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王者師與大丈夫

06-19

孟子的「亞聖」地位，自封為「王者師」，是靠他對儒門的大貢獻的。他把孔子的「仁」發展到了「義」。從政治角度，他又將之發展為「仁政」。性善論是孟子對儒學的第三大貢獻。孟子說：「大德者不官不王」，這更是知識分子和知識獨立的宣言。他不做臣，他要做「王者師」，王者若不認他這個師，他就做獨立的大丈夫。壹孟子是「亞聖」。從學問淵源上講，他也算是孔子的嫡傳。他受業於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而子思又是受業於對孔子思想「獨得其宗」的曾子，這就顯示出孟子的正統地位了。但孟子的「亞聖」地位，是不靠嫡統，不靠韓愈式的自封，而是靠他對儒門的大貢獻的。也就是說，他於儒門有別人難以企及的大功勛。可以這樣說，在孔門的歷代弟子中，數孟軻先生最為有鬥志，有幹勁，有熱血，而又最無私心，無渣滓心，無勢利心。一句話，最無「小」心。孟子對儒門的大貢獻，至少有三點：第一，他把孔子的「仁」發展到了「義」。孔子談「仁」也談「義」。孟子談「義」也談「仁」。但兩者還是有側重點的不同。孔子重「仁」，孟子重「義」，所以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孔子講「殺身成仁」，孟子講「捨生取義」。「仁」「義」區別在哪裡？其實兩者本質並無不同，只是表現的地方不同。孟子就進行過區分，他說：」仁者，人心也，義者，人路也。」(仁，是人的內心修養。義，是人所遵循的正道)。他又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是人安身立命之所，義，是人行事的正確法則。」孟子把孔子的「仁」發展為「義」，乃表明他更注重對人外在行為的評價，這除了表明他更希望人把仁心表現出來，施及於人，也表明他更注重實際—— 一個人內心的真實思想我們是無從知道的，也無需知道，無需控制也無從控制，只要他外在行為合乎道德規範即可。「義者，宜也」(義，就是行為適當)。所以，孟子的「義」比孔子的「仁」，更具體可行、操作性強。有一次，齊宣王坐在朝堂之上，看到一個人牽著一頭牛從外面經過，這頭牛—邊走一邊發抖。原來這頭牛要拉去宰殺，用牛血去釁鐘。宣王看著這牛發抖。心裡不是滋味，就下令放了這頭牛。另換一隻羊去釁鐘。這事讓孟子知道了，他據此一口咬定齊宣王有仁心(連宣王自己都不大相信)，是塊好料子，現在只差由他孟軻來給他雕琢成器了。同時，「義」的評價比「仁」的評價也可行得多。評價一個人的行為是否「義」(適宜)，總比了解一個人的內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義，對道德實踐者而言，也便於操作。要真正地在內心意志上達到聖人的境界談何容易？但約束自己的行為，或者說，在內心的欲求與「義」發生矛盾時，能剋制自己而屈從「義」則較易做到。孟子可能是意識到，要人人都有一顆聖賢之心，實在是一種妄想，現實一點的是，要人人都能對自己有所約束。應該說，孟子走的這一步，使得不可企及的孔子人格理想走向了大眾。大眾不可能人人在事實上成聖，但大眾可以通過自我約束，去過一種體面的生活。孔子的「聖賢」理想只能是一小撮精神貴族的追求，而孟子的「義」則有可能成為普遍的倫理道德規範。在孟子對儒學的三點發展中，這一點最值得我們肯定。第二，如果說，孟子把孔子的「仁」從道德角度發展為「義」。那麼，從政治角度，他又將之發展為「仁政」，也就是他的「王道」。在這一點上，孟夫子可是為儒家學派立了大功。孔子也講過「仁政」，但對其內涵並沒有作詳細說明，顯得空洞而浮泛，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操作層面。都沒有進行有說服力的論證。是孟子接過手，把這工作做完了，而且我們還得承認，他做得蠻出色。他把孔子的倫理思想演義為一整套的政治構想，完成了由純學術向政治實踐的過渡，學者成為政治幕僚，孟子也就自封為「王者師」。這套理論，使得學統、道統與政統融合無間，合二為一，從而「學」與「仕」不再有任何學理上的隔膜，「學而優則仕」變成了「直通車」，「士」變成「士大夫」成了順理成章之事，從這個意義上說，誰能說孟子的「融合三統」不是為後來的科舉取士奠定了基礎呢？