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家園】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途徑探析：一個比較的視角

Ways to Construct the Common Spirit of Chinese Nation from a

Comparative Version

【作者簡介】柳建文 （1977－），男，甘肅蘭州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韓國首爾大學中國研究所訪問學者，主要從事民族政治學研究。

【摘要】培育民族共有精神對多民族國家具有重要的社會政治意義。它可以有效提升各民族的政治認同和國家意識，增強他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結合國外的經驗與教訓，我國應以凝聚和整合為目標，注重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充分發揮學校教育、大眾傳媒、社會團體、宗教精英的積極功能，並制定合理的文化發展戰略來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關鍵詞】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國家認同；建設措施

「在一個民族的精神發展中，總有一些思想觀念，受到人們的尊崇，成為生活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這種最高指導原則是多數人民所信奉的，能夠激勵人心，在民族的精神發展中起著主導的作用。這可以稱為民族文化的主導思想，亦可簡稱為民族精神。」這種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與文化認同、民族認同、政治認同、國家認同的關係密切而複雜，特別是多民族國家，民族共有精神在政治層面上顯得尤為重要，需要加以特別重視。通過分析國外民族精神建設的基本經驗，可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以凝聚和整合為目標構建民族精神

民族國家是在「民族」的基礎上建立的。因此，只有當人們對「民族」認同，才能對國家認同。換言之，民族認同是民族國家合法性的文化來源。在這方面，民族的共同精神是一種有效的心理粘合劑，可以在文化多元的現狀下最大限度地保持相對的統一，發揮社會整合的功能。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民族成分高達100多個。為促進民眾的凝聚力與向心力，美國歷屆政府均把培養國民的愛國精神以及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作為民族精神建設的首要目標。1987年，里根總統在「國情咨文」中特彆強調要重視培育「美國精神」，首要的一點便是愛國。1992年，美國一些行政組織與研究機構共同擬定了一份 《阿斯彭品格教育宣言》，呼籲學校傳授「責任心、可靠、關心」等核心價值觀。從一份抽樣調查結果看，大多數美國人在上小學時就形成一種「我們」的意識，絕大多數人傾向於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當一名美國人比當任何其他國家的國民更好」。通過民族共有精神的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對立和衝突，增強了民眾的國家認同感，提高了政府的動員力量。新加坡也是移民國家，「民族、文化、語言、宗教和幫派構成不僅多，而且差異大。它們分屬於不同的文化類型，不同的人種和不同的宗教系統，由此造成的價值觀念、政見和經濟利益的分歧也特別大，有不易調和的特點。加之因經濟地位不同而產生的階級差別，新加坡的社會構成就更加複雜了，所以新加坡是個極易分裂的社會。」面對現實國情，新加坡將培養公民的國家意識提高到戰略高度，認為國家意識是個人與國家在情感上的結合，國家應被內化成為自我的一部分。1988年專門成立國家意識委員會，1990年國會通過「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等五大共同價值觀。為此，政府特別提出「新加坡人」精神，在「我是新加坡人」民族精神的灌輸下，不僅使全體國民團結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命運」的旗幟下，而且有效地動員他們為新加坡的發展而奮鬥。日本民族較少，但也建立了從文部省——德育研究機構——地區教育機構——學校的一整套管理體制，執行統一的民族價值觀，並運用行政、法律力量加強民族精神建設，以提升政府整合社會力量及社會資源的能力。

我國民族眾多，文化多樣，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由於地理環境以及歷史因素，各民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並不均衡。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地區差距、民族差距和文化差異重疊在一起，成為民族分裂分子挑動民族矛盾、製造民族糾紛的口實和工具，對民族團結和政治穩定產生了消極影響。「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導致地區之間產生隔閡、摩擦,落後地區有被剝奪、被歧視的感覺。進而認為在政治、社會上都處於邊陲地帶(peripheral regions)，造成地方與中央政府之間的距離、差異與依賴(distance，difference，dependence),成為少數民族分離意識及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從經濟的角度出發，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制定並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從文化的角度出發，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其根本出發點是為了改善民生，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同時也是提高國家整合度和民族凝聚力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

