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案辨析針灸診療思想

摘要

通過分析王執中醫案以探討其針灸診療思想，主要體現為診斷時重視運用按診法以找尋受病處，受病處多為相應臟腑的背俞穴、病證局部或經驗穴；治療過程中，選穴一方面重視受病處的選取，另一方面重視類證腧穴相應，同時強調辨別疾病本質如先病後病、病位及新病久病等因素，隨證治之。

《針灸資生經》［1］（以下引用同此）是南宋醫家王執中在彙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太平聖惠方》及《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等前代醫籍基礎上，參合自己的臨床經驗類編而成，既博引典籍方書與腧穴專書、整理前人經驗，又重視臨床實踐，總結自己臨證心得，記載了大量針灸醫案，是一部針灸臨床名著。所載醫案一部分是對古代針灸醫家治驗的總結，而更多的則是王執中本人進行針灸醫療實踐的真實記錄。書中共載針灸醫案80多則，涉及近50種病證，其中醫案40餘則。通過對這些醫案的整理與分析，探討其針灸診療思想，以資啟示當下。

1 類證腧穴相應

類證腧穴相應，即某類（種）病證（症）選取某特定腧穴，亦可稱為治療特定疾病的特定穴，即是現代的經驗選穴。王執中在醫案後多以「凡……必（宜)……」的形式標示其治驗，即凡出現某種病證必灸（刺）某穴。這種病證可能是一類疾病，如精神情志病多取百會，也可能是某一癥狀如臍疼、灸神闕等。

關於一類疾病，如不明原因的神志病，包括不明原因引起的情誌異常常取百會穴。王執中在《針灸資生經》卷四雖從《千金要方》、《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太平聖惠方》等醫籍中輯錄大量治療精神情志疾病的腧穴方，但在其醫案中則不採用這類腧穴方，而是多取用百會穴或以百會穴為主穴進行治療，詳見下列幾則醫案：

（1）予舊患心氣，凡思慮過多，心下怔忪，或至自悲感慨，必灸百會。則以百會有治無心力，忘前失後證故也（兼服鎮心丹）（《針灸資生經·卷四·心氣》）；

（2）執中母氏久病，忽泣涕不可禁，知是心病也，灸百會而愈。執中凡遇憂愁凄愴，亦必灸此。有此疾者，不可不之信也（《針灸資生經·卷四·心憂悲》）；

（3）有士人妄語異常，且欲打人，病數月矣。予意其是心疾，為灸百會。百會治心疾故也。又疑是鬼邪，用秦承祖灸鬼邪法，並兩手大拇指，用軟帛繩急縛定，當肉甲相接處灸七壯，四處皆著火，而後愈（《針灸資生經·卷四·癲狂》）；

（4）有人患癇疾，發則僵仆在地，久之方蘇。予意其用心所致，為灸百會。又疑是痰厥致僵仆，為灸中管，其疾稍減，未除根也。後閱《脈訣》後通真子有愛養小兒，謹護風池之說。人來覓灸癇疾，必為之按風池穴，皆應手酸疼，使灸之而愈（《針灸資生經·卷四·癲疾》）；

（5）舍弟登山，為雨所搏。一夕氣悶幾不救，見昆季必泣，有欲別之意。予疑其心悲，為刺百會不效，按其肺俞，雲其疼如錐刺。以火針微刺之即愈。因此與人治哮喘，只謬肺俞，不謬他穴。惟按肺俞不疼酸者，然後點其他穴雲（《針灸資生經·卷四·喘》）。

上述5則醫案中均用百會穴治療，所治疾病雖癥狀各異，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均屬於心神疾病，癥狀分別為：