同時，這一套政治構想上有六經之依據，下有統治者之扶持，從而使儒術後來「獨尊」。魯迅說，「孔夫子是中國的權勢者捧起來的」。權勢者為什麼單單相中了孔夫子，而捧他尊他呢？就是因為孟子的這套政治理論。毋庸諱言。以道德為基礎的政治必然是專制政治，而專制政治也必以道德為基礎。所以，孟子的這一套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的政治構想，必然與專制政治「狼狽為奸」，從而貽害無窮。簡單地說，孟子的政治構想是這樣的，很有一廂情願的味道：人本性是善的，因此就有仁心的苗子。把這仁心加以扶植，不讓其放失，且使之枝繁葉茂，便是養身了；然後用自身這光輝的形象作樣板，「刑於寡妻」(給妻子做道德規範)，便是齊家；「以御於家邦」(以此治理家國)便是治國；用仁政治國。就是行王道，行王道當然是「天下莫之能御」(天下沒有人能夠抵擋)，從此天下太平了。這種構想的幼稚性實在太明顯了，而這種幼稚的政治構想竟然蒙蔽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那些勞心竭慮想求治的士人們只知道耐心地等待一個不失仁心且能把這仁心報恩到廣大百姓的聖明君主，並且在無數次的失望後也想不出要另謀生路。直到「五四」後，以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十六人為代表的知識界，還提倡什麼「好人政府主義」呢。在孟子這一棵樹上，弔死了多少代的英雄豪傑與智謀之士？這裡面有統治者的陰謀吧？但我想，關鍵還在於文化自身的缺陷。即此一點，我斗膽說，中國的封建文化，有它不成熟並且永遠也不可能再成熟的地方。現代的讀者能覺得出孟子這一套構想的幼稚，應該說是得力於「西學東漸」，知道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從而換一個活法。古代的那些智謀之土，其個人智慧不管多大，也不能窺破這個文化陰影之中的機關。孟子的這一套宏偉的雄辯滔滔的政治構想，包含有嚴密的邏輯推理，似乎有不可搖撼的威嚴和合理性。但我想，他的前提是否錯了？一旦不能證明人性是善的，並且君主們都能不喪失這微弱的善的小苗苗，且在花天酒地醇酒婦人以及血腥「相斫」時，還能扶植這個小苗苗，使之蔚然而成大氣候，那麼，孟子的整個政治建築都將土崩瓦解。這就要談到孟子的「性善論」了。性善論是孟子對儒學的第三大貢獻。孔子不願意談人性，他可能意識到這是一個不能解答的問題。《論語》中只模糊地提到「性相近，習相遠」。只說人性之初大致相近、有共同的人性，並未作善惡之分。所以，從這一點講，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都與孔子不矛盾。但孟子的性善論實為儒家哲學、倫理學、政治學之基礎。在這一點上，孟子對儒家可謂功勛卓著。後來程朱等人嚴厲批評荀子的性惡論，並藉此認定荀子已失去儒家的根本，他們也算明白人，知道在性善問題上決不能作絲毫的讓步。因為這一步讓出去了，儒家就沒有立錐之地了。但非常令人為儒家擔心的是，孟子在他的七篇大作里並沒能證明「人性善」。程朱等生活在古代的書齋中的老儒、以及生活在現代洋樓里的新儒，管他進化了多少代，也還是不能證明「人性善」。不能證明人性善，卻依然不妨礙他們談「內聖外王」，甚至膨脹到認定儒學將要拯救世界，這就只能讓人覺得他們有點不誠實。我想，人性問題，無論是證善，還是證惡，都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持。這極有可能是一個不能證明的問題。它不屬於理性範疇，而可能屬於非理性範疇。孟子運用不少經驗證明，我們說，經驗證明不是有效證明。所以，若以經驗來證明，我們也可以證立人性惡。此外，孟子還特別喜歡類比證明，但用比喻論證實在是冒險的證明，也是證明的冒險，當然，也可能是一種有意為之的騙局，這要視證明人的品性而定。告子認為，人性如同流水，挖開西方則向西流，挖開東方就向東流。所以，就如同水沒有一定的方向一樣，人性沒有善與不善。孟子批駁說：「水確實不分東西。但也不分上下嗎?人性的善，就如同水往下流一樣。人的本性沒有不善的，水沒有不往下流的。」孟子不懂地球引力，但他看不出萬物都向下落嗎？難道有人看見蘋果落地會發現地球引力，而我們就只能以此證立一種道德觀點嗎？