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兩場社會革命與中國的未來

中國歷史數千年，真正的革命少而又少。從政治結構變化來說，只有兩場革命才具有意義，即秦始皇帝的革命和現代毛澤東的革命，因為這兩場革命造成了巨大的變化，帶來了新型的政治架構。而傳統所謂的「革命」只是「改朝換代」，換一個皇帝而已，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革命則更少了。近代之前的數千年可以說沒有發生任何有意義的社會革命。這並不難解釋，一則是因為經濟結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一直維持在農業社會的狀態，二則政府的主要功能就在於管控社會，防止社會變化。

有意義的社會革命發生在近代以來。進入近代，中國社會不斷引入新的思想，經濟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革命的發生也變得不可避免。這裡要討論的便是近代以來兩場以婦女為中心的社會革命，一場是近代以來的婦女解放運動，另一場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運動。

兩場社會運動都是以婦女為主，但性質全然不同。前一場是婦女為主體，主動地追求自身的解放和權利，而後一場婦女則是客體，變成了「革命」的對象。這兩場社會革命造成了中國人口結構的巨大變化。在世界範圍內，經驗告訴人們，人口結構的變化，是任何一個社會最為深刻的社會變化。

中國近代以來所發生的婦女解放運動，其對婦女本身和中國社會的意義怎麼也不會高估。在傳統社會，婦女說到底只是「生育」和傳宗接代的簡單工具。在整個官方正統意識形態中，婦女是沒有任何地位的，男人主要是「士」和「商」這兩個階層，在性方面具有完全的自由，但對女人實行嚴厲的管制，不僅體現在意識形態上，例如「賢妻良母」、「貞節牌坊」、「烈女」等話語的塑造，而且在社會實踐中，例如對「出軌」婦女施予幾乎「慘無人道」的懲罰。

再者，從今天的眼光來說，婦女基本上是男人的依附物，甚至「玩物」。例如，中國至少從北宋開始「裹小腳」，這完全是為了滿足男人實際的性需要或者性想像。諸多接受儒家教育的文人墨客們對「纏足」不斷進行毫無羞恥的「歌頌」。

當代儒學研究大家哥倫比亞大學狄百瑞教授說：「纏足經常被當作顯示儒學殘忍、扭曲、男權至上的惡習標誌。」不過，余英時先生似乎不贊同這種說法。余教授在其《民主、人權與儒家文化》一文中指出，這種侵犯女人人權的極端形式與儒學、佛教均毫無關係；例如理學的創立者程頤的所有後代，直到元代都忠實沿襲不纏足的家族傳統。不過，余教授這裡所舉的像程頤那樣的大儒，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呢？歷史上的儒生中，絕大多數都是犬儒和腐儒。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思想的進入，婦女本身逐漸具有了自身的認同，開始追求自己的意識，而接受西方思想的男人對女人的意識也開始了變化。這兩種變化的結合有效改變了婦女的社會角色。從一些沿海地區尤其是上海開始，婦女解放形成思潮和社會運動。這一社會運動一直發展到毛澤東時代，便到達了一個頂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出台的第一個法律便是《婚姻法》，足見毛澤東對婦女的重視。不過，到後來，中國的男女平權運動走向了極端，「婦女半邊天」演變成男性式女權運動，「同工同酬」演變成婦女也必須干男人一樣的活。這個極端也是改革開放之後，社會反彈，婦女趨向於「回歸」原位的因素之一。但不管如何，共產黨對女性的解放對婦女本身的主體思想意識的影響不可低估。

第二場革命即「計劃生育」，則是自上而下施加於婦女的革命。這場革命之所以說是社會革命，不僅僅是因為它對中國婦女這個群體所產生的影響，更是因為其對中國的人口結構和社會結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除了像「土改」那樣的消滅地主階層的社會運動，沒有任何其他社會運動能夠和「計劃生育」運動相比了。

這場革命的思想淵源自當時領導人所持的錯誤的科學觀。運動的出發點並不難理解，即為了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改善民生。自近代馬爾薩斯以來，人們對人口和一個國家的貧困之間一直有探討。馬爾薩斯認為，人類必須控制人口增長，否則難逃貧困命運。歷史上，人口增長往往用瘟疫、戰爭等方式來解決。如果人類不想用這些傳統方式，那麼必須找到控制人口的方式。

計劃生育政策徹底改變中國社會結構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1798年）受他那個時代的影響，他畢竟生活在18世紀後半期和19世紀前半期（1766年至1834年）。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距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幾乎已經兩個世紀，人類實際上已經有足夠的經驗證據證明馬爾薩斯理論的錯誤，或者已經找到了控制人口增長的有效手段。傳統社會生育率高是傳統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的結果，而不是相反；城市化、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是生育率趨低的有效手段。

