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漫筆－－關於文字獄（三）

康熙是一位雄才大略而又比較開明、寬仁的皇帝，在位61年，開創了康熙盛世，給後世留下多少頗具傳奇色彩的精彩故事。但康熙朝的文字獄故事卻並不多，61年僅發生10起文字獄案，其中還有3件是他親政以前的案件。作家李國文先生曾有一篇論及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的文章，卻是對康熙持否定態度的，他認為清朝施行黑暗文化統制，康熙是罪魁禍首，將其和朱元璋等暴君並論，舉出的例證就是庄氏史案，說康熙為了一部史書，竟屠殺了那麼多人。誠然，庄氏史案是相當慘烈的，但李先生忽略了那是康熙二年，而真正的康熙王朝是從康熙八年才開始的。

贓官吳之榮，因告發莊氏史案而從中獲得最大利益，此例一開，誣告、敲詐遂成風氣。對此，御史田六善於康熙六年上疏皇帝說：近來有一批奸民專干誣陷訛詐的勾當，在北方不說「於七賊黨」，便說「逃人」，在南方不說「通海」，便說「逆書」。他建議皇帝頒發諭旨，今後再有栽害別人者，一概「依律反坐」。康熙表示同意。此時康熙皇帝14歲，這位政治早慧的少年天子，雖然已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但仍未親政，因此誣告、敲詐之風仍未得到制止。康熙七年，又發生了一起轟動朝野的顧炎武《啟禎集》偽造案。顧炎武是明末清初江南名士，復社成員，清初參加抗清活動，失敗後雲遊四方，此時正在北京。有個叫姜元衡的退休翰林，將此前江南刁民沈天甫為敲詐而編刻的一本名為《忠節錄》的詩集，剪掉二百頁，改名為《啟禎集》，刊以崑山顧炎武之名，將顧炎武告到官府。就在顧炎武身陷官司之時，中國的歷史進入了1669年，這一年是清康熙八年，康熙16歲，他親政了。康熙八年五月，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擒捕了權臣鰲拜，四輔臣時代結束，文字獄的惡性發展之勢立即得到了控制。更令人欽佩的是，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亂爆發，天下洶洶，兵民相率背叛清廷，康熙卻能檢討以往政治之失，開始大幅度調整對漢族知識分子的政策，十二年詔命薦舉山林隱逸，十七年特開博學鴻儒科，十八年開《明史》館。他希望通過這些措施爭取海內敵視清朝的才高名重之士與他合作。蕭山毛奇齡明亡加入抗清武裝鬥爭，兵敗走山寺為沙門，後躲避緝捕，亡命山谷間，作《續哀江南賦》、《白雲樓歌》，寄託對明朝的難忘之情。康熙調整政策，毛奇齡受到感化，博鴻開科，他參加考試，名列一等，授翰林院檢討。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亂戡定，毛奇齡作《平滇頌》獻給康熙。清末章太炎批評毛奇齡「少年苦節，有古烈士風，而晚節不終，媚於旃裘」。其實，象毛奇齡這樣一大批素孚海內重望的志士政治態度發生轉變，正說明康熙新政策的成功。自康熙清除鰲拜，到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發，這四十餘年間，雖在二十一年發生過一起比較著名的朱方旦案，但對知識界似乎也並沒有什麼震動，懷柔和寬容知識分子的政策也仍在繼續貫徹之中。當時的思想界相當活躍，不少被稱道為「勝國(指明朝)遺民」的著作都陸續結集出版，康熙年間刊行的顧炎武詩文集中所謂「違礙」之處可以說觸目皆是。顧炎武記載了庄氏史案，記載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參加官修《明史》，他的「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裝』)三百舸，舸舸好紅顏」之類的詩句更是對清初滿洲貴族暴行的無情鞭撻。王夫之的民族情緒較之顧炎武更甚，他在《讀通鑒論》中說，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華夏」和「夷狄」。在他看來，「夷狄」乃「異類」，「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這簡直在公然號召漢族人起來造滿洲的反。然而在當時都未予追究。清初以來十分敏感的學術領域——歷史，經過函可《變紀》案和庄氏史案，有志於著述故明歷史的人都屏息以待，到這時感到文禁已開，又重新活躍了起來。計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成書於康熙十年,溫睿臨的《南疆逸史》成書於康熙四十年。為打消人們的顧慮，規定了十分明確的政策：「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館奉上諭，無避忌者。」由此可見，康熙的開明和寬容在清朝諸帝中真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康熙時期最著名的文字獄案，是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號南山，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中榜眼，授編修。所著《南山集》中有《與餘生書》，用南明弘光、永曆等年號；又將曾降吳三桂任翰林承旨的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中反清內容，採錄《南山集》中。康熙五十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參劾戴名世《南山集》多悖逆之語，遂遭查處。康熙五十二年結案，戴名世論斬，方孝標已死被戮屍，一子一孫被發配黑龍江。

趙申喬參劾戴名世，也是挾嫌報復。戴名世在康熙四十八年參加會試，中第一名進士，當時士林皆以為狀元非戴莫屬，但到殿試揭曉，狀元卻為趙申喬之子趙熊詔所得，戴獲第二名榜眼。趙熊詔的才名遠不及戴，當時就傳言是趙申喬做了手腳。趙申喬恐人揭發，欲箝制人口，先發制人。此案被搞得很大，牽連了很多人，甚至連太子都參預了進來。幾乎就在趙申喬參劾戴名世同時，發生了江南科考舞弊案，考生數百人抬財神直入學宮示威。江蘇巡撫張伯行疏奏考官受賄，並疏劾兩江總督噶禮「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科場案發後，「又風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伊等無事」等等。這個噶禮，可是來頭很大，他是康熙乳母的兒子，又是皇太子允礽一黨。但張伯行也非等閑之輩，他是極受康熙皇帝信任的人，被康熙皇帝褒揚為「天下第一清官」。噶禮豈能咽下這口氣，揭發張伯行與《南山集》案有關，說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的進士方苞，是張伯行的好友，但張伯行竟不差一官一役提拿；並且《南山集》刻板，由方苞收藏，蘇州書肆印行三千餘部，張伯行豈能不知，但也並不追問。太子允礽也將《南山集》中有關「悖逆」之語摘出，進呈康熙，以助噶禮。這就使《南山集》案與朋黨之爭扭絞在一起，更加複雜化了。被牽連的官員和知名人士達三、四百人，包括尚書韓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等。但康熙皇帝不想將案件擴大化，他對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心知肚明，明確表示張伯行與《南山集》案無關。此案雖然牽連甚眾，但被處死僅戴名世一人，「得旨全活者三百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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