孟子犯的另外一個錯誤是，這個比喻論證可以證立其真，也可證立其偽，也就是說，水永遠向下，只能比喻人性有一固定趨向，但並不能證明它的具體方向。我們把孟子的原話改動一個字看一看：「人性之惡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惡，水無有不下」，改「善」為「惡」，這個比喻不仍然成立么?孟子能證明什麼呢?貳既然我們不能從事實上證明人性善或惡，那我們可能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做價值層次上的選擇。孟子已被自己的證明搞得焦頭爛額了，還不如趁早攤牌，獲得解脫。他有一句話，表明他認定性善，乃是出於價值考慮而非事實認定。這句話是：「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他的意思是你若說人性不是善的，那麼人要是做了壞事，並安心於做壞事，且聲稱這是出自人的本性，你有什麼理由制止他呢？唉，這位天真迂闊的孟夫子，他竟幼稚到想用道德激勵的方法來防止罪惡！而後來的人也確實這麼幹了：我們喊幾聲「皇上聖明」，心裡並不認為那個憨大真的聖明，而是想藉此鼓勵他變得聖明一些；喊「皇上仁慈」，也並不認為那兇惡的傢伙真的仁慈，而是想藉此使他不好意思兇惡。噫！當我們認定性善，撤去一切自我防範，把一切都交給這個偉大光榮正確的皇上後，我們除此之外，能有其他什麼法子么？誰讓我們撤除了對權力的戒備呢？是「人性善」呀！所以我們也只有等待著君主們偶一良心發現，像愛惜一頭牛一樣愛惜我們了。寫到這裡，我想起了黑格爾關於人性的議論。他首先承認無法從事實上證立性善或性惡，所以他認為，說人性善或說人性惡都對，但他下面的話很有意思：「人們以為，當他們說人性是善的這句話時，他就說出了一種偉大的思想；但是，當我們說人性惡時，我們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為什麼說人性惡比說人性善偉大得多？顯然精通邏輯思慮冷靜的老黑格爾比衝動激情的孟夫子老成而深刻，而中西文化在這裡顯然分出了一些優劣：說人性善，只能祈求人們向善，它相信人的自我道德約束，最終導致的是政治專權；說人性惡，便能積極地去防惡，它導致的是對權力的制衡。真的，孟子說出了一種偉大的思想，老黑格爾卻說出了更偉大得多的思想。叄孟子的言論，往往有不刊之論，這是其不朽之處。但這也是他的障眼法。他的正大之論，往往和他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不構成對應關係：他的哲理，或不能從他擺出的事實中推理出來，或不能解答他要論證的問題。所以，他的文章，徒以氣勢勝，而缺乏內在邏輯。如孟子講厚葬，主張「不以天下儉其親」，並且身體力行地厚葬了自己的母親。如果他要求造棺材的木匠都謹慎的重新選擇自己的職業，以完成道德自我完善，那孟子葬母的大典就完不成了，除非孟子自己去造棺。而那為孟子先母造棺槨的人也是不仁的嗎？如果說，孟子的「術不可不慎」是說，職業（或專業）也有道德與非道德之分，那麼，他的「為役」論，則又好像在說，地位的高低也有道德與非道德之分。一個大思想家竟糊裡糊塗地搞出這麼一個結論，真讓人為他臉紅。但程朱們還在那裡喝彩不迭呢！比較一下莊子的「盜亦有道」，我總覺得還是莊子可信一些。我有時在家裡發獃，像孟子這絕頂聰明的人，何以會犯這麼多簡單的邏輯錯誤。他不是說他為人有兩大優點，其一就是「知言」么？他曾指斥過他那個時代言論上的諸多毛病，把它們概括為詖辭（偏而不正的言論）、淫詞（過頭的言論），邪辭（不正當的言論）、遁辭（吞吞吐吐的言論）。孟子所談的，不是真道理，而是道理，是他想像中、主觀中的歷史。所以，他所談的，不是真道理，而是道理。他認定價值判斷優於事實判斷。甚至對歷史，他也採取這種態度。他所談的歷史，往往不是事實中曾有的歷史（他根本就沒興趣對歷史做事實的考證），而是他想像中的歷史，在想像中美化或醜化的歷史，或者說，是他主觀中的歷史。用這種態度來研究歷史，是不科學的，但他的這種方法，卻影響了中國幾千年，影響了中國知識界幾千年來關於歷史的信念和道德的信念。問題還在於，一個哲學家，對「真」不感興趣，他還能加哲學家么？他的哲學的貶值，不是必然的么？總之，孟子用正義的原則來代替邏輯的原則，又用他那半通不通的邏輯推理代替事實，正如同用復仇行為代替法律審判，又用推理來斷案。