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同志：還沒平權，商業先行 | 長報道
文 | 劉璐
編輯 | 張薇
攝影 | 王海森（除署名外）
專欄作家朱莉（化名）將她的同志身份彰顯在從頭到腳的一系列小玩意兒中：一種海豚樣子的粉藍色性愛玩具被她隨身放在包里，那是一家女同社交軟體開發的，海豚溫柔的線條讓她覺得這就是她和女友的關係證明，有時候在餐廳吃飯，她就大方地把它擺出來，這個小物件會讓氣氛變得有些微熱；一款彩虹帆布鞋，她有一雙，鞋底和鞋帶是六色彩虹，鞋舌內部寫了一個只有她自己能看見的「proud to be」，帆布鞋生產商在宣傳時打出的口號是「平等」，這讓她動心；她最滿意的一根項鏈，是女朋友從一個拉拉設計師那裡買來的，兩個女生赤裸抱在一起，拉拉們聚會的時候，她會把她戴在脖子上。
每年6月的同志驕傲月，對於大學生林文來說，就有些不一樣。她聽歌用的手機App專門開出一個歌單「ta們為了愛，身披彩虹旗」，她喜歡聽竇靖童、陳粒，當然，蔡依林的《不一樣又怎樣》也讓她流淚。甚至有一天，她打開常用的打車軟體，發現所有車都變成彩虹色了，她數了數，雖然是7個顏色，但也讓她有些振奮，司機問她這是不是在搞什麼活動啊，她有點支支吾吾。
現代商業正給同志提供越來越多的選擇。
在國內一家旅行社工作的小毅，作為一名同志，清楚地知道同志情侶如果要一起出去旅行有多麼不方便。從2014年開始，他所在的旅行社就開始專門為同志旅遊開闢相關的項目路線。在彩虹泰國游里，同志們終於不用再像普通遊客一樣去看一整夜的人妖了。旅行社把他們安排住在曼谷一家老牌同志酒店裡，離酒店不遠的地方有一家男男按摩店，以肌肉按摩師著稱。白天，他們在天體浴場曬皮膚，到了晚上，就在曼谷無數個同志酒吧間遊離狂歡。曼谷的地圖，早被旅行社標記上了密密麻麻的gay目的地。這樣的同志地圖，旅行社還有很多，從洛杉磯的性感餐廳，到多倫多的酷兒小劇場，不久之後，北京也會有一張。
對同志來說，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即便是生孩子。Chris和Alex（均為化名）這對拉拉想要一個孩子。幾經打聽，2015年，她們終於找到一條可靠又安全的途徑。她們在一個美國網站選擇好她們想要的精子，以防萬一多購買幾個單位的量，在國內進行3個月的體檢，把結果發給美國相關機構的醫生，準備30萬，辦美簽，去美國。她們的計劃是，Chris經過排卵、試管受精，再把穩定的受精卵放置進女友Alex子宮內，如果一切順利，只需半年，她們就能擁有一個共同的孩子。Chris覺得這是一條可複製的道路，也可以讓更多的中國拉拉受益，於是帶著中國LGBT（廣泛代表所有非異性戀）的身份去和相關機構談，把過程中需要的2.5—3.6萬美元減少了2000美元。2016年4月，30多個拉拉跟隨Chris去了洛杉磯，一起完成了這件人生大事。有一些公司嗅到了商業的苗頭，找Chris想尋求合作。
越來越多的商家把他們的目光瞄準在同性戀市場上，一個反覆出現的數據是，來自LGBT資本公司（LGBT Capital）創始人保羅·湯普森的估計，中國的同性戀市場價值高達3000億美元，僅次於歐洲和美國。國外專業同志調研機構「CMI」的研究報告稱，LGBT人群的消費能力是異性戀的三倍以上。商家每花1美元在同性戀身上，就能賺回18美元。
就在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同性戀婚姻合法的2015年6月26日，隔著一個太平洋的中國商家在互聯網上也迎來了自己的狂歡。除了微軟、LinkedIn、星巴克等外國品牌開始紛紛表達對同性戀的支持與認同之外，中國品牌也不甘示弱地多彩了起來，紛紛在微博上打出＃lovewins#的標籤，一家大型國產電器公司發布了一款七色冰箱——「個性定製，為每一個不同的你」，某500強企業將自己的logo底色換為彩虹七色，一款國產手機殺毒軟體也手繪了一幅歪七扭八的彩虹標誌，寫著「勇敢愛」，用了7個顏色。