①心下怔忪，或至自悲感慨（心氣）；

②忽泣涕不可禁；

③妄語異常，且欲打人（癲狂）；

④發則僵仆在地，久之方蘇（癇疾）；

⑤見昆季必泣，有欲別之意（喘）。

通過分析上述5種病症發現，共同特徵是均表現為精神情誌異常，王執中認為心主神，故這些精神情志類疾病均與心神有關，屬於「心疾」或「用心」（用心過度）所致。後3則醫案中，雖用百會治療後疾病未愈，而是取用其他腧穴治癒。但王執中認為，這些精神情誌異常是由於心疾或用心所致，故均首選百會，可以說這是王執中治療心疾所致神誌異常的主導選穴思想。在此，暫且將這種病證取穴方式名為「心神病證取百會」，即無論疾病表現為什麼癥狀（如上述5則醫案中提及的心下怔忪，自悲感慨，忽泣涕不可禁，妄語異常，且欲打人（癲狂），僵仆在地，久之方蘇，見昆季必泣，有欲別之意（喘）等），癥狀表現各異，但其本質只要屬於心神異常病證，均選取百會穴，形式類似於「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等四總穴歌的歸納方式，四總穴歌強調的是病變部位與腧穴的對應關係，而「心神病證取百會」強調的是病證類屬與腧穴的對應關係，暫稱之為「類證腧穴相應」。另卷七「赤白帶醫案」中，雖取帶脈穴而取效，但王執中認為如再灸百會效果更佳，因為「此疾多因用心使然故也」，這也是他「心神疾病取百會」類證腧穴相應思想的又一明證。黃龍祥［2］研究認為，「腧穴主治的表述，其主要模式應該是以特定部位概括，或者在所概括的『部位』下列舉最成熟、最常用的病證……其次是用『熱病』、『水病』、『風病』這類類屬病證概括」，王執中對於這種心神病證取用百會的思想當屬於後者。

筆者對《針灸資生經》卷三至卷七中所有提及百會穴的條目進行了統計（醫案除外），其中共有51條，涉及病證有脫肛、汗出而嘔痙、唾沫、吃食無味、瘧、少心力、忘前失後、心神恍惚、中風心煩、驚悸健忘、小兒驚啼、多哭、癲、癇、狂、角弓反張、中風、屍厥、耳鳴、耳聾、耳痛、頭目痛、頭鼻塞等20餘種，然而在王執中的40餘則醫案中，取用百會穴的醫案即上述5則，之所以如此是由於王執中認為百會具有治療心神病證的作用。通過對古今文獻研究，黃龍祥［3］對百會穴適應症提煉總結為頭目及心神病證，並在其所附「臨床應用舉例」中將百會穴適用病證分為心神病證、頭痛眩暈、五官病證、中風、小兒病證、婦人病證、脫肛及其他病證共8類。此處總結心神病證與王執中的5則醫案及其潛在的「心神病證取百會」類證腧穴相應思想一致。

在上述後3則取百會不效醫案中，後分別取它穴而效如：「士人妄語異常」案，王執中認為患者表現為妄語異常且欲打人，「予意其是心疾，為灸百會。百會治心疾故也」。然而卻是採用「秦承祖灸鬼邪法」而治癒。「有人患癇疾」案，由於患者表現為「發則僵仆在地，久之方蘇」，王執中認為「其用心所致，為灸百會」。然而病未愈，後又疑其是痰厥所致，灸中管（中脘）後疾病稍減。後閱《灸經》發現風池治療說，王執中按壓患者風池發現應手酸疼，故灸風池而愈。「舍弟登山」案，由於癥狀有「見昆季必泣，有欲別之意」，故其診斷為心悲，採用針刺百會治療，這正是由於他認為百會穴是治療精神情誌異常的效穴而為。然而針刺百會未愈，由於本病主要表現是氣悶，後按肺俞出現壓疼，終以火針刺肺俞治癒。

通過上述分析發現，凡出現精神情志癥狀，王執沖均選取百會穴：「執中凡遇憂愁凄愴，亦必灸此。有此疾者，不可不之信也」，「百會治心疾故也」，這說明王執中認為出現精神情志疾病或用心所致精神情誌異常必選百會。後3則醫案先取百會穴均未取效，由於精神情志均非主症，而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一種兼症。由此看來，針對病證取穴要辨准病證本質（詳見下「重視病本，隨證治之」）。