二、注重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

民族精神的培育具有歷史傳承性，否定傳統，割裂歷史，民族的精神家園則無從安置。「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從國外經驗看，均注重發掘和保護民族精神文化遺產。「美國人讀歷史是把歷史事實與教會和學校中宣講的道德規範相印證……涉及的重大史實如美國最早的移民、印地安人戰士、獨立戰爭中愛國者、開國元勛、開發西部的影響人物等等，這些作品的目的是要表達某種道德觀念或渲染傳說，這些傳說有的是外國的，但它所宣揚的道德觀卻總是與美國人自己的經歷有關。」韓國重要大學中都設有從事傳統精神文化的教學研究機構。政府專門成立了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為培育民族精神提供資源保障。近年來，很多國家在傳統文化和政治體制方面也極力表現出自己的特點，維護民族利益。在語言問題上對民族性的強調是維護民族傳統的一個側面。蘇聯解體後，俄語的地位受到嚴峻挑戰，2002年，俄杜馬通過的新的國籍法，第一次將語言作為取得俄羅斯國籍的必備條件，規定申請加入俄羅斯國籍的外國公民必須掌握俄語。歐盟國家雖在一體化方面取得明顯進展，但在確定歐盟機構工作語言時，各國仍為本民族語言的地位而發生爭執。中亞五國獨立後選擇了西方政治發展道路，但在制訂大政方針時，各國都強調要從自身的歷史淵源、民族構成、宗教信仰出發，要有自己的特點，以此鞏固民族的文化根基。

從上述經驗看，不同國家文化傳統和歷史背景不同，各國民族精神建設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但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各國均十分重視傳統文化，注重對民族性的把握。在心理層面上，民族的本質不是人種而是文化，民族就是藉助共同的歷史記憶、意識形態、語言風俗等文化紐帶所規定和締造的一個文化共同體。「社會儀式、歷史文獻乃至自然景觀，似乎以『共謀』的方式來加入想像、創造和記憶國民國家的過程，努力把國民國家的客觀現實和悠久的歷史聯繫起來……」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其中「儒釋道」所凝聚和蘊涵的「家國一體，舍家為國」、「以民為本、以德治國」、「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取和去同、和而不黨」、「忠恕誠信、孝悌為本」、「參贊化育、天人合一」的思想應是培育新時代民族共有精神的歷史基點。另一方面，時代的發展變化往往對民族精神提出新的挑戰，需要不斷進行揚棄和超越。例如，日本長期以「忠」作為價值判斷的最高標準，近年來則不斷汲取西方文明價值觀進行改造，在注重集團精神的基礎上提倡個性教育，培養國人的獨立創造精神以適應現代社會的激烈競爭。因此，中華民族共有精神的培育應堅持與時俱進的原則，以推動社會進步、適應本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為目標，處理好傳統性與現代性的關係。其次，充分挖掘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現代價值，注重其與民族共同精神之融合，處理好多元與一體的關係。最後，弘揚民族精神也要兼收並蓄，處理好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係，警惕割裂歷史與脫離現實，避免全盤西化的負面效應。在這方面，蘇聯的教訓可謂是前車之鑒。

三、充分發揮教育的社會化功能

教育是傳授知識和技能的手段，也是培育精神和塑造人格的有效途徑。在美國，「學校不僅是表達美國的哲學，它也最有效地促進這種哲學的形成與傳播……孩子們在學校里嘗到的東西還不能當真作為衡量他們的性格標準，但幾乎可以肯定，這是成年人所贊成的道德體系，而經過人的堅持，這種道德體系就像憲法那樣具有權威性了。」在美國人看來，價值觀教育和美國精神的灌輸與地理、英語、數學一樣是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學校一貫堅持教導的一種思想是愛國家、愛自由。課本、文選和供青年人閱讀的歷史幾乎每一頁都講到愛國主義。」