似乎一夜之間，同性戀就從枷鎖變成了榮耀。而大多數商家都不知道的是，1979年之後，同志們是用六色彩虹來代表自己的。
粉紅倒三角臂章，在二戰時期被納粹用作識別同性戀的標籤，後來粉紅色被同志們轉而用於表示反抗，和六色彩虹一起，成為最廣泛的代表同性戀的標誌。
現在，誕生的專門面向同志的商業被稱為粉紅經濟。似乎在粉紅經濟市場，同性戀們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
做公益出身的耿樂可能是最早在中國提出粉紅經濟概念的人。2016年5月，他的公司剛剛獲得了c+輪投資，沒過幾天，他前往聯合國總部做了一個關於如何利用互聯網開展艾滋病防治的演講。「我一直覺得粉紅經濟是推動同志可信度，消除人們歧視和溫和地推動同志運動的反歧視的一個重要的手段」，耿樂說。他的辦公桌上凌亂地放著和同志相關的產品，男同專用避孕套、潤滑油，同志主題手機殼。耿樂創辦的男同社交軟體blued有2000萬用戶，據耿樂說佔了男同市場份額的90%，這意味著，在中國，每天都有上百萬的男同在這個軟體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認識新的朋友。
中國最大男同社交軟體blued創始人耿樂，可能是最早在中國提出粉紅經濟概念的人
身價暴漲的耿樂，每逢演講都會這樣半開玩笑地開場：「我是同性戀。但你們千萬不要小看我。我的公司值1.8億元人民幣（註：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你們見過這麼多錢嗎？」這是一種策略，他始終覺得中國是一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在一個相對浮躁一點、經濟化程度特別高的快速發展的社會，經濟對於同性戀的可見度和反饋有特殊的歷史作用。」
提升同志可見度，耿樂之前走過別的路。最早他是體制內的一名警察，2008年奧運會，為了展示北京的開放和寬容，新華社撰寫英文報道介紹了北京最大的同志酒吧。耿樂覺得這可能是個機遇，便辭掉了秦皇島某警察局副處長的職位，來到北京做他的同性戀網站。海淀區一個接待他的警員勸阻：「你要還沒做，就別做了」，耿樂向對方保證絕不做違法內容。後來他把網站搬到朝陽區，兩個朝陽分局的警察來檢查，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同性戀現在在中國合不合法，政府都沒個定論」，耿樂笑著回：「當然合法。」
這些警察現在都成為耿樂朋友圈的好友，每次blued融資成功，他們會給耿樂點贊，留言：「等你敲鐘啊」。一起吃飯的時候，甚至告訴耿樂：「我上大學的時候，有個同學，也是同性戀。」
在耿樂眼裡，美國的同志運動進行了50年，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美國同性戀運動人士，美國政壇中第一位公開同性戀身份的人）是他們的領袖人物，他們有強烈的政治和權力訴求，但在中國不是，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讓這段路程縮短到了10年，「中國同志運動不直接對權力有所訴求，而是從意識形態和經濟層面去改變同志的地位。」