在王執中醫案中，類似「凡……必（宜）」的描述很多，如

「凡腦冷者宜灸此」（卷一·囟會），

「凡脾疼不可忍，飲食全不進者，皆宜灸」（卷一·中脘），

「凡遇憂愁凄愴，亦必灸此」（卷四·心憂悲），

「凡腦痛、腦旋、腦瀉，先宜灸囟會，而強間等穴，蓋其次也」（卷六·腦痛），

「凡臍疼者，宜灸神闕」（卷五·臍痛），

「凡治腳腫，當先三里而後陽蹺等穴可也」（卷五·腳腫），

「予因此灸腸風，皆除根」（卷三·便血），

「與人治哮喘，只謬肺俞，不謬他穴」（卷四·喘）等等。

以上這類描述反映了其針灸治病選穴的主導思想，暫且名之為「類證腧穴相應」選穴法。

2 重視病本，隨證治之

如上所述，王執中重視類證腧穴相應，類證並非指癥狀而是疾病本質，強調「隨證治之」，證變治亦變。此處類證所表達的概念，並非現代中醫通常認為的證型，而是表達疾病本質的某些因素，如先病後病、病位、兼症、病程長短、病機等，主要含義即並非相同癥狀即取相同腧穴與治法，而應根據表達疾病本質因素的不同而治療（包括治法、選穴等）有所不同。這就解決了長期以來針灸治療時的一個困惑：一個腧穴主治許多不同癥狀，同一癥狀又見於許多不同腧穴主治，以致治療選穴時無所適從。

依據先病後病而選用不同腧穴：卷五「肩背酸痛」病症下，王執中先列舉歷代醫籍中治療肩背疼痛等病症相關的內容條文，後附以其醫案：「肩背酸疼，諸家針灸之詳矣，當隨病證針灸之。或背上先疼，遂引肩上疼者，乃是膏肓為患。《千金》、《外台》故云：『按之，自覺牽引於肩中是也』，當灸膏肓俞，則肩背自不疼矣。予嘗肩背痛，已灸膏肓，肩痛猶未已，遂灸肩井三壯，而愈。以此知雖灸膏肓，而他處亦不可不灸雲。」此處，本人醫案之前，他先引述《千金》、《外台》中以膏肓穴治療肩背酸疼，然而在其醫案中先用膏肓穴治療無效，繼而又用肩井穴而取效。由於其醫案與歷代醫籍所載及《千金》、《外台》所載不完全相符，故其明確提出「肩背酸疼，諸家針灸之詳矣，當隨病證針灸之……以此知雖灸膏肓，而他處亦不可不灸雲」，認為病證雖都表現為肩背酸疼，但要根據具體病症不同本質而選用不同治療方法。

根據病程新久而選用不同治法，即新病多針，久病多灸。王執中雖非常重視灸法，但他仍認為初病不宜使用灸法。如「久嗽最宜灸膏肓穴，其次則宜灸肺俞等穴。各隨證治之，若暴嗽則不必灸也。有男子忽氣出不絕聲，病數日矣。以手按其膻中穴而應，微以冷針頻頻刺之而愈。初不之灸，何其神也（《針灸資生經·卷四·咳嗽》）。」「舍弟腰疼，出入甚艱。予用火針微微頻刺腎俞，則行履如故，初不灸也（《針灸資生經·卷五·腰痛》）。」「執中母氏常久病，夏中腳忽腫。舊傳夏不理足，不敢著艾。謾以針置火中令熱，於三里穴刺之，微見血。凡數次，其腫如失去（《針灸資生經·卷五·腳腫》）。」

依據病機不同而選用不同腧穴，如卷五2則「腰痛」案：

①「舍弟腰疼，出入甚艱。予用火針微微頻刺腎俞，則行履如故，初不灸也」；

②「屢有人腰背傴僂來覓點灸，予意其是筋病使然，為點陽陵泉令歸灸即愈。筋會陽陵泉也」。

上述2例同為腰痛，而分別選用腎俞和陽陵泉治癒。此處王執中雖未明確其診病依據，即為何「舍弟腰痛案」選用腎俞，而「有人腰背傴僂案」選用陽陵泉，但在「有人腰背傴僂案」中指出的是由於筋病所致：「予意其是筋病使然」，故取筋會陽陵泉。其後，還明確提出「腰疼又不可專泥腎俞，不灸其他穴也」，這表明同一癥狀並非選取相同腧穴，而要根據不同病機而選用不同腧穴。