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民意測驗會的一項多國青年動向調查顯示，分別有70%和80%的美國青年贊同「國家利益重於個人利益」和「青年不為國家儘力就意味著背叛」的觀點。韓國更重視民族精神教育的系統性、理論性和政策性，除了正規的國民倫理教育之外，在各種社會教育和考試中也有民族精神方面的內容和要求。新加坡每年都要開展一次「國家意識周」教育活動，以樹立各民族對國家的認同感。日本的學校則普遍推行「上山下鄉」、「土留學」活動，以此加深學生對國土的了解，增強他們的危機感與緊迫感。

當今國際競爭的根本在於國民素質和精神。日、韓等國後來居上，其深刻原因在於國民精神的培養。培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應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在教育中滲透民族精神。通過合理的課程設置和校外實踐活動，使青少年了解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和優秀文化，也要讓他們了解中華民族飽經滄桑、艱難曲折的奮鬥歷程，加深他們的國家責任感和民族義務感。從上述事例看，學校在全國性的公民素質教育中也佔有重要地位，且效果顯著，這方面的先進經驗值得借鑒。

四、有效利用大眾傳媒

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以其特有的方式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成為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工具。「大眾傳媒是既定工業社會秩序的文化武器，主要用來維護、建立和鞏固傳統的信仰和行為，而不是去改變、威脅或削弱它」。「媒體不僅僅傳播消息和文化，而且決定什麼消息是重要的，這樣，他們就幫助形成文化價值」。大眾傳媒可憑藉刻意的宣傳，引導公眾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已成為現代社會政治認同的主要構建方式，受到各國政府的推崇。例如，美國政府不僅在管理政策上明確規定文藝作品必須維護和宣揚自由、民主和愛國主義精神，而且在實際操作中投入巨額資金來推動對「美國精神」的宣傳，以此增強人們對美國文化、精神傳統的體驗和理解。

我國的傳媒制度實際上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黨、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發揮著傳達思想、凝聚公眾意識的重要功能。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社會經濟地位存在差異，個人獲得信息的速度並不一致，從而產生「信息差距」。近年來，這種現象在我國不同地域、不同群體之間愈加明顯，不僅直接影響到信息貧困者的價值判斷和道德素養的獲得，也阻礙了民族政治文化的內化。「嚴重貧困的群眾，根本無法獲知參加公共事務的足夠信息，對公共事務進行有效的討論，進行有效率的組織，並接觸他們的代表。」此外，個體的文化背景也在其潛意識中發揮作用，左右他們對信息的選擇和接受。一般來說，人們用自己不熟悉的語言來接受信息，速度和容量遠不及母語。中國社會的大部分知識和信息都是漢語信息，即使翻譯為少數民族語言，數量和質量均有限。但是，語言文字的功能絕不僅僅限於交流和書寫。民族認同常以語言為標識，在族際交流異常困難的情況下，民族語言的差異可能造成極大的民族偏見。而語言種類的差異，往往對政府與公眾雙方產生信息溝通障礙，從而影響到國家認同。事實上，因語言文字差異而造成民族分裂隱患的現象屢見不鮮。因此，在培育民族共同精神時需要注意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運用適合於各民族、社會階層和群體的宣傳報道方式，實現民族精神的浸潤和固化。「現今時代發生的最重要的變革不是經濟的、政治的或是工業的，而是在政府中間產生的一種創造同意的藝術。」政府應推進大眾傳媒的廉價化，對不發達地區特別是民族地區或低收入階層制定特殊扶持政策，縮小社會「信息差距」；重視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規劃與建設，為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供更多的傳導方式，傳媒也需要講究宣傳的技巧。

