊會西王母之事為虛誕，但汲冢竹書有《穆天子傳》言其事，表明學者們的懷疑無據；郭氏還以司馬遷不輕疑《禹本紀》《山海經》怪物引以為戒，認為《山海經》為上古之書，所以疑之者，皆因疑者識見不及也。又兩言《山海》，《山海》者，即《山海經》之簡稱。猶《詩經》可簡稱為《詩》，《書經》可簡稱為《書》。由此來看，郭璞亦以《山海經》之「經」視為上古以來的書籍、典籍，與解經的「傳」相對，而非「經歷、推步」之意。

秦漢以來，隨著思想界格局的變化，儒家典籍多經典化過程而稱「經」，而《山海經》既非儒書，且頗多涉及「語怪力亂神」之內容，為何也稱「經」呢？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山海經》稱「經」是典籍流傳整理的需要。先秦典籍的編輯生成和流傳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凡同一學派或同類性質的文獻，常常以類相從，按時間先後順序編在一起。為區分師說與後學之說，常以「經」字冠師說。如《墨子》一書，既有墨翟的言論，也有其後學的言論；前者常稱「經」，以示與後學之說的區別。再如《韓非子》的《儲說》《說林》等也採取這種形式。《山海經》中的《五藏山經》產生最早，之後肯定有人為之作「傳」，為與這類解釋性文本相區分，故稱前者為「經」。劉歆整理《山海經》，也存在原文同「傳」的區分問題。今本《南山經》末云：「右南經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意謂「《南山經》中所記載的山……」畢沅、郝懿行都認為此條非經文，也非劉歆所加，這顯然是漢代以前學者整理經文所記。這說明漢代以前學者也曾校理過《南山經》，只不過其文字未全部保留下來而已。

第二，先秦以來「經」並非只是儒家典籍的專屬，道家、墨家、法家的師說均可稱「經」，《山海經》稱「經」也與西漢時代的政治文化有密切關係。西漢至武帝朝，國力上升，出於朝廷四面開疆拓土的現實政治需要，使類似《山海經》這樣的記載殊方異域之地理、物產、風俗的文獻受到朝廷的充分重視，並被奉為經典；東方朔之識異鳥，劉向之說貳負，即其例也。其次，《山海經》中涉及物占和災異的內容，從文獻學的角度印證了漢代興起的讖緯之學的合理性，因此《山海經》也被「經典化」。劉歆的上書中提到一個細節，即認為《山海經》之「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據張步天統計：「《山海經》記載的占驗凡62處，其對象大多是動物，而且是少見的野生動物，這與上古先民從事的狩獵生產不無關係。據統計，在62處占驗記載中，59處出自《五藏山經》，3處散見於海經。」[9]占驗事象多分為兩類：第一大類的吉驗，如「見則其國大穰」(《西次三經》玉山條)、「見則天下安寧」(《南次三經》鳳凰條)等。第二大類是凶象，如大量見於《五藏山經》的「見則天下大風」「大水」「大兵」「大旱」「多土功」「有火」等占驗事象。這些事項因出自先秦舊籍而具備了天然的權威性，也符合當時人們迷信「古已有之」的好古文化心理，最重要的是，它也恰恰能與西漢讖言災異理論意欲以讖言應驗宣示天意民心的政治用心達成一種密合無間的關係，所以「朝士」及「文學大儒皆讀學」之。

到東漢，這種以《山海經》為「經典」的看法已經比較普遍。如王充《論衡·別通》就說：「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10]《山海經》的著作權已經歸於儒家心目中的聖君大禹。趙曄《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亦言：「(禹)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11]也是將《山海經》目之為記錄大禹功業的「經典」了。

第三，《山海經》，尤其是《五藏山經》，在戰國時代已經被屈原大量引用作為其詩歌創作的素材，到漢代也成為賦家辭賦創作取材的重要淵藪，這也是《山海經》「經典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屈原《離騷》《天問》等作品引用《山海經》的情況，見於王逸《楚辭章句》的有關註解，吳仁傑《離騷草木疏》也說「三閭所稱草木多出於《山海經》」[12]；不僅草木，而且山川地理、民俗風物、人物典故等，出於《山海經》者亦復很多。僅《離騷》一篇，據今人張春生統計就有20例之多[13]。這個問題，筆者指導的碩士生馬昕露的《〈山海經〉與〈楚辭〉名物互文性研究》一文也有詳細討論[14]。至於漢代辭賦，尤其是散體大賦，引用《山海經》的地方就更多了。筆者指導的碩士生李雨涵在其學位論文《〈山海經〉對漢賦創作的影響》中鉤稽有關材料，對這個現象進行了討論[15]，本文不再展開。這些已經足以說明，在以「潤色鴻業」為創作目的的西漢賦家心目中，《山海經》也已是斂材聚事的文學「經典」了。

總而言之，《山海經》一書稱「經」，並非如有的學者所說，是「經歷」、「推步」、「疆理」的意思，其實原本只是標明此為載錄山川地理、礦產資源、動物植物、風俗人情等的典籍。後來因為其書與戰國以來文人創作，以及西漢以來社會政治文化現實需要的契合而有經典化的趨勢，從而也帶有「經典」的性質。雖然只是對《山海經》書名中「經」字的理解不同，但是卻事關《山海經》的深入研究，因此不能忽略。「名正」而後「言順」，明乎其本義，《山海經》的研究亦可循此理而漸趨深入。

注釋：

①日本學者小川琢治據日本版《山海經》(明版覆刻本)對其篇目的說明認為劉歆所校進的《山海經》只有《五藏山經》而未收《大荒經》和《海內經》。其說見《山海經考》，收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下冊，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第24-26頁。

②郭璞《山海經序》，見《四庫全書》本《山海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本。

參考文獻：

[1]袁珂.山海經校注[M].成都：巴蜀書社，1993.

[2]徐旭生.讀《山海經》札記[M]//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91-302.

[3]譚其驤.《五藏山經》的地域範圍提要[M]//山海經新探.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13.

[4]張春生.《山海經》釋名[J].學術月刊，2000(11).

[5]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6]葉舒憲，蕭兵，鄭在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121.

[7]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9.

[8]陳連山.《山海經》的著作年代和性質[M]//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2-28.

[9]張步天.山海經概論[M].上海：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117.

[10]王充.論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06.

[11]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05.

[12]吳仁傑.離騷草木疏[M]//游國恩.離騷纂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37.

[13]張春生.《離騷》、《山海經》對讀[M]//山海經考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371-382.

[14]馬昕露.《山海經》與《楚辭》名物互文性研究[D].蘭州：西北師範大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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