3 重視「受病處」

受病處王執中明言為「按其穴酸疼即是受病處」，實即傳統針灸所謂的阿是穴，現代所謂的疾病反應點，無論從診斷方法、治療選穴及取穴，均很重視受病處。從診斷的角度，重視按診法的應用，通過按診法找尋壓痛點以確認病位所在；從治療的角度，重視選取受病處；從取穴的角度，重視尋找「受病處」壓痛點具體所在部位：「須按其穴疼痛處灸之，方效」。王執中還在《針灸資生經》卷二特設「針灸受病處」專篇加以說明，惜已亡佚。

王執中在其40餘則醫案中，有10餘則均選取受病處。通過按診法找尋病位所在，繼而選取受病處作為施術部位，如卷四「舍弟登山」案中：「舍弟登山，為雨所搏。一夕氣悶幾不救，見昆季必泣，有欲別之意。予疑其心悲，為刺百會不效，按其肺俞，雲其疼如錐刺。以火針微刺之即愈。因此與人治哮喘，只謬肺俞，不謬他穴。惟按肺俞不疼酸者，然後點其他穴雲。」在卷三「便血」醫案中，他甚至認為按其酸疼方可，不疼則不可，選取受病處是治療取效的關鍵所在：「予嘗用此灸人腸風，皆除根本，神效無比。然亦須按其骨突處酸疼方灸之，不疼則不灸也。」類似醫案還有癇疾在風池穴有壓痛，夢遺在腎俞有壓痛，腸痛在大腸俞有壓痛，咳嗽在膻中有壓痛等。以上所述壓痛點均為經穴，另還有選取疼痛局部作為施術部位即阿是穴：「予嘗於膏肓之側，去脊骨四寸半，隱隱微疼，按之則疼甚。謾以小艾灸三壯，即不疼。它日復連肩上疼，卻灸肩疼處愈。方知《千金方》阿是穴猶信雲（《針灸資生經·卷五·背痛》）。」

「受病處」除表現為壓痛點外，還可表現為局部其他癥狀，如王執中「出冷汗」一案，由於在其膏肓穴處出冷汗，故而灸膏肓穴而愈：「予每遇熱，膏肓穴所在多出冷汗，數年矣，因灸而愈」（《針灸資生經·卷五·背痛》）。

綜上，從部位來看，受病處既可是腧穴亦可是局部部位，從反應點表現來看，既可是壓痛點亦可是異常反應點。受病處與疾病的關係，多表現為相應臟腑的背俞穴、病證局部或經驗穴。

4 小結

《針灸資生經》卷三至卷七是本書的主體內容，除其醫案外，均為輯錄前代醫籍內容，是將相似內容以病證為綱分類相從。因此，本文從王執中醫案著手，分析其診療思想。通過分析發現，其診療思想主要體現為診斷時，重視運用按診法以找尋受病處，受病處多為相應臟腑的背俞穴、病症局部或經驗穴；治療過程中，選穴一方面重視受病處的選取，另一方面重視類證腧穴相應，同時強調辨別疾病本質如先病後病、病位及新病久病等因素，隨證治之。

［1］王執中，王宗欣，黃龍祥校注．針灸資生經［M］．//黃龍祥．針灸名著集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292．

［2］黃龍祥，黃幼民．針灸腧穴通考（上）［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52．

［3］黃龍祥，黃幼民．針灸腧穴通考（下）［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1245．

原載於《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013年11月第19卷第11期

從醫案看趙輯庵針灸學術思想

本文通過對趙輯庵醫案及主要著作分析，發現其作為民國早期針灸醫家，受西醫影響較少。針灸治療時強調辨證（症），認為辨證準確是治療的首要因素，臨證時多採摭《內經》之說，效仿仲景六經辨證；強調辨經選穴、辨性定法，用針用藥理相通；重視針刺補瀉操作手法，認為行針是對一腧穴實施手法完畢出針後才針刺另一腧穴，與現代通行進針後遲久出針的方法不同；針灸驗案記載詳明，詳細記錄患者的癥狀（包括脈象），診斷病症歸經，選穴、具體的針刺補瀉手法或灸法，或服藥，疾病轉歸，及誤治等，可謂是現代辨證論治診療模式的雛形。