張惠妹曾動情唱著「我們的愛很像，都因男人而受傷」高調撐同志，她的演唱會，也成為男同們的大party。在北京，耿樂向主辦方申請買下一整片區域的門票，期待等阿妹唱起《彩虹》的時候，整個區域就把彩虹旗舉起來。可當他晃起那個大彩虹旗的時候，保安立刻禁止了他的行為，大家只能舉著手裡的小彩虹旗，晃啊晃，那是耿樂第一次見到那麼多彩虹旗。在廈門，主辦方主動找到耿樂，出資製作了一面目前國內最大的彩虹旗，還在演出前播放了blued的宣傳視頻。於是那面沒有在北京搖晃起來的巨大的彩虹旗，在廈門被現場傳遞了起來，從頭傳到尾，驚呆了阿妹，而拿著手機在人群中拍視頻的耿樂，站在彩虹旗下面，哇哇大哭。
好像被整個世界接受了一樣。
但對於女同社交軟體lesdo的聯合創始人凱西來說，走進市場的第一步，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女同社交軟體lesdo的聯合創始人凱西，她認為這個時代任何偉大的互聯網產品都在進行著某種社會變革
「其實互聯網行業，還是一個boy"s club。當你是一個做gay軟體的人，你跟男性投資人講性是一個剛需的時候，他半秒鐘就理解了，而像我們這種女性創業者，面對你的投資人，可能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先讓他明白你在說什麼。」凱西說。
Lesdo目前是中國最大的拉拉社交軟體，截至採訪時用戶統計300萬。lesdo的用戶平均每天花費的時間高達50分鐘，和facebook數據持平，幾乎是男同社交軟體的兩倍。凱西和朋友們最初是在豆瓣建了一個拉拉小組，那時候就發現拉拉對產品的黏性很高。而此前，即便像陌陌這樣一個不分性別的產品，也顯現出男性比較活躍的狀況，這導致人們通常認為男性的社交慾望更強，「這些就是男性化思維的產品。」她們深知女同的社交不是簡單的「約嗎？」，她對他們的投資人一一列出她們所熟悉的女性行為特徵，拉拉喜歡的消費方式，此前這些可能是與男同混為一談的。
凱西認為這個時代任何偉大的互聯網產品都在進行著某種社會變革，而她所做的，決不同於「用一個智慧與美貌的女性形象來號召女性們買洗衣液」，她更希望自己往女權主義靠攏，用商業實現對女同的賦權。
她們製作了拉拉微電影，中國的同志在電影里終於不再像以前一樣總是悲慘結局；她們也會鼓勵用戶在社區里分享「形婚是一種什麼體驗」，並不給予價值判斷；讓用戶自主談論關於可能被同志歧視的雙性戀；跨性別人群在社區里被歧視了，創始人站出來幫腔。
lesdo的技術總監、已婚直男軍座先生，已經很好地融入到了這個女性社區中。他有一個自己的lesdo社交賬號，花時間在社區逛盪，時常會有拉拉用戶和他加為好友。作為一個直男，他已「進化」到非常自然又清晰地使用術語分辨拉拉里的各種角色。進入公司之初，他和同部門另外幾個直男討論過「如果女兒是拉拉，能接受嗎」這樣的話題。軍座的回答是，不排斥，但會擔心，畢竟中國的大環境並不樂觀。另一同事的回答是，能接受，但會把女兒送到國外。現在入職兩年了，軍座的答案沒有變。
異性戀廖卓營是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走進粉紅經濟領域的。最初，他創辦了一個男同社交軟體——同志公園，理由是「男同志在陌生人交友上面，有比女性更強烈的慾望」。這個軟體發展的並不好，「男同領域國內國外紅海一片」。他直接放棄，轉身做了另外兩款軟體，拉拉社交軟體和形婚軟體。
他這樣和投資人聊他的計劃：「男同都是約炮啊、艾滋啊，很麻煩的。女同都很純，而且好多都是異地，而且女性愛消費，利於實現商業化。」投資人接受了，前前後後給他投了幾百萬。而形婚軟體「彩虹佳緣」一上線，直接引發了同志群體的批評。這種為同志尋找形婚對象的軟體的出現似乎是對正處于越來越開放和自由的同志群體的一個致命提醒——你們真的自由了嗎？
「我和耿樂交流過，他說他不會這樣做。」廖卓營和耿樂時常會出現在同一場合。一次公開討論上，耿樂還質問他，你一個異性戀幹嘛要來賺同性戀的錢？