在先秦散文大家中，數孟子和莊子最為偏激，最鑽牛角尖，但他們的文章卻也因此最好看。與偏激的人聊天較有趣味，與公允之狀可掬的人打交道則乏味透頂。讀文章也是如此。張岱說：「人無癖不可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天真氣也。」是的，莊子有大癖，所以他的文章中有大的深情，深不可測；孟子有大癖，所以他的文章有天真氣，真氣淋漓。他們的文章，是天下之至文了！肆孟子政治構想的脆弱易碎，還不僅僅在於他的基礎「性善論」的可疑。這只是第一個問題。還有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同樣使它致命。這第二個問題是：即便出現了一個絕對的聖人，而他又具有了絕對的權威，他能僅憑一己的道德標準示範治理天下嗎？結論是明顯的，韓非等人也早就提出過這個問題，並給予了否定的回答。但歷史的儒家都拒絕討論這個問題。他們可以在「性善」問題上、「內聖」問題上糾纏不休，有時甚至氣壯如牛，但他們從來不敢在這個問題上即「外王」問題上戀戰。在這個實際問題上，他們只是虛晃一槍，趕緊溜走。他們寧願把一切責任都推給別人，說別人不真心誠意不修身齊家，而從來也不願意對自己的理論做一點點認真的檢討。一代一代的儒家在對自己理論的迷戀與狂熱中，已失去改過自新的機會了。現在，竟還有什麼新儒家在那裡痴人說夢似的老調重彈什麼「內聖外王」，或老調新談什麼儒學將要拯救世界。我本不想鞭屍，但偏有些人要借屍還魂，裝神弄鬼地蠱惑人心，我也就迫不得已了。其中有一篇叫《孔孟的道德和家庭》，就是刺一刺那個什麼「內聖外王」之道的。傅偉勛先生在他的《儒家心性論的現代化課題》一文中，說孟子關於他的「人性善」，有「十大論辯」。我的直覺是，真的真理只需要一個證明，甚至不需要證明，幾何學中「直線最短」就無需證明。連狗都知道循直線跑去搶骨頭，而不是彎彎繞地去，如一般有學問無見識的學者。所以，我以為，要批倒孔孟或者禮讚孔孟，不需要人山人海的大批判，也不需要學者們什麼「現代化轉換」之類的學問和功夫，只要請出孔夫人、孟夫人，讓她們談談孔聖人孟亞聖如何處理家及其效果，即可。《大學》上不是明白的宣稱：「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么？即便「內聖」了，「外王」還不是一句空話？伍孟子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這一點不比孔子，孔子堅如磐石。最早批評孟子的是荀子，這位和孟子同在稷下、同尊孔子的後輩好像和孟子有些過節，他對孟子的批評非常地感情用事，很有一些泄憤的味道。這與他一貫的公允平實大相徑庭。在與君主的關係上，孟子「大丈夫」氣太足了，使樂於做妾並做出甜頭做出味道來的他們頗為心煩。比如程頤，他贊孟子「仁義」，贊孟子「養氣」，贊孟子「性善」，贊孟子「以道自任」，一路贊下來，卻在另外一處停了下來，瞧來瞧去不順眼，嗅來嗅去不是味：「孟子有些英氣」——他說對了——「才有英氣，便有圭角」——他又說對了，鼻子靈，政治靈敏度高。大凡走狗，鼻子是第一位的；大凡做妾，善伺顏色是第一位的——「英氣甚害事」——害什麼事呢？照他的意思，當然是害成聖成賢之事。但我還是戳穿了他說，害成妾成臣之氣。孟子有英氣，英氣勃發，那是丈夫初長成時的陽剛之氣，浩然之氣。孟子有圭角，凜然難犯，那是男兒的錚錚傲骨，無一絲邪媚之態。這正是孟子最了不起的地方。而程頤，照他看來，孟子若去掉英氣，磨去圭角，圓滑邪媚，又酸臭冬烘，像他那樣整日龜縮在一己的養性齋中做所謂的道學，養所謂的心性，對天下洶洶罪惡裝聾作啞，以麻木不仁為聖賢氣象，以無同情心無良心為修成正果，那才算是成了聖。成了「聖」么?我看是成了「妾」了吧？那個程朱的道學，我越看越像「妾學」。「妾婦之道」是什麼呢?孟子早就說過了，也點破了：「以順為正」!「以順為正」了，還能有英氣么?我喜歡孟子，乃是相較於程朱們，就人格而言，我喜歡堂堂正正的剛烈漢子，而討厭那種百媚千嬌的溫軟小妾。孟子比起程朱，確乎是頂天立地的豪傑，硬漢子，他的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使得二程朱熹之流愈顯卑弱而孱頭，他的粗嗓門發出的是黃鐘大呂般的聲音，愈顯程朱們的聲音如尖細的秋蟲之鳴。