趙輯庵（1877—1938），名趙熙，號遁仙。清末民初醫家，因療效顯著而聞名山西，被譽為「三晉名醫」，尤善針灸。1912年，北洋政府欲取消中醫，中醫面臨淹沒的危險。為使中醫不致湮滅，他編撰《針灸傳真》八卷，在孫秉彝（當時駐防於雁門關的騎兵團長）支持下，於1923年由山西代縣石印局出版。他以後還陸續編寫許多醫學筆記及秘方、單方等，這些資料手稿均記在《夏屋山房筆記》，又稱《夏屋山房醫學叢書》，因民國期間戰亂紛繁，未及出版，而毀於戰亂。其中關於針灸的《針灸要訣》、《按摩十法》、《針灸驗案》及《針灸經穴圖表》四卷內容，幾經轉移得以保留，後由其女趙玉青（彩藍）於1997年將四卷集為一冊由中醫古籍出版社出版，名為《針灸要訣與按摩十法》。這樣，他的《針灸驗案》才得以流傳。

在《針灸驗案》專設「凡例」一節，以說明記載醫案的目的、原則、體例，以方便讀者。該書是趙輯庵從數十年針灸治療取效難以數計的病例中，每症各舉二三例，每案皆記述詳細，證據真切，是其心得經驗的結晶，「是書本數十年心得經驗，皆有真切證據，取效後始敢立論」，「是書所列各病，系歷年針灸經過取效者，雖同病同刺，難以數計，然每症各舉二三例，亦足為辨經取穴之用。」該書共記載104則醫案，包括趙輯庵51種病症80則醫案，其三弟趙傑醫案8則，其女趙玉青醫案11則，其子趙繼周醫案5則。

該書每案均記載詳細，以方便初學者學習之用，這也是趙輯庵編輯的目的之一。他強調：「是書所針沉痾痼疾，並著明取何經，刺何穴，用補用瀉，手法分明，且並敘針過幾次，灸過幾次，初效若何，繼效若何，終效又若何，次序不亂，最便初學。」此外，他還記錄病因為何、病在何經何臟，不僅有助於初學者學習之用，還可以藉此了解他的診療思路和方法。

2強調辨證（診病），尊崇岐黃仲景

趙輯庵在針灸驗案中，常強調辨證（診病）準確，則取穴少且療效迅速，往往取一穴、兩穴而出針或針未出即愈者很多。如張涇川頭痛案，「每發頭頂如錐刺，連及前額，不住以手重按痛處，一鬆手則更甚……此症是督脈、太陽結邪所致……先取足上兩崑崙，及頂後風府一穴，而大瀉之，出針痛止。」該書中類似醫案很多，不僅趙輯庵醫案如此，其女、其弟、其子醫案如此者亦有。

若辨證不準，則疾病難以痊癒，即使當時緩解，也會再複發。如在他自己頭痛醫案中，由於疼痛部位在耳下頰車，眼下四白穴處，用針瀉瞳子髎、大迎，疼痛略減，短時而又複發。又用三棱針刺疼痛局部的頰車、頭維、下關、角孫出血，疼痛減輕，然而過時又再發。後通過觸診，發現邪結於天樞穴，用針瀉天樞穴，針刺後疼痛立止，頭部也覺清爽。另如在其牙痛一案中，初以為風寒所致，服用疏風散寒之劑未效，後又針下關、頰車、大迎諸穴，痛稍減短時又複發，後明確為血毒蘊結天樞穴所致，經針瀉天樞穴而牙痛愈。由此，只有辨證（症）準確，才能痊癒。