可廖卓營覺得生意就是生意，「很多同性戀不也在賺異性戀的錢嗎？」現在談企業社會責任也太早，「中國的很多公司連員工的公民權都無法保障，就更不用談同志的權利了。但在我的公司，拉拉要是想去結婚，我是會給婚假的。」
在經歷了「彩虹佳緣」的第一輪線上試錯後，他決定把形婚業務發展到線下。線下業務位於北京中心市區的某寫字樓高層一個最隱秘的角落，門口沒有任何logo，6個6平米大小的密閉接待室，用來給有形婚需求的客戶進行兩兩洽談，私密又低調。
他們的客戶多來自軍隊、國家機關、公務系統的辦公人員。有人期待形婚可以減輕家庭和社會壓力，有人則寄希望通過婚姻來合法擁有下一代。彩虹佳緣員工薇薇安介紹，開業兩個月來，已經有一百多名同志選擇繳費成為會員，十幾對同志配對成功。一個來自湖北的富二代男同，是母親陪著一起來的，有一位匹配度超過90%的女同，他堅決不接受，他希望對方長發及腰，而這位女同的頭髮長度則只到肩膀。
彩虹佳緣的一個紅娘凱文是一位拉拉。她對形婚持中立態度，她並不覺得這個行為有多麼不齒，可能某天她出於無奈也會做這個選擇。但她覺得形婚需要慎之又慎，如果她判斷出前來諮詢的客戶似乎沒有那麼迫切的需求，會委婉勸對方放棄。
形婚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商機，廖卓營作為其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時常被國外的媒體，如《泰晤士報》《英國獨立報》等採訪，「他們那些外國人就是想看看中國有什麼奇葩玩意兒唄。」
來自美國的畢信樂認為，形婚的商機越成功，商界推動同志平等權益的行動就會越滯後。他在上海創建了一個公益平台WorkForLGBT，專註於中國同志在職場權利。
「在大半的西方國家，先有了幾十年的非營利LGBT社群的凝聚與建立，才引起了商界和市場對這個群體的關注和青睞。但是在目前的中國，許多大型企業跳過了這幾十年的歷史」，畢信樂擔憂，「專註粉紅市場的一些公司的聲音變得最響亮，但與此同時，非營利公益的LGBT組織卻缺少發聲的平台，難以引導和制衡商業化趨勢的過分野心。」
比起粉紅市場的繁華，他更關注這些公司有沒有關於LGBT的內部和外部行動計劃和政策，他們是否有通過反歧視行動計劃和政策保護自己的員工。
2014年在北京，一場由杜克大學舉辦的全球領導力會議上，13位中國本土和跨國企業的CEO全部是男性。會議最後，畢信樂深吸一口氣站起來問：「請問，在中國，各位和各位的企業如何吸引和培養更多的女性和男女同志成為領導者？」
一位中國IT企業的CEO回答：「我給你的建議是」——畢信樂回憶起他，形容他臉上帶著以恩人自居的微笑——「給自己找一個中國女朋友，然後你就會知道中國女人有多麼強大」，他並沒有意識到畢信樂是同志，也沒有解答他的問題。
2015年，畢信樂在上海舉辦了首屆中國LGBT人才招聘會，發出邀請的150家企業中，只來了17家大型外企，包括Google、奧美等一直有LGBT招聘傳統的企業。在中國媒體的報道中，這次招聘會變成了「首屆同性戀招聘會大半企業婉拒參加」。
畢信樂感到失望，他認為他很大的一個成功是把這個議題擺在了那133個拒絕的企業面前。「很遺憾，在中國，許多大型本土企業雖然已經嘗試主動接觸粉紅市場，但動機是外部力量，尚未意識到其員工以及人才市場也在要求企業從內部關注LGBT議題。」
這種略顯單薄的外部力量，使商家在面對同志消費者的時候，也難免呈現出錯位和尷尬。
主要喜歡女人的萬青有過幾次困惑。有一次發生在今年情人節。早上還沒完全清醒的她正躺在重慶老家的床上刷手機，朋友圈被一個國產手機品牌的一則同志議題廣告片——《愛情多元且平等》——刷屏，她正想為此點贊時，卻被其中兩張廣告海報驚醒。那兩張以同性戀情侶為主角的海報上，每一對身上都烙著兩行字：「兩個人在一起，這才是道德」以及「孤獨是可恥的，所以我們很光榮」，這讓萬青當時就有了生理反感：「原來單身的我正『可恥地做著不道德的事啊』。」
