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 ▏尚曉嵐：歷史學家為什麼放棄了人物傳記？

【核心提示】主觀願望欠缺，研究難度巨大，評價體系的壓力，使得歷史學視野下的人物研究成了被廢棄的土地，遑論進一步的人物傳記寫作。成名學者雖然考評壓力較小，選題自由度增大，但既有的研究路數已經養成，也很難轉向。種種原因錯綜糾葛，傳記作為一種極受讀者喜愛的體裁，從歷史學家的視野中遁去了，市面上的歷史人物傳記越來越像歷史小說，乃至歷史戲說。

今年是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先生誕辰110周年，三聯書店再版了《陳龍川傳》、《岳飛傳》、《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辛棄疾傳·辛稼軒年譜》、《韓世忠年譜》，即通稱的「四傳二譜」。鄧廣銘先生是宋史大家，成果豐富，而他最為人熟知的著作，莫過於「四傳二譜」。

由司馬遷開創的史傳傳統，綿延千載，原本是中國歷史研究的「正宗」。然而回頭一望，近幾十年，能夠進入大眾視野的歷史人物傳記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二月河、唐浩明等人的歷史人物小說，為歷史人物做傳的歷史學家更是鳳毛麟角，「四傳二譜」不知不覺間成了歷史書寫的遺迹。人物傳記，是大眾理解歷史的最佳入口，歷史學家為什麼放棄了這塊園地呢？

帶著這些問題，青閱讀記者採訪了鄧廣銘先生之女、北大歷史學系教授鄧小南，並約請歷史學家李開元先生撰寫回憶文章。鄧廣銘先生的「譜傳史學」，是一份需要被重新激活的遺產。

20世紀30年代中期，鄧廣銘先生在北大讀書，民族危亡之際，他的內心與歷史上的忠烈之士有著強烈的共鳴，同時受到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等西方傳記文學的影響，他發願融合文史，為英雄立傳。在胡適先生的指導下，他完成了《陳龍川傳》，由此開啟「譜傳史學」之路。

這條道路在當代的「中斷」，史學家很少涉足人物傳記以及敘事型作品，和時代的變化、學術追求的變化有關，也和學科分工和學術評價體系有關。

「我父親那一代史家有比較突出的個性色彩，稜角鮮明，民族情結、人文情懷也非常突出。不像我們都是在一個訓練背景里被磨得方方正正，大家研究的題目雖不一樣，可是多數人的風格很接近。」鄧小南教授告訴青閱讀記者，「那一輩人的性格是時代塑就的，背負著近代以來列強的壓迫、日本的侵略，這和我們在和平年代長大非常不一樣，做研究選擇題目和行文風格都會不同。像我父親研究岳飛、辛棄疾，他和研究對象是一樣的壯懷激烈，如果看從沒修改過的《陳龍川傳》和1945年出版的《岳飛》，這個特點尤其明顯；而我們會覺得要和研究對象拉開距離，客觀、公正、冷靜，是我們寫作時的關鍵詞。」

鄧廣銘先生為歷史上傑出人物立傳，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胡適先生當年開設的傳記文學習作課，他在課堂上走入譜傳的門徑，受到很大的鼓勵。胡適講這門課，一方面是訓練學生科學地分析和處理史料，一方面也體現了融合文史的傾向。但是在當代學科體系之下，文和史截然分家了。

「我們多半會認為，傳記寫作以中文系出身的學者見長，現在寫傳記的學者也多半是文學史背景的，他們也強調以史料為基礎，我們之間的距離不算太遠。」鄧小南教授說，「但是現在一些面向大眾的傳記，越走越遠，基本上把握不到它裡面的歷史脈絡和歷史積澱的深厚性，就是一個人物故事而已，它和史學傳統下傳記的內涵已經很不同了。」

「學科分開，史學家似乎覺得寫傳記不是我們的事了。」鄧小南說，「現在提倡『雙一流』，一流大學、一流學科，歷史學就得打造歷史學的東西，而不是把精力放在跨學科、交叉學科上。而傳記寫作是交叉跨界的，要求文史兼通。」