大眾傳媒又是一把雙刃劍，一旦被歪曲加以利用，可能對國民精神形成侵蝕和破壞。「電視削弱了政黨制度和公眾的參與；而新型傳媒:有線電視、衛星、計算機傳媒等,正在從內部和外部損害國家的凝聚力。」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這種負面效應愈加明顯。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文化滲透已經對我國民眾特別是青少年的世界觀、價值觀和道德品質產生了消極影響。對此，政府一方面需要採取措施加強監管，過濾不良信息；另一方面要加強互聯網建設，增加民族語言種類，擴大受眾範圍和影響力，把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和培育滲透到網路傳媒之中，引導民眾選擇崇高的信仰。

五、採取靈活多樣的培育方式

民族精神屬於民族意識的範疇，來源於民眾長期的社會實踐，貫穿於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因此，塑造和培育民族精神可以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途徑進行，建設手段也是豐富多彩。除了學校教育和大眾傳媒，在民族精神的建設過程中，各國都採用多樣化的形式，包括直接途徑和間接途徑、顯性方式和隱性方式。近年來，尤以隱性方式為主，以求最佳的教化效果，一些非官方組織和社團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美國舊金山的主要街道大都以華盛頓、傑佛遜等重要歷史人物命名，形成「美國主義」的宏觀情境，在無形中強化美國政治和價值觀念的影響。為使國民親身感受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巨大魅力，韓國政府從2000年開始實施儒教文化圈旅遊開發項目，計劃10年共投資18681億韓元。2006 年訪問儒教文化圈的遊客數超過兩千四百萬，社會效益顯著。而坐落於韓國安東市的國學振興院承擔著保護和繼承韓國傳統文化的使命，也是展示民族歷史記憶的紀念場館，作為一個民間機構，發揮著積極的教育和啟迪功能。除了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對民族精神進行灌輸外，各國還充分利用政治經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不失時機地對民眾進行道德宣教。9.11事件後，美國領導人在多個場合強調美利堅民族的整體精神，強化民族凝聚力以渡過危機，維護自身的民族性。韓國政府也善於利用突發事件進行民族精神教育。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席捲韓國時，政府加大了愛國主義的宣揚力度，民眾積極展開一場全民獻金運動，為韓國克服金融危機立下頭功。

「在任何複雜的社會中，個人較少直接受到社會整體的影響，而較多地不同程度地受到社會各個部分或集團的影響。」特別是「在對政治行為的影響上，接觸意見領袖比接觸正式宣傳更重要。」社團在維護其成員利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享有民間的權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成員的價值觀，如果社團能夠經常向其成員宣傳灌輸主流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引導他們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往往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國目前民族精神的培育手段較為單一，主要通過課堂授課等顯性方式進行，對象主要集中在廣大學生層面；培育主體則局限於政府宣傳部門和各級學校，方式較為直接。截至2007年底，僅在民政部門登記的全國各類民間社團組織就達21.2萬個。政府可以利用社團的權威來塑造民族精神，也可以利用社團規範民眾的道德行為。對那些代表公共利益的社團，政府要努力培育和扶持，加強指導，使之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的分擔者和協助者。民族精神也是在民眾參與社會文化活動中不斷得以培養的。在這方面，企業文化、鄉村文化、軍營文化、校園文化、廣場文化等都應是民族精神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參與各類文化活動，可以提高國民素質，弘揚民族精神。此外，我國的歷史遺址、烈士陵園、戰爭博物館、紀念碑等數量較多，但很少舉行相應的紀念活動，從而限制了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精神功效的發揮。事實上，對歷史的緬懷和紀念，可以極大地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總之，「如果社會或社會中某一特定的機構想要有意識地來塑造其年輕公民，建立各社會化機構之間的一致性是首要的促進因素。」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需要豐富培育主體和手段，將它們有機結合起來，改變目前存在的不均衡現象。