這是該手機為2016年情人節特別製作的廣告，廣告片以中國第一位公開支持同志子女的母親吳幼堅為主角，講述了吳幼堅坦然接受自己的同志兒子繼而幫助更多人的故事。
出於對「正確」的追求，該製作團隊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在拍攝前就跑到廣州與吳幼堅所在的同志公益組織「同性戀親友會」溝通；也從早期就開始和一家視頻網站溝通推廣的問題，對方擔心這個選題會有問題，要過目每一稿的腳本和視頻。
批評卻在他們的風險評估之外。萬青的解釋是：「它赤裸地將被歧視的羞恥和焦慮轉移給自我所想像的歧視鏈條下游：單身者。」
萬青第一次大規模被大眾知道是在2015年中山大學的畢業典禮上。一個在去學校的公交車上一時興起的想法，讓她最終身披一面彩虹旗上台與新來的校長握手，完成了撥穗儀式，社交網路將此行為翻譯為「女大學生在畢業典禮上出櫃」，那是7月4日，距離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同性戀婚姻合法剛過去一周，距離蘋果CEO庫克在公眾面前出櫃過去了9個月。
萬青在2015年中山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出櫃
那次出櫃之後，和庫克類似，萬青收到很多回饋，讚揚她充滿勇氣並向她諮詢出櫃建議，很多人開始鼓勵身邊的同性戀要出櫃，社交網路讓出櫃這一行為再次英雄化，萬青覺得很不好意思。「我後來分析我為什麼敢去出櫃，因為我有社群基礎。兩種人更容易出櫃，一種是有社會資源，一種是有社群基礎。庫克是有社會資源的，可能還有社群基礎。」萬青說，「庫克在他們看來是優秀的人，所以他的東西要去學習，非常的盲目以及盲從，非常權力崇拜。」
好像成為像庫克一樣的人，同性戀就會被接受了。這似乎也是在粉紅經濟整個發展進程中同性戀們找到的一條尋求認可的路徑。
在男同社交軟體zank針對男同做的消費習慣調查中，能清晰看到如下結果：同志比異性戀更愛用蘋果手機；同志更愛穿Nike和adidas等國外品牌；同志愛健身、愛美容等。
越來越多的異性戀在談及自己認識的同性戀時，關鍵詞往往是：帥氣、優秀、具有比直男更好的品位。
同性戀親友會執行主任阿強也認為這是同志獲得社會認可的策略之一，「塑造同志高收入形象可以是同志運動的一個階段，從都市的，白領階層的，和出櫃的開始，這個過程是更容易被看到的。」
但在萬青看來，這似乎陷入另一種霸權里，農村的或貧窮的或肥胖的gay要因此進入更無助的境地嗎？
「用的策略其實是同樣要檢查它的正義性的」，來自北京拉拉公益機構「同語」的徐玢說，同志運動是一個結果，也是一個過程。她戴著小眼鏡，說話慢條斯理。自從2004年從美國留學回來之後，她就一股腦把自己投入運動中了。最近，她關注的議題在性少數人群家暴、同志心理諮詢等領域。
2014年，徐玢做了《中國性少數群體家庭暴力研究報告》，試圖把性少數群體所遭受的家庭暴力也能寫進當時正在徵求意見的《反家暴法》里。在徐玢的研究案例里，性少數群體比異性戀遭受著來自更多層次和結構的家庭暴力，卻求助無門。
同志運動對徐玢啟發最大的是，這其實不是關於極少數人的一個平等，而是關於多數人去檢視自己的社會和生活的過程，「（解決了）整個社會結構為什麼會對一些人造成很大的不公（的問題），最大的受益者是多數人。」
在這個意義上，面對互聯網，面對粉紅經濟似乎正給中國的同志們帶來的革命性的劇烈的改變，徐玢並不太樂觀，「它沒有辦法改變同志所處的社會結構，也並不是平權脈絡中的主導作用，它其實還是一個利益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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