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的關係，恰如夫妻關係。有時文化甚至連妻的地位都沒有，而是妾。妻妾很小心地侍奉丈夫，溫柔敦厚，即便怨也不能怒，即便哀也不能傷。「夫為妻綱」與「君為臣綱」是並列的，文人一旦做了「臣」，君就是他的綱，而「臣」與「妾」合成一個新詞叫「臣妾」。可見做了人家官僚機構中的一員後，便如同做了妾，臣為君所棄，降職，流放，亦如同美人之失寵，打在冷宮。縱使你有萬丈雄心，碰到哪怕是像宋孝宗這樣庸碌的君，你不也一變而為溫婉又悲凄的小妾?這種文化傳統太可怕了。但在孟子的時代情形還不是這樣。至少那時候諸侯多，又沒有包辦婚姻，更沒有「一女不事二夫」之說，所以，可以移情別戀，也可以獨身。孟子就有意識地保持自己的獨立，寧做處士(這個「處」也是「處女」的處呢)，也不隨便入你彀中。他在齊國就只做客卿，「不治而議論」，在「不治」中保持「議論」——也就是文化批判的權利、自由與視角，保持文化的獨立品格，他說，「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妾婦之道也就是為臣之道，他不願意順，所以他不臣。他要使自己的自由綽綽有餘。他還說，「大德者不官不王」，這更是知識分子和知識獨立的宣言。他不做臣，他要做「王者師」，王者若不認他這個師，他就做獨立的大丈夫。不吝去留，了無牽掛，就是不做委身事人的臣妾。孟子好辯。不過像孟子那樣盛氣凌人，黨同伐異，一般人是不願意和他辯論的。齊宣王常派人來請他去聊聊，實在是雪中送炭的。但他偏偏還擺架子，說什麼聖君有不招之臣，必須先師之然後臣之，讓齊王來見他。孟子好罵。他罵楊墨，但他更罵諸侯。他常常罵得宣王「勃然變乎色」，「顧左右而言他」，對梁惠王父子，他好像尤其惱火，一則當面罵梁惠王「率獸食人(帶著野獸來吃人!)這簡直是說出了專制君主的共同獸性。「不仁哉!梁惠王也!」再則背後罵梁襄王「不似人君」。他把當時所有的諸侯，一律罵為「五霸之罪人」，全都「嗜殺人」。我以為，在先秦，有五種主要的人格理想，其中一種就是孟子式人格，孟子式人格是什麼?就是大丈夫!富貴不能使他的心智惑亂，貧賤不能使他的節操改變，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這才叫做大丈夫！【原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我們再看看孟子「大丈夫」的表現。孔子是「畏大人」的，而孟子則越是在「大人」面前，越是昂揚一丈夫。孟子說：飲酒作樂，馳騁打獵，跟隨的車子上千輛，我即使得志，也不屑這樣做。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我不屑於乾的；而我的所作所為，都合乎古代的制度。【原文：般樂飲酒，馳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盡心》下】他們那種種腐朽與墮落的生活，即使我得了志，也不願意做，那我為什麼還怕他們呢？真正是「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種正大光明，這種浩然正氣，使得一切蠅營狗苟者都黯然失色。只有在這種偉大的「民」面前，君才會「輕」。孟子大倡「民貴君輕」，不亦宜乎!我很驚訝這樣的話出現在孟子的作品中。我想，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光輝頂點。偉大的人民能管理好自己，他們不需要聖賢與帝王的安排!「從來也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孟子的這種人格，也是時代的賜予。孟子是他那個時代原野上的參天大樹，也僅僅那個時代的原野可以有參天大樹。隨著專制漸深，能生長的也只有一些「無人知道的小草」，而滿足於「大地把我擁抱，太陽把我照耀」了。這些小草沒有精神，沒有性情，當然也就「沒有寂寞，沒煩惱」。時乎!時乎!事實上孟子如此大倡民貴君輕，辯才無礙，口若懸河，理直而氣壯，氣盛而言宜，若在後來大一統的專制王朝，早就禍從口出，斷送老頭皮了。哪裡還有什麼機會去做「亞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