在其醫論中，趙輯庵也首先強調辨證診病對於治療的重要性，並認為辨證準確是針灸取效的先決因素，「針灸難，認病尤難」、「認穴不難，辨病難……同一病也，而寒熱不同，虛實不同，在陰在陽不同。在表在里不同。」他在其《針灸傳真》卷一專設「辨症」一篇，並作為開篇「濫傳針灸之罪」後第二篇，可見他對辨證診斷的重視。

辨證（症）診斷，他認為必須先要研習張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推崇其六經辨證。在《針灸傳真·辨症》中提出「欲認病，先讀岐黃仲景等書。未有不讀岐黃仲景等書，而見病能辨寒熱虛實者。亦未有不辨寒熱虛實，而施針灸能收效驗者。……不讀是書者，不可與言針灸。」雖然《傷寒論》、《金匱要略》重在方劑，而對於針灸涉及較少，然而，他認為針灸治病之理與方葯通，「漢之仲景《傷寒》、《金匱》，雖詳於湯液，略於針灸，而辨證立方，知藥石之所治者，則知針灸之所施。」

在驗案中，他多遵《內經》、《傷寒》，如張志儒鼻淵案，經十餘醫醫治無效，前醫多用散頭部風寒、或清肺中火熱的方法，然趙輯庵則據《內經》「膽移熱於腦，而為鼻淵」的記載，而取膽經風池、膽募輒筋、肝經期門及服龍膽瀉肝湯以清瀉肝膽經，而治癒七八年之久的鼻淵。再如慶華迎風流淚案，據《內經》補天柱治療記載，知是太陽經虛所致，故採用補天柱及崑崙而治癒。如在傷寒驗案中，他指出「傷寒種類不一，而針刺者亦各別，仲景《傷寒論》分辨六經，針灸家亦辨六經」。

趙輯庵針灸治病強調辨經選穴、辨性定法，用針用藥理相通。

辨經選穴，即是通過辨病變所屬經脈或所屬臟腑選相應經脈腧穴或臟腑俞募穴等；

辨性定法，即是通過辨別病症的寒熱虛實屬性以確定補瀉手法或灸法；

用針用藥理相通，即針灸治病與藥物治病醫理相通，當補則補，當瀉則瀉，當調臟腑則調臟腑，在其針灸治病的論述中往往比附中藥，在醫案中也多針葯並用。

在其驗案中，多明確寫明病症所屬經脈或臟腑，再據此選穴，如他治療六例頭痛症案：

張涇川頭痛案辨為「督脈、太陽結邪」，選取太陽經兩崑崙及督脈風府；

程秀英偏頭痛案辨為「少陽膽經伏邪」，選取兩風池穴；

王玉蘭頭痛案辨為「肝氣鬱結」，選取肝經期門及膽經風池穴；

趙輯庵自己頭痛案辨為「血結天樞」，則針刺天樞穴而愈；

黃五娃頭痛頭暈及李三串頭痛如錐刺案，均通過三棱針刺頭上五行幾穴出血而愈，這2例主要由於火邪上沖或瘀血所致。針對這種情況，趙輯庵在《針灸傳真》特撰文「刺頭上五行各穴出血之經驗」，論述用三棱針刺頭上五行包括督脈、手足陽明、手足太陽、手足少陽7條經脈所屬腧穴出血，以治療「頭暈、頭痛、眼眩、眼痛、耳鳴、耳痛、面腫、面痛及一切火邪上沖頭面之症」，並指出根據病情輕重決定腧穴數量，不必針刺所列舉所有腧穴。

在其醫案中，還以「鼻淵刺法宜取膽經」、「牙疼症宜辨經別穴瀉氣散風出血」及「咽喉腫痛宜分經辨穴」作為醫案標題，以突出辨經選穴在針灸治療中的重要性。其他醫案標題雖未明確辨經選穴，但也多是先辨經再選穴，在此不一一舉例。病症診斷明確、辨經選穴後，便是補瀉手法的確定。趙輯庵在其醫案中，對每個腧穴的補瀉均記述明確，或補，或瀉，或灸，或刺出血。