六、保持合理適度的社會動員

從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看，公民的國家意識和公共精神的形成是一個動員的過程,「這些複雜的變革構成了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有時被歸諸於社會動員，即義務承諾的中心從諸多個人轉向社團，從地方轉向國家領域。」社會動員還被用於當政者獲取民眾的支持和認同，以得到合法性。「社會動員的政治意義在於：它藉助於激勵民族主義和經濟社會的整合，而促進全國水平的認同的形成，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加強了國家共同體對其所有公民的控制。」社會動員在傳播現代意識、打破舊規範的阻礙和束縛以及塑造個體新的政治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於任何國家而言，它都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必要手段。在這方面，政府通過一系列政治、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藉助大眾傳媒的宣傳，可以有效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形成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但是，政府的動員既可喚起大眾的發展熱情，同時也會刺激他們的需求慾望，從而「在人們的期望與現實可能之間，需求的形成與需求的滿足之間，以及期望的功能與生活水平的功能之間，形成了一個差距。」這種差距極易誘發社會挫折感，導致民眾對動員的抗拒，拒絕執行政府公共政策，不認同中央政府宣導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觀，形成某種意識形態上的「地方主義」，甚至引發嚴重的政治認同危機。從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教訓看，慾望與滿足之間的差距擴大使得「人民群眾開始相信，他們的貧困並不是必然的，而且，這會以改變他們的忠誠為結束。」基於此，政府需要控制社會動員的幅度與尺度，避免過於超前的宣傳。

隨著各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不論環境如何，都存在著一些西方價值觀念對不發達國家的滲透，而且由於它們與許多傳統價值觀念形成鮮明對照，故常常引起不發達國家的緊張和騷動。」尤為重要的是，隨著先進國家所帶來的示範效應不斷增強，「而且有些活動 （如消費） 的示範效應要比其他活動 （如生產） 更為強烈」，民眾對西方式的富裕、休閑的生活方式的嚮往隨之被極大地動員起來，在社會中就會逐漸形成一種脫離國情的超前消費乃至高消費的畸形生活方式，從而侵蝕民族精神。我國目前已「躍居」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社會中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泛濫，這些現象值得警惕。有效緩解此類社會動員的負面效應，政府需要讓人們了解自己國家現代化的起點，尤其是發展的各種制約條件，使民眾充分認識到發展的艱巨性，形成樸素節儉、艱苦奮鬥的社會價值觀，避免出現社會期望值普遍過高的現象。

在現代社會，人們愈加關注政府的效率，希望政府官員具備相應的能力和道德來解決公共問題。如果政府官員不具備這些能力或其道德操守被民眾所懷疑，那麼政府的精神動員能力將被嚴重削減。近年來，我國公務人員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違法亂紀的腐敗現象時有發生，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出現了明顯下降，這些勢必影響到民族精神的建設。強化制約和監督機制，最大限度地減少權力腐敗的可乘之機，消除社會不滿情緒，努力建立一個清廉高效的政府已經成為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一項緊迫的政治任務。

除了政府，依靠精神權威的力量也可對民眾進行有效動員。精神權威既可以來自傳統，也可以源於現代社會。其中宗教的權威力量依賴於人們的傳統信仰和自覺認同，可以被用來動員人們熱愛國家，投身於國家的發展事業。例如，新教在資本主義精神形成過程中就發揮了重要的動員作用。特別在全民信教的國家，「宗教可能是唯一主要的促進和動員人民的力量」。伊斯蘭教的復興便「體現了對現代性的接受，對西方文化的摒棄，以及重新把伊斯蘭教作為現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導來信奉。」我國少數民族大多信仰宗教，很多民族是一族一教，且信仰相當專註且持久。「對一個土著藏民來說，喇嘛教信仰差不多就是他(她)的全部的生活內容和生活經歷。它甚至既是生活的支柱也是生活的目標。」