鄧小南回憶起1978年讀大一的時候，張廣達教授曾經說，如果寫論文選不出題目，不妨寫一個人物，因為寫人物脈絡清楚，對於本科生而言比較好把握。而現在她自己的學生，很少有人以歷史人物為題，寫單一人物的，僅有一篇本科生論文。「學生會覺得人物研究老套，題目一看就沒有創新。現在提倡創新，但往往是題目翻新、說法翻新，而不是實質內容新。大家好像都被催著往前跑，沒工夫停下來認真看看研究是否有實質的突破。而且真正的創新對研究者要求很高，像人物研究，這片園地往往是別人翻耕過的，下功夫深耕細作才有可能出新，所以你想誰願意選這種題目呢？」

主觀願望欠缺，研究難度巨大，評價體系的壓力，使得歷史學視野下的人物研究成了被廢棄的土地，遑論進一步的人物傳記寫作。成名學者雖然考評壓力較小，選題自由度增大，但既有的研究路數已經養成，也很難轉向。種種原因錯綜糾葛，傳記作為一種極受讀者喜愛的體裁，從歷史學家的視野中遁去了，市面上的歷史人物傳記越來越像歷史小說，乃至歷史戲說。

2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已經分離了

人物傳記，其實只是敘事型歷史寫作的一種，所謂「敘事」，簡單地說大約就是講故事，講人的故事或者某個時期的故事，和它相對的，是那種論文式的寫作。如果我們把視野擴大一些，其實不僅是歷史人物傳記凋零了，敘事型的歷史寫作也基本被我們的歷史學家放棄了。讀者對這類作品的強烈需求，要麼由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孫皓暉（《大秦帝國》）等民間作者、作家來填補，要麼由「甲骨文」系列等引進的國外作品來承擔。

中國的歷史學家，為什麼不再講故事呢？

周一良先生在鄧廣銘先生去世後，就「四傳二譜」說過一句值得琢磨的話，他說鄧先生「不但研究歷史，而且寫歷史」。

言下之意或許是，當代的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已經分離了。

在鄧廣銘先生的著作里，兩者是統一的。誠如「四傳二譜」的編輯孫曉林所說，鄧先生從人入手，觀照人所處的整個時代，而且往往是宋史上的關鍵時代。他的考索功力，在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鄧先生講過，研究歷史有四把鑰匙：職官制度、歷史地理、年代學、目錄學。他寫『四傳二譜』，這些就像鹽溶入水。」

鄧小南教授說，在中國傳統史學裡，研究歷史和寫歷史是分不開的，像司馬遷、歐陽修、司馬光，他們的研究和書寫是一回事，歷史敘述建立在個人或群體研究的基礎之上。「現在的確有兩分的傾向。史學近代化以來，日益要求專業性、精密性、客觀性、科學性。郭沫若、范文瀾那一代歷史學大家，雖然受到新的論述框架限制，但大體還是接續了『寫歷史』的路數。而現在，『研究歷史』是學者面向某個專題，用論文做闡釋；『寫歷史』則意味著敘述性的、更可讀的寫作，可以面向不同層次的讀者。」

對此，鄧小南教授覺得史學界應該反思。「現在催得太緊跑得太快，實際上有些東西是需要定一定神，停下來回頭看一看，究竟有什麼是我們應該繼承的，有什麼是需要揚棄的。我們缺乏整體的關照和思考。」她進一步介紹說，「其實，海外史學界這幾十年轉而強調敘述式的寫作，要講好一個故事，一個好故事或一組好故事可以成為學界承認的標誌性的研究成果。但在我們心中，還是會認為敘述是比較低層次的，而研究是高層次的、真正學術性的。」

鄧小南覺得，現在歷史研究有自身的學科規範，不可能完全延續中國傳統史學的路數，但是那種文史相通的思維，讓傳記重新成為歷史學和其他學科特別是和文學交叉融匯的園地，通過這個園地銜接大眾，是應該去做的事。「關鍵是我們要意識到這個必要性。如果有內在動力，又有一些資源的支持和鼓勵，把這份動力激活，調整不是特別難的一件事。有些東西只要有人肯持續去做，出現了有影響力的成果，就會逐漸做起來，吸引更多的人一起參與。」

對於當前一些暢銷的「歷史讀物」，鄧小南是有疑慮的，覺得它們大多缺乏歷史視野，是「站在今人立場上，應和時下趣味的戲說」。她表示，「歷史學還是需要陣地的。歷史學歸根結底是要讓全民，讓整個社會變得具備人文情懷和基本素養，從而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歷史學需要傳遞，不光是在大學課堂上、學者著述里，還是應該用雅俗共賞的方式，面向大眾傳播一些真正有學術含量的內容。」

原題：歷史學家為什麼忘記了「人」？——紀念鄧廣銘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