對於因邪氣所致的實證，多採用針刺瀉法，如張涇川因外感所得頭痛，用「大瀉之」；王玉蘭肝氣鬱結所致頭痛也用瀉法；痰氣隔胸上下不通一案中，因痰涎壅聚胃脘，氣結在胸，屬於邪氣結聚之實證，故針用瀉法，「先瀉中脘，行六陰數，又繼針兩肺俞，瀉法如前，後又針瀉兩天樞，先搓轉，後繼提插，出針時，又使白虎搖頭之法，以泄針孔穴下之邪」，且對於補瀉手法的操作描述詳明。

對於迎風流淚一案，診斷為太陽經陽虛，用補法，並詳細描述補法操作過程，「行九陽數，補其不足，出針後，急以手指揉閉其穴眼」；又如王植卿之父半身不遂案，診斷為本病是由中氣不足所致，故針用補法，同時用灸法，「補氣海一穴，以益生氣之根，先行搓轉，繼用緊按慢提手法，從衛取氣置入營分，手法畢，各灸十四壯。略停片刻，又為之補左腿絕骨穴，以益髓氣，補右腿陽陵泉，以益筋氣，又補右腿之三里一穴，以益胃氣」。先確定病證虛實寒熱，再選擇補瀉手法，病證虛實寒熱屬性是判定手法的依據。

一般來看，針灸多注重部位和經絡辨證，而較少涉及臟腑，然而趙輯庵則認為用針與用藥理相通，與臟腑相關者亦從臟腑論治。如尹福羊痢疾一案，初針中脘、天樞（雙）、三陰交（雙）5穴，以調和胃腸，清肝脾腎之邪，以為可以痊癒，然而患者僅腹痛減，次數減少，而里急後重、紅白如故。至此，趙輯庵認識到是由於肺氣下迫，肝氣鬱而不疏所致，用藥治療痢疾以「調和肝氣，清理肺氣」為主，用針之理與用藥相通，所以用針亦然，故又針瀉章門，該穴屬肝經，又是脾之募穴，以疏肝醒脾，瀉肺俞以清手太陰邪氣，又瀉巨虛、足三里，解腸胃之鬱結而愈。選取章門及肺俞是針對肝氣鬱結而致里急後重，他在《針灸傳真·刺痢疾》卷二論述「刺痢疾」篇中，指出「治痢疾者，未有不兼調肺肝而能治癒者。」這不僅體現了用針用藥理相通，也體現了他治病首重辨症（病）的思想，只有辨證（症）準確，才能治療正確。

趙輯庵在其驗案中，對於手法操作的記述，多是先刺某穴，行某手法，出針，再刺某穴，行某手法，如李智黃疸病「先取巨闕、兩內關，大瀉之，始行搓轉手法，繼施提插手法，終又以白虎搖頭之法，出針以瀉其氣，手法畢，又瀉兩章門……手法如前」等，是對一腧穴實施手法完畢出針後才針刺另一腧穴，與現代通行的針刺方法不同，現代多針刺所有腧穴後，留針一定時間後再一起出針，間或捻轉針柄一兩次。

趙輯庵在《針灸傳真》卷一設「辟市醫行針之謬」專篇，論述何為行針及市醫行針之謬。他認為「行者，往來不息，即不住循按，不住搓轉，未有手不動而針自行之理，亦未有針不動而氣自行之法」，行針，即是行針者手不離針，針不離手，以手行針，以針行氣，行針完畢後才出針。何時為行針完畢而出針呢？他認為對於由邪氣引起病症，以邪退作為出針的時機，「瀉法也，針未松而邪未退，不能離穴」，形象地與氣筒抽氣類比，「欲瀉其氣者，如用抽氣筒抽氣，不住抽壓，則筒乃成空，停手不抽，而求其氣空，有是理乎？」；對於氣不足病症，他認為以氣足作為出針時機，「補法也，寒未熱而氣未足，不能停手」，形象地與洒水澆田類比，「欲補其氣者，如撒水澆田，不住撒澆，則田乃盡溉而畦四滿。停手不撒，而求田畦滿，又有是理乎？」