宗教精英在信教群眾內心中往往是理想人格的化身，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們能以特有的組織方式通過教義、教規等宣講,「范導」信徒的行為，對他們的價值標準、道德觀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宗教精英生存於人民之中，是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一種中介，政府藉助宗教精英在群眾中的影響力，可以使民意順利上傳，政令有效下達。依靠宗教精英可以凝聚社會心理，幫助政府進行精神動員，提高信教群眾的社會責任感和個人素質。具體而言，可以有意識地提高宗教精英的社會地位，特別是對那些樂於與政府合作的人，使之進入人大或政協，將他們納入政治體系。同時，對精英的行為也必須有所規範。對那些自恃「精英」而為所欲為，甚至違法亂紀的人，必須堅決打擊。在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過程中，政府既要尊重宗教精英的民間權威性，又要把他們的行動規範在政治體系的方向之中。

七、制定民族文化發展戰略

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由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等表現出的「硬實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識形態吸引力和國家凝聚力所體現出的「軟實力」。其中民族精神是衡量一國軟實力強弱的重要尺度。強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和民族凝聚力不僅可以促進物質力量的發展，還可以使一定的物質力量發揮更大的作用。建設文化產業，為社會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培育文化競爭力，利用文化手段來展示本國形象，宣傳自己的價值觀，擴大國家的影響力，已成為發達國家普遍採取的「軟實力戰略」。美國將文化擴張視為一項全球戰略，2003年，布希總統頒布政令成立美國文化「全球傳播辦公室」，試圖通過對外貿易、衛星傳播、網路等經濟和科技手段，擴大美國文化的影響力，消解別國的民族精神。「美國文化，無論是粗俗的還是高雅的，都強烈地向外散射，類似於羅馬帝國時代，只是更具有新奇性。羅馬和蘇聯的文化影響僅限於他們的軍事疆界。而美國的軟實力遍及一個太陽永遠不落的帝國。」面對美國的文化霸權，其他國家也開始採取有力措施保護民族文化。1996年，法國便制定法律要求全國1300多家電台每天必須播放40%的法語歌曲；各電視台每年播放法語電影不得少於40%，違者將處以罰款，並用於資助民族文化產業。此外，法國還將對外文化宣傳視為重要的外交戰略，目前已在91個國家建有151個文化中心，將其視為「軟國力」的核心機構。為增強歐洲的文化實力，法國又提出文化歐洲的構想，試圖建立歐洲文化共同體。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文化受到巨大衝擊，為振興民族文化傳統，2000年俄羅斯確定了積極的對外文化政策，開始實施「文化擴張」戰略。

在當今經濟全球化、信息革命和網路時代的大潮下，一國軟實力具有超強的擴張性和傳導性，可以超越時空，對他國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產生巨大影響。美國記者登克萊·瓊斯在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上發表的 《西方文化衝擊著東方》 一文中稱，在亞洲各地，貿易、技術和旅遊業的迅速發展已經和冷戰後形成的思想、人員和大眾文化的大量流入相結合，亞洲人的社會價值觀念正在削弱的過程中異化，這使亞洲人感到不安，但卻是西方人所希望達到的社會效果。可以預見，隨著西方國家文化擴張戰略的加緊實施，我國精神文化領域的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的鬥爭將會異常激烈，需要高度重視。針對上述挑戰，一是提升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力。近年來，中國文化年、國家年活動的舉辦，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的設立等，都是提升我國傳統文化影響力的成功實踐，需要加以鞏固和推廣。二是增強中國「發展模式」的吸引力。中國模式為後現代化國家提供了一套不同於西方的經驗，通過戰略溝通和精英溝通可以提高「中國模式」在其他後發國家的適用性，推動中國文化的傳播。三是完善對外宣傳機制。憑藉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以及數量龐大的中國僑民，可以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吸引海外人才，促進國家力量的發展。此外，在日益激烈的民族競爭中贏得主動，也不應一概拒斥他國優秀文化，避免走向狹隘的民族主義，「應該把民族的觀念當成一座橋樑，通往能夠超越民族的某種思想。只有當民族的目標比民族主義的目標更高時，民族才能達到輝煌的高度。

編輯說明：文章來源於《貴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篇幅所限，注釋從略。原文和圖片版權歸作者和原單位所有。

編 輯：余文兵 吳 鵬 賈淑鳳

編輯助理：胡煦暉彭 波