今天，人們還沒有找到有效的證據，證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眾多對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但有大量的經驗證據證明人口要素對經濟增長的正面影響。不管如何，計劃生育政策至少在如下三個方面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

第一是家庭結構。歷史數千年，中國一直是「大家庭」（即「四代同堂」）結構，在「大家庭」之上又形成了宗族結構。宗族結構本身是傳統社會治理的有效單元。「計劃生育」政策有效摧毀了「大家庭」基礎。有鑒於下面討論到的「生育意願」的改變，人們也可以說，這一政策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生育文化。

第二是性別結構，即男多女少。中國傳統上就是「 男尊女卑」的國家，老百姓喜歡男性甚於女性。計劃生育政策大大加劇了這一趨勢。這一政策保證了「一對夫婦只能生一個」，但無法保證人們接受「男女都一樣」的思想。

對多數家庭來說，為了保障有一個男性小孩，如果懷的是女性，那麼往往進行流產，無論是合法還是非法途徑。這一做法儘管一直是禁止的，但直到現在都沒有辦法改變。諸多研究發現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兩性比率的大量失調。

考慮到中國的另一種文化，即女性一旦接受高等教育，就不願「下嫁」（即嫁給文化程度比自己低的男性），那麼會有更多的男性找不到配偶。有西方學者甚至認為，高達幾千萬中國男性找不到配偶，這會是中國社會動蕩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說法當然過於誇張，但並非一點道理都沒有。

第三是新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即低生育甚至不生育。在這方面，中國基本上已經步入「東亞模式」，即低生育率。「東亞模式」指的是在東亞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家庭生育意願發生很大的變化，人們的生育意願弱化，生育率急劇下降，導致普遍的老齡化社會結構。

這種模式也流行於所有發達經濟體，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而來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是教育的普及，婦女得到真正的解放，無需依靠男人而能夠得到自主的生存；而人口的流動則再進一步促使婦女從家庭和社會壓力中解放出來。

從一些現象來看，中國的情況比其他東亞經濟體更為嚴峻。儘管中國的人均國民所得遠較其他東亞經濟體低，但生育意願似乎更低。今天，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婦女的生育率要比東亞其他經濟體都要低。這裡至少有兩個因素。主觀的因素是前面所說的自近代以來塑造的婦女主體意識。低生育甚至不生育已經形成了女性的一種新生育文化。生育不再是一種文化「律令」或者必須，而僅僅是一種自主的選擇。

「一胎化」造成了女性的強勢文化，今天的男性也很難對配偶施加壓力和影響。而政府可以通過類似計劃生育那樣的政策控制人口的增長，但很難有同樣有效的政策來鼓勵人們生育。實際上，導致低生育的客觀因素，是中國低度社會政策所造成的家庭不斷趨高的經濟壓力。中國的社會政策的方方面面，遠遠低於東亞其他經濟體，這表明家庭所承受的經濟壓力也遠甚於其他社會。即使不考慮到新的生育文化，很多家庭也會因為經濟壓力而選擇少生育，甚至不生育。

無疑，人口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是經濟發展、技術停滯不前、農民起義等，都可以和人口的變化聯繫起來。這些年，中國一直在討論「人口紅利」問題，即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為了使得人口不至於對經濟發展產生致命的影響，國家也開始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主要是容許一對夫妻生育兩個。但基本上，人們很容易發現這種微小的調整的致命弱點。第一，有關部門仍然一如既往地僅僅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待生育問題，而沒有看到長期的人口危機及其人口危機所能導致的社會危機。第二，這種調整對生育不會發生很大的效用，因為低生育已經成為一種新文化，不是政府的政策所能改變的。

西方社會也在經歷低生育，但各國政府試圖通過完善社會政策來提高生育率。有效的社會政策一方面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為家庭提供正面的激勵生育的機制。在社會層面，宗教也是鼓勵人們生育的一個有效機制。有些社會比較成功，而有些不那麼成功，人口（尤其是勞動力）的減少，需要通過移民或者機器人來得到緩解。（應當指出的是，無論是移民還是機器人，都在產生另外一類的社會政治問題。）

中國今天所實行的政策不僅不能改善生育情況，而只會促成情況的繼續惡化。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追求、對社會政策的忽視、為未來一代的「徵稅」、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微調」，這些對其他方面的發展或許有一定的理性，但對生育率則是「惡化」因素。

實際上，這些因素，加上獨生子女一代及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尤其是他們所受的教育），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和制度來逆轉低生育趨勢，人們不難預測未來中國必須面臨的深刻社會危機。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