他認為市醫插針之後不行針而遲久出針，無異於「身被荊棘刺入，徒傷好肉，而無益病邪」，認為市醫誤解行針本意，「市醫誤解行針之意，則誤用行針之法，嘗見其每針一病，於進針落穴後，將針直插穴內，誡病者勿稍移動，己則移坐旁邊，飲茶吸煙，遲久，將針柄略轉三兩次，或以指頭輕彈數下，又照前離開，問其何意，則雲『補瀉也』，『彈努也』，甚或早插一針，晚乃取出，其無理非法之行，實有令人不解者。……市醫之插針不動，遲久出針，非行也，欺人之術也，謬之甚矣。

趙輯庵認為以葯治療是按病立方，以針刺之，是辨經取穴。民國之前，針灸治療文獻較少，腧穴文獻較多，即使《針灸資生經》、《針灸大成》等針灸醫籍專列有病證治療選穴篇章，也記載較略，且據黃龍祥考證，這些篇章也是由腧穴主治轉換而來。趙輯庵在其驗案中，詳細記錄患者的癥狀（包括脈象），診斷病症歸經，選穴、具體的針刺補瀉手法或灸法，或服藥，疾病轉歸，及誤治等，可謂是現代辨證論治診療模式的雛形。

趙輯庵不僅在針灸驗案記載中體現其辨證論治的診療思想，在《針灸傳真》卷二各疾病治療篇也多有體現。如他在「刺傷寒」篇認為不必拘泥以往針灸諸書記載，臨症時辨證取穴定法，「臨症行針時，辨脈色，審病情，知六氣標本之所在，行先後主客補瀉之針法，不必廢針灸諸書所舉之穴，亦不必泥針灸諸書所舉之穴，對症施針，按經取穴，宜補即補，宜瀉即瀉，何穴可以出其血，何穴可以用行針，不泥法而法自存」。

在「刺痢疾」篇，更明確指出《針灸大成》引《神應經》治病選穴欠詳明，未分經施刺，為學者造成困擾，造成單用針灸不能治療痢疾的錯誤認識。鑒於此，他將不同類型痢疾根據癥狀體征，分為不同類別，分別選用不同腧穴和刺灸方法，並比附方葯，如「系下利清谷，里寒外熱，汗出而厥者，服藥宜通脈四逆湯，用針則宜取腹上氣海、天樞及三陰交等穴，用平補平瀉法，以調和其氣。針後各灸十數壯，則寒退而陽回，痢疾自愈。」此處他雖未明確提出辨證論治或辨證分型論治的概念，亦未象後世針灸醫籍單獨列出每種病症的病因、病機、癥狀、選穴、刺灸法及方義項，但已描述相關內容，如「下利清谷……汗出而厥」、「熱痢下重」、「膿多無血」、「下痢脈滑或心下堅者」、「下痢後腹脹滿，身體疼痛」等屬於癥狀，「因宿食而致痢」、「有燥屎」、「外感內傷」等屬於病因，「里寒外熱」、「責在水分」、「責在血分」等屬於病機，「宜取腹上氣海、天樞及三陰交」、「宜取肺經、膀胱經穴」等屬於辨經選穴，「多灸以溫其里，再取風池、風府等穴，以通其表，則表裡兼治」等屬於方義。趙輯庵這種分類治療及其內容所涉各方面，與現代針灸治療學教材類似，已初具現代分型辨證論治的雛形。

綜上可見，作為民國早期針灸醫家，趙輯庵受西醫影響較少。針灸治療時強調辨證（症），認為辨證準確是治療的首要因素，臨證時多採摭《內經》之說，效仿仲景六經辨證；強調辨經選穴、辨性定法，用針用藥理相通；重視針刺補瀉操作手法，認為行針是對一腧穴實施手法完畢出針後才針刺另一腧穴，與現代通行進針後遲久出針的方法不同；針灸驗案記載詳明，詳細記錄患者的癥狀（包括脈象），診斷病症歸經，選穴、具體的針刺補瀉手法或灸法，或服藥，疾病轉歸，及誤治等，再現其完整的針灸診療程序及思想，可謂是現代辨證論治診療模式的雛形。

原載於《上海針灸雜誌》2012年9月第31卷第9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